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一、斯里兰卡佛教的衰退与复兴
　　从7世纪到11世纪约500年中，斯里兰卡佛教一直是大乘密教的天下。由于信仰印度教的注辇人入侵，大寺、无畏山寺，以至祇多林寺等都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已是气息奄奄。及至维阇耶跋护王一世（1055—1113在位）击败注辇人，便着手整顿人民的信仰。他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使往缅甸向蒲甘王朝延请上座系长老，重建僧伽。传说这些长老在王都最胜城将巴利文三藏再译为僧伽罗文，并积极搜集散失在各地的佛典，抄写并送回蒲甘。他们还建立了译经和讲经的机构，培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学者。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佛教交流，达到极盛。
　　由于维阇耶跋护王一世的努力，大寺恢复了昔日的权威，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也复活了。但这种繁荣相当短暂。他死后，国内大乱，佛教再度陷入黑暗。著名的帕拉卡马·巴护王一世（1153—1186在位），平定了国内战乱，扶植佛教发展，并着意净化佛教教团。他结束了锡兰三大寺的长期争端，使他们遵守同一戒律，增强团结。他还建立了祇园寺、楞伽提罗寺等。同时，他也建造了一些印度教寺庙，可能是为了满足泰米尔人的需要。
　　帕拉卡马·巴护王以僧伽的监护人自居。鉴于以往僧团的腐败，他主张严肃僧纪。明确出家人若不能持守戒律，便勒令其还俗。在大寺萨利普特拉长老的支持下，由国家颁布了包括褫夺僧籍在内的戒律法令。此法令以大寺规定的戒律为依据，不允许对僧纪有别的解释。于是国家再次确定大寺是斯里兰卡的佛教中心，人们也将大寺视作楞伽岛上的法灯护持者。
　　在帕拉卡马·巴护王治下，以大迦叶波长老为首的千名比丘再次结集，搜集并确定了巴利文和僧伽罗文的三藏及注疏。从觉音以来约500年间，斯里兰卡的学问僧几乎不见史册，至此，佛学有了新的发展。从10世纪到13世纪，学问僧辈出，最有名的有优波提舍、法上、僧伽拉吉塔、佛陀纳加等，12世纪中出现了律藏疏本和中部经典疏本等巨著。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突然消亡，原因不详。师子国尼众本来发达，南朝宋时以铁萨罗为首的诸尼曾来中国为300余女弟子授比丘尼戒。至此，尼众消失，直到本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才又派使来中国重受尼戒，发展尼众。
　　帕拉卡马·巴护王一世死后，斯里兰卡又一次遭到印度的入侵，帕拉卡马·巴护王二世（1240—1271在位），再次赶走泰米尔军队，并打败了爪哇王子的海上进攻及印度槃度国和注辇的进攻。二世也是佛教的支持者，他从南印度延请比丘，建立寺院，奖励学僧。此后维阇耶跋护四世王（1271—？在位）带头护持沸教，被佛教徒称作菩萨。帕拉卡马·巴护四世（1325—？在位）时，请僧人将巴利语的《本生故事》译为僧伽罗文。14世纪斯里兰卡的重要佛学著作有《摄精要》、《摄正法》等。15世纪下半叶，下缅甸的达摩悉提王（1472—1492在位）打算整顿勃固国僧团纪律，振兴佛教，曾遣使到斯里兰卡留学，并依大寺传统受戒，戒坛设在据说是佛陀到过的克拉利耶河上。东南亚佛教中罗曼那派即起源于此。
　　从16世纪开始，斯里兰卡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佛教的发展。先后由葡萄牙（1505—1658）、荷兰（1658—1796）、英国（1796—1947）殖民者的统治和占领，他们毫不尊重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强迫改宗。而佛教也逐渐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抗拒西方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意味，在困境中挣扎延绵。
　　1592年，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即位，先后两次延请缅甸上座部长老前来传教；继之，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还从暹罗迎请佛法。到18世纪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在位时，再次从暹罗延请阿瑜陀（大城府）王国的上座长老乌波里和牟圣尼等，帮助本国重整佛教制度轨仪，传授戒律，1750年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暹罗派。
　　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开展，斯里兰卡的上座佛教日趋活跃，僧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加显著。从19世纪初，在暹罗派之外，又形成两个新派别。1799年，斯里兰卡有些在家的信徒，前往缅甸阿摩罗普罗城，从那里的长老受戒，参加僧团，回国后从事弘法和立宗活动。这一系统的僧侣于1802年组成缅甸派，创始人是达摩觉提。从下缅甸罗曼那国的勃固迎回来的又一批传法僧人，建立了斯里兰卡的罗曼那派。
