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美的诵经会

　　一、八美
　　八美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东南部，即八美区；八美区面积2029平方公里，下辖五个乡镇，约两千余户，一万余人；八美地处高原草地，平均海拔高度为三千余米；其中八美镇距县城78公里，距邻近的康定县塔公乡28公里，距丹巴县87公里，位于川藏线咽喉要道及八丹公路起始点，是道孚县“县内东南最大的商贸集市”。①
　　从历史上看，八美原系古附国辖境，藏文化对八美的影响始于唐朝，因唐蕃战争的结果而开始接受吐蕃地方政权的统治及其文化影响，随后经过历史的演变，藏族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83年的‘清水会盟’之后，吐蕃王朝对四川诸羌部落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诸无部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最终在大约11—12世纪使这些地区的原古羌部落与卫藏居民在文化心理和语言上趋于一致而融于藏族之中。”②到了1912年，正式成立道孚县，全县设有四个区，其中，泰宁区即为今日八美区之前身，是民国时期康藏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③1978年泰宁区更名为八美区。
　　在文化类型上，八美区属于康巴藏区中的木雅文化圈，其语言被称为“木雅”语，介于汉藏语系的藏语支和羌语支之间。而在文化传统上，与岷江上游、大渡河流域藏、羌杂居的嘉绒藏区较为接近。
　　从整体上看，由于在这一区域有较肥沃的农田和较广阔的草地，故人们居处相对集中且固定。另外，就目前的公路而言，康定至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乃至新龙县、白玉县等地都需从八美镇经过，因而八美镇在这一条交通要道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
　　二、藏族宗教音乐的一般特征
　　在整个藏区，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藏族生活方式的主要组成部分。藏区的宗教信仰不仅仅等同于神灵的某种外在的形式上存在，如庙宇中的菩萨，而且还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其宗教的教义往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广大信徒的行为准则与生活导向。而藏族的诵经会不仅是传播宗教教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且其音乐艺术的特征也使其在教义之外具有了某种“愉悦的体验”，而“这种愉悦的体验对宗教生活来说是必须的，不仅使之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而且还是崇拜者个人生活的生命力那无穷无尽的源泉，也是他们抱有共同目的的生命力之源。”④著名的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也曾指出：在佛经上配以音韵，教信徒歌咏，用这种形式传教，普及佛教教义，较容易吸引民众。
　　藏族的宗教音乐按照学术上的划分主要包括有：诵经音乐、宗教仪式乐舞“羌姆”音乐、寺院器乐音乐三种。本文所介绍的八美的“念玛乃”宗教节日活动就是一种“诵经音乐”。在一般的学术概念上，“诵经音乐”是指寺院僧侣诵念经文的声乐音乐和在诵念经文时段落之间穿插的间奏性器乐音乐或与诵念经文同步进行的伴奏性的器乐音乐。一般情况下，这种藏族寺院乐队的乐器主要由铜钦、呷岭、大钹、法铃等藏传佛教乐器组成，其中，铜钦、呷岭为吹管乐器，鼓、大钹、法铃等为打击乐器。
　　在整个藏传佛教中，诵经既是佛教僧侣必修的功课，也是一种民间重要的宗教节日活动，即藏传佛教信徒在宗教活动中以及在寺院朝神拜佛时所唱的带有音乐旋律的诵经。在这种诵经音乐中，其音乐的曲调旋律比较简单，也比较固定，而歌词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变化。如同样的曲调既可是老年人为祈求来世或为儿女们祈祷，也可是年青人们为老年人祈祷幸福、平安等，换言之，同样的曲调既可是颂扬尊老爱幼等道德规范或祈祷来年丰收，也可是关于一些喇嘛或寺院的内容。在诵经时，领经者摇奏“法铃”（止布）来控制节奏，而在诵经的段落中，乐队的演奏既可为诵经者提供一个体息的间歇，也增加了西藏宗教音乐所特有的庄严与神秘的气氛。
　　三、诵经
