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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周人口和寺庙关系研究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7日
来源:不详   作者:柴树青 柴千军 柴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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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周人口和寺庙关系研究
  柴树青 柴千军 柴有才
  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与分裂割据,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统一之初,北方土地大量荒芜,京城开封周围二十三州,幅员几千里,土地垦种者“十才二三”;南方诸路,虽遭受战争破坏较少,但由于封建剥削苛重,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江、浙等路,据宋太宗淳化年间的诏令,也仍普遍存在土地荒芜,农民流亡的现象。五代后周疆域:河南和山东全省,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苏的一部分。五代后周人口:户数967353(约96万),人口4836765(约483万)。显德二年,即公元九五五年),国家供养大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供养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废未受敕额的私度小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平均1795人拥有一所寺庙,平均359户一所寺院,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后周人均拥有寺院数量是较多的。
  一,五代后周宋初人口(户数967,353,人口4836765)
  根据王育民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之宋、辽、金时期人口的发展记载,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与分裂割据,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统一之初,北方土地大量荒芜,京城开封周围二十三州,幅员几千里,土地垦种者“十才二三”;南方诸路,虽遭受战争破坏较少,但由于封建剥削苛重,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江、浙等路,据宋太宗淳化年间的诏令,也仍普遍存在土地荒芜,农民流亡的现象。
  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积极采取召集流民垦荒,兴修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促进南北方农作物品种交流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宋初人口也很快上升。如前所云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受周禅有户967,353,先后取荆南、湖南、蜀、南汉、江南计得户2,566,408。宋太祖末年,即开宝九年(976年),有户3,090,504。十六年间,计增加人口524,096户,其年平均增长率达17.95‰。太宗即位后,太平兴国三年至四年(978—979年),取漳泉二州、吴越、北汉,计得户737,878,至此完成全国统一。连同太祖末年原有户数,计有户3,828,382。《太平寰宇记》记载,太宗时期,有户6,499,144,该书未志明年月,从其所载州县建置时间推断,约成书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端拱二年(989年)间,则太宗统治时期,从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至端拱二年的十四年间,增户2,670,762,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2.34‰。
  宋王朝是在五代十国的基础上建立并完成统一(虽未全部完成)的,它没有经历过以往一些朝代那样大规模的战乱破坏,人口恢复的速度相当惊人。从建隆元年(960年)到端拱二年(989年)的二十九年间,已增加到649万余户,相当于唐末会昌五年(845年)495万余户的131.2%,五代十国末期330万余户的196.7%,为有宋一代人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太祖、太宗两朝在完成统一战争后,紧接着又投入镇压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对辽和西夏的战争,无暇顾及内政问题,所颁诏令,多未能贯彻。而真宗朝自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得以比较彻底地实行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和对内外政策的调整,民族及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大量流民回到土地上来进行垦荒的结果,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至道二年(996年)的垦田数,从太祖开宝末(975年)的2,953,320顷增至3,125,251顷,天禧五年(1021年)更增至5,245,584顷,四十六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77.6%。政府岁入也大大增加了。太宗至道末(997年)岁入22,245,800缗,天禧末(1021年)增至150,850,100缗,同年岁出126,775,200缗,结余24,074,900缗。短短二十四年间,岁入增加了5.8倍。天禧末的财政盈余数字比至道末的全年岁入还要多。
  北宋初太祖、太宗时期,户籍记载只有户数而没有口数。以后,随着宋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户籍制度逐渐完备,真宗咸平年间开始有了人口数的统计。最早见于记载的为咸平六年(1003年)6,864,160户,14,278,040口。《长编》记载,天禧四年(1020年)有户9,716,716,口22,717,272。十七年间,户与口分别增长了41.6%及59.1%,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6‰及27.6‰,已超过盛唐时天宝十三年(754年)961万余户的最高数字。
  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到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的五十四年间,户数增长了两倍有余,年平均增长率达21.1‰,增长幅度之大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我国历代人口记录,通常为平均每户五口左右。五代后周户数967,353,换算成人口为4836765。五代后周
  二,五代后周佛教
