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寺和大雁塔

慈恩寺和大雁塔
　　武伯纶
　　有唐一代（六一八——九○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在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外，和亚洲各国不同文化体系的接触交流也非常频繁。因之，从汉代开始流传进来的佛教，也在这一时期臻于极盛。唐朝的首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巨大的文化中心之一。长安城中出现了不少壮丽宏大的佛寺。其中的慈恩寺，由于它和有名的佛教旅行家、翻译家玄奘法师有密切的关系；寺中的大雁塔又是玄奘所亲自创建的，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直受着人们的重视。慈恩寺原来的建筑业已不存，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载中想像它的规模。大雁塔虽然经过几次增修，但大体还保存着唐代的形式，至今还矗立在西安市的南郊，作为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本文拟对慈恩寺和大雁塔的兴废经历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慈恩寺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太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为纪念他的亡母文德皇后而建立的，故以“慈恩”为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省称《慈恩传》）卷七载有唐高宗为建立这个寺，宣令要求选择“挟带林泉，务尽形胜”之地，于是在唐长安城内的东南部选定晋昌坊为建寺地点。这个地方，北面正对大明宫的含元殿，东南附近全城最美丽的风景区曲江池，是完全符合建寺意图的。关于寺的建筑，这时正是所谓“贞观之治”正当唐代进一步趋向全盛的前夕，当然有可能做到尽量华丽宏伟。因此传中记着说:“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櫲樟栟榈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全寺面积，占晋昌坊的一半地方。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晋昌坊条下云:“半以东，大慈恩寺。”但这里只说是“凡十余院”，亦未见其他记录具体说明，是多少院，至于内部错落，更无法知道。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中记载慈恩寺有尹琳、吴道子、阎立本、郑虔、王维等人的壁画，分布在塔内东西间、塔下南门、南北两间及两门、塔北殿前牕间、大殿东轩廊北壁、大殿东廊以北第一院、入院北壁、两廊壁间、塔之东南中门外偏、院内东廊从北第一房间南壁、大佛殿内东壁、中三门里两面等处。这当然只能说明一部份的建筑，并不能据以想象全部建筑的布局。此外还可列举几个具体名称:
　　翻经院据《慈恩传》卷七:“其新营道场，宜名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金环华铺，并加殊丽，令法师移就翻译。”可知玄奘住慈恩寺，即在此院翻经。
　　元果院、太真院，宋钱易《南部新书》丁:“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于诸牡丹半月开。”据此可知其余诸院亦应都有专名。
　　端门、西院，《慈恩传》卷七:“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报法师云:‘新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是今大雁塔位置，为唐慈恩寺的西院。
　　南池、唐韦应物有诗题为《慈恩寺南池秋荷咏》。既有南池，可能还有其他池。
　　大雁塔是唐高宗永徽三年（六五二）根据玄奘的建议而兴造的，玄奘并自任设计和监造的工作。造塔的目的是为了贮藏其由西域带回的经论梵本。《慈恩传》卷七记造塔经过说:“（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浮图量高三十丈，……将欲营筑，附表闻奏。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报法师云:‘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由此可知造塔的地点用料，唐高宗没有依照玄奘的意见，但形式可能是玄奘的。塔高才一百八十尺，基面就各一百四十尺，形状很奇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仿照西域制度”。传中并说，为造此塔，玄奘曾“亲负篑畚，担运砖石”。
