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自由——虚云与中国佛教的精神

实践与自由——虚云与中国佛教的精神
　　李广良
　　一
　　1959年10月13日，一代高僧虚云法师在江西云居山示寂。虚云的辞世，标志着中国传统佛教尤其是禅宗佛教的最后终结。
　　在中国近代享有盛名的几位高僧中，我最看重虚云、印光、弘一和太虚。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曾名喧一时，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佛教僧人的真精神。他们不仅皆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磨炼身心，真参实悟，获得无上甚深的智慧，而且都具有慈悲济世的情怀，前仆后继地弘法护教，救度众生。他们不但为佛法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为乱世中的普通民众树立了道德人格和自由解脱的典范。
　　不过，尽管这四僧都是近代佛教的顶尖人物，但其心路历程与人生实践却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地说，太虚与虚云、印光和弘一等三人颇为不同。太虚是一个新派僧人，他虽然也极力捍卫中国佛教的传统，但他的世界眼光和维新精神决定了他是一个新传统的开创者，即新的“世界佛教”的提倡者和“整体佛教”的建构者。他是博大的、恢弘的、波澜壮阔的。虚云等人则不同，他们是纯粹的中国佛教的提倡者，他们虽也了解近代世界，但他们完全是从传统佛教的视角来看近代世界与文化的。其中，印光是净土的大师，是“儒释一贯”论者，其思想与行持是完全传统的；弘一是律学大师，南山律宗的复兴者，他从一个浪漫不羁的才士变成严格持戒的佛门高僧的过程，极富有典型意义；虚云则是一位伟大的禅者，是以一身而兼祧禅宗五门的伟大宗师，他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不但达到了个人的自由与解脱，而且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实践。他们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之大，尽管从“新文化”的角度看，他们也许是“保守的”、“落后的”、“与新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
　　从虚云、印光等人的文字看，他们确实是“守旧的”，与所谓“新的时代精神”悬隔的。但他们并不是政治上的“反动派”，并不是落后保守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他们既不逃避政治，也不参与政治，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在一个“天崩地解”的大变革的时代里，他们不为世俗的浮华与喧嚣所动，只是尽着佛弟子的本分，坚守着传统的精神园地，做着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工作。所以他们赢得很多人心，尤其是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精神重又显示出夺目的光彩。
　　在三人中，虚云最年长，但他辞世最晚，反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的佛教。当他走了以后，中国的传统佛教也就到了尽头。80年代以后，中国的佛教从灰烬中重生了，但这一次的佛教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的，其内在精神也与虚云所代表的佛教传统迥异了。
　　二
　　虚云是一个禅僧。江味农居士在论及近代禅宗诸老宿时曾说：“山林中潜修密契，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之者，无论矣。其以宗匠自命者，往往墨守偏空，杂糅异见，虽广修徒众，名喧一时，亦不足重。就吾所知，能真参实悟，行解相应，不愧为人天眼目者，惟虚云禅师足以当之。”①
　　确实，虚云是“不愧为人天眼目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这里的所谓“自由”，是禅宗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与现代人高谈的西方式的自由并不相干。《圆悟心要》中有几段话谈及自由：
　　大丈夫须到自得自由自在处始得。
　　则个里若亲观其变，则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则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则不随他去也。既不随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
　　今时学道既有志性，当宜勉旃，与古为俦。心期证彻，到脚踏实地处，动用全归本际，千圣不可笼络，解会并亡，得失俱脱，乃是无欲无依，真正自在自由道人也。②
　　圆悟的这些话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禅宗的自由精神，用来说明虚云的实践及境界是非常贴切的。
　　虚云是自由的，他是一个获得了“自由分”的“自由自在道人”。他的“自由分”是从出生入死、百折不回的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在其漫长的一生中，虚云以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追求佛法的真理和生命的解脱。但这种追求并不是在理论的思辨中进行的，理论的思辨只是知性的事情，与真实的自由无关，也是禅宗一向所反对的。
　　与许多高僧一样，虚云自小就欢喜佛法，但真正的佛法修行只是在出家以后才开始的。出家在传统的儒教社会中是非常态的，但在虚云看来，这正好体现了一种“超俗”的志向。所谓“超俗”，即摆脱世俗的社会交往关系，从而专心于佛法的修行。对父母和妻子来说，虚云的出家是一场悲剧；对虚云自己来说，出家则是自由的开端。
　　虚云的佛教实践可分三个阶段：从1858年出家到1870年31岁为第一阶段；从1871年到1902年63岁为第二阶段；从1903年到1959年入灭为第三阶段。其间经历了几个大的历史时期，目睹了沧桑巨变，看惯了世事无常，始终不变的只有“办道之心”、“了生死之心”、“救众生之心”，正如虚云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③
