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思想探微

朱子理学思想探微
　　一、理学源流追濂洛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立。朱熹被称作南宋大儒、理学家，当然是属于儒家无疑了。但是朱熹早期并不纯粹信奉儒教，我们在下一个章节将讲到。那么，又称朱熹为理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理学。
　　理学就是对儒学的发展，是相对先秦儒学而言的新儒学。中国儒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以程朱等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和以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广义的理学，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我们这里所说的理学，指狭义的理学，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也称道学。讲宋明理学会频频出现“道学”两个字，指的就是传承儒家道统的理学；不是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也不是指创立于东汉的宗教——道教，需要加以区别。程朱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多方吸收了道家、释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二是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三是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程朱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建立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各有建树，经过程颢、程颐的传扬，至朱熹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较完备的理学体系。
　　周敦颐生于1017年，逝世于1073年。是我国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周敦颐是湖南人，先后在南安、南昌、广东为官，后退居江西。建书堂于庐山脚下，因堂前有一溪，就用家乡的名字濂溪命名，又将其书堂取名为濂溪书院，并自号“濂溪先生”，设堂讲学，收徒育人。因他一生酷爱莲花，便在书院内建造了一座爱莲堂，堂前凿一池，名“莲池”，以莲之高洁，寄托自己毕生的心志。先生讲学研读之余，常漫步赏莲于堂前。后造就一篇《爱莲说》，其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千古绝唱，至今仍脍炙人口。今天，许多人还是通过《爱莲说》这不朽的名篇认识了周敦颐。
　　说到中国理学，接下来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史称“二程”的程颢、程颐两兄弟。二程早年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创立的学派后世习惯称为“洛学”。 程颢出生于1032年，比弟弟程颐大一岁，他只活到53岁就去世了。程颢，世称明道先生，以他为主开创的学派，由陆九渊发扬，明代王守仁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陆王心学。王守仁就是王阳明，浙江人，蒋介石对其十分崇敬，台湾还有一座山被命名为阳明山。程颐的命比他哥哥长得多了，活到了74岁，他对兄弟俩共同创立的学派再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又有了很大的突破。程颐，世称伊川先生，他与哥哥程颢共同创立的理学，由杨时带入福建，朱熹完成，即闽学，史称程朱学派，或程朱理学。在朱熹和陆九渊的时代，两个学派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争论的主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创制的。
　　我们知道，朱熹出生于南宋建炎四年即1130年，逝世于庆元六年即1200年。而程颐的生活年代是1033—1107年，也就是说程颐去世之后二十三年，朱熹才姗姗来到这个世界。那么，程朱理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传承脉络又是怎样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出与朱熹并称为“闽学四贤”或“闽北四贤”的另外三位人物，那就是将乐的杨时、沙县的罗从彦和南平的李侗。
　　杨时比程颐小二十岁，生于1053年，逝于1135年，号龟山先生。杨时从小聪慧，四岁开始读诗书，八岁就会吟诗作文，人称神童。
　　杨时在23岁时即1076年考中进士。他多次辞官不受，五年后他专门投在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杨时与游酢、谢良佐鼎足而三，成为程门高第。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颢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四年后，程颢去世。
　　杨时40多岁时，对理学已有相当的造诣，他仍然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又拜在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一天，杨时与游酢一同去向程颐请教学问，不巧赶上程颐午后休息，为了不惊扰老师，他俩静立门外等候。程颐醒来，才发现门外大雪纷飞，杨时与游酢已成了雪人，脚下积雪尺余。“程门立雪”由此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二程的真谛。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的观点认为，龟山的学问近于明道而远于伊川，也就是说杨时是本着程颢的思路治学。杨时学成后回到福建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从此，有了闽学之称，揭开了理学南传、进入福建的序幕。
　　罗从彦比杨时小十九岁，生于1072年，却和他的老师杨时于1135年同年去世。他的先祖原居江西南昌，后移居沙县。南昌旧属豫章郡，所以称罗从彦为豫章先生。罗从彦自幼刻苦好学，后师从闽学创始人杨时，杨时认为门下众多弟子中“唯从彦可与言道”。
　　南平李侗，学者称之为李延平，他比罗从彦小21岁，生于1093年，逝于1163年。大约在23岁前后，他与朱熹的父亲朱松是罗从彦的门下弟子。李侗再传朱熹，这样，二程理学经历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代师承，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即朱子学，或者称之为程朱理学。
　　二、出入佛老终归儒
　　二程理学经历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代师承，终于建立了程朱理学庞大架构，康熙称赞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
　　但是，朱熹早年不是单纯崇儒，他的思想中有强烈的佛老成分，拜李侗为师已经是三十岁以后的事情。朱熹在青年时期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这里有必要对朱熹的身世作简单的交代。
　　朱熹的祖先是徽州婺源人。北宋末年，他的父亲朱松因做官到福建政和，后又来尤溪担任县尉。当时金兵入侵，朝廷被迫南迁，贼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安，朱松任满后归程也因此受阻，就寄居在郑安道的城南别墅，即后来宋理宗赐名的南溪书院，开馆授徒，做了私塾先生。朱熹就诞生在南溪书院。
　　朱熹禀赋聪明，自幼持重，能言善辩。朱松指天对膝上稚儿朱熹说：“这是天。”他就追问：“天之上是什么？”朱松对儿子的超常智能感到惊奇，就向他传授《孝经》，朱熹读完一遍合上书，在封面上很庄重地写下一行字：“不如此不是人。”他常常来到南溪书院前的青印溪沙洲游玩，远远看着一群同龄的儿童在嬉戏，他独自端坐一旁，以手划沙，原来他画的是八卦图形。这些不是传说，在朱子门人黄干撰写的《文公行状》和《宋史》中都有记载。
