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理西传

佛理西传
　　东方各国的佛教大体有了固定的路数，而且形式也变得固定，难得更新。佛教经典博大精深，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历史的沉淀使它变得沉重。我常常在西方报刊上看到人们的白话解说，觉得有一股清新的味道。佛理西传·泽熙·
　　东方各国的佛教大体有了固定的路数，而且形式也变得固定，难得更新。佛教经典博大精深，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历史的沉淀使它变得沉重。我常常在西方报刊上看到人们的白话解说，觉得有一股清新的味道。由于西方听众起点低，因此讲的一般不再是逐字逐句地注解经典，而是根据情形生发见解。本文撇开佛教的宗教面，只关心佛教哲理在西方民间、管理和科学三个方面的渗透和流传。佛理在西方民间的流传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后流传到东南亚、中国、朝鲜和日本，对东方人的精神、文化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是什么时侯传到西方的？早期的证据不是很明显。有学者认为，早在基督教文明的初期，佛教的僧侣和教义就远达埃及；在中世纪的欧洲，曾经有过佛佗的故事流传，不过是以基督教圣者的形像出现的。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佛教才正式扣开了西方的大门。一条途径是大量的移民，即早期的中国和日本劳工，以及后来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另一条途径是日本和西藏等地的学者、高僧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和禅宗在欧美的流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佛教不仅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占得了一席之地，而且在那些寻找新的宗教体验的青年人中间流行。
　　就像佛教流传到中国就具有了中国特色、流传到日本就具有了日本特色、流传到泰国就具有了泰国特色一样，佛教流传到了西方首先遇到的是现代文明、科学理念和实用主义的冲击与挑战。它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形像，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寻找新的方式生存，这就不得不进行自我改造以求适应，例如，组建佛教使团、在学校里进行星期日佛学和广泛散发宣传用的小册子等等，有的就直接选用了现代基督教的传播形式。
　　目前美国约有二百多万佛教追随者，百分之四十集中在加州南部；英国约有十八万，加拿大约有十六万人，他们大多由有佛教背景的亚洲移民及其后裔组成。一些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移民也开始承传，随着西方人的加入，加速了佛教在西方的本土化进程。例如在北美，人们更关心的是静思冥想，解决自身的烦恼，而不是拘泥教条或崇拜偶像，寺院也常常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冥想中心”、“静思中心”所替代。不少人倾向于思考当代的难题，如佛教如何回应世界和平、环境危机、人工流产等等。西方报纸历来重视报导世界各地的佛教动向，不少人还以此作为理解中国、日本、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钥匙。
　　七十年代佛教在西方走下坡路以后，放弃宗教仪式而把打坐等方法简化传授给佛门以外的人，是佛教在西方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于个人的心理挫折，西方人常常急躁地宣泄出来；如果把敌意内化处理，他们会觉得异常沮丧，不容易接受。西方人接触佛理往往从静思、冥想或瑜珈开始，他们认为佛教的哲理是通过静坐来完成意念和精神的直觉启示的。佛教认为冲突、苦难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实质，通过减少个人的欲望，人们可以达到与环境的和谐。这就是《禅宗与创造性管理》一书所分析的，雇主与雇员之间、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为什么会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
　　在美国的书店里一般不难找到这类书籍，而且还有不少短期的“静坐中心”来帮助他们释缓心理的压力。参入者的体验是“尝试把意念和情绪分离开来，看事物就会更加客观和中性。”同时也可以减少消极情绪，使精神变得充实（《堪萨斯城明星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８日）。现代生活节奏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分离、隔阂，常常使得一些西方人在东方的健身活动里寻找帮助，如太极拳、气功等等也广泛流传。佛教哲理渗透于西方管理
　　把佛教教义改造成为现代经济的基本依据在西方佛学界和知识界之间存在着一些共通的地方，譬如探讨为组织管理和商业伦理提供宗教铺底，等等。十五年前，美国《工业周刊》（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曾经载文对东西方“自我”的概念，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进行过有趣的分析。作者是犹他大学的管理学教授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Ｈｅｒｚｂｅｒｇ博士，他看到在东方的道教、印度教和佛教里，自我必须服从更大的整体，即道、梵天和涅槃，这样才有意义。佛教提倡和谐而把人放在次一等的位置，因此，东方人比较容易组织管理。
　　相反，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希腊精神、犹太和基督教精神都承认自我是大写的，我的意义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更有价值。作者认为，西方人不容易管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分裂意识的疾病，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崇尚个人追求完美，在古代奥运会上，跑、跳、标枪和射箭等个人竞技的项目只奖励第一名，而不为第二名设奖。团队竞赛和集体作战也不受重视，直到“斯巴达方阵”发明用于战争，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西方人便产生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精神分裂情结。
