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福建寺观刻书业

漫话福建寺观刻书业
　　连镇标
　　大凡参观过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海内外游客，往往在盛赞该寺建筑之辉煌、历史之悠久的同时，亦对其自行刊售、装帧古朴的线装经书惊叹不已。
　　在铅字印刷已成为历史、电脑排版印书新技术风靡全球的今天，福州鼓山涌泉寺仍以其雕版印刷各种佛教典籍及其方志，这在中外印刷界洵属罕见。它无疑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与莫大兴趣。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福州地区乃至福建全省寺观古代刻书状况作一番介绍。
　　三部大藏 中华瑰宝
　　福州寺观刻书，始于北宋。众所周知，赵宋王朝建立伊始，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笼络人心，竭力扶植佛、道教，在全国各地大建佛寺、道观，一时间僧尼、道士数量猛增。福建也不例外，据统计，有宋一代，福建新建寺院1493座，单福州府就新建550座，庆历中(1041-1048年)已拥有寺庙1625座，居全国之冠。天禧五年(1021年)，福建路僧尼多达71080人，占全国总数的1／6强，亦为诸路之首。为了满足全国僧尼道士诵习经典的需要，宋王朝把刊行佛、道藏作为国家大事来抓。僻在东南海隅的福建寺观的广大僧尼道士受到政府行为的感召，凭借本省优越的刻书条件，广募善缘，率先掀起雕刻(大藏经》的热潮。福州东禅寺等寺院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发起募捐，雕刻佛教(大藏经》，迄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刊竣，历时23年。主持其事者为该寺和尚；中真、慧荣、智华、智贤、咸晖、普明、达杲等。全藏~6434卷，580函(一说595函)o是藏于竣工的当年即进呈朝廷，旨在“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国泰民安”，故称(崇宁万寿大藏)o东禅寺开启了我国民间集资雕刻汉文大藏经之先河。同在福州地区的另一寺院——开元寺紧随其后，亦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开雕{大藏经)，经过该寺和尚本明、行崇、了一、元忠、仟证、本悟、陆超、惟仲、必强等长期不懈的努力，与地方名土蔡俊臣、陈询、刘渐、陈靖、冯楫、颜徽等以及南渡士大夫周邦宪等的襄助，迄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左右基本刊成。全藏凡6117卷，567函，世称“毗卢大藏”。
　　在福州同一地方先后由两个寺院各自独立刊刻了卷帙浩大、内容繁富的佛教大藏经，这在中外印刷史上都是奇迹。 (崇宁万寿大藏) (毗卢大藏)，这两部中国刻书史上最早由寺院集资印造的汉文大藏经，不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虽因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两部佛教大藏经迄今已残缺不全，但它们仍是中华文明的见证。
　　在福州东禅寺、开元寺竞相刊刻佛教《大藏经》的同时，一场雕造道教大藏的浩大工程亦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主其事者为福州天宁万寿观与福州知府黄裳。黄裳乃奉宋徽宗之旨行事。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在崇宁、政和年间曾两度下诏搜访道家遗书，并先后命道土就书艺局、设经局校定大藏，讫则送往福州天宁万寿观，令时任福州知府的黄裳监雕。万寿观遂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开雕，迄政和八年(1118年)竣工。全藏凡5481卷，540函。是藏雕镂完毕，黄裳即呈经板于京师东京(今开封)，世称《政和万寿道藏久这是中国第一部雕刻的道教总集。然这部中国最早刊刻的道教大藏，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屡遭厄运，至今它已荡然无存。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项重大损失。然福建道观为弘扬、传播道教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所立下的巨大功勋，却是永存不灭的。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期，福州道教中人与道观为了宣扬白玉蟾(闽清籍)新倡立的金丹派南宗，因地制宜，利用福州成熟的雕印技术，刊行了白氏南宗道教的系列经书。正是由于以彭耜为首的福州道教中人的努力，尤其是把白玉蟾生平言论、著作编辑成集，适时雕梓发行，才使得白氏南宗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乃至道术上臻于完善，从而成为盛行南方、影响全国的重要道教派别。
　　薪火相传鼓山殿后
　　八元后，福州寺观刻书的势头不如两宋时期之强劲；然它点燃的刻书之火，已向八闽各地寺观蔓延开去，呈燎原之态势。不论是僻处闽北山区的庙宇，还是位居闽南闹市的寺院，都把刊刻经书作为不朽之盛事来抓。如，元仁宗延祜二年(1315年)，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后山报恩万寿堂和尚广募众缘，雕印(毗卢大藏)中的四大部经，其中(大宝积经)120卷，现存2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是为国宝。元惠宗至F．-十三年(1363年)，建阳高仰大觉妙智禅寺雕刻(四家录)2卷，四家者：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临济义玄，皆我国禅学宗师。而元代福建寺观雕印经书规模最大，成就最巨，则非泉州水陆寺莫属。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福建道泉州路在城护国水陆禅寺以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板为底板，印造毗卢法宝大藏经文。发起此事的，乃该寺和尚怀仁、希穆、法崇、妙惠、妙恩、慈德等。他们鉴于福州版经过近200年的磨砺，已残损不堪，于是募众集资，对原版重刻补版，用了5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毗卢大藏)6000多卷的雕印大工程。然古文献失载，以至泉州水陆寺如此宏大的刻经盛举，在以往出版的各种中国印刷史、出版史都未提及，近年谢水顺先生经过实地考察，才把泉州水陆寺刻印过(毗卢大藏)的史实公之于世。
