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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先生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0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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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先生
  王恩洋先生字化中,四川省南充市集凤场水龟山人。他的一生,主要从事佛学研究和弘法活动,旁及儒教思想的宣扬。治学勤奋,作风朴实,舍己为人,以苦为乐,人品光明磊落。他著作等身,成书达四十余种,议论风发,深入浅出,风行宇内,自应归入知识分子之列,但其过的却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乡恂恂,与田夫野老无异;道途奔波,与贩夫走卒无殊。”给人的印象是既平凡又特殊。他曾自称“大志凡夫”,显然具有这种性质的含义。
  这位现代佛学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四月十八日。其远祖为三国时期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248年),世居南充(即汉代之汉安县)。其父王思敏初为塾师,后从商,正直诚信,被推为族长。他公正廉明,不谋私利,平讼息怨,甚得人心;虽淡于交游,然亦不迕于世;敬慎寡欲,终生如一。其母张氏,性情和顺,恪守妇德,心地慈悲,敬老恤贫。见人忧苦必过问施舍,闻善则终生服膺不忘;教子有方,常告诫儿女勿捕杀虫鸟。但她一旦认定了该做的事,则虽强力亦不能挠之,可谓柔中有刚。王恩洋幼承庭训,受其母影响尤大。终其一生,除蚊蝇虱蚤外,未曾杀生。他在北京读书时即开始素食,民国三十四年(1945)又在重庆加入世界素食会,发表演说,宣扬仁慈,倡导祥和,消弭残杀。他待人平等守礼,不敢有欺虐之念,足见其善根之深厚。
  他七岁那年进入其父执教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1岁时进入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在校期间,喜与人辩论,口才极佳,虽长辈亦不能屈之;又爱登台演说,深得师长嘉许;好闻古今英雄事迹,常引以自励。民国二年(1913),16岁的他考入刚开办的南充中学,以作文见长,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风发,异于常人。其性格宽宏大量,课余喜读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诸家著作。他十分钦慕明末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之高风卓节,购《四忠遗集》读之。其理解力、想象力及思考力均超出一般人。
  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开会抗议。18岁的王恩洋愤然登台演讲,以知耻、自觉、自任三义激励同学,声讨卖国贼;并作《亡国惨》一文警示县人。此后他接触新学,阅读了梁启超(1873——1929)的《饮冰室文集》,章士钊(1881——1973)主编的《甲寅杂志》等进步书刊,拓宽了眼界,文思益进。但他颇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性格懦弱寡断,不适宜从政,乃立志以言论救世,终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次年他中学毕业,南充县立高等小学聘其任学监,他辞谢,改任修身课教师,引导学生去恶扬善。张澜(1872——1955,南充人,194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卢子鹤(1879——1963,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先后聘其任家庭教师。这段时期,他所向往的是儒家思想。
  民国七年(1918),他深感学识之不足,乃发奋自修,上邑中铁峰山潜心研读经史子籍,作《大学义疏》。又读佛教之《法华经》、《楞严经》,爱不释手。认为儒家言命,即西学所谓天演,在佛法则谓因果。这一认识,贯穿了他的一生。
  1919年3月,他去北京求学。临行前,亲友为其饯行,各勉以富贵功名;惟慈母诫以勿做官,学成便归家。舟行三峡,月明星稀,两三渔火,江山如画。5月抵达北平,正好碰上“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列队游行。他目睹这一壮观场面,感念国家前途,不禁潸然泪下。7月,他投考北京高等师范落榜。9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当时讲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和宋明理学)的是马叙伦先生(1884——1970),讲印度哲学(包括唯识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1893——1988)。当时许多有志青年都渴望留法勤工俭学,他也不例外,曾一度进过法文专修学校,后因故作罢。
