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三教合流

应该说，在儒、释、道三教思想会通的大背景下，彼此之间在具体操作的内容上的互相借用也是难以避免的。儒、道二家可以“偷”释家的东西，而释家自然也可以“偷”儒、道二家的东西了。当然，照理说，作为发端于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一的印度佛教的思想及其具体操作内容，当是您肆汪深、宏富而近冗繁的。它完全可以不去向儒、道两家借用什么的。但是，它既要扎根中土发芽开花结果，那就必须投石问路，入乡随俗，甚至要，不惜采用削足适履的办法去贴近中国文化，去贴近也同样拥有泱泱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大众心理。
释家借用儒家思想及其操作方式的情形前面谈得已很多了，现在再略举一点它借用道教东西的事例。

佛、道二教本有相类之处，如佛说性空，道说无名，都说的是虚无之意。在对出世的向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又如道、佛彼此的静坐、禅定的修持方法，符策、咒语的法术等，亦多有相通之处。所以佛教在翻译及传播经典的过程中，便会情不自禁地借用道教的某些成说、语汇及实践方式。

这里我们仅以唐代密宗为例。密宗在唐玄宗时开始在中国传播，至肃、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借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因此造成不少方术，彼此也相似。如道教崇拜北斗星，密宗称为妙见菩萨。道教的司命、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也出现于密宗经文里。密宗又画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隐身，求财免灾。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等，都原属道教所有而为密宗“偷窃”。

中国密宗的祖师之一，也是。“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于开元八年(720年)随师金刚智到中国译经弘法。天宝十年(751年)，祟道皇帝唐玄宗下沼命不空返回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不料不空走到韶州时就病倒了，在那里住下养病。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又降敕将不空追回，叫不空到河西去，他于是到了武威的开元寺里译经。从这时起直至安史之乱中唐朝收复长安，唐肃宗于乾元元年(758年)诏不空入京为也灌顶受戒，“在这五年中，不空大致一直在河西布道弘法，并极有可能去过敦煌。所以后来人们在敦煌石窟里发现不少密宗符印，发现许多推崇不空甚或刻亨“不空”字样的符印。根据高国藩先生在《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一书里的介绍，这些以不空为宗师的密宗符印，在借用中国道教方面呈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采用道士创作的“符印”形式而充以佛教密宗内容，可谓“旧瓶装新酒”。高国藩指出，这些密宗“符印”，十分强调采用我国民间传统使用的优质木料制作：1．桃木。因桃木驱鬼，已是我国原始宗教之发明，不仅道教符印，佛教符印也采用。2．檀木。周代已受到民间爱好，《诗·魏风·伐檀》就歌咏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3．柽木。也是在周代即受到民间爱好，《诗·大雅·皇矣》歌咏道：“启之辟之，其柽其据。”柽木又名柽柳，是落叶小乔木，很难长粗，故很名贵。当然，敦煌发现的这些密宗符印上的咒语，并没有道教勒令鬼神完成人指定使命时的那种强悍的精神，而是强调“非我力能”，“世尊蒙许”，体现出佛教教义上的平和色彩。

第二，密宗符印咒语在形式上引进了道教神祗及中国民间传说人物。例如在敦煌出土写卷伯三八三五卷《大部禁方》中，有一密宗的《大部禁方龙树菩萨九天玄女咒》，高国藩指出：“此佛教符咒，保留着道教符咒诸多特色，基本上接受了我国传统文化之思想，也接受了道教供奉的神主。佛教在此符咒中，除了换了几个菩萨，可以说道教的模式、道教的构思全都没有变。”仅就这咒的题目来看，就是佛道结合，中西合壁的产物。龙树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九天玄女(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则是道教所信奉的女神，见载于《云笈七
·九天玄女传》及《黄帝内传》。除此之外，《玄女咒》中还尊奉道教教主李老君以及敦煌民间传说人物孙宾、董仲等。另如敦煌出土伯三八三五、斯二六一五写卷中的一组《四方金刚咒》，也出现“六丁”等道教神祗以及“五丁”等中国民间传说人物。

第三，金煌密宗的关于驱邪治病的符咒，如《四方金刚咒》及其附套的《破伤咒》，也采用道教咒语“急急如律令”形式，简捷明快，立竿见影的功利性极强。这同从印度本土传来的使人如坐九里云中的密宗真言(如前举“唵、嘛、呢、
叭、咪、吽)大相径庭。我们且来看看《破伤咒》中的第一咒：

