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三）

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三）
　　三、大藏经的分期标准
　　千百年来，大藏经的内容、结构、帙号都在不断地演化。要对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必须进行分期。而要进行科学的分期，首先要确定一个可行的标准。
　　比如对中国佛教，中国大部分研究者将中国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标准。我本人不赞同这种方法，主张以佛教本身的发展逻辑来对中国佛教进行分期[1]。具体到汉文大藏经，它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援用“全息理论”，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时期的汉文大藏经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佛教的面貌。那么我们可否将中国佛教的分期套用到汉文大藏经上呢？我以为不可。汉文大藏经毕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我们必须考虑汉文大藏经本身的发展逻辑。
　　探究汉文大藏经的发展逻辑，就必须考察促成汉文大藏经演化的各种因素。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汉文大藏经的演化呢？我以为有如下五种：
　　（一）、中国佛教的因素
　　在佛教东渐以来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佛教不停变迁。汉文大藏经作为记录与反映中国佛教历史的大丛书，从始至终受到中国佛教发展的制约，自然也随著中国佛教的变迁而演化。关于这一点，本书以下将有论述，可以参看。
　　（二）、佛教外的因素
　　所谓佛教外的因素，在古代，主要指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也不允许任何力量与它抗衡。在历史上，中国的统治阶级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佛教，也曾经因为佛教势力过于庞大而毁释废佛。在政教关系方面，国家政权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力求在佛教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意志。
　　对历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国家政权对佛教大藏经的干预不断加深。这件事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在佛教的发展中逐步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方式。
　　辛亥革命以后，随著中国封建王朝的覆灭，封建王朝因素自然不再存在。但佛教外的政治因素、学术因素对大藏经的编纂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影响。
　　（三）、编纂人员的因素
　　不同的大藏经由不同的编纂人员编辑而成。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编纂人员的指导思想、学术水平、编纂原则、编纂方式不同，所编纂的汉文大藏经自然会有差异。
　　当然，这里还必须考虑编纂人员的主观愿望与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动。
　　（四）、载体与制作方式的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书籍的载体逐渐由简牍、缣帛过渡到纸张；书籍的产生方式则由手抄到刻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以来更出现铅印、影印、激光照排等一系列印刷技术。近年数码技术的发展，更使书籍在载体与制作方式两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革命。凡此种种，使书籍的形态，也使大藏经的形态产生重大的变化。
　　（五）、装帧形式的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书籍装帧有诸如册牍装、折叠装、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蝴蝶装、旋风装、线装、近现代的洋装（包括平装与精装）、乃至数码时代虚拟电子书的装帧等。装帧形式已经成为修造大藏经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而成为大藏经研究的内容之一。
　　在上述五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大藏经随著时代的发展而显示不同的形态。那么，就分期而言，上述五种因素中的哪一种更适于选定为标准呢？我认为，上述五种因素，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对大藏经的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拟从其中某一个角度去研究大藏经，就应该考虑以其中某一种作为分期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五种因素，大部分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标准。但这五种因素作为分期标准而言，相互并不兼容，无法综合使用。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大藏经，大体以研究刻本藏经为主。其后，对写本藏经的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抄写、刊刻是书籍的不同制作方式，大藏经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书籍，用中国书籍的演化历程作为汉文大藏经的分期标准，不失为一种方便法门。
　　诸法无常，迁流变化。然而，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正所谓“大河向东流，天上的群星向北斗”。对某种发展著的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分期，但同时也必须指出，所谓分期及其标准仅是一种方便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