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蕃文献研究综述

敦煌吐蕃文献学研究是敦煌学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20世纪以来藏学研究的重要学科领域之一。就目前所知，敦煌藏经洞中除了出土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吐蕃文、回纥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少数民族文献，其中，以吐蕃文书写的文献最多，目前已知编号文献有5000卷，可以说仅次于汉文写卷，占居敦煌出土文献的第二位。但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吐蕃文献流散于西方诸国；分别收藏地法国、英国、俄国、日本等的博物馆或是研究机构。其中以法国所藏吐蕃文献最为丰富。敦煌藏经洞出土吐蕃文献内容庞杂、材料分散。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包括宗教、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法律、经济、医学、地理等内容。在国外从事敦煌吐蕃文献研究最早的是那些有机会接触写卷原本的西方藏学家，如法国的巴考（1877－1969）、伯希和（1878－1945）、英国的托玛斯（1867－1956）、威利布散（1869－1937）、旅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劳弗尔（1874－1934）等人。斯坦因与伯希和盗取的敦煌藏文写本绝大部分都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日本大谷光端所盗藏文写本，原来存放在日本阿瑟港，后来下落不明，其中的一部分写本存在京都的龙谷大学。这批文书大部分是藏文写经。日本东洋文库西藏委员会编有《斯坦因搜集的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5（未完稿）（1977—1987）另日本木村隆德曾编《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目录初稿》1981）。列宁格勒据悉收藏有214件手抄本，收藏编号为：敦煌·藏文，内容主要为藏文手写本佛教文献。台湾台北国立图书馆存有4卷敦煌藏文佛经写本，编号依次为：7521、7550、7549和7547。1935年英国藏学家托玛斯首先公布了他所编辑的新疆地区发现的吐蕃文献共有三册，取名为《关于新疆地区的吐蕃历史文献》，分别于1935、1951、1955年出版。1963年，有人收此三册的语词汇编了一册文献索引。托玛斯个人的论著很多，其中《吐蕃军队》（1933年）《南语》（1948）《东北藏区古代民间文学》（1956）是他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代表作品。拉露是法国著名的藏学家，她的藏学研究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是法国敦煌吐蕃文献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露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敦煌吐蕃文献进行的。代表论文有：《吐蕃文书中的罗摩衍那故事》、《在敦煌发现的最古老的吐蕃文书》、《八世纪吐蕃官员请求复职表》、《古代吐蕃疆域志》、《7—9世纪的汉藏关系》等。拉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她以毕生精力编辑出版的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中的敦煌吐蕃文书写卷三本目录，其目录的序号为：第一册1—849号1939年出版，第二册850—1282号1950年出版，第三册1283—2216号1961年出版。拉露在敦煌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工作使她在国际藏学领域赢得了崇高的地位。在她逝世后，1971年出版了一本约300多页的《拉鲁女士纪念论文集》，足见藏学界对她的怀念。巴考是法国最早的藏学家之一，早年研究藏语文，其后转向敦煌吐蕃写卷的研究。1940年他与托玛斯合作翻译、考释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全书分为三大部分：1、大事年记：起自高宗永徽元年（650）到代宗广德二年（764）115年之间大事逐年记载。2、吐蕃赞普传记：包括历任大论位序，共10节，举凡会盟、征战、颁赏、联姻一类大事均有记载。另还记录了民间传说、神话、轶闻和古代歌谣。3、吐蕃赞普世系及小邦邦伯、家臣表。此著为西藏古史研究上的里程碑。继此著出版后，巴考又发表了《北方若干国君王统记述考释》1951年《吐蕃史导论》（1962年）等。戴密徽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对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颇有研究。《吐蕃僧诤记》是他多享誉国际藏学界的代表作品。该著1952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是关于八世纪末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花戒在吐蕃王宫进行的一场有关禅宗的大辩论。该著以巴黎国立图书馆第4646号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为基本材料，详细疏理、考证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传播情况。同时引用了下例敦煌写经：伯3201纸背：破落外臣王锡第一份上吐蕃奏文，第二份奏文。伯2449纸背：敦煌汉僧为瓜州吐蕃节度使及其他吐蕃官员祈愿文。斯1438：吐蕃统治下汉官文书十七通。伯2765：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伯255：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卷南蕃书。另录有汉文藏文对译的《修道次论》等文献。本书对于吐蕃王廷中佛教两派＿＿“顿门”与“渐门”的争端做了详尽的考述，纠正了后来藏文史书如《布顿教法史》、《贤者喜宴》等要籍中所提到的若干事实，具体明确了汉地禅宗在吐蕃的布教活动，澄清了历史上的迷雾。尤其是对于吐蕃王廷里两股势力的斗争，印度学派与汉地学派的交锋，都是以第一手的材料进行论述。谢和耐（法国汉学家）曾于1979年在《通报》中指出此书中的“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不为过誉。此书一出激起了巨大反响，50年代后期，又有日本佛教学者冢本善隆、意大利学者杜奇，对本书中的中心即吐蕃佛教论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60、70年代一批日本学者如山上大峻、山口瑞凤、今枝由郎、小岛宏允、原田觉冲本克已、田中良昭、木村隆德等陆续作出广泛过迂回搜索，对吐蕃文书写卷P。T。116、117、812、813；S。T。468、709、710等号做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修正了戴氏的论点，并把吐蕃佛教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回顾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历史可以隐约地看出有两个高峰：（1）巴考等人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40）（2）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1952）事实上围绕着他们二位的著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探索其他交叉的或有联系的领域，以致出现一批新的著作。至于如P。T。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王统记述》，P。T。960号《于阗教法史》，P。T。1071号《法律文书》等等也曾出现过不小的波澜，一时为藏学界所重视。我们是否还可以看看这些年国外关于吐蕃文书写卷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从这几年见到的材料来看，取得进展最大的几位是乌瑞、今枝由郎、山口瑞凤和戴密微，他们这几位分属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懂汉文。都能阅读汉文典籍，能以汉文史料与吐蕃文献相互印证、补充，纠正其伪误，使吐蕃文书写卷的重要价值得以放光四照。另外一点是，近几年取得成就的学者们能以吐蕃文书写卷与后来的藏文史籍相比较，从而廓清历史上的迷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三点是这些学者们对于敦煌吐蕃文书写卷的语言与现代藏语（特别是安多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识识，大大地推动了研究事业的发展。本文主要依据著名藏学家、敦煌学家王尧教授《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择》一书“前言”编辑而成，特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