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摘要］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关键词］唐五代；敦煌；吐蕃；管理
　　［中图分类号］G256.1+K2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2-0040-06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除了汉族之外，主要有粟特人、龙家、南山、退浑、通颊、鄯善人、达家等羌胡居民，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吐蕃移民居住敦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必要和全面的研究。从吐蕃陷落敦煌到张议湖收复，吐蕃统治郭煌前后六七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敦煌地区有吐蕃僧侣、官吏和驻军，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吐蕃百姓移居敦煌。瓜州是吐蕃统治河西的政治中心，瓜州节度使衙就设置在这里，直到五代瓜州东部还为吐蕃移民居住，由此可知当时瓜州和敦煌地区吐蕃移民数量很大。张议潮收复瓜沙及河西地区之后，这些吐蕃移民是随着吐蕃势力退出河西而退出，还是继续留住，成为在归义军管辖下的编户呢？张议潮收复河西过程是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取得的，战争的目的在古代不外乎争夺土地和掠夺人畜，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吐蕃移民不可能随军撤退，只能作为张议潮的战利品安置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归义军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敦煌还使用吐蕃语言，这就表明敦煌地区有吐蕃人存在。但由于吐蕃居民不像粟特人等在敦煌文献中有比较明确丰富的记载，从居民姓名上又很难区分，研究难度很大，因此，学术界至今没有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吐蕃居民情况进行研究。我们在查阅敦煌文献中看到很多非胡姓人名，他们有的姓名没有丝毫汉文意思，有的使用汉姓，但是名字是用汉字注音，这些居民很可能就是吐蕃移民，遂以此为线索对敦煌文献进行梳理，拟对吐蕃移民分布、管理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学术界有关专家批评。
　　一、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状况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否存在吐蕃移民，正史及其敦煌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研究敦煌佛教艺术风格的专家指出敦煌佛教艺术风格深受吐蕃影响，“在敦煌见到比较纯正的波罗艺术样式，恰恰不是吐蕃占领时期的中唐，而是吐蕃势力退出敦煌之后的晚唐（归义军政权时期），这一时期始于848年，而此时正好是卫藏吐蕃王朝衰落之始。中唐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出现印度波罗艺术样式并不奇怪，吐蕃既然占领了敦煌，流行于吐蕃的印度波罗艺术自然也会波及其占领区敦煌以至整个走廊，但当吐蕃政治军事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后，敦煌反倒出现了相当纯粹的波罗艺术样式，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进一步考察发现，莫高窟出现印度波罗艺术影响还并不仅限于晚唐，晚唐至北宋前期（848—1036）近200年间，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波罗佛像样式时隐时现，绵延不绝”。为种波罗艺术风格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再现的原因有敦煌地区居民的影响。因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有管理吐蕃人的吐谷浑部落，又有大量的吐蕃移民，因此吐蕃敦煌地区纯正的波罗风格流行于敦煌地区是必然现象。
　　敦煌及其河西地区的吐蕃移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吐蕃对这些地区直接统治的结果。吐蕃占领敦煌之后，除了利用敦煌汉族大姓进行间接统治之外，还将大量吐蕃民众迁移到敦煌地区实行直接的民族统治。根据敦煌文献资料记载，迁移敦煌的吐蕃移民大约有这样几种：一是蕃僧；二是高级官吏及其随行家属；三是驻军及其随行家属。这些移居敦煌的吐蕃移民，构成了敦煌吐蕃移民的主要来源。