　　第一阶段，是离世苦行的阶段。这一时期，虚云“卧薪尝胆，饮冰吞檗”，“一念万年，不问寒暑”，一衲、一裤、一履、一蓑衣、一蒲团，在山间林野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在苦行中得到了巨大的欢悦。“居则岩穴，食则松毛，及青草叶。渴则饮涧水，日久裤履俱敝，仅一衲蔽体，头上束金刚圈，双目炯然，人望见之以为魅，怖而走，予亦不与人言谈。”“初一二年。时见胜境，不以为异，一心观照及念佛。处深山大泽中，虎狼不侵，蛇虫不损，不受人怜，不食人间烟火，幕天席地，万物皆备于我。心中欢悦，自以为四禅天人也。夫世人之患，为口体耳。古人有所谓以一钵轻万钟者，我今并一钵而无之，无碍自在，因之胸次洒然，体力日强，耳目聪明，步履如飞，自问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后一年，乃随心所欲，随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食，行行重行行，不觉又一年矣。”④
　　这是虚云最早达到的自由阶段，是一种真实的自由体验，但这是一种脱离社会的“孤独的个人”的自由状态。虚云此时尚未意识到，他是在从事着一种“自了汉”式的非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他的所为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理念。更严重的是，这只是“持身”，而非持“心”，也就是说，他所体验到的，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快乐，而非是精神的真正自由。真正的自由必须是生活在社会中，积极地与广大众生融为一体。诚如融镜老法师所责：“你知道古人持身，还知道古人持心否？观你作为，近于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岩栖谷饮，寿命万年，亦不过如《楞严》十种仙之一，去道尚远。即进一步，证到初果，亦不过自了汉耳。若菩萨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间不离 世间的法。你勉强绝粒，连裤子都不穿，未免显奇立异，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⑤
　　第二阶段，是梯山航海，行脚参方的阶段。由于融镜法师的点化，虚云从岩穴中回到了丛林中，过起了正常的僧侣生活，并在江浙一带往来参学。1882年，年已43岁的虚云踏上了漫漫的行脚之路。从1882年7月1日起直到1902年的漫长岁月里，虚云绝大多数时候孤身一人，以一双脚踏遍了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地方，可谓九死一生，万劫千难。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虚云没有半点退屈之心，反而藉此勘破生死，冲破牢关，使个人的心灵境界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如他自己所说：“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因此才悟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⑥“行脚”是一种特殊的锻炼方式，古来的大德多采用之，在近代史上，以此种方式修行而取得大成果的、获得真自由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人：一是虚云法师，二是高鹤年居士。
　　第三阶段，是兴办道场，度世救人的阶段。禅宗的生活之道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药山惟严语）。南泉曰：“所以那边会了，却来这边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时学人，多分出家，恶处即不认，争得！所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⑦ 在亲证了生命的实相以后，自由自在地在人间生活，为众生服务。所谓“上弘佛道，下化众生”是也。他不但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复兴了云南鸡足山、鼓山涌泉寺、韶关南华禅寺、云居山真如禅寺等祖庭名刹，而且广开门庭，普度众生，弥兵息祸，造福多方。虚云弟子遍天下。他真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从《年谱》中的记载看，从猛虎、老牛、鹅子等到贩夫走卒、达官贵人，他皆能平等相待，绝无阶级观念。这是从佛教的“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根本主张而来的信念。
　　三
　　许多反对佛教的人总是说佛教对国家人民无利，拥护佛教的人却说佛教对国家人民有巨大的利益。其实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说话，都把自己当作了国家民族的代言人，差别只在于对佛教的有用无用的看法而已。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其实，佛法信仰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奇迹，或者说，佛法信仰首先与作为个体的个人存在发生关联，而非与作为群体的国家民族发生关联。佛法首先是为了成就个体的自由。至于个体是否能摆脱群体而真正实现自由，实现自己的自由后如何处理自身与众生的关系，当然是另外的问题。
　　所谓个体的自由，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观念的自由，打破一切主观的执著，从根本上摧毁制约人们行动的主观障碍，如不变的自我的观念、二元对立的观念、阶级差别的观念等等，即《金刚经》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二是实践的自由，这是以众生解脱为目标的建立在真正主体性之上的自主行动，佛的行动是完全自主的，菩萨的行动是大部分自主的，凡夫的行动是大部分不自主的。大乘菩萨道的“六度”作为一完整的实践体系，既是成就菩萨人格的必经道路，也是菩萨进一步提升生命境界的阶梯。菩萨通过六度而实现自由，菩萨通过六度而表现自由。
