泉州宗教文化研究的奠基力作——读《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宗教文化研究的奠基力作
　　——读《泉州宗教石刻》
　　李玉昆
　　《泉州宗教石刻》 (增订本)，为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16开图版精装本。正文650页，图片975幅，封面书名仍用郑振铎先生为原著的题字。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原著收录石刻200多方，增订本把吴文良先生去世后所发现的石刻搜集完备，有些是(泉州宗教石刻》原著没有收录，也予以增录。宗教石刻数量大大增多了，宗教门类和研究范围扩大了，把泉州宗教石刻分为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8类，比原来的分类更加科学，把原来的“古婆罗门教石刻”·改为‘泉州古印度教”，也更科学，因为泉州所发现的石刻属印度教。增订本除第八部分纪功、贞节牌坊及其他外，每一部分都有附录。附录有关资料、碑刻和研究情况，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增订本对泉州宗教石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文字增加4倍多，而且增加了阿拉伯文的译文。
　　《泉州宗教石刻》是吴文良、吴幼雄父子搜集整理、研究泉州历史与海外交通史的结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不但为研究古代泉州与阿拉伯、亚洲、非洲、欧洲等国家与地区的交通史、贸易史、宗教史、文化艺术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为阿拉伯文等的辨识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泉州宗教石刻》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与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宗教史的专著，修订后的(泉州宗教石刻》是目前所见有关泉州宗教门类最齐备、资料最完整、研究水平非常高的一部学术著作。
　　《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后，国内外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主任陈梦家说：“一是从事地方考古，关于乡梓的文献遗物，以一人一手主力，孜孜不息的作此寂寞之学，这种精神是极可贵的”，“我们相信由于此书的出版，可以引起学者的注意，从而进一步的研究它。”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暝目了。”日本学者村山七郎称(泉州宗教石刻》是“极为重要的文献。”日本史学家檀一雄教授说：“《泉州宗教石刻》是有关外国人遗物最有系统、最全面的集成。”苏联科学院对吴文良先生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1958年，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世界通史)，要求中国提供100幅图片，“特别请求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转告吴先生，提供泉州宗教石刻照片十五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研究员在《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序言中指出：”这批石刻资料，是这些教门在泉州活动最忠实的历史见证。作者对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碑文，作了精辟的考证，为泉州史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泉州宗教石刻》从1957年原著出版到2005年增订本出版，前后历时48年，历尽艰难曲折。吴文良对泉州古代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石刻的调查与搜集是从1928年开始的。他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以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过着清贫的生活。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他节衣缩食，资作购买宗教石刻，又要顶着世俗的偏见，孜孜不倦地进行搜集、整理、研究。1969年先生被迫害致死，从事海外交通史研究达40年，为我国海外交通史的搜集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泉州宗教石刻》对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以大量实物资料证明古刺桐港就是今天的泉州港。
　　19世纪欧洲史坛即有关zaitau(刺桐)地名的争论，有漳州、漳州月港、杭州、扬州等说。1911年西班牙人阿耐士到泉州考察后著文认为刺桐港即泉州。1915年日本人桑原骘藏著(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确认刺桐港即泉州。1926年，陈万里和张星娘到泉州访古，张星娘著(泉州访古记)，将泉州古港保存下来的大量文物披露于世，确认“刺桐城即泉州古名。”吴文良先生著(泉州宗教石刻》以大量外来宗教石刻、九日山祈风石刻等，为刺桐港即泉州港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泉州宗教石刻》收录九日山祈风石刻，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认为，吴文良先生对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空白。
　　吴文良先生是学术界找到草庵摩尼教寺的第一人，并在《泉州宗教石刻》将这重要发现公诸于世，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何乔远《闽书)有关草庵摩尼教寺的记载是最早的文献记载。1923年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中首次引用这条资料，并论证福建摩尼教是唐会昌年间(841-846年)呼禄法师由陆路从中原传入的。随后法国学者伯希和撰(福建摩尼教遗迹)加以解释和补充。
　　1928年，厦门大学张星娘教授、陈万里教授到泉州访古时，根据何乔远(闽书)的记载，拟前往考察，“惟城外遍地土匪”，故未去成。20世纪50年代，吴文良率先考察草庵在(泉州宗教石刻》中从四方面考证它是摩尼教遗址： (1)佛教徒决不至于将”牟尼”误写为‘摩尼”； (2)释迦牟尼像多雕塑咸慈眼低垂，鼻梁高畅，双颊圆润，头有螺发，下巴无须。而摩尼造像无螺发，有两道长须垂到腹部，背后有光圈； (3)佛教石刻刻有‘南无阿弥陀佛”，摩尼教刻“清净光明”等句； (4)释迦牟尼佛诞是农历四月十九日，摩尼光佛是四月十六日。
　　英国刘南强《华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一文，引用吴文良先生的考古成果，并进一步加以说明。林悟殊(宋元时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寺院式摩尼教》考证草庵是一座佛化的摩尼教寺院。
　　《泉州宗教石刻》收录许多伊斯兰教石刻。吴文良在《泉州清净寺的建筑年代)中，根据元吴鉴(清净寺碑记》，第一个提出“泉州在元代伊斯兰教就不止一所。”后来庄为玑、陈达生在(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考证出多座清真寺的方位和创建、毁没年代。
　　(泉州宗教石刻》刊发大量居住泉州外侨的墓葬石刻，说明当时定居泉州的外国人有阿拉伯、波斯、西亚、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他们集中居住在泉州城南，吴文良提出泉州确实存在”蕃坊”，经学术界研究，证明吴文良认为泉州存在“蕃坊”的观点是正确的。
　　吴幼雄在增订本中研究范围扩大了，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高水平的研究。对中外交通史重要人物蒲寿庚家族研究，认为他们对发展中外贸易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关于元代泉州的建置，吴幼雄考证元代泉州曾八次设行省，蒲寿庚曾任行省平章政事。
　　关于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的性质，有认为是反元起义、省宪构兵、外族叛乱、波斯人企图在泉州建立伊斯法罕王国、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战争等。吴幼雄认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是元廷夺权斗争在地方的反映，赛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那只不过因自身的利益卷入其间，成了蒙古统治者夺权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
　　元代来泉州传教的安德肋所建的天主教堂遗址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吴幼雄考证认为泉州城东隅与北隅交界处的色厝尾是安德肋所建天主教堂的遗址。
　　(泉州宗教石刻》原著对草庵摩尼光佛两则题记仅抄录一部分，增订本刊布20世纪6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两组拓本照片，并抄录全文，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
　　(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的出版将推动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吴文良及其家属多次将他几十年搜集珍藏的宗教石刻等文物捐献国家，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彰。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自撰书《褒奖状坛：“吴文良先生爱护祖国文化遗产，以三十多年心力搜集的有关中外交通史料泉州石刻一百五十四方捐献国家，特予表扬。”这些珍贵的文物，奠定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基础，成为该馆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是研究泉州宗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囿于条件，有些照片不够清晰。第八部分“纪功、贞节牌坊及其他”，与前七部分体例不协调，如能改为“泉州古儒教”，这样全书八部分都是泉州宗教石刻。
　　(作者工作单位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摘自：《福建宗教》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