　　但塔造成四、五十年后，竟发生倾颓现象，以致不得不进行重修。宋敏求《长安志》卷八说:“（慈恩）寺浮屠六级，崇三百尺。”下边注解说:“永徽三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当是一百八十尺之误），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藏经。后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武则天年号，公元七○一——七○四年）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可见在武则天长安年间重修时对塔的形式有所改变。从下文的考查可以知道，现在的大雁塔还基本保存着武则天这次重修的式样。
　　关于塔的高度和级层，在唐宋人的有些记载中很混乱。《慈恩传》说，是塔有五级，凡高一百八十尺，这是最初记录，当然没有问题。宋张礼《游城南记》注说，“长安中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钱，重加营建，至十层”。这大概也没有问题。唐代宗大历六年（七七一）登进士第的章八元在题慈恩寺塔诗中有二句说:“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可以为证。现在的大雁塔还是每层四门，当初十层，故有四十门。但宋王洙在注解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下，引唐韦述《两京新记》说，“寺西院浮图六级，高三百尺”（《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宋敏求在《长安志》中用的，大概也是韦述此文。而唐岑参在题名《登慈恩寺浮图》诗中有两句又说是“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岑参登唐玄宗天宝三载（七四四）进士第，生活年代约与韦述同时，一说六级，一说七层，很不一致。塔原为五级，高一百八十尺，增高一级或两级，都不可能高至三百尺。因此似乎可以肯定，所谓六级或七级，都是十级之误，三百尺应是原来十层的高度。张礼《游城南记》又说，“塔自兵火之余，只存七层，长兴（五代唐明宗年号，公元九三○——九三三年），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宫王仁裕为之记”。王仁裕的《记》未见，所谓兵火，不知指的是那次兵火，但肯定不是唐玄宗天宝十五载（七五六）安禄山势力进占长安的那一次。因为那次长安城内未遭兵火，而且前引章八元在安史乱后作的诗，仍说塔是十层，没有被毁。此后在唐朝末叶以前，长安城内再未经过大的兵乱，塔当一直保持十层形状。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长安，城内曾几次发生战争，《旧唐书·僖宗本纪》说:“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可见放火焚烧的倒是所谓官兵。不过这些所谓官兵意在抢掠财富，寺院恐非“争货相攻”目标。因此当是天祐元年（九○四）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进行毁灭性的破坏时，塔亦被毁，残留七层，安重霸作了整修，以后形式再未改变。
　　佛塔的正名应当是“窣堵坡”，来源于梵文Syupa。古代中国人士也常把它称为“浮图”、“浮屠”或“佛图”（这些实际都是“佛陀”的对音）。因此岑参、杜甫等人关于大雁塔的诗题或曰慈恩寺浮图，或曰登慈恩寺塔，似在最初并无雁塔专名。唐许玫始有诗曰“题雁塔”，内有“霸陵车马垂杨里，京国城池落照间”之句（《全唐诗》第八函第六册）。唐徐夤的“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诗头二句是，“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一册）。许玫、徐夤都是唐代中叶以后人，是雁塔专名，似乎形成较迟。《慈恩传》中备记造塔经过，亦只云“仿西域制度”，并无雁塔之说。
　　关于雁塔来源，似有二说。一说是:那烂陀寺附近，一伽蓝前，有窣堵波，名曰僧娑，此云雁，“昔此伽兰，依小乘渐教，食三净食。于一时买赎不得，其检校人傍徨无措。乃见群雁翔飞，仰而戏言日，今日僧供有阙，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讫，其前引者应声而回，铩翮高云，投身自坠。苾刍见已惭惧，遍吿僧众。……各相谓曰，此菩萨也。……仍建灵塔，以死雁埋中，题表其心，使永传芳烈”。因名雁塔（《慈恩传》卷三）。一说是:“达嚫国有伽叶佛伽蓝，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宋敏求《长安志》卷四引《天竺记》）。总之，雁塔之名，佛典实有，当是玄奘初时有意照印度原制作雁形石塔，唐高宗以费工难成，没有采纳，但名称仍然保持，逐渐传开成为塔的专名。至于在雁塔上冠“大”字，则大约始于明代。李楷（明末清初人）的《河滨文选》中有文题曰《荐福小塔记》，其中说:“塔之题名，文慈恩，武荐福，人之类聚也。”明代科举考试及第文武举人，分别集会于慈恩寺和荐福寺，仿照唐人故事，立碑留念，曰“雁塔题名”。于是西安南郊有两雁塔，为便于区别，遂有大、小雁塔之称，实则荐福的塔，在唐代初无雁塔之称。