　　这种自由的境界是难以达到的，但也不是绝对达不到的。古代的祖师们达到了，虚云法师也达到了。虚云的佛教人生，就是追求真正的自由。他首先关怀的是个体生命的解脱，是个体的“了生脱死”，也就是说，他首先做的是“自度”的工夫。只有当“自度”到达一定程度，才能不被恶浊的世间所污染，也才能在世间挺立，也才能“化世间”而不被“世间所化”。佛教主张“化导众生”，而要“化导众生”，就得高于世间，超越世间。佛教反对做“自了汉”，但也不是主张盲从世间的一般众生，尤其是政客们的一时的喧嚣。从虚云的一生来看，我觉得他是在世间之上的，他在精神上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也并没有刻意地要“救世”、“救人”。他只是随缘任运，碰上了，就做；做了，也并不居功，他从没有把那些苦心修复的寺庙当成自己的财产，他也从没有叫人感激他的意思。他的实践，直接地是出于他通过长期的“正的念正心”而养出的“大无畏精神”⑧，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的本真心性的自然发用。
　　虚云曾说过自己阅读《坛经》的体会：
　　云尝恭读《坛经》，至五祖以袈裟遮围，为祖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祖于言下大悟，即启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无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一路说来，如天花乱坠。前四句何期，是摄用归体，后一句何期，是全体大用；前四句是自度，后一句是度生。能生万法者，一切种智也。我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广佛法于无边，渡众生于无尽。故释迦不终老于雪山，六祖不永潜于猎队，为传佛种智耳！云虽行能无似，然不敢作最后断佛种性人，因此数十年来，屡兴道场，不惜作童子累土画沙事，亦本于教亦多术，逗机接引，以传佛种智耳！安敢作有相无相之论哉？“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愿一切有情，同圆种智！⑨
　　六祖的“自性”是成佛的根据，是人的自由的根据。虚云以长期的修证，亲证了人的“自性”，也就证入了生命的本己的、不可转让的生死之真理。虚云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把个体生存的根基建立在本心、本性或“真如佛性”上。与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意识形态（“唯神论”与“唯物论”）相比，这未必不是一个更加坚实、更加有效的根基。问题不在于种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辨，而在于“实证”、“亲证”生命的实相，在于佛性真心在个体日常生存活动中的发用。虚云说：
　　到了无明永断的时候，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何身得度者，既现何身而为说法；任你淫房酒肆，牛马骡胎，天堂地狱，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了。⑩
　　这些说法没有任何奇特之处，是佛教的传统说法。但问题并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即具体的、感性的佛教实践活动及其所达到的效果。虚云的所有言说都不出奇，但一字一句都是从自心中流出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学佛者”，而不是一个“佛学者”。我深深地觉得，虚云是达摩以降的中国禅宗实践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最好的继承者之一。
　　四
　　可以从各个角度评价虚云，但我更关注大师个人的宗教实践和人生境界。在我看来，在那个危如累卵、众生朝不保夕的时代，虚云以百折不回的真心，悲天悯人的情怀，勇猛无畏的实践，树立了一个践行大乘菩萨道的完美人格。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但他心中没有任何的功利心和分别心，他只是出于自己的宗教本怀而行事。如同《金刚经》所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他的整个生命是那样的纯粹和透彻，又是那样的丰富和饱满。他所达到的自由境界是现代那些空头哲学家所永远不能想象的。
　　今天的中国佛教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广大普通的信众轻视佛理的研讨，缺乏佛教的正知正见，在盲修瞎炼中误入歧途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佛教界在“人间佛教”的名义下把佛教世俗化，从而使佛教失去神圣性，而与商业、与资本、与政治权力结盟。后一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要对治此一问题，我以为应该大力提倡和恢复佛教的出世性、神圣性和超越性。在佛法实践上，则应以虚云法师为榜样，通过真参实究而发明心地，超越世间而在世间活动。
　　（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教授）
　　注　释
　　①《虚云法师年谱》第14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②《圆悟心要》，第57、59和88页，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编。
　　③ 见《虚云法师年谱》，第134页。
　　④⑤《虚云法师年谱》第6~7页，第7页。
　　⑥《虚云法师年谱》第15页。
　　⑦《古尊宿语录》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
　　⑧“正的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虚云法师年谱》第298页。
　　⑨《虚云法师年谱》第103页。
　　⑩《虚云法师年谱》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