  其时,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王光祈(1892——1936)等人见失学青年处境困难,乃倡办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意在既为失学青年谋一出路,投身劳苦生活,培养互助精神,又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培植基层力量。王恩洋对这一作法深表赞同,积极发动在京川籍失学青年参加。这年12月,天津学生复以外交事件爆发了示威运动,遭到镇压,又激起了广大北京高校学生呼应声援。当局出动军警,大肆拘捕,达二千余人,驱入天安门内。再拣择肇事首要40名,其中就有王恩洋。后经起诉定罪,地方审判厅判处其有期徒刑四月。他在狱中,起初颇有自豪之感,后见一起被捕的学生产生不安以至怨尤情绪,“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甚至互相轻侮,于是深切体会到古代圣贤教人安身立命养气不动心的重要意义。故在狱中百余日,颇能自得,无怨无尤,读书静坐,颇有会心处。出狱前六日,他将狱中所学所思之得,归纳为《唯情论》、《善恶论》。出狱后携此二文请梁漱溟审阅,为梁先生所否定。然此二文,实为王恩洋24岁以前的哲学思想之总结。
  在狱中,他还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深感社会有实行改革的必要。
  民国九年(1920)4月底,王恩洋出狱,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加入了工读互助团,担任第四组组长,集众募资,擘划经营,置机打线,卖饭供膳,销售文具用品。他每天步行10余里前往北京大学听课,其余四、五小时和大家一起从事劳动。他们开始尚可支持,一月后即因经营亏损,产品滞销,经验不足加上人事不协调,社会阻力大等种种原因被迫关门停业,终至解体。经此一番波折,他对接受外来思想进行社会改革产生了怀疑,因而决心转向佛学的探讨,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一条解决社会以至人生问题的适当途径。当时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阐论人生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它以向前要求为主。二是对他心的问题,它以调和持中为主。三是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它以向后解脱为主。对这三大方面的人生问题,西方、中国和印度各有其解决的途径。西方为民主与科学,中国为儒学,印度为佛学。中、印文化无可非议,惟早熟耳。西方文化正兴旺发达,物质文明成就特高,然其弊病亦日渐暴露,从长远来看,这种文化是否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尚值得怀疑。他主张中国当此积贫积弱之际,不宜排拒西化,而应采取“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针态度;即是说,存在着一个如何去掌握或引导的问题。梁氏的理论,在当时曾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其是非曲直,难以遽下结论。王恩洋认为这是替孔子、释迦牟尼打抱不平,内心十分佩服!此后他继续研究儒、佛二学,寒假期间,整日呆在教室里研读《成唯识论》和《成唯识论述记》。
  民国十年(1921),梁漱溟为了便于进行学术研究,特开辟印度哲学图书室,选王恩洋负责管理。他乃利用此一便利,广泛阅读有关佛教瑜伽法相方面的著述,尤喜欧阳竟无的著作如《瑜伽师地论序》等。而对儒家思想,因受梁漱溟的熏陶更坚定了信仰。不久,他经梁氏介绍,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谒见欧阳竟无(1871——1943),提出对唯识学的五大积疑(此五疑梁先生当时亦未能解答)。即(一)阿赖耶识所缘为种子、根身、器界,此与六识所缘色、声、香、味、触、法为同为异?同则八识当同六识,缘无别故;异则种子、根身、器界当同真如,不同色、声、香、味、触、法故;以唯识百法识所缘法,不列器界等故;法相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外,亦不闻另有器界等故。如八识所缘为真如者,则与大圆镜智有何差别?(二)《阿赖耶识颂》云:“恒转如暴流”,《成唯识论》云:“如暴流水,非断非常;相续长时,有所飘溺。此识亦尔,从无始来,生灭相续,非断非常,飘溺有情,令不出离。”王恩洋认为:众生生灭相续,即异熟相续;因此有情命者,亦称相续。惟其生灭相续,非断非常,是故无法无我。然则离阿赖耶识无别有情,其理决定。《成唯识论》谓阿赖耶识生灭相续,飘溺有情,那么阿赖耶识和有情是一是二?是一则不当云阿赖耶识飘溺有情;是二则阿赖耶识非常有情当常,无常飘溺有常,令不出离,此与数论自性神我之说有何分别?(三)世间生灭法,仗因托缘而得生起,因谓无始种子,缘谓偶值增上,除此因缘,别无自力。既无自力,缘何诸修行者,能依持自力,精进勤修?抑既无自力,唯仗因缘,佛法能不同于命定论否?(四)众生可度尽否?可度尽,则诸佛功德有尽;不可度尽,则诸佛功德徒为唐捐(虚掷、落空);究竟孰是?(五)玄奘大师在印度所立真唯识量云: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喻如眼识。真唯识量但可自悟,难可悟他。以所立因,但为自许,非共了故。既难悟他,胡云能立?