　　暹罗派和缅甸派、罗曼那派都是从楞伽岛传出去的上座系佛教，教理、教义并无原则区别，但在衣著、戒律、诵经声调等方面略有差异，这也表现了社会层次上的区别。例如，暹罗派只承认高级种姓可以出家，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时偏袒一肩。缅甸派社会地位较低，认为前三种姓均可出家，僧人着衣不应袒肩。这两个派别下边还各有分支。暹罗派下分6部，缅甸派下则有30几部。罗曼那派因为成立较晚，经过了改革，它注重戒律，反对寺院蓄财。三派中以暹罗派势力最大，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为根据地，拥有财产和土地，僧侣多出身于上层社会。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就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佛教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1875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瓦拉斯基夫人在纽约创建神智学会，5年后，又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于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兴办佛教学校，推动佛教复兴。此后，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1864—1933）访印，巡礼佛迹，1891年发起“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它国家的佛教。同年，在印度摩诃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除斯里兰卡、印度之外，尚有中、日、缅等国的佛教代表出席。摩诃菩提会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团体，一直到至今。
　　20世纪开始，佛教成了提高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存。1908年成立“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1919年成立“全锡兰佛教大会”。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继续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1950年，著名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发起“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到1978年6月，已拥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组织，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班达拉奈克组织自由党，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是该党的口号之一。1960年，他的夫人支持发展佛教学校，在农村普遍建立佛教保护会。1978年，贾亚瓦德总统更提出“佛法化社会”的设想。全国有佛学院300余所，有智增和智严两座佛教大学。从1956年开始，组织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纂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书》，计划陆续出版。
　　今天的斯里兰卡有70％的人口是佛教徒，有僧侣近2万人，其中暹罗派最大，拥有僧侣1万3千人，寺庙6千座。
　　二、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1044年，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统一缅甸。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他听从来自孟人国家直通上座阿罗汉的劝告，决定废止泛滥成灾的阿利教，恢复和发展上座部佛教。他遣使向直通国王摩奴哈迎请三藏佛典和舍利，遭到拒绝，遂发兵破城，俘获包括国王、工匠等在内的僧俗3万人，用32头象驮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蒲甘。以后，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义，继续四处征战，成为缅人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阿奴律陀将得来的30部三藏由孟文译成缅文，又派人去斯里兰卡求回锡兰三藏，由阿罗汉作了校读。为供奉佛舍利，他还决定兴建瑞寿宫宝塔。塔的结构为实心，周围有37个地方纳特（精灵）环绕，形成佛教与土著信仰结合的典范。他未能完成此项工程就死了。
　　阿奴律陀时期，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开始结下不解之缘。1067年，阿奴律陀应维阁耶巴护王一世的请求，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支持驱逐注辇人的斗争。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在1077—1084年间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译成缅文。11世纪，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画数百幅，保留至今，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经及孟语注解，说明“纯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
　　江喜陀时代（1084—1113），壮丽的瑞寿宫塔终于完成了，塔下供藏着维阁耶巴护一世赠送的佛牙舍利。江喜陀还在国内广建塔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难陀塔。他本人崇尚盂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有一块铭文说，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罗城（卑谬），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从得楞孟人的碑铭中可以知道，他还是第一个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庙的缅甸王。另一块铭文记载，某位注辇王子曾到过缅甸，并在江喜陀的劝说下放弃印度教，皈依佛法。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建筑藏经楼，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