　　朱熹七岁时随父亲迁居建瓯。十四岁那年，朱熹父亲朱松病故。朱松临终前把家小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刘子羽便将五夫府第旁的别院让给朱熹和其母亲祝夫人居住。朱松在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诀别时，对朱熹说：“这三人是我的好朋友，学有渊源，一直被我敬重，我死后，你要把他们当作父亲一样尊重，听从他们的教诲。”朱熹遵照遗训，拜在三位先生的门下。这三人就是史称的武夷三先生。后来，刘勉之还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刘勉之，学者称白水先生，刘子翚，学者称屏山先生。没几年二刘相继亡故，所以朱熹的学业主要得益于胡宪，也就是胡籍溪先生。
　　武夷三先生都喜欢佛学。《朱子大传》作者束景南教授认为，白水、屏山二人均与宗杲有莫大的牵连。绍兴初年，宗杲入闽，同二刘关系密切。宗杲的《大慧语录》中收录的《刘子翚像赞》，称屏山“财色功名，一刀两断。立地成佛，须是这汉。”束景南以为屏山为朱熹取字“元晦”与宗杲字“昙晦”有关。朱熹的家庭氛围也充满着佛道气，他父亲继承家风，耽于佛老，喜与方外高人交往，说禅论法。这对于喜欢思考的少年朱熹，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朱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佛道兴盛的时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正在进行，知识分子心理结构的深层形成了浓厚的佛道文化因子。就连洛学的创始人，“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的程颢，也“出入佛老几十年”。
　　朱熹自己也说：“某十五、六岁时，亦尝留心于禅。”这是《朱子语类》中的原文。又据嘉庆版《崇安县志》记载，朱熹当时与崇安禅宗僧侣道谦、园悟来往极为密切，且向道谦请教过“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的问题。刘屏山某次打开朱熹的书箱，发现其中只有一本宗杲的语录。甚至，朱熹赴临安应试时，还是怀揣一本佛家的《大慧语录》。小船经过桐庐名刹时，他吟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江湖此去随沤鸟，粥饭何时共木鱼?”一名世俗举子，竟然想当和尚,念念不忘做着“粥饭何时共木鱼”的世外禅梦，如果不是这年朱熹金榜题名，他也许真的要在僧房中了却一生吧。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朱熹这年春风得意，竟与他学习《大慧语录》有关，因为他在答卷中援用了禅说，标奇立异，大受考官赏识，成为他登进士第的主要原因。这年，朱熹19岁。仕途的成功，临安都城的禅风，使朱熹对佛学的兴致大增，他开始远游访禅，狂热读书，然后进入了他精神漂泊的牧斋时期。三年后，朱熹赴任同安主簿。大约在这一年前后，朱熹的出入佛老达到了顶峰，整整一年他都沉浸在佛经道书中。朱熹后来写了一篇《牧斋记》，对三年的谦谦自牧进行了总结。
　　然而，朱熹的反思觉醒是漫长的，他对于佛老天国表现出特别的迷恋难舍，他的内心必得经历一番佛教和儒教的长久思想交战，才能使他的儒家灵魂超越佛老灵魂，而从佛老天国回到儒教人间。历史上的泉州被称为“泉南佛国”，朱熹曾题诗：“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说明了朱熹对佛教仍保持着兴趣。朱熹登上通玄峰峰顶，把德韶国师的著名偈颂“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前后两句颠倒过来，在通玄庵墙壁上题了一偈：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更加突出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宗旨，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朱熹在泉南佛国沉迷佛老的同时，又面对南宋社会现实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这段时间的反思充满着他在朦胧觉醒之前儒家自我与佛老自我两个灵魂的最后搏斗，结果是他怀疑佛老的一面与日俱增。
　　在同安任上，朱熹进一步理解儒学中“理一分殊”的道理。同安的四年里，正风俗、兴教化，政绩卓著，验证了“理学”对巩固封建制度的功用，因此“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
　　朱熹在二十四岁时，徒步百余里，第一次往南平拜见他父亲的同学李侗。年轻的朱熹对佛学侃侃而谈，李侗未置可否，只是让朱熹去圣人经典中求义理，并循循善诱对朱熹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关于“理一分殊”，我们在下一章节将详细分析。朱熹在同安政事之余，再三思量，渐渐体会到李侗学问的正确。朱熹从同安回归闽北之后，把书斋“牧斋”改名为“困学”，标志着他在逃禅归儒历程上的一再彷徨动摇得到了初步克服。朱熹后来又多次拜见李侗，特别是二十九岁那年，向李侗进行详细求教，就“理一分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更加坚定了对“理一分殊”学说的信念。朱熹在三十一时才正式称弟子，投在李侗门下，朝夕受教。
　　三、中和新说定宗旨
　　朱熹聆听李侗阐述“理一分殊”，犹如一记闷棍把他打醒。那么，什么是理一分殊呢？朱熹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而这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简单的理解，理一分殊就是讨论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就是一理摄万理，好像一轮月亮之散而表现为映在江河湖海之万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万理归于一理，就如映在江河湖海的万月之本乃是天上那一轮月亮。从一个太极散而为物物之各具一个太极，又由物物之各有一太极归本于一个太极之理。朱熹按照李侗的指教，静心体认天理，觉得儒家之学“即事即理，无幽无穷”。 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认为，朱熹建立的“理一分殊”学说，论证事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比较完整地阐发了朱熹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朱熹经历了一次他自称为“尽废所学”的自我否认，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升华，眼前呈现出一片豁然开朗的新世界。大家所熟悉的朱熹著名的《观书有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朱熹这一重要的思想转变，在《延平问答》这篇闪烁着理学智慧的文章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在朱熹之前，理学在福建还没有较完备的架构，朱熹受学李侗，成为二程理学的第四代传人，代表孔孟道统的二程理学，实现了由中原到福建的历史性南传，并且牢牢地扎下了根。
　　隆兴一年，刚即位的孝宗皇帝赵眘下诏，希望臣子上书直言国事，朱熹便诚恳上奏，首先劝孝宗格物致知，明事理之变，正心诚意，以应天下的事情。其次认为金人是中国的世仇，反对与金人议和。再次是强调地方吏治关系到民生的休戚，要求孝宗注意用人。第二年，孝宗召见他，他重提前面的意见，得到孝宗的认可。但是当时先后的宰相汤思退、洪迈等却主张议和，朱熹的理想便无从实现。正因为此，朝廷几次召他为官，他都极力推辞，不肯就职。这一年正月，朱熹71岁高龄的恩师李侗去世，他亲往南平吊唁。年末，以他的书斋命名的《困学恐闻》一书编成。这期间他一共家居十多年，专心研究学问，教授弟子，和四方学者讨论心得。
　　当时和朱熹交游论学的主要人物有张南轩（栻）、吕东莱（祖谦）和陆象山（九渊）。