  学识渊博的欧阳竟无立即逐条解答,且极力称许王恩洋善学善问,已有一定功力,日后定可深入法海。而王氏也由于积疑顿释,庆快平生,又得嘉许,油然生起大欢喜心及勇猛精进心,遂北面顶礼欧阳竟无大师,心悦诚服地愿终身执弟子礼。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指导王恩洋先读大小乘各家戒本,参对异同,知何者当行,何者当戒。次读《成唯识论述记》,有疑即问,问则必答。如此数月,王氏如坐春风,如曝冬日,时雨之化,沾溉深矣!对有为法顿生顿灭义、山河大地光光相网义、唯识所变有情互作增上不为亲缘义、法尔道理本自圆成义等等均得到胜解,为他以后从事佛学研究和弘法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吕徵(1896——1989,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熊十力(1885——1968,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人也就读于支那内学院,彼此互为同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这期间,王恩洋通读了清辨的《掌珍论》、《思益梵天所问经》,悟得真如即诸法空性空理,非离色心等别有实法名曰真如,由是对印度佛教空有二宗的争执得以会通。他还整理并续成了欧阳竟无的讲稿《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欧阳大师阅后,极为欣喜!又作《唯识答疑》、《自杀论》、《佛法真义》、《心经略解》等论文,在《自杀论》中,他认为自杀虽缘于环境之逼迫,实质上乃由于内心之不安定,而内心之不安定则起于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内。人生必有所需,故有求于外,而求于外者,本以养其内也。但求取愈多,欲望愈炽,则不以外养内,反以身殉物,此之谓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内也。随各人之欲望不同,所殉亦异,古人谓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凭生是也。既重心在外,故贪求无厌,愈无厌则不遂意事愈多,失望愈多则忧苦弥甚,渐觉天地万物皆不容于我,最终走上绝路。倘能跳出名利圈子,不卷入滔滔物欲洪流,追求心灵之淡泊宁静,生活重心在内而不在外,则何自杀之有?
  民国十一年(1922)2月,王恩洋回到阔别三年的故乡,省亲访友。8月返支那内学院,见到了梁启超、陈炯明(1878——1933)、陈铭枢(1889——1965)、李石曾、邱檗(?——1944)、蒋维乔(1873——1958)等人。并遵欧阳竟无之嘱,校刊了《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枢要》、《成唯识论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仁忘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一百多卷要籍。
  1923年,26岁的王恩洋撰写了《大乘起信论料简》、《大乘非佛说辩》、《佛法根据》诸论文,力驳梁启超及日本佛学家考证《大乘起信论》乃唐人伪作之说及佛法由小乘而大乘次第演变而成,非全出于佛说之论,认为《大乘起信论》确系佛说,大乘小乘本来俱行,佛由大乘成,小乘由佛说。文出,世人大哗,常醒法师、东南大学教授唐大圆居士等人咸宁起争辩。王恩洋除答常醒法师一信外,其余均未予理会。是年他又在支那内学院新结识了韩文畦(1895——1983)、蒙文通(1894——1968)等人。
  民国十三年(1924),他因心多烦恼致病,终日礼佛发愿,行忏悔,由于用功过度,久之又得了吐血病及疟疾,不得不住杭州休养三月。病中仍坚持在杭州佛学联合会与大勇法师(1893——1929年,俗名李锦章,重庆巴县人)一起讲经说法,闻者无不感动!8月回支那内学院,9月返家省亲。
  1925年3月,回支那内学院。当时该院得梁启超、陈铭枢等人的资助,正建造法相大学。7月,他被欧阳竟无任命为法相大学主任,并主讲《瑜伽真实品》及《佛学概论》。其讲稿《佛学概论》即作于此时,该书简明扼要地提示了法相纲领和缘生要义,体制内容别具风格。经支那内学院刊印后,对当时的佛学界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侨居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的华侨富商黄联科(原籍福建同安)读了此书后来信说:“本人感到人生的空虚,寻求解脱之正道,出入于东西学校而无所得,时萌自杀之念,因读此书而获得解救”,遂发愿资助王氏的弘法事业。此后王恩洋的出书和兴学活动,经济上多有赖于黄氏的捐款,遗憾的是两人终生未见一面。
  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战争中,法相大学驻入军队,被迫停办。王恩洋怀着惆怅的心情,乘船溯江而上,返回故乡。途经重庆时,应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不久吐血病复发,卧床月余,9月始抵家。
  1928年是王恩洋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年,母病、妻病、岳母病再加上自己亦病,贫困交集,种种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在贫病窘迫中,先生仍研学不辍,通读了《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颇会心有得。