　　江喜陀的继承人阿隆悉都（1113—1167在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的治下叛乱迭起，依然广建塔寺，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难陀寺相媲美。传说阿隆悉都还是缅甸佛教文学的创作者，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铭刻中留有一首诗歌，表达他乐于帮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轮回的愿望。
　　在那罗波帝悉都时期（1173—1210），发生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位相当于国师的乌多罗耆婆，于1180年率领一批门徒前往锡兰，其中他的弟子车波多在这里呆了十年之久，并在大寺受具足戒，参加了锡兰僧团。此后车波多带着弟子重回缅甸，即以大寺戒法为正统，否认其他缅甸僧人的合法性，拒绝与他们一道举行法事。那罗波帝悉都王支持车波多等人的作法，同意他们在缅甸弘扬大寺戒法和仪式。
　　缅甸佛教由此分为前宗和后宗。后宗便是自居正统的僧伽罗僧团，也称大寺派。前宗则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传系统，尽管它也来源于南传上座部。
　　缅甸佛教最终统一在大寺派之下。大寺派进行了改革，使佛教深入到了民众生活。在它的刺激下，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求戒的僧侣络绎不断，同时影响缅甸境外的泰族、老挝及柬埔寨，意义深远。到了下一个历史时代，当伊斯兰教赢得马来亚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时，佛教仍然保持着它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在于大寺派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相对而言，马来群岛诸国，不论湿婆及毗斯奴的印度教，或梵语系统的小乘及大乘佛教，大致都限于宫廷范围，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权贵族，缺乏人民的深层信仰。
　　到13世纪的最后20年，在元帝国的攻击下，蒲甘王朝崩溃。此后国内动乱，持续了200年，最后出现以阿瓦和勃固为中心的两个国家。
　　15世纪下缅甸的孟人国家勃固，继续奉行佛教。信修浮女王（1453—1472在位）以大量黄金涂饰瑞寿宫塔，并为它增建了附属僧院，成为今缅甸文化的象征。女王还向斯里兰卡派出求法教团，再次激起国内的佛教热情。这一运动的中心在迦耶尼寺，该寺得名于锡兰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被派往楞伽岛求法的僧人，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回国后形成了缅甸的另一大派罗曼那派。
　　信修女王的女婿达摩悉提（1472—1492在位）原来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被佛教徒视作理想的法王。1475年，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长老前往锡兰，按大寺法受戒，并研习经典。
　　后为这批学成归来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净地界，专为国内青年比丘授戒传法。这是罗曼那派的正式出现，势力逐渐强大，一直传播到今日的泰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达摩悉提王还派使者前往印度，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分枝，描绘伽耶寺的图样，回国后建造寺塔僧院。当时的佛教共有六派，分属于柬埔寨和锡兰系统。达摩悉提要求他们一律按大寺制度，在他指定的上座苏伐那索跋纳主持下重新受戒，统一起来，由一个上座部僧团指导。从15到16世纪，是勃固佛教最繁荣的时期。
　　从18世纪开始，缅甸佛教僧团就僧服穿着是全衣还是袒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袒肩派”和“全衣派”都声称自己的行仪符合正统戒律，先后争论了75年，直到孟云王（佛陀波耶，1781—1819在位）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结束。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说明袒肩派并未因此而消失。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犹存。
　　在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缅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国家。到了东吁王朝（1531—1752），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才完全转到缅人手中。整个雍籍牙时代（1752—1885），缅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既使佛教深入民众，也促进了学僧对经典的研究，特别是对《摩奴法典》及阿毗达磨的研究。孟云王在位时，吴貌东上座从印度迎来大批梵文经典，在一些婆罗门协助下，展开了对星象、医学和文法的研究，并将许多经典译成缅文。
　　从蒲甘王朝开始，历朝君主大都从事佛塔佛像的兴造活动，同时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供养僧众。孟云王时代，王太子进攻阿腊干地区，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又拨250名战俘给供养这一佛像的寺庙。这种耗费民力民财的佛教活动，在缅甸也史不绝书。
