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与神——佛教与本土诸宗教

　　佛与神——佛教与本土诸宗教
　　作者：末木文美

　　本稿以印度、中国、日本为中心，概略地考察佛教与佛教之外的亚洲诸思想、诸宗教之间的关系。关于日本的佛与神的关系，则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较为详细地做一探讨。
　　在亚洲，佛教直到今天仍保持相当的势力，特别是在斯里兰卡（南传佛教）、东南亚诸国和中国的西藏，佛教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而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却在中世完全灭绝，在现代虽有安贝卡等的努力而有新佛教的复兴，但也势力有限。在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佛教在历史上一度达到极盛、随后又走向衰落，但今天仍是东亚诸国的重要宗教之一。
　　一、 印度的佛与神
　　佛教兴起于印度，最初是作为一种反正统的异端思想而出现的。在佛教之前，吠陀宗教就得到发展，并从中发展出了奥义书的哲学。相对于这种正统思想，佛教是以恒河中游的都市国家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自由思想。这些自由思想的主要派别，在佛典中被称为六师外道。其中的耆那教与佛教几乎同时形成，并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吠陀与奥义书的正统派有时也总称为婆罗门教。古代的雅利安人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在社会上，掌管祭祀的婆罗门居于支配地位。反正统的自由思想，随着刹帝利和吠舍阶级的勃兴而兴起，坚持反婆罗门的立场。佛教也不承认种姓制度带来的歧视，追求一种向一切人开放的宗教。关于最早期的佛教思想，我们并不是十分明确，但在教理大体成型的阶段，作为佛教教义中心的无我说，可以说是对奥义书的阿特曼说的批判。
　　在孔雀王朝时期，随着阿育王皈依佛教，佛教在印度全土获得了急速发展，而且开始向斯里兰卡等海外传播。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一直到笈多王朝时代，佛教作为印度主要宗教之一，发挥了思想上的创造性。但随着印度社会再度强化种姓制度，作为民族宗教的印度教和正统派哲学得以确立，佛教失去创造力，终于在13世纪被伊斯兰教徒所灭。
　　如此看来，佛教在印度的思想史和宗教史中发挥了过渡性的作用。即在构成印度文化根基的吠陀?奥义书的婆罗门教，与后来形成、如今仍被视为正统的印度教和吠檀多哲学之间，处于过渡和连接地位。而且作为一种非民族主义的世界性宗教，广泛传播到了亚洲各地，直到今日仍生生不息。这与印度其他宗教都没有在其他地域扎根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么说，印度的正统的宗教和思想与佛教是相互对立、或者是无关系的吗，显然不是。二者在历史上曾密切交流、相互影响而获得发展。印度的神祇很早就作为佛教的护法神而被吸收到了佛教中。其中最有名的是帝释天和梵天。到大乘佛教出现，因为与印度教几乎同时形成，二者具有相近的主题。如毗湿奴神化现为种种化身救济众生，这与佛教的观音菩萨的慈悲行相似。而且，毗湿奴信仰中所见狂热的信仰，与大乘佛教对“信”的重视也有关系。众所周知，毗湿奴的十化身之一是佛陀，佛教被吸收到了印度教之中。但在印度教中，佛陀被认为说了错误的教说，因而使得邪恶的人们自我毁灭，可见印度教对佛教持批判的立场。佛教发展到最后的密教阶段，积极吸收印度教的要素，以致与印度教的区别变得很模糊。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佛教失去独立性而被吸收到了印度教之中。
　　在哲学上，中世的各种各样的思潮皆与佛教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特别是后期佛教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进行了细密的研究，而佛教之外的诸哲学派别也与佛教相交涉，通过与佛教的论争从佛教中吸收了各种思想的素材。特别是正统派中的正统吠檀多派的代表人物商羯罗甚至被称为“伪装的佛教徒”，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商羯罗吸收佛教的无明概念，以此解释迷妄的现象世界，而且认为现象世界是无实体的。这些都与佛教极为近似。但佛教否认现象世界背后存在任何实体，而商羯罗却认为梵天=阿特曼是现象世界背后唯一根源性的实体。这是两者决定性的差异。自此以后，在印度哲学的纲要书中，佛教常常被视为异端中的异端，被贴上唯物论的、恶的思想的标签。
　　佛教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宗教，虽然对后来的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发挥了很大影响，但他本身却走上了消亡。其原因何在呢？如前所述，佛教出现的社会背景是非婆罗门阶层伴随种姓制度的衰弱而兴盛，但随着种姓制度再度强化，佛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从思想上看，佛教的无我=无自性=空是极不安定的思想。如原始佛教的无记说所看到的，佛教对重要的哲学问题不予解答，而龙树的否定论法虽然锐利，但并没有提示出积极肯定的东西。因为思想自身的核心部分包含着否定，所以也不能将自身作为确定的东西理直气壮地宣扬。有些佛教思想家不满足于既成的理论，力图以真如、法身等肯定的形式来表现真理。如来藏的思想中就有正统派的阿特曼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种理论最终还要归于第一义空，所以不能象印度教宣传梵天=阿特曼那样，积极地主张实在性。