  1930年,王恩洋去成都,与黄肃方居士论学。黄云:“四面八方来时如何?”王答:“观无我。”黄曰:“此古德打中间之义也。”……两人还就“开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言谈十分契机。此后,黄肃方成为王恩洋弘法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同年二月,王氏在南充集凤场创办了“龟山书房”,授徒讲学。年底完成《佛学通释》一书,次年由黄联科出资印行二千部。自1929年至1931年,王氏家中经济状况异常困窘,病中医药费、家庭开支及“龟山书房”经费等等,皆黄联科资助也。同年4月,欧阳竟无计划办一“悲学”,特致信王恩洋,云:“内学以精简研究为主,悲学以持正开导为的。悲学主人,非我恩洋其谁克哉?”力劝他返南京,吕徵亦来信,请其速回支那内学院,共商大计。但王氏苦于吐血宿疾累发,加之山川路遥,作书辞谢之。
  民国二十一年(1932)6月,王恩洋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佛学解行论》、《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首尾达三月之久。在成都期间,他朝礼了大慈寺、昭觉寺、宝光寺、草堂寺、文殊院诸名刹,拜访了四川佛教会会长禅安老和尚、文殊院首座昌圆法师(1879——1944)以及黄肃方等人。
  1933年底,他的《人生学》完稿,在《海潮音》杂志上连载。全书共四章,28万字,第一章“人生学”,用佛学理论阐述人生的谬执矛盾,业果相续无已,总归于苦多乐少,故须寻求根本解脱之道。第二章“儒学大义”,认为淑善人生的初步,应以儒家修身立命,成己成人,民胞物与,天地一体之义为准则。第三章“解脱道论”,认为儒家虽能淑世而不能出世,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故须依照佛教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断除烦恼,才能彻底离苦得乐,超出尘世。第四章“大菩提论”,认为仅仅追求一己之解脱属于小乘偏执,应当发菩提心,行大士行,同体大悲,不舍众生,成就清净法身,才是人生的最后旨趣。王氏之糅合佛儒,以佛法为体,以儒学为用;以佛法为究竟,以儒学为过渡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于该书。故此书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撰《摄大乘论疏》。该书义本世亲无性者半,自所疏义者亦半,较旧注明白详尽,陈义不让古人。又作《论语义疏》,洋洋十余万言,对孔子学说特加发挥,多超越汉宋诸家之说。
  王恩洋认为:佛教以出世为宗旨,儒教以入世为宗旨。出世故易流于厌世,然一味厌世,而不知救世,则为声闻独觉之行,而非诸佛菩萨之道。入世故易流于顺世,然一味顺世,而不能济世,则为凡夫俗儒之行,而非圣贤之道。儒教以昭明德于天下为志,仁以为己任,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则儒家非顺世贪生也。菩萨不染生死,不住涅磐,大悲利生,方便善巧,则佛家非厌世怖生也。儒教以挽救世道人心,使众生和平安宁为宗旨,故律己甚严,待人惟恕。佛教以拔救有情解脱为究竟,故提倡绝情离欲,不与世同。然无菩萨之精神,则不能做入世之事业。而不能拨乱反治,使人类得以安生尽性,则佛法亦将无所施。是故二教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杀人武器亦日益厉害,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尤当大阐佛儒之至教,挽救物质文明之弊,解斯民于倒悬。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王氏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世间论》,该讲义后由成都佛学社印行。讲稿分“价值论”、“本体论”、“缘起论”、“出离论”、“无住涅磐论”五章,为《人生学》之补充。后讲《摄大乘论疏》,历时三月,听众踊跃。上至耆年硕学,下至英俊青年,莫不具足。四川佛学院院长昌圆法师率全体师生来此听讲。邵从恩(1871——1949)、卢子鹤、黄肃方、叶秉诚(?——1938,时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游永康(即后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法师,1941年从昌圆法师出家)等人亦来闻法。说法堂为之爆满,后至者乃环立阶前聆听,场面感人!讲经结束后,已是秋高气爽的九月天了,他乃从成都望江楼登舟顺岷江而下,去青神县中岩寺、乐山乌尤寺等地参礼游览,籍以放松一下自己。在乐山,他结识了遍能法师(1906——1997,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并应邀在乐山公园讲《心经》及人生哲学。旋回成都,会晤了勤研佛典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炳英(1889——1957)等人,后返南充。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他应重庆佛学社之邀,在长安寺讲《世间论》和《摄大乘论疏》,并会晤了前清翰林赵熙(1867——1948)及其弟子遍能法师。四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孟子新疏》,七月讲毕,讲义由龟山书房油印刊行。旋应重庆华岩寺之邀,讲《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讲稿后出油印本。圣观法师(1886——1954)、朱之洪(等人亦来闻法。