　　关于吐蕃驻军情况，根据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记载，敦煌陷落事“大蕃兵马下”，所谓大蕃兵马下就是指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有很多军队驻守敦煌。另外S.5812《丑年八月女女令狐大娘牒》记载吐蕃论悉诺罗来时规定百姓宅舍已后以现住为主，论莽罗新将方印来于亭子处分百姓田园舍宅依旧，亦不许侵夺论理；并借堂房与吐蕃三部落监军使用五六年，这些都说明吐蕃时期敦煌有很多吐蕃军队和官员居住，他们的移居敦煌成为敦煌吐蕃移民中的一部分。S.542《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到（歹勺）勃藏卿和悉边都是吐蕃官员无疑。根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四》所附《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五代时期瓜州以东玉门以西出现了一个吐蕃居住区，形成原因就是吐蕃统治时期把统治河西的政治中心瓜州节度使衙放在这里，先后有吐蕃的尚乞心儿、论悉诺罗、论莽罗、论悉（歹勺）夕等吐蕃官员出任瓜州使 之职，在这七十年时间里，有大量的吐蕃官吏及其家属被带到瓜州，形成数量众多的吐蕃移民群落。为了供养瓜州地区吐蕃官僚机构，沙州地区的居民经常要把粮食运送到瓜州，供养这些吐蕃驻军和官吏。S.542《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薄》记载龙兴寺的寺户曹进玉、曹进进、张荣荣、安国寺的张奴子、灵图寺的史奉仙等往瓜州关粳米。P.2162《寅年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记载应纳突的张逸等16户中除1户外全部往瓜州纳突一驮并大部分自送，不送的须纳脚价半驮。从这些记载看，瓜州地区的吐蕃驻军和官吏机构是很庞大的，这从侧面也表明吐蕃移民量是很大的。
　　据文献记载，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已经安置在各个部落之内。根据S.5824《应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行人部落中乞结夕、遁论磨、判罗悉鸡，丝绵部落的苏南、触腊、屈罗悉鸡、摩志猎、尚热磨等，肯定都是吐蕃移民。吐蕃时期敦煌设有凉州行，据S.2214《年代不明纳支黄麻地子历》记载，凉州行有郝（歹勺歹勺）、任骨伦、秦骨伦、张讷儿、陈咄咄、田悉（歹勺歹勺），从凉州行的张寺加得知是吐蕃时期文书，那么这些应当是吐蕃时期生活在凉州行的吐蕃人。S.3074《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记载到蕃寺卿，同时记载到十月“廿一日出白面壹硕壹斗贰胜，付吐蕃，充持羊皮价。……廿三日，出白面三斗，付惠林，缝皮裘吐蕃食”。贩卖羊皮和缝制皮裘的应的吐蕃百姓，说明在吐蕃军队官吏进驻敦煌的同时，吐蕃很多普通百姓也随之进驻敦煌，从事与原来经济生活有关的经济活动。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不断派遣僧人、僧官对敦煌佛教教团进行管理，敦煌文书中就记载了这批僧人的活动情况。S.3074《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提到的蕃寺卿就是管理寺院事务的僧俗官吏。另外敦煌愿文中也记载有不少的蕃僧。
　　通过对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分析得知，吐蕃时期就向敦煌地区大量移民，既有官吏、驻军及其家属，也有一般百姓，同时佛教教团中有很多吐蕃僧人也徙居敦煌。移居敦煌的吐蕃移民被安置在敦煌的各个部落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改用汉姓，甚至使用汉族名字，开始吐蕃人的汉化过程。
　　二、归义军时期敦煌保留的吐蕃移民及其部落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保留有以吐蕃居民为主建立的社。P.2856《乾宁二年（895）三月十一日僧统和尚营葬榜》记载乾宁二年为营葬都僧统唐悟真发布的榜文称：“营葬榜。僧统和尚迁化，今月四日葬，准例排合葬仪，分配如后：灵车，仰悉（歹勺）潘社，慈音律师、喜庆律师。香辇，仰亲情社，慈惠律师、庆果律师。邈辇，仰子弟，庆休律师、智刚律师。钟车，仰中团张速□、李体体、朱神德。鼓车，仰西团史兴子、张兴晟。……”列在首位负责灵车的悉（歹勺）潘社，从名称上看应当与南山仲云部落有关，而南山仲云根据邵文实同志的研究，是由吐谷浑、大月氏、吐蕃人组成的部落。因此这悉（歹勺）潘社很可能就是由吐蕃移民组成的社，是吐蕃移民参与敦煌社会生活的具体表现。吐蕃移民参加敦煌社等公众活动，还可以从敦煌社邑文书得到证实。P.3145《戊子年闰五月社司转贴》记载的窦不藉奴、申衍悉鸡等，P.2817《年代不详社司转帖》记载的郝猎丹，都应是敦煌的吐蕃移民。既然有由吐蕃移民建立的社，并参加社的活动，那么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就应不在少数。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移民，一般都成为敦煌的编户居民，大部分改姓汉姓，使用吐蕃名字，表明他们正在汉化或者已经汉化。