　　佛教的这种否定性本质，防止了佛教的固定化，使佛教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宗教。而且它也使佛教有可能不拘泥于本土而自由地横跨诸文化，在思想上使佛教养成了一种严格的批判精神。但反过来看，这些特征也成为佛教的弱点，并最终为安定的民族宗教所取代。这种情况不仅是在印度，而且在中国和日本也同样存在。
　　二、 中国的佛与神
　　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佛教传来之前，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民族思想和宗教。但与印度不同的是，佛教是外来的异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异质的文化。因此，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经过了种种抵抗和论争，佛教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认为，经过格义佛教的时期，依靠道安、慧远师徒以及鸠摩罗什的努力，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特别是慧远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强调佛教教团的自律性，同时通过神灭不灭的论争，提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死后轮回的问题。
　　在中国，本来对外来文化的抗拒感是很强的。而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原因之一是佛教获得发展的六朝时代，正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发生动摇、外来的佛教容易渗透进来的时期。在非正统的佛教思想在传统价值观崩溃之时获得发展这一点上，中国的情景也与印度相似。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六朝的贵族离开经世致用的儒家，转而在佛教或道教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解脱。另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出于对汉族的抵抗也对佛教进行了保护。
　　中国的道教的形成及走上兴盛，与佛教的传播和兴盛几乎同时。道教的成立，一般认为开始于后汉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运动。之后，道教也在与佛教的相互交涉过程中获得了发展。因为佛教更富于组织性和体系化，所以初期的道教多吸收佛教的思想。如在道教的宗教仪式和经典编撰方面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道教的许多经典甚至直接脱胎于佛教经典。这一点也与印度相似，即作为印度本土宗教的印度教与大乘佛教的产生几乎同时，而且也是在与佛教的交流中得到发展的。
　　那么，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六世纪后半叶成立的《笑道论》主张，佛教主因果，道教法自然。“自然”不用说来自于《老子》。即道教不象佛教那样对现世的欲望持否定的态度，而是通过节制人的欲望而追求长生不老之道。因此，道教不象佛教那样理想与现实尖锐对立，而是在现实的延长线中实现理想。这在不注重现实超越性的中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佛教和道教在唐代达到全盛期，到宋代以后，随着儒教的复活，在知识阶层，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力开始衰退。追求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实现理想的儒学重新获得了正统地位，而追求自我解脱和幸福的佛教与道教不再受到推崇。因此，佛教与道教转向在民间的发展。
　　佛教向本土的正统派让出思想界的主流这一点，也与印度的情景相类似。但佛教在中国不象在印度那样完全消亡。其原因包括：作为主流的儒家只是士大夫阶级的信仰，而一般民众还是向佛教或道教寻求拯救；佛教有着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文化，道教并没有完全凌驾于佛教之上；作为异文化的佛教具有中国固有的思想宗教所没有的要素，从而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尊重等。