　　八美镇的宗教诵经活动被当地人称之为“念玛乃”，是属于一种当地政府同意，群众自发，寺院支持的于每年农闲时节组织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八美镇的镇干部作为嘉宾被邀请出席，他们不参加具体的诵经，只是为活动主持开幕式。诵经的内容大多民俗性很强，一般可分为诸如告诫“不要打架、不要杀人、不要偷窃”等较世俗的内容，以及歌颂土地菩萨、祈祷土地丰收和歌颂著名的大喇嘛、大活佛等内容。活动大都在每年的7～8月份举行，一般持续3～5天，主要是由这一带最有影响的塔公寺（宁玛派）的大喇嘛主持。笔者经历的这一次是由塔公寺的一位名叫东哲的堪布来主持的，同时来的还有从八美镇雀尔村山卡寺（萨迦派）10余位喇嘛（扎巴）所组成的乐队。这些喇嘛都是自愿组合而来，一般不需要当地提供活动经费。
　　诵经中的乐器主要有：呷岭、铜钦、董呷（法螺）、大钹、神鼓以及法铃（止布）等，这些乐器都纵向排列在讲经台前，寺院乐队的“乐手”们都席地而坐。在乐队演奏中，几乎所有的乐器都同时吹奏，形成强烈的震撼效果。从吹奏的旋律来看，其所表达的并不着意于旋律的抒情或繁复的技巧，而更多的是烘托一种庄严与神秘、凝重与古朴的宗教气氛。在这些乐器中，“呷岭”是主要担任演奏旋律的乐器，其形状与内地唢呐非常相似，只是其管身比琐呐更加粗长。和铜钦相比，呷岭的音色显得相对明亮、柔美，在演奏中，常奏出连续快速的装饰音，使其成为整个音乐演奏的一个重要风格。而铜钦则只能吹奏出几个简单的音，但是当巨大的“铜钦”（或称“莽筒”，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吹管乐器）发出沉闷的、撼人心魄的一声声长鸣时，似乎整个凡俗的世界都被这极具穿透力的号角而引起的空气震荡所凝固了。正是在这种信仰的凝固之中，仿佛神灵们都显身到场，尽情歌舞。而7世纪就随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的“董呷”（法螺）虽然只能吹一个音，但其声音却洪亮而富有穿透力。按佛经说法，其号声代表了佛祖说法时声音，即象征佛法之音。
　　在整个“念玛乃”过程中，大喇嘛东哲一边摇奏“法铃”担任指挥的角色，一边以典型的“藏式”胸腔发音法担任“领唱”，席地而坐的信众们则手摇转经筒跟随诵经。如果从宗教艺术的角度来看，东哲堪布的“表演”不仅是对藏传佛教教义的传播，而且还是一种藏族艺术的展现；而作为宗教艺术家的东哲要表达的则是一种充满神圣艺术气氛的庄严的信仰场面，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宗教信仰的场面。而当整个“念玛乃”过程都回荡在时而低吟时而高唱的阵阵起伏跌宕的声浪之中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喇嘛东哲那浑厚的男低音。在作为“声乐表演”上，其声音不仅低沉，而且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的特点。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领诵经文的领经师常采用超低音的唱法……发音低沉、浓厚，传达甚远。此种唱法藏语称为‘欧盖’，直译译意为‘下颚音’，因演唱时运用了下颚下拉的技巧而产生喉部和胸腔的强烈共鸣。”⑤
　　依笔者之见，在四川藏区的宗教音乐中，相较之下也以宗教诵经音乐最富有旋律性。在八美的这种宗教活动中，诵经从其音乐表现方式上看似乎具有叙事性，曲调接近于朗诵，这也使其接近于语言说白的音调。其使用的音区较窄，节奏相对均匀，诵唱速度一般情况下都较慢，但跟着音调抑扬顿挫的起伏，当至高潮处时有的段落诵唱速度在渐快后也和较慢处形成明显的对比和变化。根据现场观察与记录，可感到其段落间的变化多以反复某个具有华彩性质的短小精练的乐段（或乐句），以略有变化的方式反复演唱（参见谱例1），诵念经文时大喇嘛东哲堪布一直摇奏手中的“法铃”来指挥并控制整个诵经和乐队的节奏。

　　八美诵经音乐的旋律风格总的来说较质朴，并具有浓厚而明确的宗教性乡土气息，其诵经的旋律也很具有五声调式的色彩（见谱例2）。

　　四、诵经与弦子
　　八美的“念玛乃”除了诵经之外，还有多种民间歌舞表演，如扎木聂弹唱、弦子舞等节目，而所有节目中除了诵经仪式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外，其他都属于藏族民间艺术，其中，民间歌舞以“弦子”为主。藏族舞蹈弦子又称“谐”，起源于四川巴塘、西藏芒康等地，以四川甘孜的“弦子舞”最为著名。一般情况下，在诵经仪式结束后跳弦子舞，有表示这次宗教活动进行得圆满的意思。
　　如前所述，在乐队的编制上，在正式的诵经仪式时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的音乐及乐队编制，如果从西方基督教音乐的角度来看则可称之为圣乐，即崇拜上帝的宗教音乐。喇嘛们用铜钦、呷岭、法螺、大钹及神鼓等乐器来表达其对神的信仰，在这种仪式中，诵经音乐的“神性”或对神的崇拜性得到较完整的宗教性体现。在这一点上，似乎也说明了宗教和艺术在其源头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宗教始终是艺术的泉源，而崇拜艺术则是一切艺术之母。”⑥在整个诵经仪式过程中，其诵经音乐的旋律虽然很简单，但其音乐的起伏较大，音乐中充满着激情、崇高与宗教冲动；在这种充满“神性”的音乐面前，无论是寺院乐队的“乐手”，还是诵经的信众，似乎都充分地释放着他们对神的崇拜乃至对神的欲望；在“念玛乃”的歌声中他们释放着对神的依靠，而在神的光影下他们又摸索看自己的生命位置。