P.4989《唐年代未详沙州安善进等户口田地状》记载羌王悉都□、郭悉达等，从姓名比勘得知，他们都是吐蕃人的后裔，特别是王悉都□名前加羌，表明他们是居住敦煌的吐蕃移民后裔。可见，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后裔一般都改用汉姓，但是所用名字明显带有吐蕃色彩。吐蕃移民采用的汉姓有杨、张、邓、窦、郝、朱、杜、王、卢、樊、李、索、阴等。如姓杨的有S.1285《后唐清泰三年（936）杨忽律哺卖宅舍基契》修文巷的百姓杨忽律哺，S.6185《年代不明归义军衙内破用粗面历》中的的牧牛人杨阿律丹，S.8445《辛亥年正月廿六日紫亭羊数名目》中的羊主杨乞悉若，P.2484《戊辰年（公元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记载的牧人牛人杨炎欠律丹等。还以张为姓，如S.3877《甲寅年（894）五月二十八日张纳鸡雇工契》中的龙勒乡百姓张纳鸡。邓姓和窦姓也是吐蕃移民采用的汉姓。дX2971《年代不明程富奴等便王都头仓斛斗历》记载有邓宇悉鸡、邓悉子。北图309：9374（生字29号）《甲戌年（974）窦跛蹄雇工契》记载有慈惠乡百姓窦跛碲、龙勒乡邓纳儿钵。P.3131《归义军曹氏时期（公元十世纪后期）算会群牧驼马羊欠历稿》中有邓萨讷。郝、朱、杜等姓也是吐蕃移民选择的主要汉姓。дX1432、дX3110《年代不明黑眼子等便地子仓麦历》记载有朱悉吉略、杜悉吉、杜令丹等，P.2817《辛巳年（921）四月二十日郝猎丹贷绢契》有敦煌乡百姓郝猎丹。王姓是汉姓中的大姓，所以吐蕃移民更注意选用王姓。如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923）三月二十八日王（歹勺）敦力贷生绢契》记载的王（歹勺）敦力，дX1424《庚申年十一月僧正道深付牧羊人王拙罗实鸡羊数凭》记载的王拙罗实鸡和弟王悉鸡，S.5964《分付牧羊人王住罗悉鸡等见在羊数凭》记载的牧羊人王住罗悉鸡、牧羊人王悉罗，王住罗悉鸡就是王拙罗实鸡。樊姓也是吐蕃移民使用的汉姓，如P.4093《庚寅年（990或930）四月六日敦煌乡百姓郑继温贷绢契》记载的洪润乡百姓樊钵略。李氏是敦煌的大姓，同时也是吐蕃移民所冒用的主要姓氏。P.2049《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记载有到李悉（歹勺）忠、李悉（歹勺）兰、陈遏略、杨难仓等。索氏家庭也是敦煌的大姓，吐蕃移民也有冒姓索氏的，P.2040《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的索乞悉鸡。P.3418《唐沙州诸乡欠枝人户名目》记载敦煌乡有阴悉（歹勺）、悉（歹勺）鸡、张悉（歹勺）忠，表明阴氏也是吐蕃冒姓的汉姓。另外，P.5038《丙午年九月一日纳果人名目》记载有郭悉歹勺心、程悉鸡、王潘罗、李竹略、浑钵丹、贾阿律丹、高兰讷，P.5038《丙午年欠果人名目》记载有杨他悉宾，S.2894《年代不明（宋开宝年间）人名单》记载有郑萨力鸡、上雒咄拙、彭悉（歹勺）等，S.7932《番役名簿》记载的服役人中有谭悉（歹勺）等，从名字看亦都可能是吐蕃人。
　　从以上记载看出，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移民大多改用汉姓。另一方面P.2766V《咸通十二年名册》记载有悉（歹勺）忠、悉（歹勺）力、悉（歹勺）忠赞具有明显吐蕃姓名特征的人名。说明直到唐咸通年间敦煌还有一批吐蕃人还保留着原有特征。
　　紫亭镇位于敦煌南部的祁连山脉，常乐位于敦煌的东部苦水流域，都是晚唐五代敦煌的畜牧区域。关于紫亭、常乐税羊和羊数目的的记载中有很多是非汉族居民，乃从事畜牧经济的吐蕃人。S.8446《丙午年六月廿七日羊司于常乐税着纳羊名目》中记载很多羊主姓名，具有非常汉族人名的性质，主要有马竹讷羊、王于罗丹、朱可遮、悉末罗丹、王悉罗丹、朱米悉罗、阴南山、陈南山，有监使王速略，应是出身吐蕃移民的后裔。另外，S.8445《辛亥正月廿七日紫亭羊数名目》记载的羊主有切蒲就谷遇、马竹讷、王读悬、羊乞悉若，S.8446《辛亥年正月廿七日紫亭羊数名目》记载的羊司征羊名目中有于罗悉鸡、杨乞悉若、景速多、索般讷、朱乞勿略、杨宇依婆、朱阿朵、马竹讷、于悉鸡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紫亭镇的羊主人中有不少是吐蕃移民。值得我们注意的景姓，任职中都衙、都知等官职，从景速多看，敦煌的景家肯定是少数民族，由他们从事畜牧业经济看，很可能是吐蕃移民。因此，如果我们的推断不误，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从归义军时期起，部分汉化程度较高的已经使用汉姓，其中汉化不高的或者正在汉化中的吐蕃移民，则采用汉姓与吐蕃名字结合的方式。
　　由此看来，张议潮虽然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建立了归义军政权，但是很多移居敦煌的吐蕃人仍然留居敦煌一带，归义军政权一方面设立吐谷浑部落对他们进行专门管理，另一方面将他们安置在各个乡变成归义军政权管理下的编户。从他们从事的经济看，居住农业区的吐蕃人基本已经汉化，很多人完全使用汉姓，部分人保留着吐蕃人名的特点，更多的人已经完全使用汉族姓名，单从姓氏已经分不出来他们的民族特性。居住畜牧区的吐蕃人则较多地保留着吐蕃人原始姓名特点，这与他们的汉化程度相对缓慢有关。