　　这期间比较重要的论学活动是朱熹三十八岁时，即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前往湖南潭州（长沙）探访张栻，对“中和”的看法进行讨论。回闽后，又写了四封信与张栻探讨中和学说，信中的观点，后来都被朱熹自己给推翻了。到了四十岁时，朱熹对中和学说有了一个确定的讲法，又写了三封信给张栻及湖南学者。朱熹对中和问题前后两种讲法，学术界便称为朱子的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 “中和”问题，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朱熹主“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在新说中，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在修养方法上，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察识于已发”。朱熹的中和新说主张先涵养后省察，而在涵养时不只是净静的涵养身心，而是同时兴明理，能明理，涵养才会有效果。到事物来时，才可以察识。所以持敬穷理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持敬涵养，心便不贞定，亦不能明理，不穷理，涵养亦无功效。朱熹说：“为学要知得分晓。”又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理不明，无论怎样持守也是空。”朱熹认为要先明理才能涵养，而明理的工夫在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朱子著名的哲学思想。朱熹认为，只有通过格物工夫，才会对太极之理、对天理能有所了解。格，是至的意思；物，即是事物。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把握理的极处。必须对天下之物作仔细的格，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累久了，才会豁然贯通，明白天理。
　　正是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这时候是朱熹学问方向决定的时刻，他前后几年苦苦参究的中和问题，到了四十岁他的《中和新说》一书写成，他的学问见解才告决定。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朱熹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段时间主要的论学朋友是张栻。影响朱熹中和新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吕大临（即吕与叔）。在程门诸子的《中庸》诠(quán)释(shì)中，朱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吕氏的影响。但是，朱熹同时对吕氏的《中庸》诠释也有所批评，特别是吕氏在诠释《中庸》文本过程中所阐发出来的工夫理论，即吕氏所谓的“求中”之说，则深表不满。朱熹注经，一是要做到最大程度上与经典文本保持一致，这可认为是“学”的层面；同时又要透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一个能够安顿人生、指导实践的义理系统，这可以认为是“道”的层面。朱熹受吕氏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前者。但对朱熹来说，经典诠释决不能与其总体上的义理系统相违背，只要是与“道”这一层面相冲突的，朱熹就坚决予以清算。
　　很显然，朱熹的说法不同同于孔子、孟子的义理，也不同于周敦颐、张载。朱熹顺着程颐的思想加以落实，加以完成，而成为一套和先秦及北宋各派儒家不同的理论系统。
　　虽然说朱熹是闽学的第四代传人，但他不照搬闽学鼻祖杨时按程颢的思想做学问，也不同于他的业师李侗，而是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正因为朱熹不屈的探索精神，注定他要在不停地与各派学者的论辩中度过一生。
　　四、论辩之中建体系
　　乾道五年，差不多在朱熹的《中和新说》写成不久，朱熹的母亲祝孺人去世，他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的寒泉坞，并在墓旁建筑寒泉精舍为他母亲守墓。第二年，《家礼》初稿编成。守孝期满后迁往云谷，又建晦庵草堂。一代大儒遁迹山林，吸纳天地山川之灵气，辛劳笔耕，潜心著述。像这样的清苦生活几乎伴随朱熹的一生。
　　朱熹为母亲守孝期满后，在他四十二岁那年即乾道七年回尤溪与他的好友石子重县令商讨修葺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的办公楼，并题写了“韦斋旧治”。这期间，与石子重对《中庸》的不同解读进行了全面的交流。朱熹在平生学问大旨和中和新说确立后，他同湖湘派的分歧就全面暴露。乾道五年以后他是在清算湖湘派的论战中发展着自己的理学体系，建立自己上承周张二程道统的学派。这场论战从乾道六年开始，先后形成讨论性说、仁说和心说的三个高峰，到了淳熙元年历时五年之久，余波才渐渐沉寂下来。先后参加这场辩论的包括三种人：一是张栻、吕祖谦、蔡元定，朱熹同他们主要是进行平等的学问交流；二是湖湘学者彪居正、吴翌、胡实、胡大原等等，这些人是胡氏入门弟子和家学传人，代表了湖湘派的思想，成为朱熹论战和批评的主要对象；三是朱熹的道友与弟子何叔京、石子重、林用中、范念德等，朱熹主要是争取引导他们到自己的理学阵营中来。与湖湘学者的论战，以《论性答稿》、《仁说》、《观心说》三部著作分别标志性说的建立、仁说的建立和心说的建立，成为这场论战的里程碑，经过这场论战，朱熹的理学体系大体框架全面建立。在这场论战之前，湖湘派是一个足以与东南闽学鼎足抗衡的一大学派，经过这场论战，特别是学派领袖张栻自己倒帜反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湖湘派走向衰落。后来，陈傅良一进入湖湘便尽收湘中弟子，这一显赫一时的学派很快从理学舞台销声匿迹了。
　　此后，朱熹与张栻共同关注的目标，转向了江西高举心学旗帜的陆九渊即陆象山先生。
　　淳熙二年，朱熹四十六岁，他与湖湘学者论战取得胜利不久，热情尚未消退，浙江学者吕祖谦来访，在寒泉精舍相聚半个月，整理编辑理学鼻祖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论著十四篇，命名为《近思录》。吕祖谦回去时，朱熹送到信州即今天的铅山鹅湖寺；江西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和清江刘清之等前来与朱吕会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这场学术史上的辩论，主持人是吕祖谦，目的是要讨论学术异同。会面的前些天，陆九渊（象山）的哥哥陆九龄（复斋）认为，他们兄弟之间的意见首先要取得一致，不然又怎能希望在鹅湖和朱熹讨论时，能取得一个大家赞同的结论呢？于是，兄弟间事先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辩论，热身赛的结果是陆九龄认为陆九渊的说法是对的，便在第二天作了一首阐述理学观点的诗，大意是说：人自小便有爱亲的心，稍长大，便知尊敬长辈，这是人天生固有的本心，而古圣相传的，也只是传这心。在赴鹅湖的途中，陆九渊也作了一首诗和答。陆九渊诗的大意是说：人见到废墟、坟墓便会起悲哀之心，见到宗庙，便生钦敬之心。这兴哀兴敬的心，是不需要经过学习而自然有的，这便是自古以来人人共有的永不磨灭的本心。
　　陆氏兄弟的两首诗都非常精妙，很清楚地表示出儒家内圣学的纲领。他们是本着孟子所说的本心善性的义理而说的，肯定人的本心便是理，即道德法则，同时也是天道。而本心人人都有，只要肯求同本心，本心便马上呈现。本心一旦呈现，才有真正的道德实践。而天道的生生不已，宇宙的无穷无尽，都是这本心所呈露出来的意义。
　　陆氏兄弟到鹅湖后，吕祖谦问陆九龄近来的心得，陆九龄便念了上面那首诗，朱熹便进行了反驳。陆九渊说，他写了一首和诗，于是也念了出来。陆九渊的说法，朱熹当然也不同意，所以他在听完陆九渊的诗时，露出很不以为然的神态。鹅湖之会前几天就“如何教人”、“要不要读书”等问题引起争论。后来五六天对一些具体的经学和理学问题的切磋还是有相同的意见，比如陆九渊以天理人欲说《易》，用私欲消损、天理澄益的克己复礼之说解说“复卦”，从而把八卦体系与传统儒家的修养学说相联系，得到了朱熹的赞同。在融合的气氛中双方还相互介绍门下弟子，会后他们都表示要考虑对方观点，克服一己之见。但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存在的巨大差异，始终无法弥合。直到双方分手，调和学术异同的目的终于不能达到。
　　依朱熹看来，陆九渊的说法太疏阔，不读书，不格物，又何能明理呢？朱熹所要格物而穷究的理，不是科学性的自然物理，而是哲学性的综摄一切的根本原理。朱熹所要格的，是大头脑，是一，是太极，这是物的所以然的理，而这所以然，是超越的所以然，而不是现实的、经验的所以然。这个理不是事物本身形构的理，而是超越的，不能被人看到、感触到的天理、太极。
　　鹅湖之会后，朱熹急于做的事不是与陆九渊争较是非，而是同吕祖谦、张栻在经学上继续展开讨论，总结自己的经学、四书学著述。鹅湖之会的第二年三月，朱熹去婺源，蔡元定去浙中，二人相约同行到达衢州。吕祖谦也从金华赶赴衢州，相会于开化县汪氏的听雨轩，作了七八天的交流。这次三衢之会，朱熹和吕祖谦在《诗》经学上第一次暴发了争论；在《尚书》学上的分歧也初露端倪；《易》学上的观点形成对立，因为在鹅湖之会归来后，朱熹发现《易经》原来是一部卜(bǔ)筮(shì)用的书，这成了他由《易》学义理派进而转向象数派的信号；朱吕在三衢之会上争论最热烈的是《春秋》学与史学；《礼》学方面也进行了讨论；还有一个焦点就是儒佛之辩，朱熹在三衢之会前得到一本理学杂糅儒佛的典型著作，朱熹专门写了《杂书记疑》一文加以批判，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批判吕氏家学，矛头直指陆氏心学的现实用心。三衢之会的儒释之辩是鹅湖之会朱陆论辩回荡的一脉余波，朱熹的《杂学记疑》成为批判陆九渊心学的又一个起点。
