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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 佛教重辉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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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国各行各业都遭受到严重破坏,佛教更是重灾区。从佛教各级组织、寺庙、学校到广大信众,无不受到严重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朴老为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使佛教得到恢复并走向辉煌,他竭尽全力地投入了这一工作。
  一
  佛教拨乱反正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我国佛教寺院约有五万余所,到文革前尚有八千余所。赵朴老在1985年4月的一次会上曾说:“在十年浩劫中,不少寺院被拆毁,更多的寺院被地方文物部门、园林部门、粮食部门、文化部门、工厂、学校、部队等占用”。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被文物部门占用的有沈阳的长安寺、河南的相国寺等;被园林部门占用的有北京的潭柘寺、河南的铁塔寺等;被学校占用的有四川彭县的龙兴寺、山西五台上的广化寺等;被工厂占用的有浙江瑞安的宝坛寺、海南海口的仁心寺等等。也有不少寺院年久失修,自然毁坏,真正由政府宗教部门领导、僧人自主管理的寺院几乎没有。就连北京的著名古刹、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佛像被毁坏,僧人被驱逐,成了“文革”中红卫兵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全国各地佛教出版刊物和佛学研究机构,也都停刊和关闭。中国佛教协会所属的南京金陵刻经处也成了居民的大杂院,其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当谈到僧人的境况时,赵朴老紧锁着眉头说:“在十年浩劫中,僧人受不白之冤的更是不计其数,我们的喜饶嘉措会长就是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的,不少法师在 ‘文革’中也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审查,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多数出家人大都挨过程度不同的批判,最后被赶出寺院到工厂、农村劳动,搞得出家人僧不象僧,就连赵朴老也到工厂摇煤球。至于各级佛教组织、佛教院校等等就更不用说了,该撤的撤,该停的停,没有一处存在了。面对这一状况,赵朴老十分沉重地说:“佛教被破坏到如此程度,要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是十分艰难的,阻力是很大的,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
  为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赵朴老首先组织中佛协的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文件。他曾讲:“依据什么拨乱反正?依据什么落实政策?就是依据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离开了这一原则,政策是落实不好的,甚至还会偏离或违犯了宗教政策。”赵朴老在组织学习中,特别强调要学好中发[1980]22号文件,国发[1980]188号文件,国发[1981]178号文件,国发[1983]60号文件,特别是1982年中央下发的19号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些是我们落实宗教政策最重要的文件,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依据。对一些文件的有些段落在学习中赵朴老还亲自给大家读,以引起大家的重视。记得在学习178号文件时,赵朴老着重读了文件规定的为保证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全国应开放相应数量的佛教、道教的寺观”、凡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和现有僧道居住并过宗教生活的寺观,“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道管理”。在学习19号文件时,着重读了文件中“合理安排宗教生活的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当前,“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合理地安排宗教活动的场所”。“在教徒聚居的地方,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一些寺观教堂,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和有重大文物价值的著名寺观教堂,应当根据条件,尽可能地逐步恢复”。
  中央反复阐明并以正式文件明确规定的这些方针政策,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拨乱反正的正确方针。对这些重大的方针政策和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赵朴老有时还向一些干部讲述,以使干部做好这一工作。记得1991年我从中国佛学院调到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做这一工作不久,有一次赵朴老把我叫到其家,不仅让我看了上述有关文件,还给我讲述了上述有关段落,至今记忆犹新。赵朴老说:“这些文件是党中央国务院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广大信众的愿望的,是完全正确的。”还介绍说:“中央领导同志对佛教拨乱反正问题特别关心,并有重要指示,早在1981年9月,陈云同志曾就五台山寺院管理问题作过重要批示,大意是,要把文物、园林管理和寺庙管理的范围划清,互相之间的职责要分清楚。在这方面要重视听佛教方面的意见(即指赵朴初会长的意见)。朴老又介绍说:同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视察承德时,询问了外八庙的管理情况后指示,大意是,寺庙要找那些诚心诚意出家的人管理,他们把精神寄托在“来生”,敬菩萨,以庙为家,会把寺庙管理得很好,全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可惜的,把那些社会上的善男信女拒之于庙门之外是不对的。这时赵朴老带着敬佩的表情说:“你看耀邦同志讲得是多么好啊!这是对我们佛教的大力支持,也是我们拨乱反正的重要依据。中央不但给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还亲自过问解决了一些寺院的问题,为我们树立了落实政策的范例,协助政府落实好宗教政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佛教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任务十分艰巨,涉及的方面很多,从朴老的多次讲话和我们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来看,主要有七个方面:1、有些佛教徒聚居较多的地方,寺院得不到恢复,信众宗教生活得不到解决,反应强烈。