　　三、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对吐蕃移民的安置与管理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对留居敦煌的吐蕃移民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集中居住者，一是节度使带押蕃落等使，二是设置退浑部落管理敦煌吐蕃移民；对散居者，则按照编户进行管理。《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门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间较（检校）尚书左仆射守沙州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义金，为间较（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瓜沙与吐蕃杂居，自帝行郊礼，义金间道贡方物，乞受西都护，故有是命。”由于瓜沙地区吐蕃与汉族杂居，因此曹议金才要求后唐中央授予他瓜沙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归义军节度使带上这个称号就呆以都护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从曹议金起，历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都带有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
　　晚唐敦煌张议潮从大中二年到咸通二年收复整个河西地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吐蕃的战争过程。虽然归义军政权通赤战争驱逐吐蕃，取得东起灵武西至伊吾这样一个广大地区，但是同时辖区内也留下很多来不及撤离的吐蕃移民，如何安置这些吐蕃移民并使之为归义军政权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归义军时期基本上恢复了唐朝的乡里制度，当时敦煌共管辖有11乡，用来管理敦煌主体民族汉族，11乡之外又保留了2个部落，即通颊部落和退浑部落，用来安置吐谷浑、吐蕃和粟特等少数民族百姓。退浑即吐谷浑。晚唐五代敦煌的吐谷浑人以慕容、浑为姓，但是归义军时期的退浑部落管辖的百姓却不完全都是吐谷浑人的慕容和浑姓，还有很多非吐谷浑人。P.2049《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风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记载的阿悉兰拙、浑家贤德、违忙略、萨钵略、唐萨兵、退浑他悉禄、杨钵律丹、杨他仓，S.8692《退浑便物人名目》记载的退浑部落张悉患、索阿律悉鸡等，都是退浑部落管理下的敦煌吐蕃移民。
　　由此看来，晚唐五代敦煌的吐蕃聚居移民一般都安置在吐谷浑部落中，实行部落管理。书写于P.3753《唐大顺二年（891）正月普光寺尼定忍等辞职牒并判辞》的《康汉君状一件》更为我们提供了依据：“敦煌乡百姓唐汉君状。右汉君阿耶亡后，阿娘不知共谁相逢，生一儿子，男女无别，养成七岁，名悉（歹勺）都，被回鹘打将，更得十年，却走到沙州，然昨去再合户时，便入人户，亲生无别，役次行人，依例无阙。今年廿有三，今被吐谷浑部落争论，定裁土浑。况前都不知闻，依理有屈，伏望大夫仁恩详察无辜，要人料役，汉蕃吐浑总管□□役次是一，乞赐文凭，免预矜搅扰，请处分。”这是发生在大顺年间吐蕃与粟特人争夺人口的事件。康汉君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与人私生一男，至于与谁所生，康汉君的状中没有表明，但是我们认为当时的人是知道的，可能康汉君这样做只是为尊者讳的缘故，不愿意说出来。吐浑部落争论的理由没有说，我们从文书内容可以看出，一是根据血缘关系，就是悉（歹勺）都的父亲是吐蕃人；其次据悉（歹勺）都姓名有明显的吐蕃人名特点。因此最后被裁定归吐谷浑部落。看来，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由吐谷浑管辖，所谓汉蕃吐浑总管就是指这种部落管理模式。
　　除了由吐谷浑部落管理之外，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散居乾则被安置在诸乡，成为归义军政权管理下的编户，同敦煌其他居民一样服役纳税。P.3418《唐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记载敦煌乡“阴悉（歹勺）（夕）欠枝九束”，“悉（歹勺）鸡欠十六束”，洪润“张悉（歹勺）忠欠八束半”。这是一些姓名特征比较突出的吐蕃移民，他们和敦煌其他居民一样纳枝，表明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与敦煌居民一样，服役纳税。P.5038《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果人名目》记载纳磨果人中有郭悉（歹勺）儿、程悉鸡、朱没物、唐腊子、浑钵丹、贾阿律丹、程刚罗画、田阿甫、高兰讷、王棣婆等吐蕃人，P.5038《丙午年欠紫果人名目》记载到安定乡欠果人名目中有杨他悉宾、杨他讷等吐蕃人дX1405、1406《官布籍》记载索悉曼力，同其他居民一样按亩纳宫官布。这种吐蕃移民散居敦煌诸乡按照编户进行管理，是归义军政权对吐蕃移民的第二种管理模式。