　　缅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这就是与传统的纳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缅甸人历来相信大地、虚空、森林、山谷、家宅、村寨等都有精灵司理，均须按一定仪式进行祭祀。曼同王曾明令取消这种不符佛说的淫祀，但效果极微。相反，有些祭祀往往转变成了佛教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水祭”的泼水节。这原是为祭祀一切纳特之主“塔伽王”（塔伽即蛇，或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大神）的，反映人们对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尔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节日。
　　佛教与缅甸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在许多民俗习惯上。男孩长到7、8岁，都要到寺庙中过一段出家生活，时间一般在“夏安居”的雨季三个月。届时举行出家仪式，男孩效法佛释迦和达摩悉提王故事，身着王子打扮，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入佛寺。习俗认为，男孩出家对己对家都有功德，社会上则认为是有教养的表现。
　　在家的佛徒，必须接受比丘关于三皈五戒的教诲，再请僧人念诵巴利文的护咒经。佛徒追荐先祖，要请僧众在家供养，饭后僧众唱颂佛偈，与此同时，施主将一杯水滴入一个容器中，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称作“滴水咒愿”。佛徒还特别重视种种定期的佛教行事，例如每月有4天持斋的布萨日，夏安居结束有灯节，纪念世尊诞生成道寂灭有卫塞迦日，还有祭祀佛塔等等。其中大的行事也是节日，常常伴有舞蹈、演戏等活动。
　　16世纪以来，缅甸也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随之基督教传教士于1689年进入缅甸，1885年，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1906年创立了佛教青年会，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甚至组织政党。1930年以后，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人民联合会”，由著名的爱国比丘吴欧德马和吴沙威领导。吴欧德马曾到过印度，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启发，于1923年起领导缅甸反英统治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与吴沙威多次被捕入狱。吴沙威绝食死后，激起了缅甸人更大的抗英风暴。1938年缅甸全国罢工，反抗殖民政府，17名死难者中有7位比丘。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政策，直到60年代初，对佛教复兴运动给予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包括创办弘法学院和国际高级佛教研究院等。1954—1956年，由国家出面，举行了南传佛教的第六次结集，有7个国家、2500比丘参加。1961年8月，缅甸议会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宣布佛教为缅甸联邦的国教。1962年8月以后，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措施。
　　今日缅甸的佛教僧团经过多次分合，主要有三派：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全国佛寺约2万所，佛徒占总人口的80％。
　　三、泰国佛教的国教化
　　从11世纪开始，泰人逐渐向湄南河流域迁徙。1222年，在素可台建起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泰人的原始信仰属萨满教性质的精灵崇拜，到素可台王国，它又接受了存在于6—11世纪的堕罗钵底上座部佛教影响。11世纪吴哥王朝吞并堕罗钵底以后，高棉人又带来了印度教及佛教密教。此外，8、9世纪之交，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夏连特拉传来了大乘佛教；
　　11世纪缅甸人控制今天的泰国北部地区后，还从蒲甘传来锡兰僧伽罗佛教。
　　素可台王朝在拉玛甘亨（1275—1317在位）王时变得空前强大。他征服了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古老的堕罗钵底，并争取中国的支持，与高棉人抗衡。他曾多次派使朝贡元朝，并带回了中国的制陶手工业技术。拉玛甘亨特别鼓励佛教，在征服马来半岛上的六坤之后，延请在那里的锡兰僧人到素可台传法，还为一位品学兼优的高僧建造阿兰若寺。大批僧人涌向斯里兰卡求学受戒，使僧伽罗僧团在素可台很快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派别。
　　拉玛甘亨的儿子卢泰（约1317—1347年在位）继续支持佛教发展，曾建造佛陀脚印供人瞻仰，被佛徒尊为“达磨罗阇”（法王）。拉玛甘亨的孙子吕泰，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在宫内自讲佛经，1361年放弃王位，在芒果林佛寺出家。所著《三界论》保存至今。他是泰国第一个以君主身份为僧的人。
　　素可台王朝时期，塑造了大量的青铜佛像，著名的有曼谷大舍利寺供奉的清叻那铜佛和善见寺铜佛。成为泰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代表。
　　14世纪后半期，拉玛蒂菩提（约1350—1369年在位）在阿瑜陀耶（大城府）建立了阿瑜陀耶王国，到14世纪末，臣服素可台，并几次向柬埔寨用兵。1397—1431年两次攻陷吴哥城。长期的战争使阿瑜陀耶衰落下去了，1767年被兴起的缅甸雍籍牙王朝所灭。