　　入明迄清，福建寺观的刻书业再次大放异彩，为世瞩目。如，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因唐禅学宗师黄檗希运曾在此出家而名显，富于藏书(明万历年间神宗曾敕赐藏经672函)，建有藏经阁，且拥有大量佛经版，筑有印刷楼，常年印书，以供众披读。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仅明末清初，该寺就刊刻了(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等经书24种。此外，闽北邵武南源寺释自得也分别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咸丰八年(1858年)，精心雕镂了3种佛经。前者刊刻了(瑜伽出观蒙山施食)(佛说盂兰经)，后者刊刻了(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L道教中人也不甘落后，侯官(今闽侯)凌霄宫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刊刻了(南斗凌霄道君闾山杨真人救产真经)，流通于世。
　　而福州寺观从明迄近代乃至今漫长的四五百年中，不辍雕镂、印刷经书，堪称中外奇观。较著者有福州怡山长庆寺(今西禅寺)，从明至近代刊刻近50种经书及寺志，流布全国。更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后来者居上，从明迄近代刻经350余种，一跃成为闽省寺观刻书之冠。据考证，该寺刻经肇始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入清之后，尤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始，由精通佛学的道霈禅师主持院务，经过他数十年的惨淡经营，迄康熙年间涌泉寺的刻经事业空前兴盛。“所刊佛经数量之多，雕印之精，一时称雄海内，独步禅林” (谢水顺(福建古代刻书))。是时该寺辟有专事刻书的永通斋，并拥有丰富的书源。鼓山历代主持及僧徒中，都有德行高尚、学识淹通的大师，他们生前身后都留下佳篇杰作，有的还被收入(四库全书L如，清初鼓山住持元贤所撰(鼓山志)，凡12卷，乃海内外著名的山志与寺志。时任主持道霈以身作则，自著(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纂要)凡120卷。既有充足的书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寺刻书业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涌泉寺刻书范围极为广泛，既有汉文佛家经典，又有中土佛教诸祖语录，更有鼓山本寺历代祖师遗著。是时该寺刻本精湛绝伦，堪与唐宋媲美，这与道霈禅师的努力分不开。他身先士卒，亲手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书写上版，用石板雕刻，写刻俱精，可称佳椠。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道霈禅师圆寂之后，迄咸丰年间(1851-1861年)，鼓山涌泉寺的刻书势头有所衰减。然同治元年(1862年)之后，鼓山刻书业又勃发生机，重新发展，历光绪、宣统入民国而不衰(直至今天仍在印书)。是时该寺刻本从内容到体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更加世俗化、通俗化了。主要表现在：1．内容上，从早先刊刻佛典、佛家诸祖语录为主，转为印刷广大信徒所需的忏悔文为主；2．体裁上，大胆采用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宝卷”形式。其语言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故宝卷在一般信徒中拥有广大的读者。时至今日，鼓山涌泉寺刊售最多的仍是{目连救母)之类的宝卷及(鼓山志L这两类书最能体现鼓山刻书的特色，其版本价值与学术价值已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
　　值得称赞的是，鼓山涌泉寺历代住持、僧徒都视经板为至宝，极为珍惜，精心呵护，注意修补，故虽历经朝代更迭，兵燹水火，迄今为止其所藏佛经、佛像雕板大部分仍完好无损。据载，20世纪70年初，该寺曾对所贮佛经、佛像雕板进行全面清理，经核实，现在还存有11375片经板。对于个别残损的经板，该寺则不惜工本，雇人予以修补。笔者2006年到鼓山，曾目睹刻工专心致志修复经板的情景。正由于涌泉寺僧保护得当，这一万多片饱经风霜的经板今天仍能用以印书，流播海内外，为鼓山赢得“中国的第一法窟’的美誉。
　　淀播文化 功德无量
　　纵观福建寺观刻书，其对推动中国宗教的发展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八闽各地寺观的广大僧尼道士为流播佛、道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具体地说：
　　一是推动了全国雕刻宗教经典的热潮。福州东禅寺、开元寺率先通过广募善缘、民间集资的方式雕刻佛教《大藏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各地寺院闻风而动，纷纷募捐雕刻《大藏经》。在有宋400多年间，全国就雕刻了6部佛教《大藏经》和1部道教总集，这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空前绝后，福州寺观榜样的力量不可谓不大。