　　三衢之会是朱熹经学与理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寒泉之会表明了朱熹同吕祖谦两人理学思想的一致，那么三衢之会却表明了朱吕两人经学思想的对立；如果说寒泉之会朱熹以《近思录》对周张二程理学作了历史性的概括总结，那么三衢之会朱熹以《杂书记疑》对二陆心学作了现实的批判清算。朱熹在三衢之会后，又将批判的目光转向了浙江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中的功利学。
　　五、四书集注树巨碑
　　鹅湖之会三年后，即淳熙五年朱熹四十九岁时，受命治理南康军（军是小于路、府的行政区域单位），南康军的辖区范围相当于现在江西的星子、永修、都昌等地。这是朱熹自同安主簿卸任，奉祠二十多年后的出山为官。奉祠是指没有担任实职，拿朝廷一半俸禄。那年是南康的旱灾荒年，朱熹到任后极力救灾，做了许多利于百姓的好事。并且提倡教育，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修订了“白鹿洞学规”，一时间各地名儒云集南康。
　　在朱熹知南康军前两年即淳熙三年，他的夫人刘清四病故，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朱熹终身没有续弦。他没有因为死去亲人的悲痛而消沉，依旧全身心投入到学问著述之中。淳熙四年，朱熹十分重要的几部著作问世，包括《论孟集注》《孟子或问》《周易本义》《诗传集注》。这标志着集孔孟思想之大成的朱子理学体系开始形成。淳熙七年，张栻病逝于江陵府治，朱熹亲书祭文吊唁。同年，永嘉学主要领袖郑伯熊去世，陆九龄也在这一年七月病故。陆九渊特来南康拜访朱熹，请他为哥哥陆九龄写墓志铭。这时两人相见十分和洽。朱熹还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陆九渊讲得很有激情，将义理发挥的淋漓尽致，许多人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朱熹也听得激动起来，频频挥扇，难以掩饰他们之间的相互推重之情。
　　朱熹从淳熙元年开始，对两三年前也就是乾道七年和八年草成的《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重新删订，开始向四书经学体系的迈进。《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朱熹的《论语》学和《孟子》学也如重新删订《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一样经历了相仿的演进过程。在鹅湖之会以后，他决定取乾道八年刻于建阳的《论孟精义》的精髓而作一本由博返约的《论孟集注》。这部书的写作主要在淳熙三年，三衢之会对他在这一年修改《论语集注》和撰写《孟子集注》起了直接作用。
　　朱熹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解经方法：一种是摈弃章句的谈玄说妙，不说句义文义，随意立论；另一种是章解句释的支离琐碎，好繁证博引，以解文超过经文为高。这两种方法都使人只见传不见经，在经与传之间筑起一道迷离的厚墙。朱熹主张解经章句与义理兼顾，先释字意，再释文意，然后推本经义，但只须就经略(luè)释(shì)文义名物，引导学者自求其义。他的《四书集注》就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的名著，从此，朱熹后半生《四书集注》经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树立起来了。到了淳熙四年，就是知南康军的前一年，朱熹首次序定《四书集注》，是在他不断自我反思探索的思想之路上矗立了一块区分前后半生学问的理学巨碑。
　　朱熹的《四书集注》，对二程以来应运勃兴的四书学作了一个历史总结。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原属《小戴礼记》中的篇章，当然的属于“经”的范畴；唐代文宗刻十二经，《论语》升格为“经”；北宋刻十三经，《孟子》也升格为经。到了二程把这四书突出地加以提倡。在此之前，历代儒家从来没有把四书并举太高成为经学中的独立专门。朱熹《四书集注》的问世，对四书的研究才形成备受当时知识分子关注的四书学，并且有渐渐凌驾五经学之势。
　　四书的并行与程朱四书学体系的完成，在儒家传统文化史上的意义可以同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提并论，如果说董仲舒的表彰六艺使孔学经学化，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那么程朱的表彰四书就使经学理学化，使四书夺取了经学的垄断地位。
　　《四书集注》贯穿着针对现实的学派批判意识，浙东学派、湖湘学、江西陆学直至泛滥一时的佛老异端都是朱熹在书中批判的对象。在《中庸章句》中他以首章为《中庸》的提要，阐述心统性情说与中和说，是对湖湘派的批判。在《大学章句序》中批判权谋术数和一切以成就功名之说。《孟子集注》中注“孟子见梁惠王论义利”一节引用太史公之说；注“齐宣王问齐桓晋文称霸”一节引用董仲舒之说，是对吕祖谦的史学和浙东派事功说的批判。《孟子集注》对养心、存心、知性的解说，是对湖湘派、佛家观心说的批判。《论语集注》“仁者，爱之理”的说教，是对湖湘派禅气仁说的批判。
　　宋代儒学由古典经学转变为理学是一个儒学思辨化的历史进程，朱熹《四书集注》中批判佛学思想而又吸取佛学思辨的排佛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儒学思辨化历史进程完成了。
　　淳熙四年序定《四书集注》，对朱熹来说又只是他经学思想向前发展的新起点。到了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把四书并为一集合刻，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对朱熹来说，《四书集注》是一部永远没有定稿的书，在他卧病床榻生命走向终结时，还不忘修订他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阐述，真正称得上呕心沥血。后来，这部书成为元代以后举子们的必读书，因为，在科举考试中对有关四书内容的分析阐发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六、经学思想新发展
　　序定《四书集注》只是朱熹淳熙四年（丁酉）全面总结平生学问著述的一个方面，直到序定自己的五经学著作《诗集解》和《易传》，完成了这一次的全面自我总结。这一年朱熹的象数《易》学思想已经脱颖而出。从鹅湖之会归来后发现《易》不过是一本用于卜筮的书，开始了他向象数易学的决定转变，但他的这一“新发现”却遭到了吕祖谦、张栻的非难。《易》本来是为占卜吉凶而作，秦朝时还是归入医卜书类，但从汉朝被抬高成为儒家的神圣经典以后，这本书就罩上了一重重神秘的迷雾。
　　朱熹从程氏悬空说义理的玄学太空回到了探索《易》经卜筮本义的实地，逐步形成“三圣易”的易学基本思想：即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朱熹要探求的是伏羲《易》的原始“本义”，对《易》作多层次的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圣人作《易》是教民占筮，伏羲只有画卦，而文王无字；文王重卦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占筮而设；直至到了孔子作《十翼》，才开始说义理。
　　伏羲时代教先民占筮的“易”有图画而无文字，已经被现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朱熹在千百年来学者避讳说《易》这本书本来是为占筮而作的氛围下，以理学家的勇气道出了这一简单的事实。
　　朱熹认定儒家圣经之一的《易》只是卜筮用的一本小书，无异于离经叛道，推崇程氏《易传》义理之学的张栻否定了他的《易》学发现。以后吕祖谦和张栻回避了同朱熹进行《易》学论辩，三位大儒在《易》学上始终未能相合。朱熹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和思想状态下，于淳熙四年丁酉修改序定了自己的《易传》。这本《易传》具有过渡性质，它主要是对朱熹自己旧的义理《易》学思想的告别。在南康任上，朱熹开始与当时的《易》学名家程迥、郭冲晦等进行了一场象数揲(shé)蓍(shī)论战，就是用蓍草算卦比赛，他俨然以象数《易》学家的面目出现了。