　　阿瑜陀耶诸王都崇拜佛教。被缅人破毁的阿瑜陀耶城内到处都有佛寺废墟；早期建筑的清寺和王官佛寺则免于兵燹。1361年迎来斯里兰卡使臣，上座部大寺系统正式成为国教。拉玛蒂菩提王由楞伽岛请来大德高僧为泰人僧王，要求泰国的比丘统一于巴利语圣典，一切威仪行事遵从大寺派规定。波隆摩罗阇王应锡兰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的要求，向那里派去了以优波离为首的15名比丘的传教使团，建立了优波离教派，即暹罗教派。
　　阿瑜陀耶王国同中国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洪武十年（1377），暹罗王的侄儿那空膺来朝，明廷颁给“暹罗国王之印”。1408年那空膺在位，出使南洋的郑和率船队经过阿瑜陀耶。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暹罗国“崇信佛教，国人为僧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
　　阿瑜陀耶时代的佛教上座部，主要在宫廷中流行，社会下层信奉的佛教仍然侧重在符咒法木，上层社会的信仰也带有祈福的性质。1458年戴莱洛迦纳王铸像500尊，求告佛陀保佑不要再有前一年那样的饥荒。
　　阿瑜陀耶被缅甸人攻破不久，华裔披那·达信领导人民收复了失地，1768年在曼谷对岸的吞武里建都为王。达信王原籍广东，起兵时任达城太守。幼年曾在佛寺读书，13岁入山昆诃罗寺为沙弥，熟悉巴利文和佛典，通汉语、印地语、缅语和越语。建都以后，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大兴佛教。1778年，他率军征服万象，继之占领琅勃拉邦。从万象迎回了著名的玉佛像，供养在吞武里。据传，王佛造于佛灭后400年的印度，通体由7块翡翠绿玉组成，内藏佛舍利真身。尔后经楞伽岛、素可台，辗转移至万象，今供奉在曼谷玉佛寺，为泰国佛教瑰宝。达信王晚年时常自称佛陀再世，对佛教的兴趣远胜于对国家的关心，1782年被弑。
　　新王拉玛一世（1782—1809在位）将都城迁至曼谷，是谓曼谷王朝。其历代国王都奉行佛教。拉玛一世清洗了亲达信的僧团上座，整顿僧伽，组织高僧校订三藏佛经，编纂巴利语词典。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是为拉玛四世（1851—1868在位）。此前，他做过27年比丘，精通三藏论释，懂得梵文、巴利文和英文。他创立了泰国僧伽中最有势力的一派——法宗派，强调遵守斯里兰卡上座部戒律，学习巴利文经典，成员主要是贵族阶层；
　　1932年后始允许平民参加。法宗派与传统的上座部僧伽组成的大宗派，构成泰国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统建造了泰国最大的佛塔，鼓励将法宗派传到柬埔寨，遣使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树分枝。此后诸王继续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写本，进行校勘。1919—1928年，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释和藏外佛典。
　　从16世纪起，泰国受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侵略，1941年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恢复暹罗古名，1949年又一次改为泰国。 1932年以来，各部宪法原则上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但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每个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以取得成年人资格。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5％，寺院2万5千多座，佛塔在10万座以上。此外，尚有大乘佛教在华侨和华裔中流行，有寺约30座，属中国律宗法系。1950年，泰国佛教徒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69年，这个联谊会将总部设在曼谷。
　　从历史上看，泰国佛教的基础在农村，僧伽供养者主要是农民，僧侣则是农村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传统的医药、天文、历法、文学、语言等等都以寺院为活动的中心，受佛教的制约，世俗的普通教育多由寺院僧人承担。许多世纪以来，每座寺庙都有穿袈裟的儿童，称作“寺子”，由指定的僧人指导学习文化。今日泰国的国民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尤其在城市，僧侣一般不再从事寺子教育。但如果父母坚持或者在落后的山区，孩子们仍然得在寺院中接受启蒙教育。此外，寺庙还接受部分学习雕刻、油漆等手艺的学徒。
　　佛教在民间的宗教活动，主要从事趋福避祸、求财祛病等法事。这些法事又与婆罗门教及土著的万物有灵等原始崇拜混淆在一起。其中常见的是念护咒经，经文有《小王护咒经》和《大王护咒经》两种，都是巴利文的。前者用于新房上梁、佛像开光、为死者慰灵、死后七日供养等；国家庆典、僧众忏悔等则念《大王护咒经》。此外，僧人还代人诵经，如用符咒祝成圣水，绕圣线，为人们佩带的护身佛像作“入魂仪式”等。
　　泰国佛教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据，国王也以“正法”的护持者身份，扶植佛教的发展。历代的王室均以大量财物布施僧伽，如曼谷王朝的拉玛三世（1824—1851在位），仅佛寺就建立三十余座，称作“王立寺院”。国王施给僧团以土地、农民，称作“御供养施舍”，成了“寺领地”和“寺院奴”。一块碑铭记，1361年，素可台王卢泰在雨安居期，施金1万、银1万、蒟酱（一种植物果实）1千万、三衣400套、铁钵400具。
　　与此相应，历代王朝对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严格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466年，戴莱洛迦纳王曾比照“武官地方官官阶授田法”，给国内“精通佛法的比丘”2400名和“尚未精通佛法的沙弥”200名分六等授田；在政府设立宗教事务司，维护僧伽纪律，指导僧侣行为，直至勒令不轨僧人还俗。1859年拉玛四世再次勒令犯戒僧人还俗，规定外来挂单僧人登记，沙弥的年龄限制等。1902年泰王签署了“僧伽管理法”，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各寺庙的责任、义务和权限。1912年颁布了改订的“僧伽官职表”，1913年颁布“常施食标准表”，分别规定了僧人官阶和月薪数额。
