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释、儒和谐并存的胶东文化与全真道的兴起

　　道、释、儒和谐并存的胶东文化与全真道的兴起

　　刘凤鸣 周霞
　　全真道是金末元初中国北方声势显赫的最大道派，曾经成就了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至今仍对中国的道教及哲学界产生着重要影响。
　　全真道的兴起有社会历史、民族矛盾、道教自身发展等多方因素合力的作用，同时也是胶东文化孕育滋养的结果。没有道、释、儒三教和谐并存的胶东文化，吸引不了王重阳来胶东传播他的“三教合一”的新教；没有历史悠久、深厚的道、释、儒三教并存并荣的胶东文化，也诞生不了“全真七子”；没有“全真七子”对“三教合一”的全真道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没有全真道的在全国的振兴。
　　一、胶东地区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和三教和谐并存的文化氛围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重阳。王重阳（1113—1170），陕西咸阳人，金密国公金源璹撰《全真教祖碑》记，“先生美须髯、大目、身长六尺余寸，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1]金大定元年（1161），王重阳开始出家修道，在终南山修道的七八年里仅收了几个弟子，其主要原因是王重阳所传道教属新教，其突出特点是道、儒、释三教合一，宣传“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2]。因当时陕西终南山一带教派老化，且一派独大，思想保守，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又缺乏开放、多元的观念，故而道徒们对三教合一的新教不易接受。为了传播新教，知识渊博的王重阳便把目光投向了胶东，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从终南山来到胶东，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传教活动。胶东地区不但具有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而且沾溉了齐鲁之风，佛教思想也一度流行，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并存并荣。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悠久的能够接受新生事物的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氛围，给了王重阳以极大的吸引力。
　　胶东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其海上明灭变幻仙气氤氲缭绕的氛围与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催生了神仙观念和方术的盛行，早在战国时期，统治者们就开始了求仙活动，“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胶东半岛，“过黄、腄，穷成山，登芝罘”[4]，“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5]。时隔九年，秦始皇再次派徐福入海求神，“遣派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子百工而行”[6]。汉武帝也曾多次来到胶东，他不仅命声称海中有仙山的方士们出海寻找蓬莱神仙，而且频繁访求东莱陆地上的神仙踪迹，寻仙之人数以千计。帝王的信奉倡导，方仙之术由胶东扩布全国的大肆流行，为道教的兴起作了社会思想的准备。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对寻仙人仙药而不得的方士“皆罢斥遣之”[7]，方士们有组织大规模的寻仙求药活动终于落下了帷幕，但胶东盛行探险求仙的方仙之术却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其《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说：“道家的神仙方士之术，到汉武帝之世而昌盛，开启后来东汉、魏、晋道家神仙方术思想的基础。”[8]神仙方术为道教所承袭，方士们也大多衍化为道士。道教产生后，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成为最核心的教义，神仙传说与方术成为道教丹鼎派的直接来源。胶东地区神秘而充满幻想的神仙和仙岛的传说，秦皇、汉武东临胶东祭海求仙寻长生不老药的故事，富有想象力、超然浪漫的文化传统，数以千记的方士都对胶东民间道教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胶东地区不仅道教文化发达，汉、魏以后，儒家和佛教思想同样广泛流行。隋朝时期，昆嵛山开始修筑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如六度寺。到了唐代，昆嵛山的无染寺达到了最兴盛时期，拥有僧众近百人，田产数万亩，号称胶东第一名刹。始建于唐代的弥陀寺和赤山法华院，都是当时胶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北宋中后期，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昆嵛山的甘泉寺较为关注，宋治平二年（1066）敕赐广润院碑便为一例证。寺庙的活动丰富了胶东文化，使胶东地区浸润了深厚的佛教传统。
　　胶东地区的儒学传统虽然比不上邹鲁之乡来得深厚，但是也不乏儒学大师的遗风余韵。汉代《易》学六大流派之一《费氏易》的创始者费直是东莱人，《后汉书·儒林传》载：“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东汉初年，古文经学者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马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9]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曾在伟德山讲学著书，也曾在不其山（现属青岛）聚徒授课，至今那里仍有叫做书院的村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一莱州即墨县条载：“大劳山、小劳山，在县东南三十八里。晏谟齐记曰：‘太白自言高，不如东海劳。昔郑康成领徒於此。’”[10]《后汉书》亦有记载：“（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11]儒学大师们的驻足，使胶东地区进一步濡染了孝谨、温良、恭俭，谦让等各种儒家伦理观念，无怪乎人称胶东福山“民俗敦厚，无异邹鲁”[12]。