　　二是推动了福建刻书业乃至全国刻书业的发展。众所周知，自宋迄清初，福建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其刻书种类与数量均为全国之冠。而福建寺观刻书，则是闽刻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宋时，福建刻书中心有二：一为闽北建阳，一为福州，前者以坊刻为主，后者则以寺观刻经为主。福州寺观成功地雕刻了三部举世闻名的大藏经，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闽官刻并加速了福建乃至全国刻书业的发展。入清后，福建刻书业呈衰竭之势，而福州鼓山涌泉寺却异军突起，掀起刻经高潮，数百年如一日不懈印书，以供流播。时至今日，它已成了中国雕版印刷的活见证。同时，福建寺观刻书在装帧诸方面也大胆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从而在技术层面上为全国刻书业提供了极其有益的经验。如，在装订方式上，福州东禅寺雕印(崇宁万寿大藏)，率先把藏经由卷子改为梵荚，开我国汉文佛经经折装之先河。嗣后，(毗卢大藏) (思溪圆觉藏) (资福藏){碛砂藏)乃至后代印本藏经无一例外，都采用了经折装。在落款上，(崇宁万寿大藏) (毗卢大藏)二藏在卷首末题识上都详细交代刊刻缘由，并署有发起人、负责者、刻工的姓名以及印工的印记，(毗卢大藏)甚至在其纸背上也捺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大方印，以示对读者的负责，亦为后人鉴定版本提供依据，因而被当今版本学家称为‘：宋刻宋印的大好证据”。正由于福建寺观刻书不为射利计，专在精雕细刻上下功夫，故其刻本的科技含金量高，堪称印本藏经的佳椠，洵为闽本的范本，即便对于今天的出版界来说，也不无启迪的意义。
　　三是推动了中国宗教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福建寺观自其刻书伊始，就把流播宗教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宗旨。故宋时福州三大藏刊竣，即进呈朝廷，以颁发天下各地寺观。宋后迄清、民国，八闽各地寺观印造了大量经书，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都市乡村，以供人们诵习。据何绵山调查，时至今日，全国主要，佛经流通处”仅两处，莆田广化寺就占一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此外，福州鼓山涌泉寺自清迄今所印造的大量宝卷，不仅使佛教知识得以普及，而且它作为讲唱文学的一种，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民间通俗文学向纵深发展，其功不可没也。
　　顺便一提的是，福州鼓山涌泉寺清初所刊{鼓山志) (除了元贤所撰，黄任于乾隆间又修撰)，西禅寺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所刊沈涵编{西禅长庆寺志)，东禅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所刊陈祚康编{九峰志)，它们虽为山志、寺志，然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庶几有助于人们了解福州的风土人情，无疑是研究地方史极有价值的资料，且对推动福建乡土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是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福州寺观自宋代成功刊刻了三部大藏经之后，极大提高了其社会地位，福州俨然成了海内外景仰的佛、道教圣地，前来谒拜、取经的中外信徒络绎不绝。如此一来，福州寺观的刻本不仅在国内广泛流播，而且也迅速流传到海外各国，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天使”。据王荣国先生撰文介绍，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日僧庆政上人来福建泉州，返国时携去福州雕造的《大藏经入元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镰仓净妙寺太平妙准之徒安禅人持黄金百镒来中国，购回福州版(大藏经L如今珍藏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的福州藏，据专家考证，多是在日本平安至镰仓时代(约1160-1270年)从福州传入的{崇宁万寿大藏)与{毗卢大藏》的混合藏。它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我国现存的福州版藏经却已寥寥无几，福州开元寺提润法师对此痛心疾首，遂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发愿从域外迎回久佚的《大藏经》。法师慷慨解囊，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协助下，终于在90年初开启了影印藏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全部原版福州大藏经的浩大工程。福州藏返归本土，既能推动中国宗教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能藉以推动中日文化的交流，是件利教利国的大善事，功德无限量。而福州鼓山涌泉寺刻书虽晚于东禅诸寺观，然其所刻经书皆称佳椠精版。1925年，弘一法师把道霈禅师自著自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纂要)十数部赠予扶桑诸寺，“彼邦人士获斯秘宝，欢喜忭跃，遂为摄影镂版，载诸报章，布播遐迩” (弘一(福州鼓山庋藏经板目录序))。嗣后，日本友人莅临鼓山，经过仔细的考察，对这座“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敬仰之至，誉之为“中国的第一法窟”。从此鼓山之声名日隆，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亦日见昌盛。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福建宗教》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