　　国家对于佛教教义的研究，也采取统一的指导方针。到朱拉隆功时期（1868—1910），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团教会化，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他还推行教理考试制度，指定应考的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传》、《戒律基础》等。
　　四、柬埔寨佛教的兴衰
　　在9—10世纪之际建立的吴哥王朝，到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在位），完成了吴哥石窟。他信仰毗湿奴，用毗湿奴像取代神庙中原有的湿婆像；后来的阇耶跋摩七世，又用佛陀像取代了毗湿奴像。
　　阇耶跋摩七世（1181—1201在位），把吴哥王朝推向全盛期，成为柬埔寨最有威望的古代君主。他信奉佛教，以观世音为高棉人的保护神，认为他能引导人们往生极乐净土，在国内到处建造四面的观音神像，其眼半开，目光低垂，嘴含平静而神秘的微笑，被人称作“高棉的微笑”。这个时期建造了普拉沙·普兰·克迪、塔荣、帕甘和巴荣等寺，显示吴哥佛教的独特色彩。
　　塔荣寺就是普粒毗诃罗寺，建于1186年，供奉的是皇太后像，被称作佛陀之母。寺碑盛赞阇耶跋摩七世无所不能，尽管也礼赞佛法僧三宝。1191年，阇耶跋摩七世为观音建帕甘寺，寺中的菩萨像则以他的父亲为原型。他还树立了自己的等身像，刻画为病人治疗的医师和看护人的佛陀。帕甘寺的铭文说明，造寺的目的在于“在遍流敌人鲜血的土地上”以“庄严菩萨”。巴荣寺建于12世纪末，其中也有国王的黄金橡。简言之，王室造寺塑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振王威，敬祖先。
　　阇耶跋摩七世曾派遣有王子参加的使团前往斯里兰卡求法。这位王子当是柬埔寨上座部佛教的第一位传人，或许就是缅甸《琉璃宫史》中提到的多摩林陀。
　　阇耶跋摩七世之后，婆罗门教再次复兴，佛教式微。不过，据1292年来到柬埔寨的元朝使臣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当时吴哥城依然以佛头像庄严城门，城中有20余石塔环绕的金塔。寺院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跌足”。寺中只供释迦像，塔中诸佛皆为铜铸，相貌各异。及至经过1369—1441（或1444）年暹罗人的进攻，吴哥城三度陷落，柬埔寨急剧衰落下去。到安赞王时代（1516—1566），柬埔寨军队一度进逼暹罗的阿瑜陀耶城，很快又遭失败，1594年，首都洛韦亦被暹罗攻破。此后，始终未能摆脱附属泰国或安南的命运。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1940年又被日本军队侵占。
　　随着退罗人的占领，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确立下来，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逐步失势，终于消灭，婆罗门教的庙塔被改造安置了佛像，佛像崇拜取代了林伽崇拜。但许多寺名仍保留着印度教的痕迹，印度教或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教法事仍旧在民间流传。
　　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佛教受到法国化的打击，一度衰落不堪，僧侣和佛徒成了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族意识的手段，有了新的复兴，涌现出不少爱国僧侣。
　　1909年，创建了巴利语学校，1914年改为巴利语高级学校；到20年代，初级巴利语学校已有400余所。50年代初，一些佛教政治家提出了佛教社会主义口号，强调佛教在立国上的作用，规定所有寺院都要举办学校。1954年，创建西哈努克佛教大学，继之成立金边佛教研究所。到60年代，出版了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与此相应，还出现了一批佛教学者和佛学著作。据1970年统计，全国共有僧侣6500余人，塔寺约3400座，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90％。
　　柬埔寨的国民教育，曾长期由僧侣承担。直到1963年统计，文化部管理的普通新校有1615所，学生75000人；而70年代初，属宗教部的巴利文学校则有590所，学僧有万人以上。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男孩子都要在寺庙中学习文化。通常在12岁披上黄袈裟，称小沙弥。到20岁左右，若有志于出家修行，便可受戒成为比丘。社会尊重和尚和受过寺庙教育的人。具有巴利文和佛学知识的优秀学者被称作“班智达”。由于传统的佛教教育，五戒八关斋深入民心，社会犯罪相对较少。民众日常的婚丧嫁娶都伴有一定的佛教法事。
　　柬埔寨佛教来自泰国传承，所以也分两派。大宗派在14世纪传入，多在农村活动；法宗派在1864年传入，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前者占全国全部寺庙和僧人的90％以上。
　　五、老挝佛教的发展
　　老挝于749年建国，一直处于周围大国的争夺中。1353年，由流亡在吴哥的芒斯瓦王子法昂创建了独立的南掌国。法昂自幼生长在柬埔寨，娶当时吴哥王的女儿为妻，在吴哥王的扶植下取得王位，于琅勃拉邦建都。之后，将南传上座部引入老挝，逐步发展成为国教。琅勃拉邦最初就是吴哥王赠给法昂的一尊佛像的名称。为供养从吴哥前来弘法的高僧，南掌王还建造了著名的波沙罗寺。
　　到15世纪上半叶，波提萨拉王（1520—1547在位）曾三次抗击暹罗势力，一度占领泰国清迈地区。此后，缅人夺走清迈，攻陷万象，老挝日趋衰落，17世纪末沦为越南的属国。18世纪，南掌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和巴色三国，先后成为暹罗的属国。19世纪初，昭阿努王在万象立国，国势依然不振。
