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近现代上海佛教高僧(上)

略说近现代上海佛教高僧(上)
　　◎觉　醒
　　佛教传入上海的时间甚早，相传在三国时代。佛教就已经传入上海地区。上海的龙华古寺和静安古寺，相传均初建於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但是，古代上海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地位并不重要。一直到了近代，情况才有所不同，出现了复兴征兆，并逐步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具体表现在近现代的上海佛教界，涌现出了一批爱国高僧。他们有的以诗文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有的对清末统治者和民国年间的军阀进行口诛笔伐；有的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有的在建国後积极参政议政，热爱新中国。
　　一、爱国诗僧寄禅法师
　　寄禅(1851-1912)法师，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俗姓黄，名渎三，字福余，湖南湘谭人，幼年时即父母双亡，曾从塾师读《论语》，后因家贫辍学，只能携书自课。一八六八年到湘阴法华寺随东林和尚出家。同年冬在南岳祝圣寺於贤楷律师门下受具足戒。后从恒志禅师习禅于衡阳岐山。一八七一年，在湖北登岳阳楼，忽得诗句「洞庭波送一僧来」，受到人们的称赞，由此开始学习作诗。一八七五年，到镇江金山寺从大定和尚参禅。其后遍参江南名刹，亲近高僧大德。期间，曾于宁波阿育王寺，燃二指供养佛舍利，遂称「八指头陀」。一八八四年回到湖南，先後住持诸大名刹。一九○二年出任浙江宁波天童寺住持。一九○八年被推为宁波僧教育会会长。首创僧众小学和民从小学。一九一二年在上海，适中华佛教总会成立，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曾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吁请保护佛教寺产。后因湖南等地寺产发生纠纷，乃应各地僧众之请，北上请愿，未获结果，愤慨之余，於北京法源寺猝逝。著作有《文集》二卷，《语录》四卷。後人编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及《续集》八卷。因其诗篇中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句，人们称他为爱国诗僧。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僧人宗仰法师
　　宗仰(1865-l921)法师，俗姓黄，法名印楞，别号楞伽小隐，自署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幼年时曾拜翁同和为师，学习儒学。一八八四年在常熟三峰清凉禅寺随药龛和尚披剃。一八八五年赴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并留寺任监院。因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终于博通佛教经典，旁及中西政治之学。尤精於诗、书、画，通晓英、法、日、梵等文，人称佛门龙象。戊戌变法后，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共议救国之道。一九○二年，与蔡元培、蒋维乔、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改良教育，挽救危亡。翌年当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曾主编《苏报》，倡言革命。因出资刊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被清政府列入「密拿严办」名单。一九○三年《苏报》案发生後，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他在沪多方营救不成，遂去日本避难。期间拜谒了孙中山，孙特辟楼下一室让其居住。後孙中山离日赴檀香山。他慨赠巨款以壮行。不久加入同盟会，决意参加革命。在东京时曾资助留日学生主办的进步刊物《江苏》杂志复刊，常在该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促清瓦解。一九○四年下半年离日返沪，继续弘扬佛教。曾帮助哈同设计建造「爱俪园」，主持园中特辟之「频伽精舍」。一九○八年夏，在爱俪园之频伽精舍编印《频伽精舍大藏经》，五年方成，得8416卷。它是我国第一部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后来成为我国常用的大藏经之一。民国成立後，在初建的中国佛教会工作，参与《佛学丛报》的编辑。稍后，协助月霞大师在爱俪园办华严大学。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他作《宋杀愤言》和《讨袁篇》，坚决主张讨袁。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谢绝交游，闲户读经。一九一四年归山，复充江天寺首座。一九二○年任南京栖霞山住持，时孙中山首捐银币万元，助其修建寺宇，作为归还他当年义助革命之款。他将此款全部用作栖霞山寺的修建。宗仰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革命事业，堪称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高僧。
　　三、作诗、写字表达爱国思想的弘一大师
　　弘一(1880—1942)大师，俗姓李，幼名文涛，学名成蹊，又名广侯，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亦称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他精通日、英、意三国文字，对音乐、绘画、戏剧、书法、诗词、金石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於一九一六年冬，在杭州虎跑寺进行「断食」试验。翌年春，成为大慈寺了悟和尚的在家弟子。一九一八年於虎跑定慧寺出家，同年受戒於灵隐寺。後即往来於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弘扬佛法。期间，曾在浙江永嘉等地闭关潜修，从事著述。一九二六年到江西，驻锡庐山。一九二八年至福建，常住厦门南普陀寺、泉州承天寺和开元寺。一九三一年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佛前发愿专修南山律学。由於他精研佛教戒律，後被称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出家後，善於以作诗、写字来表达其爱国思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後，他悲痛万分，於就食时潸焉出涕，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於此之时，不能共抒国难於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见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弘一大师永怀录》第251页)爱国之心昭然可见。后来他弘法於厦门，战争日趋紧张。，各方都劝他避入内地。他置生死存亡於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同上第21页)又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对付敌难」，应「舍身殉教」。(同上第231页)并题其所居之室为「殉教室」。又作诗赠友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同上第252页)其同仇敌忾、为国捐躯的精神，曾鼓舞了许多佛教徒奋起抗敌，共赴国难。他用作诗写字来表达其爱国思想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多次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爱国诗句，分赠各方。他的这一墨宝，在当时的佛教界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远，许多佛教徒在其影响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在他逝后，为了纪念他在上海的弘法活动，彰显他的爱国爱教思想，上海佛教界由震华、白圣、夏丏尊等发起，在上海玉佛禅寺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和弘一图书馆。现在，玉佛禅寺的弘一图书馆和纪念堂均已恢复活动。