　　朱熹离经叛道的《诗》学也经历了与他《易》学一样的同步演进。在三衢之会后，他从开始质疑《毛序》转向了存《小序》而解《诗》的阶段，在淳熙四年再次修订，十月正式序定了修改过的《诗集解》。淳熙六年冬天，朱熹以尽破《小序》臆度，跳出《小序》旧说窠臼为主旨，解《诗》体系根本一变，写出了尽弃《毛序》而成的《诗集传》的初稿，并寄给吕祖谦。废《毛序》还是主《毛序》成了朱吕《诗》学争论的焦点。朱熹的《诗集传》因为亵渎了千年以来被看着是圣人遗意所传的《毛序》诗说，初稿一出便成了众矢之的。朱熹还是走自己的《诗》学新路，淳熙七年他进而思考雅郑之辨，开始再次修订《诗集传》。《毛序》解《诗》的基本诗说是美刺说，以为《诗》三百篇篇都有美刺的深意，甚至把描写男女私情的《郑风》也说成是政治讽刺诗，后人更认为《郑风》与被称为“淫声”的郑声是两回事，应当在“诗三百”篇外别求郑声，以维护孔子“思无邪”的千年诗教。朱熹发现诗经中的《郑风》就是郑声，儒家圣经《诗经》三百篇中也有男女私奔淫乱的诗作，千年来的美刺说不攻自破。从而朱熹抛弃传统解《诗》的美刺说，确立了自己经传相分、就经说经的解经原则。坚守《毛序》圣殿的吕祖谦不能再沉默了，他对朱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但并不能说服朱熹，朱熹反而更充满自信对《诗集传》进行全面修改，只是因为先后在南康和浙东任职，断断续续修改到了淳熙十一年才定稿。
　　同时，朱熹的《春秋》学在《通鉴纲目》的修订中不断得到升华；他的《尚书》学对《孔序》《孔传》和《古文尚书》之伪的怀疑与日俱增；他怀疑《孝经》不是孔子所作，欲分经传删改经文的想法露出端倪。
　　朱熹对五经学的总结，同他的四书学相比更多具有告别旧说的性质，但它依旧是一个充满变古怀疑精神的经学体系，显示出他的五经学比他的四书学更少依傍理学先辈之说，大多出于己见的特点。
　　在儒家经典中，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所以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说明他的四书之学是以易学为依据的。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之关系，仔细考察他的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朱熹的五经学和四书学，共同构成了他的变古怀疑派的集大成经学体系。丁酉年的第一次总结平生学问以后，他的探索精神进一步昂扬起来，一直推动他到了淳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的第二次学问著述总结，最终完成了变古怀疑的整个经学体系。淳熙四年以后，他开始以一种明晰的理性怀疑批评精神审视理学家们的经说，甚至对道统圣人程颐和程门大贤弟子也有微词。他在一篇文章中几乎全部否定了谢良佐的《论语》说，公开批评他杂糅佛老。对谢良佐的批判一直推及到对整个程门和其他理学家的否定，对自己学派中人的谬误不再隐讳，在吸取融贯众家建立了经学体系以后，他反过来以集大成的理学立场批判众家了。
　　七、矛头指向事功学
　　淳熙八年朱熹已经五十二岁。这年浙东闹饥荒，宰相王淮经杨万里推荐，认为朱熹是当朝人才，就向孝宗皇帝建议调朱熹到浙东救荒。朱熹以在南康时上的奏本没有得到批复和推赏之人朝廷未兑现为由，不肯赴任。被劾罢回山阴待罪的陆游也急迫等待朱熹的到来。到年底，因南康饥荒而献粮救灾的人终于得到了旌赏，又准许朱熹上延和殿奏事。这是朱熹从隆兴奏事近二十年后，再一次面见皇上。他向孝宗条陈七事，并详论救荒之策，得到孝宗的一些当面“恩准”，借皇帝的尚方宝剑去往浙东施展抱负。这年为辛丑年，为了与后来戊申年的奏事相区别，习惯称为辛丑延和奏事。 这次延和奏事之后，朱熹在南康独创的“社仓”赈灾法也得以颁布施行。
　　张栻和陆九龄去世一年多，朱熹从南康任满归家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同吕祖谦的学术讨论，吕祖谦便在淳熙八年七月病逝。张栻和吕祖谦的早死也许是一种历史的不幸，宋代理学史上一段朱张吕三家鼎立论辩讲学的辉煌时期过早地结束了，朱熹不得不担当起独抗反道学文化逆风的大任，展开了更广泛的学派批判论战。
　　出入朱张吕三家的辛弃疾，在吕祖谦祭文中把朱张吕三家并誉为“上承伊洛，远溯洙泗”的“道学”。而浙东事功学的主要代表之一陈亮，却在祭文中借吕祖谦抨击守仁义的世儒和逞智辩的豪士，隐含了对朱熹张栻甚至吕祖谦等当代大儒的批判。陈亮的《祭吕东莱文》成了日后朱陈义利王霸之辩的直接导火索。如果说朱熹在南康任前还把学派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江西陆学，经过南康任使朱学渗入进江西；那么朱熹在南康任满之后和吕祖谦的去世，他的学派批判注意力开始转向浙东。
　　张栻和吕祖谦死后，金华学同永嘉学、永康学打成一片，湖湘学倒戈投入永嘉学怀抱，永嘉学渗入江西与陆学一脉合流，逐渐成为学派对立分化中三大引人注目的趋势，形成一种功利凌驾道德的文化走向，给闽中的朱学以直接冲击。
　　但是直到朱熹从南康任归，他对浙东各学派还缺少具体的了解，朝廷将朱熹派往浙东赈灾恰好给了他一个接触浙东学者，深入了解浙学的最好机会。
　　淳熙八年十二月，五十二岁的朱熹正式上任。朱熹第一次视察刚踏入嵊县、金华、衢州、龙游地界，就开始惩处一个又一个贪官污吏和恶霸豪强，一道又一道的奏请捅到了朝廷大臣、州县官吏和强宗豪右的痛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朱熹成为这些人的对立面。六劾唐仲友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朱熹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一个半月时间，连续六劾唐仲友，然而都成了废纸。结果是朱熹被调任江西提刑，剥夺了继续巡历浙东的权利。朱熹只有用弃官归隐表示最后的抗议，十一月，愤而回到武夷山。
　　在提举任上的半年多，朱学旋风也吹进了浙东。浙东各派后学新秀在吕祖谦和郑伯熊两位前辈死后脱颖而出，形成几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主要有金华的吕祖俭、四明的杨简、永康的陈亮、永嘉的陈傅良、叶适等等。朱熹凭借孝宗的尚方宝剑巡历浙东各地，与他们几乎都有广泛的接触和面论，使他对浙学各派及其弊病有了全面的了解，隐隐预示着一场同浙学进行大规模论战的风雨即将来临。
　　朱学与浙学在文化精神上的基本对立，可以归结为以道德救世与事功用世的不同，朱熹一生同浙学的对立论战都是围绕这一中轴展开的。当时，陈亮与视察途中的朱熹会面，并陪同朱熹巡历各地，一直到永康龙窟陈亮家中，又聚谈数日，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在这种相互倾慕之中，王霸义利论战拉开了序幕。朱陈二人在对时政、荒政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经学上也能相合，朱熹怀疑《古文尚书》和孔《序》是伪书，想不到陈亮竟是他的第一个知音。但是对社会历史的基本看法上暴露出严重的分歧。陈亮对朱熹所注的《田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陈亮看不起“羞道功利”的腐儒，认为“论说”不等于“实行”，成天下大功须靠自家气力，他既反对拱手空谈，又反对堆砌式的繁琐著述，已经亮出了事功之学的基本观点。朱熹用“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概括陈亮事功之学的灵魂，对他平日不拘礼法大惑不解。其实双方都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观点，但是义利王霸之辩已经箭在弦上，只是朱熹弹劾唐仲友被罢逐，才使这场论战暂时中断。
　　由于陆九渊在浙东的影响和朱熹的到来，浙东出现了朱学、陆学和浙学错综复杂的交叉渗透，浙学作为学派的集合体开始新的分化。朱学在浙东刮起旋风是借着他六劾唐仲友的巨大震动引起的。如果说他的二次巡历在劾唐仲友上是失败的话，那么它却成了一路向台州、处州、衢州撒播朱学的成功巡历。真正成为朱学在浙东角逐胜利象征的，是朱熹离开浙东前夕同浙东各派学者在衢州的一次相聚讲学胜会。赈灾的成功和劾唐的壮举使他在浙东学者中树起了超学派的非凡威望，使得浙东各派学者纷纷要来饯行，产生了一心朝拜的敬仰心里。
　　浙东之行对朱熹的意义归到一点，就是儒家传统的道德文化精神的更大昂扬，在他的朱学大旗上写下了两行赫然大字：功利败坏人心，道德才能救世！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把浙东事功学看成是一种比江西陆学更危险的文化思想，推动他重新回到精舍书斋，再铸造他的挽救人心之弊的理学之剑。
　　八、超越门派大论战
　　朱熹知南康军，出使浙东提举，卓有成就，却没有被重用，打破了读书人“熟读圣贤书，售于帝王家”的梦想，他退而归隐山林。淳熙十年，朱熹的武夷精舍落成，成了他传经讲道的圣堂，五十三岁的朱熹俨然理学素王，各地学子纷纷云集。从此，开始了他六年的武夷精舍讲学著述生活。
　　朱熹遁迹山林不久，永康事功学代表人物陈亮就向他寄来十篇《论》和二篇《策问》，基本思想是：道德的动机可以用非道德的功利手段来实现，功利的做法可以具有非功利的道德效果。简单地说，事功学的精髓就是“功到成处便是德，事到济处便是理”。朱熹奋起反驳，把陈亮的功利之说看成是冲击三纲五常的异说，一棍打死。后来，吕祖俭公开声援陈亮，叶适的观点也偏离朱熹愈来愈远，论战前后持续了四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学派在同一个传统文化坐标上展开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然而，在吕祖谦死后各派蜂起的文化背景和王淮党反道学的政治背景下，以义利王霸之辩为主轴引发了一场多层面的全方位文化论战。朱熹一边同浙学论战、一边同陆学论战；吕祖谦死后以吕祖俭为代表的吕学也处在永康功利学和江西陆学的双面包围中。这场论战直接催生了朱熹生平第二次学问总结，更重要的是使朱学作为文化新潮以压倒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优势开始走向了社会。