　　作者认为，东方的宗教精神讲求内在的和谐有利于加强对西方人分裂意识的治疗，例如从东方人那里创造性地学习服从、团队协作和在杂乱中更有效地处理含糊的信息等。就我所知，不少西方企业灌输佛理也是为了减少和正视企业的内外冲突。
　　当听到赞扬的时候，我们先别忙着高兴。与西方人以和谐为代价公平地追求个人目标相反，东方体制的弊端常常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追求和谐的组织目标，扼制了创造、更新与发展，这是应该向西方文化取经的。
　　商业伦理也是西方社会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佛理既不同于犹太基督教的西方伦理传统，又不同于康德的伦理学说，而是提供了不同的透射点和处理方式。在１９９５年１月的《商业伦理杂志》上，有人撰文写到：佛理可以帮助决策者在感觉和思考、尝试和冥想练习的基础上，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伦理冲动来透射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为此，作者主张探讨佛理推动下的商业伦理。他认为，佛理在世界上从心理和哲学的角度最深刻地关注着伦理问题，例如不存害人之念、乐善助人、承受苦难和节制欲望，甚至善待动物等等，而这些观念运用于现代商业是新近才有的。
　　在诸多的商业伦理模式中，佛教伦理重视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动因机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改进方式。就像苏格拉底重视了解自己一样，现代的西方佛教强调经验的自我发现。通过内省自己的观念、感觉和行为，以佛之心来审度他人，从而确立决策者的伦理姿态。在贪婪的、功利的、马基雅弗利式的商业世界里，这股声音无疑是清醇的。
　　从东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传统儒、释、道的陈旧与现代经济并不合拍。我读过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文章，基本思路就是从古代经典中抽出一些教条来，编合成“现代管理理论”。实际上，基本没有“现代”的味道，也无法克服我们固有的弊端。西方人学习古代东方，如我们看到的佛理，是寻找新的综合，在形式上也是不断翻新。我们也应该把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拿来，重新综合，翻出一些新的花样来。佛教哲理与现代科学
　　在诸多的佛教流派中，中国的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增长最快，本文关心的只是达赖喇嘛就佛教与科学的见解。在西方大众媒介中，达赖在这方面的影响首屈一指，并深受西方科学家的青睐。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五名英国科学家应邀到达赖的住所讨论量子物理，因为“量子物理和佛理之间颇有共通之处”。听上去有些蹊跷，原来达赖可以给他们深刻的哲学启示。英国量子物理学家Ａｎ-ｔｏｎ　Ｚｅｉｌｉｎｇｅｒ认为达赖的见解“非常理性、非常合乎逻辑”，“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连环因果关系的一部份”。达赖并不掩饰很多佛教经文与现代宇宙观有冲突，而提出“传统佛教宇宙观需要修正”的观点（《量子因缘：达赖喇嘛是否可以启示西方科学？》，《卫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８日）。
　　实际上，达赖谈论“佛教与科学”的话题由来已久，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他在美国讲道：“科学在物质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对于人类的意识，科学还很原始，刚刚起步。”又说：“东方哲学和西方科学可能是一对很好的联姻，而且不会离婚。”１９８７年达赖曾经在家里接待了一个美国的神经科学代表团，交谈了五天；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他在哈佛医学院和加州大学与神经专家再一次交换过他的看法；１９９１年３月达赖在麻省理工学院讲道：“佛教徒运用佛佗的话不过是一把钥匙，我们强调人的理智和经验来决定我们发现的是否令人信服和可靠。”他认为，在内在智慧的王国里，佛教徒就和西方的科学家一样，试验般地把尊敬的教诲用于个人经验的尝试。１９９６年７月，达赖在斯坦弗大学讲道：佛教静思验证真实和科学探求方法类似。但他并不指望用科学来验证佛教，或佛教证实科学。
　　西方人贯常争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一般是指科学与天主教、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对于佛教与科学的冲突则争论得比较少，本来两者的渊源甚浅。这就是为什么达赖的观点和开放的态度很少受到批评，而且倍受西方科学家的重视。实际上，西方人自己也惊讶，许多佛经的记载和现代科学的发现存在着平行性。他们认为科学可以受到佛理的启示，例如意念和身体的关系，佛教通过冥想知道两者之间有联系，西方医学近几年才承认。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一次科学的重大发现都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它们一时超出了分析的范围，科学家们也会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有的就会向宗教寻找启示，如东方的神秘主义等。
　　不过，西方人士更敏锐地注意到，在现代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佛教人士纷纷把佛教转向理性化的解释，或曰“恢复佛佗的本来面目”，而淡化了它在传统上宣扬超自然的一面。佛教和科学的一致性依然只停留在平行性的比较上面，存在着一定的假象性。在方法上，佛教崇尚的冥想和科学倡导的分析也是背道而驰的。佛教寻找真实世界的途径往往藐视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考，从而消除一切心智上的挣扎。古希腊人则相反，如亚里斯多德运用美和简化的原则对事物进行分类，毕达哥拉斯用数学来描述真实等，他们认为宇宙是有序的而不是混沌的，更不是“空”的。在传统和习惯上，西方人都偏向于后者。科学与佛教的冲突从柯斯可把模糊逻辑引向佛理性的注解，并由此而发端的争论也可以看得出来（见拙文《模糊逻辑漫谈》，《中国研究》１９９８年８月）。可以预计，在下一个世纪，西方科学和佛教的冲突与对话还将持续下去。至于“联姻”一说，恐怕有些一厢情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