　　此外，民间既有的原始信仰也为普通民众对全真道的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天地和日月星辰是胶东民间崇拜的最高偶像。直到今天，胶东地区仍有对天地的祭拜，一般是在院内南墙上砌一个高50厘米宽35厘米的神龛，俗称“天地窝子”，立上天地牌位常年供祭。胶东民间还信仰“万物有灵”，因滨海渔民较多，所以多信奉海神。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海神娘娘送灯的故事。陈寅恪先生在《天师教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深且巨。”[13]的确，胶东独特的民间风习与仙道传统彼此交融互动，使胶东人民在良好的道教环境中感染薰袭，为全真教在胶东的播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深厚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道、儒、释和谐并存，开放、包容的文化区域氛围，加之物产丰富，教育发达，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才为王重阳创立的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在胶东的兴起提供了理想的道教环境和生存发展的空间。
　　二、三教并存的胶东文化诞生和滋养了全真七子
　　胶东地区不仅有适宜于三教合一的全真道生存发展的土壤，更重要的是王重阳在胶东这片土地上发现、收取了七位弟子，史称“北七真”，即金庸笔下的“全真七子”，为全真道在全国的兴起准备好了骨干人才。没有“全真七子”，就没有全真道在全国的兴起。没有胶东这片土地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和道、儒、释三教和谐并存的区域氛围，也诞生不了“全真七子”。
　　马钰（1123—1183），宁海州（现烟台牟平城区）城内人,原名马从义，字宜甫，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豪门显族，号称“马半州”。“儿时常诵乘云驾鹤之语，梦中屡从道士登天”[14]，及长，“安心定性则清虚淡泊，其接物导人则慈爱孝悌，由是远近趋风，士大夫争钦慕而师友之。”[15]马钰饱受儒家教育，金天会间中进士，在宁海州军中摄六曹事，轻财好施，曾在道士李无梦丹炉下游戏，被其称为神仙之材。
　　丘处机（1148—1227），登州栖霞（今烟台栖霞市）人，“眉宇闲旷，举措详雅”，“年未弱冠，酷慕玄风，非长生久视之说不道也，非骖鸾跨凤之语不咏也”[16]。19岁出家修道，20岁拜重阳为师。王重阳去世后，在大师兄马钰的教导下，经过十多年的苦心修行，道业大成。他是全真七子中年龄最小，寿命最长，贡献最大的。
　　谭玉（1123—1185），宁海州人，家境尚好，父亲是金银匠，好接济他人。15岁即“有志于学，咏物警策”，弱冠“涉猎诗书，工诸草隶”[17]，因病求医，知重阳为异人，遂拜重阳为师。
　　王处一（1142—1217），宁海州人，幼年丧父，事母至孝，“为儿童时不杂嬉戏，好诵云霞方外之语”[18]，青少年时代曾偶遇异人。见到王重阳后，与母亲一同修道拜师，时年27。
　　刘处玄（1147—1203），莱州人，为富家大姓，“好阴德，乐推恩，恤寒馁，惠孤茕”[19]，因其孝义还受到朝廷嘉奖。为孝敬孀居在家的老母，誓不婚宦，“清静自守”，“顾世间物无足以撼其胸中之诚，屡辞故山欲访异人”[20]，自奉香火拜王重阳为师，时年21。
　　郝升（1140—1212），宁海州人，“家故饶富，为州首户”，“少孤，事母孝，禀赋颖异，识度夷旷，萧然有出尘之资。读书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晓阴阳律历之书，不乐仕进”[21]，“深穷卜筮之数，黄老庄列未尝释手，凡遇林泉幽寂之地则徘徊而终日忘返”[22]，自投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时年29。
　　孙富春（1119—1182），宁海州人，七真中唯一的女道士，系马钰之妻，“德才兼备，知书达理”[23]，随夫好道。
　　全真七子全部是胶东人，多出身于豪右之家（丘处机是否出身名族学术界尚有争议）；多于年少时饱受儒家熏陶，崇尚儒家孝道；性格特征多清静淡泊；在不同程度上好谈仙论道，其中青少年时代即追慕仙风者至少有四人；自愿自发拜师学道者五人，只有马钰夫妇是王重阳想尽办法进行过规劝并取得成功。可见，全真七子在加入全真道之前,他们的思想基础和全真教义已非常吻合,而这样一种思想基础,正是胶东这片土地所特有的传统文化浸染的结果，他们从小就饱受胶东地区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熏陶，其思想信仰为他们加入全真道及以后从事艰苦卓绝的传教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宗教感情的培养和建立，也就有了比常人相对稳定的心理。胶东悠远的道教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儒释文化底蕴深深地浸润着全真七子，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烟波明灭的海天、隐约迷茫的海岛、幽静神秘的山林的确容易引发缤纷的遐想与悠思，在这种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全真七子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宗教素质，加之出身于大家族，与同属于一个文化阶层的王重阳一经相遇，便产生自然的言语相投，对其宣扬的教理教义产生认同，如：重阳和谭处端同衾而寝，谈话亲密，胜于知交，和丘处机“与语终夕，玄机契合”[24]，和马钰“谈论甚相契合”[25]，和郝大通“闲话往来，问答如石投水”[26]。由次可以看出，王重阳在胶东能够如此顺利地招收到全真七子并非偶然。