　　义利王霸之辩冷落收场后，朱熹把同吕祖俭的论辩扩大成为同浙学的广泛论战，先后与他辩论和被他批评的浙江学者达百人之多。朱熹在整个论战中对浙学采取了一种纯道德的谴责态度，难以折服浙学学者们，到了淳熙十三年，和以吕祖俭为首的浙学的论战暂时告一段落。朱熹把陆九渊心学视为比浙东事功学更危险的学派敌人，一场双雄争胜的太极之辩，终于在朱陆两派之中爆发了。最有意义的是朱熹的经学论辩使他突破了门户相争，同整个社会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进行交锋，拓展了朱学的历史空间。尤其是对《易》学有了新发展，朱熹认为程颐《易》学是义理学，邵雍《易》学则是象数学，两家《易》学的共同缺陷是没有研究“占”。朱熹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建立程颐、邵雍遗弃的占学，真正把《易》当作一部卜筮之书来研究。后来，朱熹在《易学启蒙》一书中探明占卜之法，确立了图书象数学的方法论；又在《周易本义》一书中探明卦爻的原始本义，确立设卦观象玩占知变而明其理的占学原则。朱熹综罗百代，把各家易学思想熔于一炉，三圣《易》的统一，邵雍象数学与程颐义理学的统一，先天图与太极图的统一，成为他图书象数《易》的精髓，构成了他的理——数——占《易》学体系的宏大内在逻辑结构。
　　淳熙十四年以来朝中形成周必大相党与王淮相党的对峙，周必大有意请出朱熹来壮大自己的声望，于是就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但王淮党盘踞朝中，朱熹对出山仍然心存顾虑。太上皇高宗十月驾崩，主战派以为孝宗可以实现收复北方国土的远大志向，朝臣们一时又精神振奋。淳熙十五年，道学魁首朱熹以江西提刑身份入都奏事。他已六年没有离开福建，这次入都是一次接触和考察江西浙东学术思想的好机会，一路上赣浙弟子学者络绎不绝前来谒见，朱熹同他们讲学论道，都集中在批判陆学的禅气和浙学的功利心上。到达玉山时，他接到陆九渊论辩太极的书信，这封信成了他们公开进行太极论战的信号。朱熹在玉山滞留了四十多天，静观朝变。他在入都途中，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同各地学者的交流讲论之中。五月，王淮被罢相，朝中局势发生了决定性转折。朱熹在兰溪又与吕祖俭等谈论了多日，于五月下旬跨进临安国门。王淮罢相后宰辅中只有留正反道学，他最近得到孝宗赵眘的特别眷顾，大有登相位之势。留正暗中唆使兵部侍郎林栗拜会朱熹。朱林学术上历来不合，从前已有过多次较量，主要是围绕《太极图易说》对周敦颐的太极思想进行过辩论，后来又围绕邵雍先天学与张载《西铭》说展开了激烈的门户相攻。这次入都前，林栗向朱熹寄来《易》学方面的著作，朱熹认为他的易说有许多谬误，不予理睬。并且在不久前刊刻的《太极图说解》的后记中，不指名批评某些学者对邵雍《易》学和张载《西铭》的曲解。这场舌战，不仅是肯定与否定周敦颐、邵雍、张载三家理学大师之学的论战，还包含着浓郁的政治挑衅意味。
　　六月七日，朱熹登上延和殿，这位山林老儒重睹天颜，一时思绪万千。他这次入奏，共出五札，其中第五札是论正心诚意，他列举了孝宗人欲未除导致国事衰败的六条君过，实际上也是对南宋社会的腐败作了全面的揭露分析。万恶出于皇帝一心不正，因此在奏札最后向孝宗赵眘提出了“正心诚意”之法，要他牢记千圣相传的十六字心传。晚年的孝宗已经成为一个求仙成佛，日趋于清静无为的庸君，哪里把十六字心传放在心上，早已盘算如何打发这个令他头痛的饶舌腐儒了。奏事第二天，忽然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显然不是量材用人。林栗迫不及待跳出，当晚派部下抱兵部郎官印到朱熹住处强行交割，朱熹以病辞绝。第二天，林栗说朱熹不肯供职、傲慢欺上，把他弹劾了。
　　林栗借劾朱熹以反道学，从而达到攻击周必大相党的目的。朱熹十二日离开国都回到闽北，朝中两派明争暗斗再度激化。周必大相党的朝士认为朱熹的被逐是整个道学的耻辱和失败，年轻的太常博士叶适愤而上了一道《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对林栗劾章条分缕(lǚ)析(xī)，逐一驳斥，揭露林栗徇私欺君，诬奏忠臣，借反道学排挤异己的真实嘴脸。林栗要求与叶适进行庭辩，把争论扩大到大肆攻击朱熹心目中的道统圣人张载。这时在幕后挑唆的留正向孝宗赵眘提出两罢之法，正中赵眘下怀，命林栗出知泉州，授予朱熹直宝文阁职，主管崇福宫。
　　这是一场以学术为幌子，超越门派之争的政权争斗。留正的真实用意是利用王淮余党打击正在得势的周必大党，阻挡朱熹入朝，为自己跻身相位、培植私党开辟道路。朝中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争斗，以双方两罢出朝，留正坐收渔利收场。经过这场波折，朱熹也看穿了周必大这个兼行正道邪术、杂用君子小人的宰相。不到一年，周必大果然被罢免了宰相职务。
　　九、太极之辩缠阴霾
　　淳熙十五年，朱熹从临安奏事归来，在玉山遇到翰林学士洪迈。朱熹看了他去年完成的官修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大吃一惊，《国史》的《周敦颐传》中把周敦颐《太极图说》最关键的首句“无极而太极”改为“自无极而为太极”。朱熹认为“无极而太极”是说太极“无形而有理”，无极即太极，太极即无极，无极和太极是同一的关系，都指本体“理”。然而“自无极而为太极”则把无极和太极分而为二，无极和太极变成了先后生成关系，这就等同于道家“无”生“有”的本体论。如此一来，不仅周敦颐剽窃道家无生有说成为事实，而且朱熹借周敦颐之说建立起来的整个理学体系也要失掉本体论的哲学依据，从根本上产生动摇。
　　判断《国史》中的“自无极而为太极”是否恶意篡改，就看有没有校勘的版本依据。洪迈拿不出依据，又断然拒绝对错误的修改，甩袖而去。王淮党人林栗从乾道以来一直在无极太极上同朱熹论战，直至奏劾朱熹，现在王淮党人洪迈又接替林栗拿出“钦定”的《国史》再给以朱熹致命一击。太极之争笼罩在一片政治阴霾之下，朱熹开始了一场特殊的太极论战。
　　回到闽北以后，朱熹写了一篇《记濂溪传》加以揭露，再次要求修改《国史》。《国史》编纂人员都是声名显赫的王淮党人，他们拿不出“自无极而为太极”的版本依据，整个学界也拿不出依据，王淮党人在排挤异己中使用政治与学术双管齐下的手段昭然若揭。
　　留正原来是赵惇的太子党，颇受赵惇赏识，一心想着求仙成佛的孝宗禅位给赵惇后，留正的上台和周必大的失势就成为必然。淳熙十五年八月朱熹回到闽北才一个多月，朝廷便复召朱熹，周必大对朝政国事的主张与朱熹有较大差异，朱熹不肯入朝。第一次辞状不允后，朱熹于十一月十六日便将洋洋万余言的奏疏即著名的《戊申封事》同第二道辞免召命状派人投进临安朝廷。
　　朱熹投上著名的《戊申封事》后，又反复研究了五月入都途中收到的陆九渊对无极太极论述的书信，才慎重地给陆九渊写了论辩复信。
　　淳熙十五年简直成了朱熹的太极论战之年。林栗、洪迈、陆九渊接踵而至，讨伐问罪。林栗、洪迈倚仗权势和党禁压人，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反道学理论体系同朱熹理学抗衡，太极论战的真正理论敌人是象山的陆九渊。陆九渊在象山的精舍于淳熙十四年落成后，四方学子纷纷来听学，在这个讲学期间，他的心学体系和陆学学派最终成熟，取得了足以同朱熹的理学体系和朱学学派鼎足抗衡的地位。陆九渊淳熙十三年的罢官，反而成就了他一代心学宗师的大名。
　　朱熹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在太极之辩发生前，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形成了全面的对立。比如：
　　朱熹认为，心、理、宇宙三者相分，主张以心格物而识宇宙之理；理在物中，宇宙一理分万殊，穷究各个事物具体之理，以豁然贯通达到对宇宙一理的把握，是循序渐进的认识方法。
　　陆九渊认为，心、理、宇宙三者绝对同一，心理、物我、主客之间没有界限。心即理即宇宙，一心一理充塞宇宙，所以只有发明本心便可一下子达到对宇宙一理的领悟，无须从分殊上去求理，是顿悟的认识方法。
　　朱熹在给陆九渊的复信中也全面论述了对无极太极的看法，提出七点反驳构成了自己完整的太极体系。无极之争的结果又使朱陆两人在《易》学上的分歧全部暴露，陆九渊以《洪范》“皇极”作论据，直接涉及到《易》学象数问题。太极之辩从淳熙十六年以后发展成皇极之辩，并扩大为《易》学图书象数的论战。这年七月，朱熹写了一篇《皇极辨》，阐明把“极”训为“至极”、“标准”是朱熹《尚书》学的新发现；并指出陆九渊的“皇极”之极训为“中”是本于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而朱熹论证此书是伪作，这样陆九渊的太极、皇极说便无价值可言了。这场论战直到绍熙三年陆九渊突然去世中途夭折。
　　朱熹归隐山林经历的无数论战，成为他进行传统反思和现实批判的独特方式。另外，上面提到的《戊申封事》，称得上是南渡以来第一篇奏疏文字，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解剖，是理学家用正心诚意学说解决现实问题的范例。