　　唐代长安城中佛寺很多，慈恩寺并不是规模最大的。但其声名和影响却为其他寺院所不及，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和玄奘有关。玄奘不避艰险，单独一人出进西域，搜集得大量翻译材料，并且为门下弟子随译随讲，颁发四方，给唐朝在外国增了光，即所谓“扇唐风于八河之外，扬国化于五竺之间”（《慈恩传》卷十释慧立论语）。在玄奘以前，已有不少僧人出游西域，但似乎都不及他的成就大，因此他一回到国内，立即声动朝野，唐太宗见他“学业该赡，仪韵淹深”，劝他还俗，“共谋朝政”，他不答应，要求专心从事翻译。他先在宏福寺翻经，慈恩寺修成后，唐高宗又令以盛大仪式，迎他为慈恩寺上座，同时主持翻译。后来还曾移住西明寺、玉华宫等几个地方，但以在慈恩寺的时间为最长。《慈恩传》卷七记他在慈恩寺翻经的紧张情况说:“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由于他这样紧张工作，因此在不很长的时间，就新译出很多经典。唐太宗为他翻的经作了序，名《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读《序》后又作了《述圣记》。这两篇文章先由僧怀仁集王羲之书法刻一石，立于宏福寺内（现存西安碑林）。继由褚遂良书刻二石立于慈恩寺内（现存大雁塔原处）。后来又由于玄奘的请求，唐高宗更自撰并亲笔书写刻石立了《慈恩寺碑》。关于此碑的书法及在慈恩寺立的情况，《慈恩传》卷九说:“碑至，有司于佛殿前东南角别造碑屋安之。其舍复拱重栌，云楣绮栋，金华下照，宝铎上晖，仙掌露盘，一同灵塔。帝善楷隶草行，尤精飞白。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并穷神妙，观者日数千人。”（此碑不知毁于何时）这些，显然都大大提高了慈恩寺的地位。又佛经翻译，在唐以前，多由西域梵僧为主译。玄奘以一个中国僧人自任主译的成绩并且远远超过前人。通过玄奘的倡导和他的弟子窥基的发挥，中国佛教界内兴起了一个特别注重义理研究的宗派——法相宗。由于玄奘、窥基都曾长期居住慈恩，慈恩寺隐然成为此宗的基本道场，因之一般人也把法相宗称为慈恩宗，而慈恩寺也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很关重要。慈恩寺邻近曲江和芙蓉苑、杏园构成一游览胜地，风景好，游人自多。唐杜荀鹤在《松窗杂记》中说这一带“花木环回，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节”。唐代名诗人很多都有关于曲江或慈恩寺的吟咏。皇帝也有时率人登大雁塔作诗唱和，并特自大明宫修筑夹城通往芙蓉苑，以便从其中随时往游《南部新书（丁）》载，唐文宗曾自夹城出芙蓉苑，到慈恩寺，看见诗人裴潾在佛殿墙壁题的诗，令宫女讽诵，因而遍传六宫。这首诗是咏慈恩寺牡丹的，全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盘承冷露，无人起就月中看。”慈恩寺元果院早半月开的是紫牡丹，太真院迟半月开的（即诗喻为“玉盘冷露”的）是白牡丹。牡丹似是在唐初才由野生移入庭院栽培，被誉为“国色天香”，每当盛开时，长安“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是游赏重点之一。
　　慈恩寺因为游人多，有人也在这里设置戏场。有一个故事说唐宣宗女万寿公主嫁尚书郑颢，颢弟顗有病，宣宗派人探视。去的人回来说，公主在慈恩寺看戏。宣宗大怒，立召公主至殿前，责备说“岂有小郎病不往视，乃观戏乎!”（见唐张固撰《幽闲鼓吹》）。此事不见于新旧《唐书·宣宗本纪》和《新唐书·公主传》，但由《公主传》所记唐宣宗对待万寿公主的态度看来，此事可以信为实有。总之，有许多记录证明慈恩寺在唐代实质上是兼有公园和文娱活动性质的场所。
　　“雁塔题名”，是慈恩寺在科举时代对封建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一端。唐人进士及第后，在杏园宴会，在雁塔题名。唐王定保《摭言》说，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可见其得意。《摭言》还说“李肇《国史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又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可见能够“雁塔题名”，在当时实在是最“荣誉”的事。但题名不必都在塔上，寺院墙壁随处都可题。也不一定都是为了考中进士。许多都是某年月日来此游，或与谁游，或是感兴吟诗。前引唐末徐夤题曰《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可见塔院这间小屋，或许倒是唐人题名集中之处。白居易诗亦说是“塔下”题名，但不知是否即在此小屋内。唐人书法，后世宝爱，雁塔题名，宋人摹刻上石，拓本流传现在，成为珍贵文物。又当时没有报刊，文人创作无从随时发表，题诗墙上，可以与群众见面。前引裴潾题诗殿壁，被唐文宗看见，因而传布宫内。清初陕西郃阳县人康太乙，题诗雁塔，被王渔洋发见，为之延誉，声名大噪，一时有“关中三李，不如一康”之说。但这实际是一种很坏的风气，现在大雁塔青石门楣门框上刻有很多宋人明人的题名，宋代的还多半选择空隙地方，明代的则都刻在唐代的线刻花纹上，使珍贵文物遭受严重破坏。一般则在粉刷整洁的墙壁上，任意涂写。解放后，经过宣传教育，这种恶风习已经很少了。