对中央、国务院文件的有关规定未有落实。2、对一些历史文物价值很高的寺院,以种种借口不予恢复。对中央上述文件规定的“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和有重大文物价值的著名寺观教堂,应当根据条件,尽可能地逐步恢复”的精神未很好执行。3、一些地方占寺逐僧,捣毁佛像,侵犯僧尼人身和寺院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该落实政策的不但不落实,反而还霸占住有僧尼的寺院,把僧尼赶走,捣毁佛像,明目张胆地违犯上述文件。4、一些佛教名山大寺的领导体制没有理顺,个别文物、园林、旅游等部门多方插手,冒用佛教名义,侵占佛教合法权益。5、对一些寺院房产以及土地、山林等,政策不落实,佛教的自养受到损失,僧尼生活很困难。6、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与寺院争权,侵犯佛教界的合法权益。7、个别地方利用登广告、搞宣传,贬低或诬蔑佛教,伤害了信众感情,败坏了佛教声誉等等。
  赵朴老为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解决上述种种问题。他绞尽脑汁,想尽种种办法和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1、在赵朴老的积极努力下,于1983年4月国务院以国发[1983]60号文件的名义,正式批准开放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42座。大大推动了宗教政策的落实。
  2、利用各种会议反复宣传落实宗教政策,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赵朴老特别注意利用不同的会议,宣讲落实政策的重要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不仅利用佛教协会召开的各种会议,如1987年2月召开的第五届佛代会、1993年10月召开的第六届佛代会以及佛协召开的其他各类小型会议,讲述并研究落实政策问题,提高大家认识,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还特别注意利用全国政协或统战部、宗教局召开的一些会议,讲落实政策问题。比如1984年5月26日,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赵朴老作了题为“落实宗教政策还须花大力气”的发言;1989年3月25日,赵朴老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就落实宗教政策、理顺关系问题作了发言。他说:“从各宗教反映的情况来看”、“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宗教合法权益的事各地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甚至中央的宣传媒介(包括影视和报刊)中刺激宗教感情、歪曲宗教教义、侮辱教徒人格、不尊重宗教习惯的文章和言论经常出现”、“有些地方的有关部门不顾政策规定,任意侵损教堂寺观的利益,或者强行用寺庙房屋办招待所,或者出卖寺庙房地产给商业部门盖楼房”、“还有不少地方有关部门习惯于包办代替的做法,干预宗教的内部事务,包揽人事、财务大权,使得宗教团体和教堂寺观成了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那里的负责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落实宗教政策阻力重重,严重影响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当前“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决一些地方急需解决的宗教活动场所问题,维护宗教徒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要理顺某些地方宗教主管部门同宗教团体、教堂寺观的关系,使宗教团体真正按照自身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使寺观教堂在教职人员管理下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1990年3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赵朴老作了题为“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的发言;1993年3月,中央统战部在海南召开的宗教界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赵朴老又讲了落实宗教政策的问题等等。这些讲话,对领导了解情况,取得关怀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3、调查研究,抓第一手材料,用过硬事实推动落实政策工作。赵朴老为有利地抓好落实政策工作,他不仅反复强调佛协的工作人员要经常下去调查研究,抓第一手材料,抓不同的典型,用过硬的事实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他个人还不顾年高体弱,还亲自带队到江苏、上海、安徽、广东、浙江、福建、陕西、四川、湖北、云南等地视察,调查研究,具体指导落实政策,向中央或地方党政领导及主管部门反映,协调关系,解决了很多老大难问题。如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等四大名山的一些寺院,广州光孝寺、四川大足圣寿寺、厦门南普陀寺、河南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深圳弘法寺等等。赵朴老为了解决南京金陵刻经处的问题,他曾先后九赴南京考察,调查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4、以中国佛协或教务部名义给地方行文,督促地方落实宗教政策。中国佛教协会和该会负责佛教教务工作的教务部,经常收到各地反映宗教政策未落实的信件。对这些信件赵朴老十分重视,记得在1992年4月上旬,朴老同我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下边给中佛协和教务部来的信件,件件都要认真研究办理,涉及落实政策的信件,需要以中佛协或教务部名义回信的,一定要认真回信,复信要把政策讲清楚,这样有助于地方落实政策,这是我们协助地方落实政策的重要途径,一定认真做好”。据不完全统计,为落实宗教政策,教务部每年以中佛协名义给地方回信行文的有近百封;以教务部名义复信的有近200封。件件都按赵朴老的指示作了处理,收到了很好效果。比如,1995年4月28日,以中国佛教协会名义,就中央电视台每日一歌播出的《三个和尚》的问题给电视台行文。文中写道:“你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三个和尚》为题所编的歌并配的画面,对佛教徒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严重地违犯了宗教政策,引起了中国佛学院学生和广大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信众们“要求立即停止播放并向佛教徒赔礼道歉”。中央电视台接信后立即停止了播放并来会作了道歉。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效果很好。