　　赵眘彻夜读完这篇长达四十多页的奏疏，第二天便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让朱熹入侍经筵，辅弼光宗。朱熹当然不是为求一职位才上封事，他很快递交了辞免状。对他来说，上了象征着他自己思想总结和论战总结的封事以后，更重要的事是继续进行他的学问著述。
　　十、波谲云诡垂暮年
　　朱熹于淳熙十六年正式序定《四书集注》，确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体系逻辑顺序，《大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中庸》求精微，构成以复性为根本旨归的理学体系的内在结构。把《大学》放在首位，就是要求人们对他的理学思想先从总体的把握入手；《论语》和《孟子》一个讲复礼归仁，一个讲尽心知性，是对《大学》中这种复性思想的具体展开；而《中庸》指示人们通过“人性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孔门心法以道心克服人心，达到天理善性的复归，所以殿之于后。借助独立于五经学之外的四书学体系，朱熹建立了自己复归人性的人本主义理学文化思想，标志着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探索。
　　光宗赵惇登基后，留正打倒了主要政敌姜特立，使留正与王蔺争夺笼络道学之士的斗争成为一场特殊的朝中风云。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尚书省下札，命垂暮之年的朱熹知漳州。次年即绍熙元年朱熹到任，这年他已经六十一岁，漫长的山林幽居生活结束了。朱熹再一次被请出山，期望去挽救人性异化的封建衰世。从淳熙九年归隐武夷山，在反道学阴影中七年逃避相党纷争，十六次上辞免状，留正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把朱熹这面道学旗帜拉进了阵营。
　　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更革，可以用正经界、减税赋、敦风俗、播儒教来概括。但是实行起来困难重重，阻力主要来自豪强富室和官僚大臣。绍熙元年十一月，赵汝愚到福州任安抚使，朱熹似乎找到了靠山。当时留正与王蔺两党争夺相位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王蔺完全反对行经界；留正十分圆滑，因为他是泉州人，所以同意漳州行经界，却反对在泉州、汀州行经界，一边敷衍朱熹的奏请，一边保护他在泉州族党的利益。实际上留正是为了战胜王蔺的政治需要，以争取拉拢道学，在表面上做出支持朱熹更革的姿态。直到绍熙元年十二月六日，王蔺终于被留正借何澹之手劾罢，朱熹还被变幻的政治风云迷惑不醒，笃信留正是实行经界的有力支持者。绍熙二年正月，朱熹因长子朱塾去世，便请祠归治丧事。担心被朱熹窥破真面目的留正，发出了轻松的微笑。四月二十九日朱熹凄惶北归，在漳州一年多的更革弊政努力以失败告终。但在传播儒学上却取得可喜成就，尤其是新收了几个得意弟子，其中龙溪乡贡进士陈淳被朱熹看成是来漳州的最大收获。陈淳和黄干一样被他选定为朱门中“有立得住者”，在朱熹的四大弟子中，陈淳最善于领略阐发朱熹理学思想，陈淳思想的发展历程是程朱理学文化向南方偏隅深入传播的一个历史缩影。一时漳州以李唐咨、泉州以杨至、莆田以郑可学为中心，形成朱熹的弟子群，大力发扬传播朱熹理学思想，福建南北的文化风气逐渐沟通连贯起来。
　　此时，道学在朝中却遭到新的失败，关键在于留正对反道学的姑息纵容和对道学的援救不力，甚至是以明用道学暗助反道学的隐蔽手法巩固一己相位，为后来的庆元党禁种下祸根。
　　朱熹先后在寒泉、云谷、武夷各地建造的精舍，都是他的讲学之所，五夫里始终是他主要的家居处。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朱熹回到建阳暂住在同繇桥，他从爱子的夭亡中感到五夫风水的恶薄，决定移居考亭。考亭是亡子喜爱的地方，也是他父亲朱松看中的一方胜境。
　　绍熙三年六月朱熹的考亭新居落成。从此这里又成了四方学子新的朝拜“圣地”，朱熹又开始了学术著述。
　　朱熹迁居考亭时，正好面临着永嘉学派在湖湘的新崛起与永康学派在江西的深入两股大潮的进逼。他批判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永康学与吕学二家的领袖陈亮与吕祖俭。绍熙三年年底，陈亮为朱塾作墓志铭入闽与朱熹相聚面论近二十天，陈亮的思想隐约显露出非功利主义倾向的增长。绍熙四年的南宫春试，陈亮几乎以纯粹的儒者面目在说话，在他赢得状元桂冠的《廷对》中，提出了道德性命与文章政事统一不可偏废的新观点。只是陈亮没能在非功利主义道路上迈出更大的一步，在一年以后的庆元元年正月病故。至此，朱熹同浙东永康学、吕学、永嘉学的论战基本结束了，他在绍熙三年完成的《孟子要略》是一种人伦美学与人生哲学的升华，可以看成是朱熹一生同浙学论战的总结。
　　卷入政治风云的道学家注定是不能平静的，朱熹晚年生活变得波谲云诡。绍熙二年九月入吏部尚书的赵如愚大有登宰辅之势，又成了朱熹和道学家们寄予厚望的靠山。宫中由于李后干政加深了赵眘与赵惇之间的猜忌怨恨，加上近习小人不断离间造成两宫失和，朝廷潜伏着一场政权危机。留正为反对近习，乞求归田，离朝一百四十多日到六和塔待罪以示抗议，说白了就是宰相罢工了。到了绍熙四年冬，以留正为左相，赵如愚知枢密院事，形成东西两府呼应态势，道学朝党控制了朝政，后来庆元党禁所打击的“伪党”就在这时形成。当道学已济济一朝，党魁却废居穷山，因此请朱熹入朝成为道学们的共同呼声。朝臣们认为朱熹进朝入经筵是众望所归，然而圆滑的留正担心这个刚直老儒在赵惇身边的说教会搅坏他的宰相好梦，最后把朱熹外放任湖南转运副使兼潭州知州。垂暮的老儒对时事的转机重新燃起了用世的热情，绍熙五年正月，朱熹决定抱老赴任，为君王再效犬马之劳。然而朱熹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最后一次出山会把他引向一场空前的灾难，那就是庆元党禁。
　　十一、正心诚意成泡影
　　朱熹的最后一次出山与湘西瑶民起义也有较大的关系。在对待瑶民事件上，他效法孔明采取招抚诱降、攻心为上的方法，不施杀戮，以稳定瑶民人心。并奏请修筑城池，加强边防，后来因为孝宗的“国丧”，工程被拖延了。七月七日赵扩即位，大赦天下，朱熹仍旧处死十八名残害百姓的恶棍，“匿藏赦(shè)书(shū)”成为后来庆元党禁中朱熹的罪名之一。朱熹在实行“法”治的同时，也实行“礼”治，他十分注重整顿士风学风，为自己的朱学在湖湘传播开辟道路。他一进入湘中，就有学子纷纷来问学，周輗成为朱熹这次赴任收的第一个湘中弟子。朱熹一到任就吊祭了张栻祠，并亲往张浚张栻父子墓哭祭，还为长沙学者刊刻的张栻《三家礼范》写了后跋。许多张学弟子都归到朱学的门下，打破了陈傅良的浙学在湖湘一家独兴的局面。并且，朱熹修复了岳麓书院，把《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岳麓书院的院规，把《四书集注》作为岳麓书院的主要教材，自己亲自到岳麓书院讲课。岳麓书院顿时成为士子向往的圣地，四方学子负笈赶来朝拜道学魁首。朱熹在长沙短短三个月，从四川、湖北、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涌来了大批学子，很快都成了朱门弟子，在朱熹离开长沙以后，这些弟子又成了向四面八方传播朱学的火种。
　　朱熹在潭州仅百日，便命他入都奏事。
　　孝宗以孝治天下，而他的儿子、堂堂一国之主的赵惇竟成了天下第一号不孝之人。绍熙四年下半年以来，福宁宫的赵惇已经不往赵眘的重华宫请安；到了绍熙五年四月，孝宗病情越来越重，赵惇不管大臣们的奏请，始终不肯起驾问疾。朱熹认为两宫失和，意味着天下的根本动摇，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六月九日，孝宗驾崩。赵惇仍然不肯往重华宫，丧事无人举办。最后只好请宪圣太后垂帘听政，主持丧事。
　　两宫失和的真正原因是在选任太子上，光宗欲立赵扩为皇位继承了，名正言顺；然而孝宗却选定他次子的儿子赵抦为帝位继承人，满朝文武一味指责光宗赵惇不孝，没有人敢对赵眘废嫡立庶提出批评，难怪赵惇对朱熹的弟子起居舍人彭龟年伏地叩头，血流满地苦劝也不为所动了。现在赵眘已死，再提立赵扩为太子，非常适时，宰执们将意见进呈，很快得到光宗赵惇的同意，当晚又下札给留正，批出八个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光宗说他经历太多的磨砺，身心俱疲，想赋闲休养了，表示欲内禅赵扩。留正因相信相人之言，认为他与赵扩命相相冲，上表告老而去，朝事落在了赵如愚的头上。
　　赵扩登基后，与道学党人一样又要把道学魁首朱熹请进朝中装潢门面，八月五日，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在六十五岁时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成为宁宗“钦点”的十名经筵讲官之一，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入朝任职。