　　与印度正统派的吠檀多哲学的形成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一样，在中国，宋明新儒教的形成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新儒教的代表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都深受佛教特别是禅的影响。本来，中国的儒教以政治伦理为中心，对个人的精神面的问题关注不够。而朱熹和王阳明在确立个人的精神的自我方面用力甚多，而这无疑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朱子所说的天理具有宇宙法则的内涵，其学说体系具有将宇宙的法则与道德的世界一体化的宏大气象，而这两方面在佛教中都是没有充分展开的。即佛教重点解决自己的精神面的问题，而对客观世界的法则性则兴趣缺乏。因此，佛教对这个世界是如何起源的？具有怎样的构造等科学问题不关心，而对世俗的政治伦理秩序也只是起一点辅助性的作用。这恰恰成了儒教攻击佛教的突破口。朱子在复活传统的儒教思想的同时，吸收佛教的思想弥补儒教中所不足的个人主体的确立问题。随着这种中国思想的确立，佛教变得可有可无，从而被从知识阶层中排除了出去。
　　王阳明的思想比之朱子更重视心。与朱子寻求客观的法则不同，王阳明从心中寻求法则，所以乍看起来似乎是向佛教的主体论回归。但与佛教追求对世俗的超越不同，王阳明对心的追求的核心，还是世俗领域的道德的理想，所以虽然看起来与佛教对心的追求相似，但其关注的领域不同。与印度的情景一样，在中国，本土思想在理论建构阶段虽然借用佛教的逻辑作为理论的武器，但在完成自己的理论建构时，佛教就被抛弃，进而变为批判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从中国思想史的流变看，佛教是过渡性思想。但在民间，佛教信仰依然生生不息。在近代，佛教在知识分子当中重新受到了重视，这与印度的情景也不相同。
　　三、 日本的佛与神
　　（一）佛教与本土的神祇崇拜
　　一般认为佛教在六世纪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到日本，但在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与佛教相对立的发达的本土思想。这一点与印度和中国的情景很不相同。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才首次接触到真正高度发达的文化。有人说，神道是日本本土思想，但这一说法招致了误解。当然，在佛教和其他大陆文化传来之前，日本肯定存在某种宗教。如《魏志》倭人传曾记载，在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处于支配地位。但这不能说就是神道的原型。
　　“神道”一词见于八世纪前叶的历史书《日本书纪》。但这里的“神道”相对于“佛法”，意指对日本诸神的祭祀，并不是后世那种体系化的神道思想。神道是何时作为宗教体系而出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认为大体上是在中世成立的。即在13至14世纪，在佛教的影响下，神道思想得以形成。因此，在此之后“神道”被视为一种宗教体系，但在此之前，用“神道”的称呼就招致误解。现在，一般将在此之前对日本诸神的祭祀称为神祇崇拜，以与后来的神道相区别。这一祭祀体系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得到整备，在律令制度下，以“神祇令”的形式被定为国家祭祀。在十世纪成立的《延喜式》中，祭祀体系得以完备。
　　《日本书纪》和同时期成立的《古事记》中的神话，后来被当作神道的圣典，有人因此认为《古事记》或《日本书纪》记载了日本古代的宗教的情景。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古事记》或《日本书纪》已经受到了中国文化和佛教的强烈影响。本来，日本的诸神并不是人格化的存在，这些神祇变为人格神，是受到佛教的佛菩萨思想影响。作为皇室的祖先神的天照皇大神，据认为也受到《金光明经》等经典中的佛陀的影响。
　　《古事记》或《日本书纪》写成的时期，正值日本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转换期，也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时期。日本朝廷模仿中国的制度制定了律令，国家制度得以快速完备。《古事记》或《日本书纪》的神话也反映了这一情势，具有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天皇中心体制的性格。天照皇大神决不是自古以来的信仰对象，只能是在以上时代背景下作为皇祖神确立的比较新的神祇。
　　《古事记》或《日本书纪》是日本最古老的文献，在此之前的日本宗教的状况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但缺乏了解真实状况的确切资料。六世纪佛教传来时，据传曾和反佛教派发生争论，但这也是《日本书纪》及其以后文献的记载，这种记载是否反映了历史事实还存在疑问。很难想象当时日本的本土宗教具有和佛教相对抗的力量。
　　有一种说法，在佛教传到日本以前的古日本宗教的形态是祖先崇拜。即死去的人作为祖先神祐护子孙，是日本宗教的原型。这一主张主要是民俗学研究者的观点。但在日本“家”的制度渗透到民间，是在16-17世纪以后的事情，祖先崇拜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普及。而这与佛教的丧葬礼仪的整备密切相关，很难想象在佛教传来之前祖先崇拜会在日本本土流行。
