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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文化进步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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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文化进步
  摘 要:宗教之于文化发展是把双刃剑,本文主要从认知功能、交流功能、增长功能等方面探讨宗教对文化进步的积极意义。作者指出,宗教神创论、宗教典籍、宗教教育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宗教思想的传播增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宗教观念、情感、体制往往是文化增长的助力。
  关键词:宗教;功能;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Religion and Culture Progresses
  Abstract: The religion has the duality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which the religion progressed to the culture from cognition function, exchange function, growth func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the religious ancient book,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enhance people's cultural level. The religious thought dissemination promot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cultural exchange.The religious idea, the religious emotion, the religious system often is the power which make the culture grow.
  Keywords:religion;culture; function;progress
  文化诸要素如宗教信仰、语言、科学、技术、经济活动方式、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社会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方式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宗教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能够与其它文化形式良性互动,促使文化系统各要素和谐发展。下文我们试从认知功能、交流功能、增长功能三个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宗教的认知功能
  人之不同于动物,其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有认知能力,而动物没有。宗教是人类特有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抽象思维认知能力发展的历史结果。我们这里谈的宗教认知功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神创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途径。自然界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它有没有过去和未来?它为什么会产生种种可怕而神奇的事件——闪电、打雷、地震、火山、涨潮、洪水、刮风、下雨……而对人类构成强大的威胁?自然为什么永恒而人的生命为什么短暂?自然既是人类依存的对象又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这种种矛盾推动人们去认识自然,从而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可是认识水平的局限,使先民们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把神秘事件的起源置于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的手中。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从一开始起,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括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起源,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神创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在科技日益昌明的今天,神创论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因为,理性认识活动本身受到历史的局限,每个时代只能到达相对的高度,永远无法达到绝对的认识。无论就人类的整体而言,还是就个体的人而言,理性认识活动的这种有限性都是存在的。加上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工作受到经济、政治、制度、语言等等因素的制约,难尽人意。宗教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对许多人还是有效的,它减少了他们怀疑之苦,满足了他们的认知需求。
  第二,宗教典籍为人类认知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中国的道教徒历来重视编撰道经、刊印道藏。现存有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由邵以正督校刊成的《正统道藏》(5305卷,分装480函),及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由张国祥辑印的《万历续道藏》(180卷,分装32函),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卷。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藏外道书。历代道经内容十分庞杂,除了道教论著外,还涉及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以及天文、地理等方面文化知识。中国佛教典籍除了传译、注疏印度佛经外,还有许多本土的撰述,如经录、佛史、传记、灯录、语录、文献、纂集、论辩、游记、志书、音义、杂论之类,内容极为广泛,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今传中国洋洋百万言之《圣经》分为两大部分:《旧约全书》(简称《旧约》)和《新约全书》(简称《新约》)。《旧约》按其内容可分为四大类:律法书5卷、历史书12卷、先知书17卷、杂集12卷;《新约》共27卷,也可分成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启示文学四类。《圣经》是基督教文化的支柱,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是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对西方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伦理诸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古兰经》是我国伊斯兰教徒的根本经典,全书共30卷、114章、6200余节。《古兰经》定本产生以后,穆斯林展开了对《古兰经》的注释和研究,推动了文法学、修辞学、圣训学、教法学、法理学、教义学等学科的发展。《古兰经》作为阿拉伯语文中首先加以记载的典籍,是伊斯兰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首要参考书,是伊斯兰世界种种教派、学说、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理论依据。