　　慈恩寺由于在学术和文化上的关系，在唐代一直被保存。唐武宗会昌五年（八四五）灭佛，拆毁全国寺院，慈恩寺有明令保留。寺不知毁于何年。前引宋张礼《游城南记》说，“少迟登塔，观唐人留题”，没有提到寺院；注中亦只说“五代西京留守安重霸重修塔”，没有提及寺院。金人的《续记》则说“正大（金哀宗年号公元一二二四——一二三一年）迁徙，寺宇废毁殆尽，惟一塔俨然”。在北宋长安人李复的《潏水集》中，有一些咏怀长安古迹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和慈恩寺有关的，题名曰《慈恩寺枸杞》，诗中说枸杞长的很粗大，可以想象其荒凉。似在宋代以前寺已废毁，可能亦是毁于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的那一次。张礼游城南在宋哲宗元祐元年，（一○八六）上距唐朝灭亡已一百七、八十年，长安已不再是首都，中间纵有人再修，亦决不可能恢复原来规模。一个半世纪之后，经金元交替的战争，即所谓正大迁徙，慈恩寺又遭受了一次破坏。
　　今寺中存明刻两碑，一为明宪宗成化二年（一四六六）立，名《重修慈恩禅寺记》，其中有“历岁洊久，寺已倾颓，塔已荒落”及“乃卜吉日，撤旧废残，起前殿二，各五楹，山门、廊庑、方丈、僧堂，以数峙立”等语。另一系一小石，立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一六○五），名《重修雁塔落成》，没有提到修寺。但这次却似是要处理了一个问题，《河滨文选》中有《城南雁塔记》一文说:“今据塔中小石，万历中，咸宁满令泊诸公缮葺之。满公朝荐不畏强御，君子人也。自二十年来，割寺塔之南以居僧，砦其北以栖绅士，游者罕至，题名亦稀。”据此，似是地主绅士霸占寺产，满朝荐作了处理。今塔北为一农村，有城寨，塔南为僧院，有五间殿二及山门堂舍等，与上述二记所说略合，是今寺规模定于明代。
　　大雁塔自五代安重霸重修后，历代均曾整修，但均是撤换败砖，补砌塔檐，塔的式样，没有改变，故不重述。关于塔的登临问题，在唐人的有关记载中，一直都说是可登的。但后来情况似乎一度有过变化。明赵崡的《城南游记》说:“塔自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一○六八——一○七七年）火后，不可登，万历甲辰（一六○四）重加修饰，始得至其巅。”是自宋至明，中间有五百多年，大雁塔不能登临。但在宋陈思著的《宝刻类编》中却说:“五季寺废，惟塔巍然独存，有僧莲芳始葺新之，塔之内外皆以涂塈，唐人题字不可复见。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一○七八至一○八五年）间，塔再火，乡人王正叔始见画壁断裂，自刬刮瓷甓，得题名数十，乃录以归。”张礼在元祐元年（一○八六）的《游城南记》中也说:“少迟登塔，观唐人留题。”张礼所观的唐人留题，当即王正叔所发见的，是塔在熙宁后似仍可登。这些矛盾，无法考清。不过赵崡所说自万历甲辰重施楼梯，才能上到塔顶，当无问题。总之，塔自唐代以后，无人管理保护，曾受过多次破坏，是肯定无疑的。
　　塔现高64米，为方形七层楼阁式，与一般塔式不同。各层壁面仿木质建筑，均有砖砌枋柱座斗。自下向上依次略小，下两层作九间，三四层作七间，上三层五间，呈四方锥形，第一层周长100米，内有木质楼梯，可以盘旋而上，各层均有砖券拱门，可以自内向外眺望。这些都可使人仿佛唐岑参“下窥指高鸟”，章八元“四十门闲面面风”的诗句，塔还保持着唐代原来的结构。塔底层青石门框门楣上，线刻佛、菩萨象端严优美，西门楣佛殿雕刻，细部毕具，都是唐代原物，可能是塔初修或武则天重修时的作品，是为现存唐代线刻的最上乘。
　　中国人民之所以珍视大雁塔，不仅由于它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留存下的一座宏伟建筑，同时也由于它是和玄奘法师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玄奘的那种不避险阻困难，一人出游西域，刻苦钻研，精通汉梵语言学问，毕生勤劳工作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优良传统。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和影响，实际超出了宗教范围。特别是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古代地理、历史、民俗、风土等的重要参考材料，已被译成数国文字，书中所记他在今阿富汗的巴米扬看见的那两个大佛象，现在看来证明他在给唐太宗的进《西域记表》中所说，“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非敢雕华”，是完全真实的。对于这样一位深可尊敬的人物的遗迹，我们当然要视为镶宝，给以妥善的保护。
　　为了纪念玄奘，现在慈恩寺内已开辟唐玄奘展览室，要求逐渐充实内容，希望各方大力携助。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最文明繁华的都市之一，但所有建筑早已毁坏无遗，只有几个塔比较完整的保存着。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很好的保护这些希有的唐代建筑，已成立了保管机构，并已对塔和寺院作了几次的大规模的整修。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又将大雁塔和小雁塔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刊《玄奘法师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