　　总之，虽然在佛教传来之前，在日本确有某种宗教活动，但这种宗教活动的实际状况如何，我们无由得知。在佛教之前，并不存在体系化的宗教。最古老的文献《古事记》或《日本书纪》已经受到佛教和中国思想的影响。日本的神祇崇拜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在与佛教的交流中完成体系化的过程的。
　　（二）神佛融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在佛教之前就存在着某种日本本土的宗教传统，这一传统与佛教相结合而出现了神佛融合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极端一点说，日本的诸神正是通过与佛教的交涉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与印度和中国的情景有很大不同。佛教传来以后，日本的神祇崇拜才逐渐流行，并完成体系化的过程。
　　日本的神祇崇拜从一开始就通过与佛教的交涉而得到发展。佛教与日本的神祇崇拜的密切关系被称为神佛融合。神佛融合有以下几种形态：第一、日本的诸神被认为是迷妄的存在，需要通过佛教得到拯救；第二、诸神守护佛法，这种观点源于印度的诸神与佛的关系，与印度的情景相类似；第三、本地垂迹说，即认为日本的诸神是佛菩萨为救济日本的众生而化现出的神祇。
　　本地垂迹说在中世获得很大发展。这种思想的背后，有密教中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而现明王像的思想，而本地垂迹的用语，也与《法华经》的本门、迹门说有密切关系。本地垂迹说，最初只是笼统地讲日本的诸神是佛的化现，而从12世纪开始，具体何神是何佛的垂迹，也被一一规定。如熊野三社被认为是阿弥陀、药师、观音的垂迹，日吉是释迦的垂迹等。
　　在神佛融合的诸形态中，佛教皆处于优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诸神完全被佛教所吸收。即虽然说神佛融合，但并不是说神与佛完全融入一种宗教体系之中。神佛崇拜在佛教的影响之下，部分地和佛教相融合，两者仍然保持各自的体系。这种神佛密切交涉而又彼此明确区隔的状态，称为神佛分离。如在伊势神宫或宫中祭祀中，佛教的要素被有意识地排除。但神佛分离也不是从神道的立场出发彻底排斥佛教，而是以神佛融合为前提，即是说，神佛分离是在神佛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思想和实践。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神道与印度的印度教和中国的道教不同。后者在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作为独立的宗教而得到发展。也与佛教完全吸收本土的宗教的东南亚或中国的西藏的情景不同。神道与佛教既不是完全融合为一种宗教，也不是作为两种不相干的宗教而并存，而是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相互影响、相互交涉、相互渗透。
　　（三）神道的独立
　　到中世，在神佛关系中佛教的优势地位发生了动摇。依据本觉思想的理解，我们经验到的现世的存在直接就是觉悟的世界的显现，故而在现世以世俗形态而存在的日本诸神直接就是终极的觉悟的世界，甚至比超然物外的佛更加殊胜难得。实际上，在中世我们可以看到从“佛本神迹”到“神本佛迹”的思想转换。
　　中世的神道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最大限度地活用佛教的理论而得到发展，而“神道”一词也具有了特殊内涵，即指独特的宗教思想体系。在出现了山王神道、两部神道等宣扬神佛融合的理论的同时，也出现了排斥佛教或者主张神道优于佛教的理论。特别是吉田兼具（1435-1511）创立的吉田神道，确立了神道对佛教的优势地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根据吉田的根叶花实说，日本是根或种子，中国是枝叶，印度是花实，日本神道成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乃至印度佛教的根源。这种理论因为契合了日益高涨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所以逐渐获得日本国民的支持。
　　在中世神道理论看来，佛教的主题仅限于主体的心的问题而对客观世界则缺乏关注和说明。神道则对此构筑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对天地发生的根源以至历史的发展皆做出了说明。佛教缺乏对客观世界的关注的弱点，在中国也受到了批判，而日本神道对此的批判则具有鲜明特点，即从天地创造的神话出发，对在历史世界中确立天皇的权威这一课题作出了回应。
　　（四）神佛对抗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处在德川氏开创的江户幕府的支配之下，在历史划分上称为近代。过去认为，近代是儒教的时代，特别是朱子学被视为正统。但现在学界对此提出疑义。不错，朱子学是幕府公开推崇的学问，朱子学之外的学问还一度被禁止传播，但实际上这种禁令并没有发挥作用，朱子学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儒教的影响主要限于武士阶级的道德修养，并没有普及到一般的民众。此外，以葬礼为主的实际生活的宗教礼仪也多为佛教的形式，因而佛教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是日本的特色，是与儒教影响巨大的中国、韩国不同之处。特别是韩国，在朝鲜时代佛教受到镇压，儒教获得正统地位，葬礼等礼仪皆以儒教的方式进行，结果时至今日，儒教仍在韩国社会上具有巨大影响力。可见能否主导以葬礼为中心的社会礼仪，是一种宗教能否在社会立足的决定性要素。