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朱之洪对王恩洋说:“吾将依佛法以送余生。”王开导朱说:“学佛不应如此消极,我们不但生应精神,尤须死得精神,菩萨悲心大愿,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入地狱以度众生尚可为,岂能以自度自了为宗旨耶?”朱之洪闻言振奋,自谓于佛法得正愿云云。王氏还向华岩寺方丈宗镜长老推荐邱檗居士担任天台教理院主讲,遍能法师任教务主任,圣观法师任事务主任,主客双方皆大欢喜。9月,再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缘生论》。10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辨中边论》。12月得欧阳竟无信,谓支那内学院已迁至四川江津,请他明年农历正月初七(公历2月6日)来江津会面。
  王恩洋不敢怠慢,1938年1月30日即动身,正月初三抵重庆,见到吕徵等人,次日偕吕徵、邱檗、韩文畦、蒙文通等40余人到达江津,拜谒欧阳大师。
  民国二十八年(1939),王氏在龟山书房为诸生讲国学,其讲稿《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由黄联科出资在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流通。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欧阳竟无两大弟子风格迥异。一是吕徵,思想冷隽,治学精严;一是王恩洋,情深信笃,践履踏实。恩洋先生志切救世,热情充沛,尤喜接近社会下层人民。他布衣蔬食,乐道安贫,精进不懈,不舍梵行。出门远行,背包挂伞,独来独往,不计危苦,对人对事,凡情之所至,理之所安,一身任之,能终其守。1940年11月,他从南充起程,前往江津拜谒欧阳大师,只身徒步,日行百余里。在其所作《南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六日,过八塘,日落如在山顶,下山犹十余里矣。山路曲折,两崖峻绝,别饶幽致。俄林间风动,草木有声,暮云忽起,遮蔽星月,余心随境入寂,渺然若丧乎我者。继而林风怒号,风力加急,飘举衣袖,余驭风而行焉。斯时精神倍增,脚力益健,仰望天空,忽夜月如钩,破云而出,余亦心光怒发,念六度万行,一切智智,趣之何难?直往而已。继复万象森罗,转觉心意两忘,无取无往,始悟精进之功,寂照不二之旨。既至八塘,余乐未歇。中夜风云顿作,大雨如盆倾也。”
  民国三十年(1941)2月2日(正月初七,即人日),他再至江津,参加支那内学院师友聚会,与欧阳竟无、吕徵、陈铭枢、高语罕等人欢聚一堂。6月,上海佛学书局《佛学半月刊》请其作一“法相宗专号”,他先后撰写成《法相义》、《法相体类》、《我之假立》、《缘起义相》、《共业增上》、《圣道转依》等六篇文章寄之。该六稿加上后作之《叙论》及《答梅撷云先生论缘起书》,汇编成《法相学》,由华岩寺刻印流通。11月,他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与陈铭枢等人游山,陈问:“宗门早悟者每寡传,迟悟者门多盛,如岩头雪峰者流,何故?”王答:“迟悟者悲增,又历尽艰辛,知人心病,应机善巧,而早悟者仅智增耳。”同月,他在华岩寺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在重庆钱业公会讲《心经》七日。归家后,整理讲稿,作《心经通释》,与《瑜伽力种性品疏》一起由华岩寺刻印流通。
  1942年1月,他应太虚大师(1890——1947)之邀,参观重庆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并与法尊法师(1902——1980)辩论《瑜伽力种性品疏》。2月,赴内江开办东方佛学院,院址设圣水寺。并应自流井(今四川自贡市)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人生学》及《心经通释》,历时十日,其间结识了自贡盐业公会主席罗筱元(1891——1966)等人。3月底返圣水寺,讲《二十唯识论》。6月回家途中,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法相学》三天。10月,在内江通俗教育馆讲《瑜伽力种性品》,并与黄肃方、廖泽周等人商议,决定将东方佛学院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同月,王恩洋通读了冯友兰(1895——1990)的近作《新理学》,觉其理论体系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谬误百出,很不成熟,乃撰《新理学评论》以抨之。11月,在重庆佛学社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去江津看望欧阳竟无。12月,应泸县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年底,他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完稿,全书洋洋四十余万言,为其生平第一巨著,堪与唐初窥基大师(632——682)之《成唯识论述记》相辅而行。但黄联科从印度尼西亚寄来的印书款,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折耗殆尽,以致上海佛学书局竟未能出书,先生每每引为终生憾事!其时龟山书房已停办,他利用余暇写成了《瑜伽师地论疏》六卷,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写完三百余卷,后因撰写其它著述及政治方面的原因,终其一生也未能续作,惜哉!