　　尽管老挝历史上内忧外患不断，但上座部佛教始终稳定发展。16世纪的维苏纳腊王建造了维苏寺，并将佛经三藏译成老挝文。他的继承者波提萨腊王敕令民间专奉佛教，禁事鬼神，使佛教空前普及。波提萨腊的儿子塞塔提腊（1548—1571在位）继续崇奉佛教，曾由清迈迎来原出于斯里兰卡的翡翠玉佛象，于万象玉佛寺供养；又在万象造大舍利塔，占地百亩，塔身通体镀金，亦称“塔銮”，成为老挝佛教文化的象征。17世纪的苏里亚旺萨王（1637—1694）将老挝佛教推向全盛。他把佛教统一在王权的管辖之下，任命僧王，制定僧阶，创办佛教学校，提倡佛典研究，使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
　　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占领老挝；1940年又为日本军队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不久又陷入新的外国侵略和长期战争中。佛教在外国入侵期，一方面遭受严重打击和破坏，一方面激起僧侣和佛徒的爱国激情。20世纪初，老挝佛教逐步复兴，到30年代掀起高潮，与整个东南亚的佛教形势是相呼应的。独立后的老挝，也力图把佛教作为统治地位的宗教巩固下来。1947年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1959年颁布“僧伽法令”，又作了许多细则规定。实际上，是把佛教的全权管理集中到国王手中，削弱和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活动。
　　老挝盛行的是上座部佛教，在农村和偏远山区也存在精灵崇拜，与佛教并行。据1965年统计，城镇有僧伽团体57个，乡村有220个，共有寺院1726所，比丘5487人，沙弥7358人，寄居在佛寺或佛寺附近的出家修行妇女优婆夷不计。佛教信徒占整个国民的95％。
　　老挝僧伽也分大宗派和法宗派，大宗派人数占压倒优势。南近泰国地区主要是法宗派寺院，首都万象主要是大宗派寺庙。作为全国僧伽领袖的僧王，属于大宗派，对法宗派负有同样指导责任。僧王以下由5位上座高僧组成宗教会议，领导全部僧伽。
　　送子弟入寺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沙弥，也是老挝人的传统。穷苦人家的孩子多半通过出家接受教育，因为沙弥和比丘还俗的事很普遍，不受人们鄙视，这与泰国相似，但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则很少还俗。同是上座部佛教国家，这方面差别甚大。
　　关于上座部寺院的状况，可以万象的中央寺为代表说明。此寺为大宗派的第二大寺，1956年有比丘32人，沙弥18人，寺男35人，沙弥尼15人。寺属巴利语学校一座，有比丘和沙弥250人在此学习，共分4个年级。另设夜校及星期日学校，对市民子弟开放。寺内僧人4点起床，6点出门乞食，10至12点在床前坐禅，作水观想和光观想，每日佛殿诵经三次。
　　除了宗教法事，寺院也向居民提供医疗和用水等服务。入寺求医的人一般不信西医药，认为寺庙给的药能够制服叫做“费”的精灵。
　　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多半是华裔和越南裔信仰。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万象的庞龙寺，寺内比丘或沙弥经常被派往越南学习。其威仪制度与中国汉地佛寺无甚区别。寺内本尊为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菩萨。早课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咒等；晚课诵阿弥陀经，唱八十八佛名号并行忏悔。除了念佛也习坐禅。据说常住该寺的优婆塞及优婆夷有数千人。每逢农历十五和三十日，作布萨忏悔，为男女信众受持五戒及八关斋戒。
　　六、越南的大乘佛教
　　越南在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期间，僧侣干政，往往左右国家命运。前黎末帝黎尤铤企图抑制佛教权力。僧统万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挥李公蕴篡夺政权，建立了延续200余年的李朝（1010—1224），越南佛教在这期间达到了极盛，史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
　　万行俗姓阮，幼通儒道释，21岁出家，为六祖寺禅翁弟子，深究《百论》，精于禅法，被认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传人。他以符谶为李公蕴称帝制造舆论，李朝成立后，受封为国师，为新王朝拟定了许多重要政策。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传人惠生，也极有权势，他曾为太宗讲禅，并参与朝政，享有与万行在太祖时同样的地位和特权，到圣宗时任左街都僧统。
　　无言通派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黎朝任僧统的匡越，其弟子多宝，曾为李朝太宗传授禅学，太祖也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多宝弟子有焦山感应寺的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禅老，前者为无言通派法脉传人；后者在慈山有习禅弟子数千，成为该派开祖以来最大一系，太祖幸重明寺时，曾就禅法请教。
　　到圣宗时代，来自中国的僧人草堂创禅宗草堂派。据越南《禅林宝训》，草堂原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属南岳怀让一系十三代门人。他随师游化占城，正值李朝圣宗前来征伐（1069），城破，与其他僧众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龙（河内），后辗转为圣宗所识，迎入开国寺安置，得到极高的礼遇。圣宗以草堂为师，并成为该宗的第一代传人。圣宗有弟子吴益，任参政，吴益传杜武，任太付，都是朝廷要职。英宗与高宗，则自命草堂派弟子。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它提倡“禅净一致”，修禅与念佛结合，与北宋发端的中国禅宗走向完全一样。到神宗时，密宗亦颇流行，阮明空、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