破伤方：日出东方，乍赤赤黄。上告天翁，下告地黄。地黄夫人，交吾禁疮。仙人提水，玉女洗疮。一禁便定，两禁平伏如常。铲呜马呜疮也，不惊天雷地加疮也。莫恐我是毗沙罗摄地虫。急急如律令，敕摄。

若有破伤者，诵此咒四十九遍，初头喷三喷，诵咒一七遍，唾三唾。

高国藩引《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地黄”附方说，地黄是一种能治疮的中国传统药草，如“丁肿乳痈：地黄捣敷之，热即易。性凉消肿，无不效。梅师方。痈恶肉：地黄三斤，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煎稠，涂纸上贴之，日三易。鬼遗方。一切痈疽：及打扑伤损、未破疼痛者。以生地黄杵如泥，瘫在上，掺木香末于中，又摊地黄泥一重贴之，不过三五度即内消也。”造《破伤咒》的密宗僧人大致深谙此道，因而在此咒中将地黄的功能演绎成“地黄夫人”教(交)人禁疮了。此方中的“仙人提水，玉女洗疮”之说，其实就是教患者在敷地黄前，应先将疮面洗净。这应该是很合乎医药卫生原理的。由此可见，佛教密宗符咒在一方面高诵“唵、嘛、呢、、叭、咪、吽”这些印度佛教原汤原汁的“陀罗尼”(咒)的同时，也将明白如话、讲求实用实效的咒语展示于广大信众，以取信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在这方面，它实际是痛痛快快地向道教俯首学艺，并毫不遮掩地采用“拿来主义”(当然有改造）。

不过，如果追溯起来，关于儒、释、道三教(家)互相借用、吸取、融摄、统合的思想当滥觞于汉魏六朝之际。《后汉书》、《弘明集》和《广弘明集》里，就记录了三教之间互相斗争的许多情况，也记载有不少儒生、憎侣关于“三教共辙”的论述。

进入唐代以后，儒、释、道三教(家)都各自发展成熟，成为中国本土上鼎足而立的相对独立的强大的思想文化系统。他们都基本上站在维护本教(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摆出一副大决战的姿态，在“三教一家”的口号下力图以自己为中心去统一对方。赖永海在《中国佛性论》里这样描述说，“道教在‘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口号下面，没有放松对儒、佛的攻击和排斥，力图确保或夺回它高居于儒、佛之上的地位；佛教则在加快统一内部的禅教合一步伐的同时，进一步通过权实、方便究竟等说法，把儒、道二家变成隶属于直显真源之究竟教的权便说。而儒家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王道政治与宗法制度的优势，自觉或不自觉，暗地里或公开地把释、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渐渐地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与思想之中”。儒、释、道三教(家)的斗争方法，都表现为“既把对方视为异端邪说，贬得毫不足取；又自觉不自觉、私下或公开地从对方学说中吸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丰富、充实和完善自己，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既包含对方，又超出对方的庞大的宗教学说或思想体系：这样一来，中土思想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三大思想潮流之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并且由总体上的互相排斥、斗争，逐渐走向三教合一的局面”。

当然，儒、佛、道之间的互相借用、互相吸取、互相融合也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因而亦得到官方默许、鼓励、纵容、支持。正如马晓宏在《天·神·人》一书里所识，儒教有处世为人的道理，道教有出世成仙的手段，佛教有往生乐土的方法；人界、仙界、极乐世界，纺织在一起形成对中国入精神世界的一张大网。儒、释、道三教理应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统治的工具，而三教间的矛盾冲突，则只能减弱这些工具的作用；所以保持三教均衡，使各显其用，并相互补充，相互会通，便成为东晋以来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基本国策。而宋金元之际儒教出现理学，道教出现全真，佛教出现禅教合流的局面，正是华夏大地上自东晋以来长达干余年的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以三教会通为特点的文化整合运动的结果。当然，三教之间的吸收与融合越多，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越小，在人们的眼里也便愈来愈成为一回事而渐失去崇信的热情。明清时代佛、道二教同时趋于衰落，而理学也逐渐失去市场，其根源大致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