  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23日,欧阳竟无病逝于江津几江镇,享年73岁。王恩洋惊闻噩耗,痛哭失声,立即束装就道,赶赴江津,匍匐奔丧。他对欧阳大师一贯师事谨慎,有疑必问,辩理必明,有时虽遭严斥,仍忠敬不渝。自1937年支那内学院迁川以后,他除因父母病重的一、二年外,每年都要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几次,并对支那内学院尽力支援,学术界颇因此称赞其品德。为悼念欧阳竟无大师,支那内学院特出《纪念专刊》。门生弟子,各述功德,海内贤达,咸致哀辞,王恩洋也撰写了长文《追念亲教大师》。丧事完毕后,他返回东方文教研究院,为清福法师(1862——1940,曾游历亚洲十多国)修改《源因略记》一书,并撰成《清福和尚传》。其时西藏佛教中观派的学说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而内地许多唯识学者也不自信,附益此说,始终保坚持瑜伽般若立场的王恩洋,乃撰《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一书作正面答复,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该书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月,他根据旧作《论语疏义》写成《孔子学案》。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明孔子学说之源流及群贤弟子。第二章“志学”,明孔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执礼”,明孔子立身范世之道。第四章“求仁”,言孔子内心修养之功夫。二至四章合为孔子之伦理道德学。第五章“为政”,叙孔子之政治生涯及政治主张,即其政治学。第六章“施教”,述孔子教育之道,即其教育学。第七章“知天”,论孔子对鬼神、生死、天命等的态度和认识。第八章“作圣”,云孔子对人格和人品的升华,自君子以至于圣人。第九章“行赞”,认为孔子的“大道”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并赞美其功德,以为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哲学家,其区别正在于此。从该书及其后作的《儒学中兴论》等书里,可以看出渐有置重于儒学的倾向。该书与《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新理学评论》同为文教研究院印行,是为文教研究院印书之始。6月3日,他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欧阳竟无百日大祭,与吕徵、陈铭枢、黄忏华、李安、韩大载等新知旧友聚会,召开院友会,公推吕徵继任院长。并成立理事会,由吕徵、陈铭枢、王恩洋等七人组成,协助院长工作。9月,前往自流井讲《新人生哲学》、《瑜伽力种性品》、《八识规矩颂释论》、《二十唯识论疏》。讲经完毕,返文教研究院,埋头写作《大学新疏》和《大学略释》。10月,《孟子学案》杀青。该书计十章,第一章“叙论”,简述孟子生平并论其学问大略。第二章“仁义”,明孟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心性”,论“性善”、“义内”说之建立。第四章“学养”,论孟子修养省察之功。第五章“天命”,论知天立命尽性践性之学说。第六章“人伦”,论父子君臣之道。第七章“主政”,论治国平天下之方。第八章“斥外”,述孟子对战国时代诸子学说之批评。第九章“尚友”,赞先圣之德行,明孟学之起源。第十章“传承”,言孟子之所教,道孟学之流派。该书与《大学新疏》等一起由文教研究院印行。11月,他应邀去重庆、泸县讲《瑜伽真实品》、《金刚经》。旋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院友会。12月,《新人生哲学》、《金刚经释论》完稿,他请四川莲宗院尼众部教务长隆莲法师担任校对,由文教研究院印行流通。总计该年成书九本,加上长文《追念亲教大师》,共约60万言,为其生平著述最丰、种类最多的一年。
  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他应邀去新津讲《瑜伽力种性品》、《心经通释》。并作《新唯识论者之思想》(后刊于文教研究院编辑出版的《文教丛刊》第一期),抨击他旧日的同窗熊十力。旋应成都四川莲宗院之邀,讲《瑜伽力种性品》,四众云集,盛况希有!并在黄肃方家会晤了但懋辛(1886——1965)、刘光烈(1889——1978)、李炳英等知名人士。4月,应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1897——1986,现代著名美学家)之邀,前往讲授《佛学概论》、《儒学概论》课程,并在校演讲《新人生哲学》。当时武汉大学内迁乐山,他授课之余,常与乌尤寺方丈遍能法师、游子九居士(隆莲法师之父)诸人相过从。6月,他拟好试题交教务处后,即由曾任峨眉山金顶住持的圣观法师陪同,朝礼峨眉山,领略天下名山雄、幽、秀、奇的景色。六天后归校,批阅试卷,见学生成绩优异,不禁感叹武汉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7月归内江文教研究院。