　　四、愤怒控诉日寇暴行的兴慈法师
　　兴慈(1881-1950)法师，俗姓陈，法名悟云，别号观月，又号瞻风子。浙江新昌人。家世业儒，敬信三宝，一门八人。先後出家。十四岁随父於天台山方广寺出家，翌年於国清寺依从镜和尚受具足戒。后嗣其法脉。一九○七年起，开始独立讲经弘法，受到称赏。一九一五年、天台山中方广寺毁於火灾，他回山重建，前后十年，方始恢复旧观。一九一八年至沪，在爱俪园讲授《天台四教仪集注》，有沈映泉居士特建超尘精舍，请他主持青年僧伽教育，四方学者齐集，乃於一九二四年起，兴建法藏讲寺，建成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净土大刹。后于寺内设立学社，教诲学人。一九三一年，回天台山任华顶寺住持。重建殿宇，此后赴各地讲经。一九三八年上海为日寇侵占，他来沪组织上海佛教同仁会，救济来沪难民，被推为同仁会会长。该会设立的施粥处，前後五年，受惠的贫民、难民达千多万人。一九四六年，他在法藏寺创设慈光补习学校。一九四七年，又创设兴慈中学，招收失学青年，培育人才。一九四九年在法藏寺创办慈光施诊所。他的爱国思想表现在对日本侵略者无比愤恨。在抗战胜利时，他满怀激情写下了《锣鼓声中庆祝胜利》一文，其中对日寇、汉奸的暴行义愤填膺，对抗战胜利欢欣鼓舞。文中说：「慨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来，寇氛肆虐，到处荼毒生灵。如同儿戏。军事甫过，地方喘息未定，又复厉行种种苛政，榨取脂膏。在此期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偏有不逞之徒，为利禄所饵，不惜日供丑类驱使，因之水益其深，火益其热，增加民生痛苦。」如今「抗战胜利，和平实现，不但中国抵於安宁，即寰球诸国无不抵于安宁，欤懿休哉！」於此可见兴慈爱国之心。
　　五、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的圆瑛法师
　　圆瑛(1878-1953)法师，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一八九六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翌年於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後至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习苦行。一八九八年起，四出参访名宿，先后随冶开、敬安等大德习禅十一年。又随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高僧修习教观。曾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人，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世。又得法于福州大雪峰寺达本老人，传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历任宁波接待寺、天童寺、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古田极乐寺、泉州大开元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等名刹住持。一九一四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曾讲经于大江南北，并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弘法。曾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镇海普益第一和第二小学、镇海僧立国民学校、安海职业学校、古田圆瑛小学等。一九二九年与太虚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被推选为会长，并连任七届会长、理事长或主席。一九三五年秋，创立上海圆明讲堂，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编述净土经书多种。一九四五年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后改为上海圆明佛学院。一九五二年，应宋庆龄、郭沫若邀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与各国代表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一九五三年六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大师的爱国行动，主要是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後、也就在中国佛教会发起组织和领导。僧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开办佛教医院，救护伤员，救济难民。又两次偕徒明炀赴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筹募经费，援助抗战。得到华侨领袖胡文虎、陈嘉庚及广大爱国华侨的赞助。一九三九年回国不久，上海日本宪兵队突然将圆瑛大师和明炀法师逮捕。转押到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到严刑拷打，圆瑛、明炀师徒坚贞不屈，绝食抗议，迫於社会与论及圆瑛在中外佛教界的威望，日本宪兵才不得不将圆瑛师徒送回上海，日方曾通过日僧企图诱逼圆瑛大师「合作」，他以老病相却，坚决拒绝。一九五三年九月临终前，立下遗嘱。谆谆以爱国爱和平告诫弟子：「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於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由此可见，圆瑛确实是一位爱国高僧。
　　六、爱国爱教的应慈法师
　　应慈(1873—1965)法师，俗姓余，名释，号振卿。法名显亲，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别号拈花老人。原籍安徽歙县，生於江苏东台。幼读儒书，曾中秀才。廿六岁时於普陀山从明性禅师出家。後至南京三圣庵研习《维摩》、《法华》、《楞严》等经，参究禅宗明心见性之学。一九○○年至宁波天童寺从敬安禅师受具足戒。後即到处参学，访谒耆宿，先後在镇江金山寺、扬州高??寺、常州天宁寺等地随大定、月朗、冶开等禅师习禅数年，深有领悟。一九○六年与月霞等共同得法於冶开，为临济宗第四十二世，旋随师兄月霞法师学习华严教法，十二年中，敬事如师，始终不懈。曾协助月霞法在上海办华严大学。後又至常熟兴福寺办法界学院。一九二二年，在杭州菩提寺闭关潜修，专究贤首一宗典籍。一九二五年，应常州清凉寺静波和尚之请，创办清凉学院，后又迁上海清凉寺下院、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等地续办，他随院讲授八十卷《华严经》，从不间断，此後赴各地讲经弘法，并朝礼五台山多次。一九三九年，在上海与蒋维乔居士和李圆净居士等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被推举为理事长，建国前后。在南京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培育华严僧才。晚年安居上海慈云寺（沉香阁）之印月禅室，息影潜修。一九五七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曾几次要胁他，要他出面主持法会，他断然拒绝。高风亮节。为世称颂。他还曾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的再版序言中慷慨陈言：「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共卫祖国。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同仇敌忾，爱国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他曾在《现代佛学》上《献词》八偈、其中两偈说：「我生世间八十七，七十七年空白首，此十年中入蔗境，幸福光明欢乐甚。」在他的临终遗嘱中，更是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後，望我辈弟子及学人等，努力学习，拥护政府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至要！至要！」（续下期）
　　——摘自《香港佛教》5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