　　佛教之所以能够独自主导葬礼仪式、保持势力，是与德川幕府为了禁毁基督教而对佛教的利用分不开的。为此，寺院发挥了证明居民不是基督徒的作用。而在基督教的实质影响消除以后，寺院又成为居民身份登记的机关，发挥了基层行政机关的功能。居民必须成为某寺院的檀家，而且佛教形式之外的葬礼皆被禁止。寺院与檀家的这种关系被称为寺檀制度，这一制度构成日本近代佛教的重要特征。虽然寺檀制度在1867年的明治维新之后失去了制度上的强制力，但时至今日，寺院仍承担檀家的葬礼和死后的法事活动，这成为佛教在日本社会中保持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佛教在成为社会上一大势力的同时，也出现了僧侣的堕落，因而招致了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儒者在近世的初期就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即佛教超越世俗、无益于现实社会，而且僧侣堕落、追求奢华等。在近世的后期，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神道运动高涨，从神道的立场对外来的佛教也展开了批判。
　　近世的神道最初与儒教相结合，许多儒者同时信仰神道、钻研神道。这是日本儒教的特征。但随着18世纪后半叶本居宣长对《古事记》等日本古典研究的深入，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动向越来越盛。特别是平田笃胤既否定过去神佛融合的神道、又否定受到儒教影响的神道，力图建立一套神道独特的宗教思想体系。在过去的神道思想中，关于死后的来世观论述不多，成为神道思想的一大弱点。对此，平田笃胤提出了新的神道独特的来世观。根据平田的说法，人死后，灵魂虽然作为神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活着的人却看不到。对这种说法，民众在感情上就比较容易接受。
　　笃胤系统的神道被称为复古神道，这种思想渗透到了地方的豪族中间，在近世末期成为反幕府运动的意识形态，也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一。明治维新的复古主义立场就是以这种神道思想为基础，力图回到古代的律令制。为此，明治政府断然施行神佛分离政策，否定长期以来的神佛融合的思想，将神道国教化。明治初期的宗教政策在短期间内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最终在承认宗教自由的同时，也将神道规定为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国家祭祀，从神道非宗教的立场，强制国民接受国家神道。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以后，国家神道被废止，神道也作为一种宗教而重新开展活动。
　　四、 结论
　　以上，以印度、中国、日本的思想发展为例，考察了佛教与各地本土宗教之间的关系。
　　在印度和中国，在佛教产生或传入以前，本土的古代思想就获得了很大发展。在印度有吠陀和奥义书，在中国则有古代的儒教和老庄思想。佛教作为对这种本土思想的否定而出现并发展成为一大势力，在某个时期成为思想宗教界的重要潮流，甚至影响力压倒了本土的思想。后来虽然随着本土思想的抬头，佛教势力衰落，远离了思想、宗教界的主流，但代佛教而起、成为主流的新的思想和宗教，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可以说就是佛教的一个派别。从思想发展史看，佛教在本土思想从古代思想向中世、近世思想的转变和过渡期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不过与佛教在印度完全消亡不同，在中国，佛教作为民间信仰一直流传了下来。
　　在日本，佛教传入之前没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只有在佛教传入之后，才形成了真正成熟的思想。这一点与东南亚和中国西藏相类似。但在东南亚和中国西藏，在佛教传入之后，并没有形成足以与佛教相对抗的发达的思想宗教，而在日本，则从神佛融合中形成了神道，并发展为与佛教相对抗的民族宗教。在这一点上，神道与印度的印度教和中国的道教相类似。在日本，虽然曾出现过排斥佛教的运动，但并没有获得成功，佛教一直保持着影响力。
　　日本的佛教与神道虽然也曾相互对立，但直到今天，两者仍然并存。这与中国的道教与佛教的并存类似。但日本的神道与佛教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这一点又与中国不同。在日本，带刚诞生的孩子参拜神社、举行祈愿孩子健康成长的七五三仪式、以至结婚典礼等与“生”有关的仪式在神社举行。而葬礼、死后的法事等与“死”有关的仪式则由佛教承担。即在神道和佛教之间存在一种分工合作的互补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为“神佛互补”。要深入了解日本的宗教，理解神佛互补关系非常重要。
　　（中日会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