  5、利用中佛协的刊物宣传宗教政策,推动这一工作的贯彻落实。为使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了解佛教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意义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赵朴老等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讲话,大力进行宣传,做好舆论导向工作。按照赵朴老的指示,利用中国佛协会刊《法音》,会办的《会务通讯》、《研究动态》以及《佛教文化》杂志等,对落实政策的情况、典型问题,对赵朴初会长以及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领导这方面的讲话,据情刊登,大力宣传,使下边了解上边精神,更好地推动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效果很好。安徽有位老法师看后欣喜地说:“这使我们了解了政策,知道了上边精神,对我们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增强了信心,干劲更大了”。
  6、对难度大又较重要的问题,赵朴老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地方领导写信,请其解决。对一些涉及面大、又较复杂的问题,不是地方佛协或地方政府宗教部门所能解决的,且又情况紧急,不能拖延,否则会使佛教遭受严重损失。遇到这类情况,赵朴老就以个人名义给地方领导写信。1993年4月1日,赵朴老就河南省虞城县法华寺被侵权一事,给河南省委副书记胡悌云同志写信。信中写道:“贵省虞城县法华寺,是一座著名古刹,为了满足当地众多佛教信徒的宗教需求”、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请江苏的果勤法师来虞城主持修复该寺”、“今年初竣工后,县人民政府向该寺颁发了《河南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当“三月二日举行落成开光法会之时,讵料商邱地委行署下令关闭该寺,改作学校,搬迁佛像,赶走僧人。“根据中共中央91年6号文件和河南省人大制定的有关文件条款”,均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有权批准开放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场所一经批准登记其权益受法律保护。商邱地委行署的上述粗暴做法,是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侵权行为,应予以制止和纠正”、“烦请拨冗查处是荷。”1993年6月24日,赵朴老就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岭风景区景星观被占一事,给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同志写一信。信中写道:“顷接郴州地区佛教协会和全体僧尼来电告称:该市苏仙岭风景区领导策划,由工会主席带领60多名职工,闯入地区佛教协会会址景星观,驱赶并侮辱僧尼,砸毁佛像,抢走僧尼财物,情况十分严重。事关破坏党的宗教政策,违犯法纪的大事、“即请迅予查处并电复,是荷。”陈省长接信后,立即对此事做了妥善处理。
  为解决较重大的政策问题,赵朴老给地方省级领导写信是比较多的,除上述外,还给其他十多个省也写过信。如1994年8月6日,为长春般若寺管理使用“观音道场”问题,给吉林省竹康书记、高严省长写信;1994年9月2日,为南通市狼山广教寺的管理体制问题,给江苏省的陈焕友书记、曹克明副书记写信等等。这些信各地接到后都很重视,立即调查处理。如河南的胡悌云副书记接朴老信后,立即赶到虞城县,很快解决了法华寺的问题。并于同年5月5日给朴老写信。信中写道:“我省虞城县法华寺一事,经调查了解,商邱地区有关部门已同意将该寺正式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开放。朴老年高事繁,屡次关怀河南,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7、对特别重要又极其复杂的问题朴老以个人名义给中央领导写信,请予支持解决。在落实宗教政策中,也遇到一些影响面大、特别重要且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安定团结,在海内外的影响、开展海外联谊等均有很大的意义。对这样的问题,赵朴老站得高,看得远,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从整个国家声誉这一大局考虑,不管困难多大,他都坚决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力求解决。比如为河南开封相国寺的问题,赵朴老于1989年5月9日,给闫明复同志并胡启立、李铁映、陈俊生同志写信。信中写道:“开封相国寺是我国佛教禅宗的著名古刹”、在我国和日本佛教界有很大影响,“日本禅宗相国寺派(有一千几百万信徒)尊奉开封相国寺为其祖庭”、“多次恳求恢复相国寺这一佛教道场”。为“开封相国寺收归佛教界管理,做宗教活动场所”、“以98岁高龄的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严法师为代表的河南省佛教界奔走呼吁了十年,至今未能解决,引起了国内外佛教界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解决这一问题,“实为具体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必需,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有利于佛教方面对外友好和海外联谊工作的开展,同时对于保护寺庙文物,发展地方旅游和搞活地方经济也有好处,因而是完全必需的,有百利而无一害。当前事态表明,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已刻不容缓”、“事关政策落实和安定团结,有扰清神实不得已。” 赵朴老为落实宗教政策,还给中央领导写过类似的信。比如,为宁夏银川承天寺问题,于1990年9月16日给李鹏总理写信;为甘肃武威海藏寺、河北保定大慈阁问题,于1993年7月29日给王兆国同志并李瑞环同志写信;为陕西西安青龙寺问题,于1994年8月10日给李瑞环主席写信等等。对朴老的这些信,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及各有关部门都很重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人员查处,对推动政策的落实起了重大作用。
  三
  多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老的领导下,始终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规定的“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在政府宗教部门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采取了多种措施,做了大量工作,在落实宗教政策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全国佛教出现了很好的形势,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