　　至于敦煌地区以外的吐蕃移民安置管理问题，敦煌文书记载比较少，我们只能根据有关文书和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推测。在归义军管辖的东部，原来就是吐蕃统治河西的中心瓜州节度使衙（文书中双称之为东衙）。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垮台以后，这些吐蕃移民并没有随之退出，而是继续在这一带居住，在瓜州之东玉门关以西出现一个吐蕃部落，影响很大，到五代高居诲经过这里仍被称为吐蕃界。《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甘州“西北五百里到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皆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从《高居诲使于阗记》看，这里的一部分吐蕃移民的汉化程度很高，男子皆冠中国帽，表明服饰基本上已经汉化了。S.5697《申报河西政状残片》记载：“缘河西诸州，蕃浑温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张淮深碑》记载到河西吐蕃活动状况“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温末，雷威聂伏”。《张淮深变文》记载称“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宋会要辑稿》195册《西凉府》记载“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这些记载表明归义军建立初期河西一带就有很多吐蕃部落存在。另外，《册府元龟》卷927记载“（天成二年）十二月，回鹘西界吐蕃发使野利延孙等入贡”，当指瓜肃之间的吐蕃部落。
　　这一地区吐蕃移民的出现与吐蕃统治期间把控制中心入在瓜州大量移民有关，也与归义军时期不断往这里迁移人口及吐谷浑慕容氏管理瓜州有关。根据S.4622《先请愿镇瓜州人户冯化略王康七等十人状》：“先请愿镇瓜州人户冯讷化略王康七等十人状：右康七等先闻制署，为同赤心，情愿镇守，纳力兼移家□，沙州一物不残，去载输却城池，着见乡人不恨，快死空身，走到沙州，承大夫恩泰，衣食复得充身命，闻大军东行，心则万里不退，脚垂弓箭全无求觅是处，伏乞大夫详察，管矜裁下，处分。”冯讷仑略很显然是吐蕃移民，这些吐蕃移民因生活所迫镇守边城，日渐长久，就形成了吐蕃部落居住区。
　　瓜州地区的吐蕃移民部落到五代宋初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归义军派往中原的使节经过吐蕃移民地区时都要征求其同意才能通过。P.4525《归义军节度使曹致书蕃官首领书》：“□蕃官首领，夏热，想汝好，在部族已□□得安健否，当今差使人入贡阙庭，经过路途，到汝部落地界之时，□仰准例差遣人力防援，般次首公在路，勿至滞留疏失。今赐汝斜褐□段，牦尾叁株，到可领也，不具。归义军节度使曹委屈俯首领。”从这些记载看，居住在敦煌东部的吐蕃移民部落人数不在少数，势力也相当大，有自己的部落首领。而且，归义军政权接待的使节中就有吐蕃人，S.2474《庚辰年—壬午年间（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记载招待的使节有僧执钵悉歹和董俄都督，应当是瓜州肃州之间吐蕃部落派来的使节。他们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密切，来往甚多。归义军入朝使节经过其地界先得征求其同意才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定式化的护送规模。
　　河西吐蕃移民部落分布状况还可以由其他敦煌文书的记载看出。S.389《肃州防戍都状》记载凉州的田特禄和“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伍百余众”；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凉州居住者主要是温末，后来发展成吐蕃六谷部部落。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这样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是吐蕃统治时期迁移至敦煌的，主要呈现出这样几种模式：一是散居者，混杂于汉族的乡里制度管理之下的村落，成为编户，他们像汉族一样服役纳税，汉化程度比较高，其中部分人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成为归义军政权的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二是聚居者被安置在敦煌的吐谷浑部落中；三是敦煌地区以外的，则组成高度独立的吐蕃移民部落。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