　　在“七真”中，王重阳最为赏识和倚重的当属马钰，创教之初，他也是依靠马钰才打开了局面。王重阳来宁海后，马钰就将他邀入家中，殷勤侍奉，常听王重阳谈经论道，还在自家南园为王重阳建一道庵，即“全真庵”，这不仅使“全真”之名由此而兴，也使王重阳在胶东有了第一个坚实的传教场所。谭处端、丘处机就是听闻马半州家里来了一位异人才慕名而来，拜师求教。马钰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乐道善施的好道之风，被王重阳称其为“物外闲人云外客，虚中真性洞中仙”[27]。金大定八年（1168）2月，马钰正式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视马钰为兄弟，重阳临终时有诗云：“一弟一侄两个儿。”一弟即马钰，由此可见出王重阳对马钰尊重和信任。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大家族尤其是大士族“的构成以及声望、关系、财产，使它不仅是一个生产性团体，而且是一个文化性阶层，它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声望、象征、信仰，它们与当时其他贵族家族群体的亲疏、交往、婚姻，以及它们在宫廷中的荣辱升降，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也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28]声望和社会地位在宁海州首屈一指的马钰家族对王重阳的殷勤招待，应该说不仅影响到其它富户家族群体对王重阳的崇拜，而且在广大的胶东百姓中对王重阳的新教不啻为做了最有力的宣传。马钰“时人歌曰：古扬陈寔，今谈宜甫”[29]，谭处端“孝义传家，甚为乡里所重”[30]，为富而仁的马钰和谭处端在乡里乡亲中有着极好的口碑，他们对全真教的信奉无形间在群众中产生了垂范作用。
　　如果没有七真给予的各方面支持，王重阳胶东传道不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不到三年，先后在胶东登、莱、宁海三州建立了五个全真道的下层民间组织，即文登县的“三教七宝会”、宁海城的“三教金莲会”、福山县的“三教三光会”、蓬莱县的“三教玉华会”、掖县（现莱州）的“三教平等会”，号称“三州五会”，道众达几万人。“五会”皆冠以“三教”，既体现了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立教宗旨，又与胶东地区的道、儒、释三教和谐并荣的文化氛围相融合。从此，全真道结束了以零散道人为主要教众的阶段，开始进入了有会首、有一定规模的道教组织、并日益显示出自己的教义特点和社会影响的发展时期。
　　三、全真七子成就了全真道在全国的兴起
　　金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在返回陕西济众度人的路上溘然长逝，而此时的全真教刚刚初具规模，仅在胶东半岛才有点影响，于是，传教弘教的重任落到了全真七子的身上。
　　七真果然不负重托，为兴其教而身体力行。在王重阳死后的十多年里，他们为传教、提高全真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足迹几乎遍及金朝的南部地区。他们遵照重阳祖师性命双修的全真宗旨，不仅发扬苦己利人的精神来吸引道众，而且还因周济而得人。王利用撰《全真第二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载：马钰“有不赀之财而乐周急，故得轻财好施名，《礼》所谓‘积而能散’者此也。虽为硕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此也。承师训以阐化，授门人以归真，虽寓形于寰海，以济众为己任，《语》所谓‘人能弘道’者此也。”七真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先人后己、与物无私的品格和俭朴、谦下、忍辱、谨、宽、容的情操，集中表现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突出特点，反映了劳动人民思想中的伦理观念。这样一种伦理观念，也是道、释、儒三教共有的精华，集中体现了三教合一，和谐并存的全真精神，因而也使全真精神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这既说明了胶东文化中深厚的宗教思想对全真七子成长过程的重大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全真道正是吸收了儒、释教中被广大民众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念，才得以更广泛的吸引和团结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全真七子的济人救危、忍辱苦修提升了全真道的宗教素质，使全真教开始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确立全真教在全国道教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然而，全真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七真的不懈努力下，全真教道团组织迅速扩展，声势很大，引起了金廷的警觉。金挺担心汉族群众利用道教组织“犯上作乱”，曾一度禁其发展。如大定十八年（1178）世宗诏“禁民间创兴寺观”[31]，大定二十一年又诏禁道士游方，“遣发道人各返本乡”[32]。马钰亦曾被从关中遣返山东。胶东地区作为全真道的活动基地再一次发挥了作用，胶东不仅是全真道的发祥地，更是全真道走向全国、获取更大发展的根据地和坚实大后方。七真之一的王处一自王重阳返乡后独自去文登铁槎山（今属荣成市）云光洞结庵修炼，一直坚守基地巩固着王重阳与七真最初的传教成果，因此，马钰和丘处机在陕西传道遭遇挫折后，得以回到胶东休养生息。全真道深合人心，在胶东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金廷的几道禁令都不能够阻止它的发展，所以金世宗晚年转而采用拉拢政策。章宗初年一度也曾对全真道采用罢禁政策，但此时朝中大臣已多有信奉全真者，反而替全真辩解，从而促使章宗转而采用怀柔政策。承安二年（1197），章宗召见王处一，赐号“体玄大师”，并赐修真观一座。次年又召见刘处玄，赐观额五个。全真大师相继得到召见，表示金廷对全真道的认可，全真势力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真正把全真教推上极盛之路的是丘处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刘处玄传教宗旨是“无为、有为各半”，而至丘处机则成了“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无为有为是形象的比喻，说明刘、丘开始注意积极的外向活动，一方面广营宫观，广收门徒，扩大收容教派，建立丛林这样的宗教活动基地，使道教开始有了统一的教团组织和明确的传法世系；另一方面结交王公贵族，侧重于争取统治者的注意与支持。