  1、建立和健全了各地佛协组织并有了较强的领导班子。赵朴老多次讲:“要落实好宗教政策,首先要建立和健全各省级佛协领导班子,要有人抓这项工作”。为此,赵朴老在突出抓寺院落实政策的同时,也始终注意各省、市、自治区佛协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在赵朴老的积极努力下,中国佛教协会于199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加强省级佛协领导班子建设的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省级佛教协会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各省要建立佛协组织,要有较强的领导班子,有办公地点,有办公经费和相应的办公人员。这次会议对各省级佛协组织以及地、市级佛协组织的建设有很大推动作用。大会后没有成立省级佛协组织的成立了佛协组织,如海南省于1998年成立了佛协;没有办公地点的解决了办公地点,如江西省佛协;一些没有办公人员或人员不足的也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使省级佛协有力地开展了工作,对搞好落实政策和其他各项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2、恢复了大批寺院,基本上满足了信众宗教生活的需求。为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在中央领导和各级政府宗教部门领导下,在赵朴初会长率领四众弟子的积极努力下,这些年来,各地先后恢复了一批又一批佛教寺院,大部分地方基本上满足了佛教信众宗教生活的需求,一些老大难的寺院,经过上下多方努力,也落实了政策。比如甘肃武威市的海藏寺,通过赵朴老的两次视察督促并给中央领导写信,已作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又如河南开封相国寺,在赵朴老三次视察督促并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已于92年作宗教活动场所恢复等。有些著名寺院恢复后没有德高望重的住持,赵朴老还亲自出面聘请高僧,如赵朴老请清定法师到成都市昭觉寺作住持;请妙湛法师到厦门南普陀寺作住持等等。在赵朴老的努力下,寺院不仅得到恢复,不少寺院还进一步进行了修复和完善。现大多数寺院有了较强的班子、幽静的环境、宏伟的殿堂、庄严的佛像、成了僧众学修的好道场。
  3、恢复创办了一批佛教院校,培养了大批僧才。佛教教育是关系中国佛教发展的重大问题。赵朴初会长在大力抓寺院落实政策的同时,也始终重视抓佛教教育的问题。在他的大力支持和组织下,中国佛教协会先后于1986年8月和1992年1月两次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两次会议均认真总结了办学经验,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解决办法、提出了办学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了中央关于开办宗教院校的方针政策,收到了很好效果。在两次会议的推动下,现全国三大语系先后恢复或创办佛教院校近40所,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学人才和海外交往人才,成为弘扬佛教事业的骨干和栋梁。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法师,中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学城法师,中佛协副会长、浙江省佛协会长、普陀山佛协会长戒忍法师,中佛协副会长、广东省佛协会长明生法师等等,他们都是中国佛学院毕业的研究生或毕业生。也都是朴老的学生,这看出赵朴老辛勤抓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的可喜成果。
  4、恢复创办了佛学研究机构、开办了佛学刊物、推动了佛学研究和佛学交流。建立佛学研究机构,开办佛学刊物,深入研究佛教教理,弘扬佛教文化,开展相互交流,对搞好佛教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落实宗教政策、拨乱反正、搞好佛教工作的重要方面。在赵朴老的积极倡导下,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法音》编辑部,《法音》杂志于1981年1月开始创刊出版。在赵朴老的建议下,于1989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佛教书刊出版发行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加强了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创办了《佛教文化》刊物,开办了《会务通讯》、《研究动态》,中国佛教协会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了《闻思》、中国佛学院创办了院刊《法源》等等。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影响和带动下,各地佛教协会也创办了相应的刊物。如北京市佛教协会的会刊《北京佛教》、江西省佛协的会刊《从林》、湖南省佛协的会刊《正法眼》、福建省佛协的会刊《福建佛教》、河北省佛协的会刊《禅》、江苏省佛协的会刊《弘化》、浙江省普陀山佛教协会会刊《普陀山佛教》、广东省佛协会刊《广东佛教》、上海五佛寺的寺刊《觉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佛教协会、佛教院校、各大寺院所创办的佛学刊物近60种,对研究佛学、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赵朴老在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中,不仅狠抓了上述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产生了巨大变化;还狠抓了加强寺院管理、佛教自身建设、坚定信仰、纯正道风、扩大交流、开展海外联谊、兴办慈善事业等等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影响巨大。总之一句话,在赵朴老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有力领导下,全国佛教得到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宗教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到处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扩大了佛教在海内外的影响,促进了佛教文化交流,提高了佛教在世界宗教中的地位。正如一位老法师高兴地赞叹说:“现在中国佛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佛教又步入了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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