　　到了表演较现代化了的弦子舞时，乐队的编制也就变成了较现代化的乐队编制，如：竹笛、二胡、西洋式大鼓、手风琴等。一般情况下，笛子和二胡分别担任旋律声部，手风琴主要起和声作用，而西洋式大鼓则起节奏作用。和藏式寺院乐队相比，这种乐队由于增加了拉弦乐器和键盘乐器，因而使得整个音乐和藏式的传统寺院音乐相比就显得其色彩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其旋律也更灵活、更流畅及更富有生活气息。比如，在很多年轻小伙子的舞蹈中就多有模仿骑马或放牧的动作。参加弦子舞表演的大都是镇上的年轻人，在表演中，男女分两组，呈圆圈或两排相对，时而围圆圈舞蹈，时而两队穿插。而这种“顿足为节，连臂踏歌”的藏族弦子舞蹈也就是泛指流传在广大农牧村镇的自娱性及表演性都较强的民间集体歌舞，是藏族较日常化与生活化的舞蹈，其既有表现藏族粗犷激扬的勇猛之气的一面，也有表现其长袖翩翩的婀娜风采的一面。而在这里，神的光影似乎已经逐渐消退，“娱神”传向了“娱人”；喇嘛变成好奇的观众，而年轻人则纷纷“登台”表演了。
　　五、信仰与文化
　　在八美镇的“念玛乃”过程中，“信仰”的表达是整个活动的核心。仪式开始前，就有藏族佛教信徒不断地对着“讲经台”磕头行大礼，以示对神的尊敬。而每当大喇嘛进场或退场时，都会有信众排队站立在两旁恭候大喇嘛，并期待着大喇嘛的“模顶”。远近的信徒除了按时参加“念玛乃”之外，还纷纷向领经的大喇嘛献上礼物。一开始，很多人都向大喇嘛虔诚的双手献上“哈达”，大喇嘛接过“哈达”后，再将“哈达”挂在虔诚信徒的脖子上；接下来也有很多信徒会在“请哈达”的时候捐献钱物；还有不少藏民把一袋袋糌粑倒进大喇嘛所坐的讲经台旁的大口袋里，这些钱、物等都是信徒们自愿捐献给寺庙里的。
　　在整个仪式中，实际上交织着两种不同风裕与意义的音乐又化现象，即宗教的诵经和民间的弦子舞。两者除了具体形式上的区分外，更多的还表现在两种不同音乐文化在观念上的区别。即：藏传佛教音乐在其文化事项上更多的是对神灵的崇拜，而“神灵”的意义对于信徒们而言更多的还在于对“来世”的保佑，因而也可以说，这种诵经的藏传佛教音乐的文化所指是来世的，而较现代化的民间歌舞的表演则完全是属于“现世”的，表达着人们对现世的态度，其文化所指是现世的。另外，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八美的诵经除了具有音乐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具有着多种宗教社会性功能，从学术上看，如以音乐的形式为载体而表达出的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理调节功能、陶冶情操的美感功能等。而通过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视点来看待社会文化的作用与意义，也是民间音乐向其背景文化纵深发展的主要途径。
　　结语
　　据了解，八美镇在农闲时一年一度的诵经活动是这两年才恢复的，而这种恢复完全是自发的，因而从文化艺术这个角度也可看出藏区文化和宗教的历史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藏区，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民俗化的信仰有关。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宗教不以培养神圣的体验，不以促进灵魂的文化为其最高目的，那它就不是宗教了。”⑦［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道孚县志编纂委员会：《道孚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②贾大泉：《川藏道的兴起与川藏关系的发展》，载《四川藏学研究》（四），杨岭多吉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③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④［美］保罗·韦斯、冯·沃格特：《宗教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⑤田联韬：《藏族宗教音乐初探》，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⑥⑦见注④，第87、140页。
　　［作者简介］杨曦帆，现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