　　陈朝（1225—1400）建国，草堂派失势，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据说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而后辗转传至慧忠。慧忠出身陈朝贵族，曾受学于逍遥禅师，或称是无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自号慧忠上士。他从“即心即佛”出发，立“返观自己本分事，不从他教”的宗旨，不持戒斋，在海阳省荣吏县他的封邑上修禅授徒。他传禅要给调御觉皇，即陈朝第三代的仁宗。仁宗在位时（1279—1293），日理朝政，夜修禅学。及至对元朝战争结束，即禅位给英宗皇帝，自己去海阳东潮县安子山出家习禅，自称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创建禅宗竹林派。他以临济为祖，认为佛法即是老子之“道”，亦是孔子之“中庸”，提倡三教合一，与两宋以来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应。1308年，竹林上士圆寂，被尊为竹林禅派初祖，他的弟子法螺（1284—1330）、玄光（1284—1364）分别为二祖、三祖。
　　英宗也奉行佛教，他率先受菩萨戒，满朝文武竞相效法。
　　1314年，也主动禅位，从法螺搞铸像、印经活动。玄光原是状元出身，追随他的僧尼常出千人。国内各种佛教著疏和禅家论说，敕令必须经玄光审阅后由皇上恩准，始得刻印流通。竹林禅派是陈朝的官方佛教。
　　陈朝末年，朝廷着重儒家道学，限制佛教势力膨胀，沙汰僧徒。到后黎朝，王室以道学立国，进一步抑制佛教发展。圣宗（1460—1497）明令禁止新建寺庙，不准扩大寺院地产，继续沙汰僧众。1500年，国家下令佛教只许在庶民中信奉，促使原属王室贵族的信仰转向民间大众中流传。
　　黎朝后期，开始统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国领地的是阮氏集团。自阮潢以降，阮氏广南王国历代都崇奉佛教。1604年，阮王在顺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佛教开始复兴。到17世纪中叶，贤王阮福濒（1648—1687）时期，佛教达到繁盛。中国前明逃避清廷统治的一些两广僧侣，来到顺化和平定省，传播临济宗禅法，其中济圆和觉封尤为贤王所厚礼。在义王阮福溱时，中国和尚寿尊亦来顺化，创立原韶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又有出自济圆、觉封两家门下的了观和尚（？—1743），在顺化天台山开创禅门，直承临济宗系，被尊为义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师，或名了观禅派。临济宗禅法在越南中、南居绝对优势地位，直到近现代。1848年，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中流传，显然有临济禅的影响。
　　在中国清朝初年，到北越来的中国临济僧人中，最著名的是拙公。拙公传明良，明良传真源正觉，正觉传麟角。麟角（1696—1733）俗名郑拾，原是郑氏安南王国的王子，以家为寺，创莲宗派。麟角有弟子杜多，曾奉师命到广州，在鼎湖山庆云寺参学3年，带回经律论300部，1千余卷，广弘四分律，号称“两国和尚”。此后继承莲宗寺的是桂阳人慈风，影响渐大，门徒300多人。莲宗派虽属临济宗传承，但偏重在净土，以阿弥陀佛为参禅公案；同时提倡“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目，将教理、修禅和念佛结为一体，使这个派别在多层次中得到流传。
　　此外，在17世纪初，曹洞一系也传进越南。先是水月通觉和尚（？—1711），游学中国北京，后到湖州（属浙江湖州）凤凰山参拜一句智教，由是得法，成为越南曹洞宗始祖。此派中心在河内，亦号水月派。
　　19世纪初，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起南北统一的阮朝。阮朝在政治上扶植临济正宗，歧视莲宗，促使莲宗更加走向民间。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佛教也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开始出现了和好教。他们自称是宝山奇香教的继承者，吸引大批信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此相应，正统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复兴运动；一些知识居士主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同时效法西方基督教，创办佛教慈善事业，普及佛学教育，建立群体组织。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次年在顺化成立越南佛学会（越南中部佛教会）。青年佛徒的组织“家庭佛子”也宣告成立。各种佛教团体遍布全国各地。1951年建立了联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总会。从大势上说，越南佛教始终具有爱国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范世龙和尚组织的“越南佛教救国会”，1963年在抗议美吴集团暴行斗争中有广德等6位僧尼自焚，就是著名的代表。
　　早在本世纪初，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有120万。1926年，黎文忠将高台教徒组织起来，本部设在西宁，重加整顿。他倡导佛、道、儒和天主教融合，并揉进扶乩等民间信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到1935年高台教第二代范玉石时，信众数目急剧增加。在抗日战争末期，与和好教结成民主社会党，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