　　内禅之后，朝中潜伏的危机很快暴露。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在这场内禅中被认为有定策之功，但赵汝愚没有重用这位皇室近戚，使他对道学党人满怀怨恨。韩侂胄凭着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出入宫禁，很快博得新君宁宗的倚重。他常常在赵扩面前谗言挑拨，刚登基的幼主竟以内批将召还复位的老宰相留正驱逐出都。赵扩宠信近习和内批独断已经胜过他的父辈和祖辈。朝中笼罩在黑云压城的沉闷空气下，大臣们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朱熹对赵扩也失去了信心，三次辞免不允后，于十月二日进入都门，请求带原官职奏事。
　　奏事的第一札便是要赵扩正心诚意。朱熹三十三岁时在隆兴奏事中对孝宗就提出正心诚意的规劝；淳熙十五年，朱熹在延和奏事中，又向孝宗提出正心诚意之法，以应天下的事情；今天在新君面前还是不厌其烦提正心诚意，规劝赵扩在世道人心危脆微弱之情境下，应善护心念，行事守中道，为人走正道。朱熹实在不愿意让千圣相传的孔门心经大法在他这位老儒眼里成为泡影。
　　这时，道学们为“山陵”、“庙祧”等礼事在朝中无休止争论，产生了严重分裂，正好被韩侂胄一班弄权小人所利用。赵扩设立经筵无非是新君“新政”的装饰品，但却给朱熹提供了用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问朝政、授机宜和借重君权同近习小人斗争的舞台。十月十四日，朱熹第一次受召赴经筵将《大学》的“八目”，他要赵扩对“修身为本”一句长存于心，不可须臾忘记。针对赵扩独断专行和内批恶习，朱熹采用尊经限君，幻想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滥用。后来又赴经筵讲了六次，赵扩一直扮演着从善如流的伪善面目，其实早已讨厌道学唠叨和苛刻的君权限制，暗中和韩侂胄算计着如何把这个迂腐老儒逐出朝廷了。
　　此时朝中政权围绕着以赵扩为代表的君权、赵汝愚为代表的相党、韩侂胄为代表的近习势力和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势力展开微妙的明争暗斗，由道学力量和近习力量的斗争扩大变为道学党与反道学党的斗争，终于酿成了一场党禁之祸。韩侂胄在君权羽翼的庇护下，从台谏言路上有效打击赵如愚为首的道学朝党，一度遭排挤的反道学们又纷纷麇集到韩侂胄门下。赵汝愚在宰辅中已陷入孤立，他没有控制好台谏言路，犯下了与当年周必大相党一样的致命错误。韩侂胄完全控制了台院、殿院和察院后，清洗朝内外道学派的大规模论劾开始了。随着朝中主要道学人士的亡故、罢逐、离都，朱熹只好利用经筵机会亲自发难，向宁宗赵扩面奏政事，从此，赵扩便把他看成是一个干预朝政的道学伪徒。
　　朱熹最后一次进讲在绍熙五年闰十月十九日晚，他利用《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说加以发挥，直接批评赵扩但崇空言、不务实行，要他多做“持敬”和“诚意”的工夫。又重申上次经筵所论之事，指责新君声色俱厉，赵扩忍气吞声四十多天后终于如决堤之水爆发，最后朱熹被赵扩内批驱逐出都了。
　　朱熹终究意识到自己命里注定只能做民间学术素王，不可能做庙堂之上的“帝王师”，正心诚意之说最终成为了泡影。
　　十二、学术素王归山林
　　朱熹这位被逐出都门的帝王师于绍熙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回到建阳考亭，回归山中去营建他的竹林精舍，即沧州精舍，以“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为训，韬光养晦，收敛身心，做一个平和、冲淡、闲适的“晦翁”。然而晦翁毕竟难晦，沧州精舍又聚集大批学子，退而为传道民间的学术素王又开始倡道拯心，把《白鹿洞书院学规》搬到沧州精舍，贯彻以“学道”为教育最高目的原则。并于庆元元年写出《学校贡举私议》对当时以文词取士的学校科举及其教育体制提出批评，建议设立德行之科，培养德能兼备的栋梁之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八股文提出批判的最早的一篇文章。
　　这时，朝中韩侂胄已经驱逐了赵汝愚，到四月在朝的道学大臣被逐过半。庆元元年下半年，当权新贵打出反“伪学”旗号纷纷登台，枪口指向赵汝愚和朱熹，道学变成伪学，道徒成了伪党，甚至有人上书乞斩赵汝愚，党禁迫害开始了。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在流放途中遭到韩侂胄爪牙的侮辱含恨而死。紧接而来的是一场全面的文化专制，在学校贡举上根除道学，禁绝一切私学，定思想于一尊，不能超越五本经书之外。全国开展搜禁理学著作、告发伪徒、审查民间书坊，掀起一场新的“焚书坑儒”运动，这一年科举凡是文词稍有涉及道学，全部落榜。包括叶适、陈傅良、彭龟年在内的大批学者、官员被罢职或贬谪。庆元二年十二月，因反伪学有功升任起居舍人的胡纮用捕风捉影、颠倒捏造手法炮制的诬告文字，奏劾朱熹六大罪状，向朱熹举起了屠刀。庆元三年正月，朱熹落职罢祠的文书和被朱熹视为道友的高足蔡元定的流放令同时下到，师徒俩放歌作别。听起来落职罢祠比流放温和了一些，但这样惩罚朱熹已经够严重的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庆元四年年初，反道学新贵效法元佑党籍的伎俩开列了一份包括以赵汝愚为首的四名宰相、以朱熹为首的十三名待制以上官员在内的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从法律上确定为“逆党”，给与终身禁锢，永不起用。
　　朱熹早就预言，一旦君心不正，近习弄权，必然会导致人欲横流，纲常败坏，国家大乱。封建政权对道学们的残酷清洗，使清议力量彻底解体，韩侂胄也就成了把持朝政、大权独揽的实际皇帝。
　　朱熹在风烛残年唯一孜孜以求的就是著书立说，乞望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回归山林的学术素王，在文化禁锢中不屈挣扎，于庆元三年完成了《韩文考异》，体现了一种求实的治学精神，奠定了他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校勘家的地位。当年韩愈被放逐同朱熹道学遭禁是多么的相似啊，朱熹批评韩愈本体功夫有欠缺，警告道学弟子不要因党禁而丧失操守。他借韩说法，要道学们在逆境中真正以儒家的人本主义的道德力量作为精神支柱。从中可以看出朱熹过于相信人本主义道德自律拯救人性、拯救世道的力量了。渗透了这种思想与精神追求的，还有朱熹在庆元二年以后撰写的《楚(chǔ)辞(cí)集注》等楚辞系列著作。朱熹注解《楚辞》贯穿在五年的庆元党禁生活中，寄寓了他忧世疾俗的愤懑情绪。他一改班固、颜之推以来对屈原“露才扬己”、“责君之过”的指责，断然把“忠君”作为屈子人格的根本精神，整部《楚辞集注》都贯穿了颂忠反奸的思想，屈子精神在朱熹眼里成了道学精神的化身，突出了他的《楚辞》学以理学为旨归的特点。
　　朱熹在青少年时代出入佛老对学仙炼丹的向往始终没有完全泯灭，到晚年以道养身对他产生了特别的诱惑力，驱使他热心去精研《参同契》，他与蔡元定合作写成的《周易参同契考异》，寄托了他的这一人生梦幻。朱熹晚年慕好神仙修炼说而作《参同契考异》，同他研究《楚辞》与《庄子》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他长期探讨陈抟内丹派和道教南宗的结果。
　　《参同契》以爻象论作丹之意，因《易》而论长生之术，本是最古老的道家炼丹经典。他把炼丹家的炉鼎作为人体的象征，以乾坤为炉灶，以坎离为药物，以其余六十卦为火候，以论一身阴阳的进退、消长、沉降。作为《参同契考异》的补充而相映成趣的还有朱熹的《阴符经考异》，两书代表了朱熹生平哲学思想的又一次升华。
　　朱熹在初步建立五经学之后，把经学著述的重心转到了《礼》学与《尚书》学。朱熹认为《周礼》是古文经学派的圣经，是周公遗典，周制法度，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人道统所在。所以朱熹的《礼》学，一方面是要从学术上以《仪礼》为经，建立一个融会三《礼》的统一体系；另一方面是要从政治上以《周礼》为纲，建立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体系，从而把《礼》学纳入他的理学体系之中。
　　探求本义向来是朱熹经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在《礼》学上打起恢复古礼的旗号，同他在《易》学打三圣《易》、《诗》学打黜《毛序》旗号一样，都体现探求本义的求实精神，他同样也把这种精神贯穿到《尚书》学中。
　　从庆元五年以来朱熹就被各种疾病困扰，有大限临头的预感，他更加抓紧了著述。庆元六年（即1200年）三月初九日，一代大儒在党禁的白色恐怖中轰然倒下，与世长辞，享年71岁。朱熹临死前更加痛苦洗涤自己的灵魂，他抄录了程颐视听言动四条箴言，日夜警策自己，作为精神涅槃的圣经。朱熹就这样在程颐四箴照耀下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为自己树立了一块特殊的纪念碑。朱熹和道学士子们把正心诚意作为自己生命的第一追求，相信它是实现完美人格与天下大治的根本途径，文章、道德、气节成为道学士子追求的人生目标。朱熹的思想一直影响到八百多年以后的每一位华人，甚至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