总之,宗教典籍不仅宣扬其教义、教理、仪轨等神学思想,也旁及文化形式的其他方面,对于保存古代文明,推动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宗教开展的教育活动对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促进作用。宗教教育形式多样,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堂式教育、学校教育、神职教育、传播教育和家庭教育。堂式教育是对广大教徒进行终身定期日常教育的一种最为广泛而持久的宗教教育方式。基督教徒周日在教堂聆听神父、牧师的讲经布道,穆斯林在清真寺接受阿訇的读经教育,佛教徒在寺庙里聆听方丈的讲经,都是堂式教育。宗教的学校教育把宗教教育和国民的普通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神职教育是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一种宗教教育,佛教有佛学院,道教有道教学院,基督教有专门培养神父、牧师的神学院、修院,伊斯兰教有经学院。宗教传播教育是通过电视、电影、录像、广播、书刊和报纸等传播媒介进行的。家庭的宗教教育是信教者自幼在家庭中接受宗教的薰陶,家庭成了培植宗教感情的母体。宗教教育固然是弘扬宗教思想的有效方式,它也起到传播科学知识的作用。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宗教的学校教育,以伊斯兰教、基督教为例。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伊斯兰教新式学校出现,其中著名者有马松亭等人于1925年在济南创立的“成达师范学校”(后迁址北京),哈德成、达浦生于1928年创立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李仁山于同年在万县创立的“伊斯兰师范学校”,以及稍后在昆明创立的“明德学校”(中、小学两级)。这些新式学校,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上,除讲授宗教课程外,还讲授文化科学知识,如史、地、数、理、化等课程。在培养目标上,除造就宗教本身所需要的人才(如阿訇)外,还同时造就社会上需要的人才。这种新式宗教教育在当时中国官办学校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准是很有益的。十九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教会学校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基督教教会在华兴建的第一所西式学校是1839年由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开设的“马礼逊学堂”。这所学校的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历史及音乐等。到十九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达2千多所,在校生有4万名以上。到1920年教会学校总数已达1万3千多所,在校生35万多名。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教会学校的规模发展到顶峰,当时在校生总数增至100万,其中大学生约8千名,中学生约9万名。虽然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其初衷不是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而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但其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为原则的办学指导思想和使学生在文理各科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根基;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为缩小当时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宗教的文化交流功能
  宗教具有向外传播教义,发展信徒,扩大组织的特性,加上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样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宗教信徒通过信仰之一纽带彼此往来,并把各自的文化带给对方,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传衍、融合与发展,也就是说宗教具有特殊的文化交流功能。下文我们以佛教为例具体加以分析说明。
  从东汉开始佛教东渐中国,此后印度文化的许多方面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语言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等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印度文化给我国文化带来清新的内容和发展的活力。比如天竺凹凸画法,对我国古代画坛产生过极大影响。南朝梁时著名画家张僧繇最先采用了凹凸画法,他运用这种手法创作的作品成为当时画坛上的绝艺,因而名噪一时。雕塑也是如此。中国石窟艺术曾深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犍式构图风格、装饰手法。如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早期洞窟(70、71、74、78、165等窟)中,造像雄健高大,佛像高鼻垂耳,细眉大眼,宽肩细腰,服饰多内着僧祗支,外着半披肩袈裟,衣纹呈凸起均衡密褶的犍陀罗式样。后来中国石窟雕塑艺术的成就就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音乐如唐朝名曲《霓裳羽衣曲》,其中既有本国传统曲式,又有取自印度佛曲改编的乐调,印度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印度医学也传入中国,尤其是眼科的传入,大大促进了我国眼科治疗的发展。《全唐诗》卷十三刘禹锡《赠眼科医波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该诗形象地描述了印度眼科医师的眼科治疗情况。再如,东汉佛经的译介不断促使中国学者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到隋代,陆法言著有《切韵》,始建汉语韵母系统。唐代对梵语的研讨愈加深入,由于吐蕃语在梵汉语系之间的桥梁作用,汉语音韵学的建构有了更大的发展。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了汉语三十个字母,后经宋人增益,最终形成三十六个字母的完整体系。汉语音韵的基础由此奠定。可以说,汉语语音系统的生命中流淌着由佛教传播所输入的血液。
  上述大量的例子说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的文化。但交流是互动的,中印僧人之间的友好往来也促进印度文化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当是名僧玄奘。他于唐贞观三年(629)从长安(今西安市)西行印度取经,回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该书记述了路途见闻及异国风情,记录了古代印度历史与文化。此书是目前了解七世纪以前印度文明的唯一资料。研究古代印度历史的中外学者都承认,古代印度的历史几乎隐没在一团迷雾之中,只有神话、传说,还有一些人物。对历史科学来说,最重要的年代却无从确定。而《大唐西域记》除了记载释迦牟尼的年代外,对印度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有所记述,为重建印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比如关于伟大的语法学家波尼尔,关于毗卢迦王伐诸释,关于阿育王与太子拘浪拿的故事等等。尤其是迦腻色迦王的问题许多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中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而《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四、五条资料讲到迦腻色迦。二十世纪早期英国印度史学家斯密士在《牛津印度史》一书中高度评价玄奘:“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由此可见,宗教间的友好往来带来了文化事业上的双赢。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使者作用的不仅仅佛教一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外传朝鲜、日本、东南亚、欧美各国时,也带去了中华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衍传中土时,也播种了异质文化,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三、宗教的文化增长功能