大定二十七年（1187）——金末（1219），全真道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贞祐二年（1214）丘处机出面招抚山东杨安儿、耿京农民起义给全真教带来了一个发展的小高潮。丘处机以“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起义军，“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33]，深受朝廷嘉奖，名噪一时，信奉者愈众。金末元初，丘处机应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邀，远游雪山西域。他借与成吉思汗会面之机，极力宣传“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教义，劝说蒙元统治者推行儒家孝道，“以敬天爱民为本”停止杀戮，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和蒙古贵族的支持。成吉思汗赐丘处机以“国师”之号，让他掌管天下道教，并免全真道徒与宫观赋役，致使全真教迅速繁荣，并流布全国，实现了王重阳“欲四海教风为一家”的宏图大愿，世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34]，“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35]，“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36]正如丘处机自己所言：“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37]。丘处机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七月九日去世。清乾隆皇帝称赞他说：“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全真七子对全真教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传教弘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将全真教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另外就是由于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学养，留下了很多著述，丰富了全真的教理教义，充实了道教的思想文库。虽然，他们的著述有多有少，弘教的贡献有大有小，但是，全真七子仍不失为一个整体在宗教史上占据着他们该占据的位置。他们从王重阳手中接过传教的火种，在胶东大地上燎起了全真道的熊熊大火直至燃遍全国。这意味着全真道从一种思想信仰转化为一种兼有信仰和组织的社会体系，由单一的个人宗教活动转化为由相对稳固的社会实体支撑的较大规模的集中的宗教活动，由非法的民间宗教转化为官方认可的正统道教。全真七子身上负载着胶东文化的因子，他们为胶东文化的主要内涵和精神价值提供了最佳的注脚，也正是道、释、儒三教和谐并存的胶东文化和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有机融合，才使全真七子和全真教有了超强的生命力。
　　注释：
　　[1]《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十九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页。下引《道藏》皆指此。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二册），知识出版社（沪版）1994年版。
　　[3]《史记·封禅书》。
　　[4][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7]《资治通鉴·汉纪》。
　　[8] 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后汉书·儒林传》。
　　[10]《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一。
　　[11]《后汉书·郑玄传》。
　　[1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4页。
　　[13]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29] 《金莲正宗记》卷三，《道藏》第三册，第353页。
　　[15] 《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十九册，第727页。
　　[16][24] 《金莲正宗记》卷四，《道藏》第三册，第359页。
　　[17] 《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十九册，第731页。
　　[18] 《金莲正宗记》卷五，《道藏》第三册，第361页。
　　[19] [20][30] 《金莲正宗记》卷四，《道藏》第三册，第357页。
　　[21] 《甘水仙源录》卷二，《道藏》第十九册，第739页。
　　[22][26] 《金莲正宗记》卷五，《道藏》第三册，第363页。
　　[23] 仝晰纲等《齐鲁文化通史》宋元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9页。
　　[25]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道藏》第三册，第373页。
　　[27] 《重阳全真集》卷五。
　　[28] 葛兆光《文献学与历史学思路——评吉川忠夫编〈六朝道の研究〉》，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第172页。
　　[31][32] 《金史》卷七《世宗纪》。
　　[33] 《甘水仙源录》卷二，《道藏》第十九册，第734页。
　　[34] 高鸣《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见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76页。
　　[35] 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同上，第471页。
　　[36] 元好问《紫微观记》，同上，第475页。
　　[37] 《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一。
　　（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