8月返家,得陈戒于信,谓四川富顺余次青读了王恩洋的著作后,慨然发愿弘扬东方文教事业,闻文教研究院经费困难,拟为组织董事会,募集资金。他阅信后欣喜不已!盖当时黄联科因日军侵占南洋,已破产两年多矣,所捐助之功德款也随之中断。王氏立即与余次青联系,决定在自流井成立文教研究院董事会,此举得到罗筱元等人的响应资助,公推余次青为会长。前后共募得资金三百万元,另加出版专项基金数十万元,罗筱元还私人捐助黄谷72石。由是文教研究院在经济方面得以摆脱困境,出版经费和对研究生的补助问题也相应地得到解决,开始发行《文教丛刊》。而且,从11月起,该院还每月资助支那内学院二万元。为表谢意,王恩洋在自流井旭川公园讲《人生哲学与佛学》,连讲三天。然后去乐山、峨眉考察,准备把文教研究院迁过去。朱光潜先生、遍能法师、圣观法师、游子九居士均不辞劳苦,整日陪他寻觅新院址,最后选定宽敞宏大又幽静宜人的峨眉山伏虎寺(后改变计划,将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返回内江途中经过成都,应四川莲宗院之邀,讲《金刚经》七日,始得脱身。在内江,他将《人生哲学与佛学》、《佛说无垢称经释》二书稿交贞利印刷生产合作社付印。12月,在重庆佛学社讲《金刚经》,并会晤了陈铭枢和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1897——1986)。
  民国三十四年(1945)2月,他从家乡起程,返内江文教研究院。途经遂宁,应爱道佛学社之请,讲《心经通释》七日。到内江后,即着手在文教研究院内分设研究部、修学部、问学部、函授部。3月,应邀赴资中县城讲《心经通释》和《二十唯识论疏》,并为高中学生讲《人生学》,旋回文教研究院。6月,写成《荀子学案》,全书分十三章,计十六万言。7月作《论世界大战与人类前途》。9月作《论建设中国之道》,均载于《文教丛刊》。11月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纪念欧阳竟无诞辰集会。途经合江,应邀至县佛教协会会长夏之时(1887——1950,辛亥革命元老)家中,畅谈终日。在江津会晤吕徵等人后,即应邀去重庆佛学社讲《佛说无垢称经释》。年底,文教研究院应中央图书馆之请,将《佛说无垢称经释》、《金刚经释论》、《心经通释》、《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老子学案》、《儒学大义》、《人生学》、《新人生哲学》、《文教丛刊》(一、二期)分赠英国远东非洲学院、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稿本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各一全套,委托中央图书馆转寄。与此同时,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湖南人)亦来文教研究院访问,与王恩洋畅谈甚洽。王赠谭《人生学》及《文教丛刊》一、二期,谭意犹未尽,乃将王氏著述悉数购去。分手时,两人相约在发扬东方文化事业上密切合作。
  民国三十六年(1947),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扩大招生。这时,他获悉黄联科已倾家荡产,日食维艰,不胜悲悯!乃多方张罗,凑得数千元,立即汇寄黄君,并深情地说,现在应该是他作出一点报偿的时候了。
  1951年,文教研究院被川西人民政府接收,遂停办,人员星散;校舍被成都第十八中学所占用。王恩洋怀着惆怅的心情,返回南充故里,被聘为川北行政公署及川北政协顾问。
  1952年6月,他应川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函约,撰写了《佛教概观》,连载于上海《弘化月刊》,并由弘化社出版单行本。9月,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四行政公署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王恩洋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并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195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王恩洋被选为理事。同年,他应北京中国佛学院之聘,担任《佛学概论》等课主讲。在校期间,他托上海佛学书局将1942年完成的巨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复印了二百部,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1961年,王恩洋因病回到成都静养。次年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他连任理事。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1964年2月5日,王恩洋先生在成都病逝,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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