  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因其神圣性广泛影响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往往成为人们思想的原理、激情的源泉、文艺创作的载体、文化事业的保障。我们认为宗教具有文化增长的功能,具体体现在宗教文化体系的各构成要素,都具有文化的意义和发生文化的功能。关于宗教的文化增长功能,上文探讨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关系时,或多或少已有涉及,这里只是择重阐述,以免重复。
  首先,宗教理论常为其他文化形式提供思想素材。比如宋明理学,它的形成就深受佛教、道教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的影响。佛教运用其独到的逻辑及心理分析,展开其精微缜密的哲学思辨,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为之送来阵阵清风、注入勃勃生机。儒家将佛教的佛性、人性、心性等理论学说改造加工,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及思辨形式之中,从而在宋明时期得以构成体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以心性义理为核心的庞大繁复的理学体系。宋明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佛教禅宗注重心性之理论、及其“明心见性”、“反观心源”之修行方法的影响,当然它也曾受到道教理论及实践的感染和熏陶,这样才最终实现儒、释、道三教之综合,使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宗教思想广泛影响到中国伦理、美学、心理学等其他方面,这里不一一加以展开。
  其次,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为文化活动提供不竭的激情。人们参观敦煌石窟,在赞美石窟艺术之辉煌时,也不免感慨在戈壁滩进行艺术创作的艰辛!人们在登临绝顶观赏美景时,也往往对在悬崖峭壁上建成的巍峨佛寺、道观心怀惊叹!人们在欣赏教堂顶部精美的壁画时,也肯定会想到仰面绘制壁画时是多么的费心费力!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宗教艺术成就?可以说热诚的宗教情感是宗教艺术工作者排除万难、造就辉煌的力量源泉。汤因比指出:“宗教对于有关宇宙的神秘性和人在中间发挥作用的艰难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给我们所提供的精神上的满意答案;并在人类生存中给予实际的教训规戒,由此鼓舞人们去战胜人生征途的困难。”不仅文艺创作如此,科学研究亦然。谈到宗教与科学技术关系的问题,持宗教与科学对立论者即会断言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宗教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许多持宗教与科学互助互补论的西方学者在探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关系时,认为基督教对惟一至上神的信仰会鼓励人们探讨这个被造物主创造的世界中秩然有序的奥秘或规律,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20世纪的中国基督教徒谢洪赉则认为,如果像基督教教义所要求的那样,信上帝惟一,就可以消除古人崇拜物质的迷信;而基督教对意志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责任的信念,都有助于科学家坚定其探究学理的心志。?总之,在我们看来,宗教与文化进步有密切关系,有相当多的事实表明宗教感情往往是文化活动的精神动力。
  第三,宗教礼仪是文化的综合载体。宗教信念和宗教礼仪是宗教的两个轮子,宗教信念通过宗教礼仪得以表征,那么可以认为宗教礼仪是宗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宗教崇拜的对象本是虚幻的,宗教仪式要表现人与神的联系,就需要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将神灵的形象物化。这类文艺创造包括赞颂神灵的诗歌、故事,表演性的舞蹈、戏剧,雕塑神像,制作法器、服饰,建造神坛、圣殿……所有这些作为载体,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保存和刺激文化艺术增长的作用。简单回顾一下宗教文化成就也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以《圣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学、以《道藏》为核心的道教文学、以《大藏经》为核心的佛教文学,充实了文学的内容。基督教的教堂音乐、伊斯兰教读经的哼声音乐、道教斋醮音乐、佛教的念唱敲击音乐,拓展了音响空间。基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的宫观、佛教的寺院,呈现出有别于世俗音乐独特的风格风貌。如此种种说明宗教礼仪作为文化的综合载体,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第四,宗教组织有保障文化事业顺利开展的作用。首先,宗教组织有襄助文化事业开展的需要。因为宗教需要借用艺术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来巩固教徒的信仰和扩大信仰的基础。此外,宗教组织也愿意支持教育事业和艺术活动,以树立自身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其次,宗教组织具有相当的能力保障文化事业的发展。许多宗教组织通过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资助和捐赠、教徒的布施和奉献、宗教的课税和募捐、宗教服务收入以及宗教经营收入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而且比较大的宗教组织一般具备比较严密的组织机构;由于信仰的凝聚力,宗教组织往往很容易召集人员。这些便利条件为文化事业的顺利兴办奠定了经济上、组织上、人手上的基础。我们以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为例,天师府成立了“龙虎山道教协会”,下设秘书处、研究处、教务处、总务处及财务室等管理机构。1985—1994年,在张金涛道长带领下,筹集资金200多万元,加上国家拨款,修建殿堂200余间,新塑神像39尊;编辑出版了《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和《中国龙虎山道教音乐谱集》两部专著,编印了《嗣汉天师府画册》、《龙虎山正一日诵早晚课》等书,录制了《中国龙虎山道教音乐》磁带;还成功地举办了一至四届中国龙虎山道教文化活动周的斋醮法会和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经乐团赴新加坡访问,轰动了海内外。?事实告诉人们,宗教组织可以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对其他文化形式有良性促动的一面,在人类文化史上,宗教的确起过形成和发展认知、推动文化交流、促使文化增长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宗教文化功能有时也产生负面影响,宗教信徒的盲目性和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也会禁锢了人类思想,阻断文化交流,扼制文化增长,这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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