  根据南普陀在线发表则悟所著《探述三武一宗“灭佛”》之 (四)记载,后周世宗柴荣限佛
  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显德元年(954)继郭威为帝,33岁继位,在位6年(公元954—959年),终年39岁。周世宗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帝王。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政权割据,崇道薄佛。后唐庄宗李存勖素喜论道,曾诏道士程紫霄入于内殿讲道,任命沉迷于炼丹服药的豆卢革为宰相。吴越、后蜀、南唐等统治者偏信道教,有的亲修道观,有的为道经注疏,促使道教快速发展。南方社会相对安定,佛教寺、塔、写经、度僧等有所发展。北方战乱时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汉地崇佛,而民间又大量销毁铜钱来制造日常用具和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不利于商业流通;越建越多的寺院成了国家的负担;逃避军役的,和作奸犯科的都加入到和尚的行伍,佛教寺院却成了逃避赋税的避身所。私自剃度者越来越多,原先的寺院已容纳不下,便导致了寺院越来越多。因此,北方各政权对佛教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周世宗便是这时废佛的首领。
  周世宗即位后,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鉴于寺僧的泛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显德二年(955)年对佛教进行淘汰,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各城郭村坊山林盛境古迹之地,均不得创建寺院兰若;凡僧尼不得私自建设寺院;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坚决禁止主要与佛教有关的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燃灯等各种毁坏身体的行仪。如《资治通鉴》卷292载;“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感惑流俗者”。又严厉取缔只要与道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遭到摒弃;并规定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如《新五代史》卷12载:“悉毁天下全铜佛像以铸钱;民间保存铜制佛像限五十天上交,过期不交,满五斤者,其罪死;五斤以下论刑有差。
  周世宗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对佛教加以整顿。因此,当时还保留上千的寺院和上万的僧尼。如按《旧五代史》卷115《世宗纪》第二等记载:“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其中,“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后周世宗灭佛可以说是“三武一宗”之厄中做得最适当、合理的一次,也是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
  分析“三武一宗”四次灭佛,诸帝灭佛各有各的特点:第一次北魏太武帝灭佛是要斩尽杀绝,肉体消灭;第二次北周武帝灭佛是完全取缔、禁绝,并佛道皆灭;第三次唐武宗灭佛是基本禁绝,只保留了极少一点,约几十寺庵,不足一千僧尼;第四次后周世宗灭佛是只废除一半以上的寺庵僧尼,保留了近一半的寺庵僧尼;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像经典。
  三, 历史文献记录的佛教资料
  1, 《旧五代史》记载的资料,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五月,颁发诏书,诏曰: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赦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只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往,只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所。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五百纸,女方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其末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废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后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府等三处,只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奏闻,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养,不得出嫁。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居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栽。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载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感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如有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每年造僧帐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帐,至五月终已前文帐到京,僧尼籍帐无名者,并勒还俗。其巡礼行脚,出入往来,一切取便。
  这份诏书,理由充分,目的明确,方法具体,措施有力,便于操作,实在看不出含有过激的成份。各府州据此诏令的规定,对寺院和僧尼进行清理整顿。后周显德六年立于河南浚县大伾山寺的“黎阳准敕不停废记碑”就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当时政府颁发给保留寺院的敕额。
  2, 根据五代史记载, 后周广顺二年。敕诞节。宰臣百僚诣寺观建祝寿道场。
  显德元年。齐州开元寺义楚法师。进所撰释氏六帖。敕付史馆颁行。赐紫方袍。
  显德二年四月。诏曰。释氏真宗助世为善。将隆教法须辨否臧。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九月以久不铸钱。敕令除县官法物军器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谓佛耶。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是岁废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毁像铸周通钱○帝既并省寺院。敕男年十五已上。诵经百纸或读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诵经七十纸。或读三百纸。陈状出家。本郡考试以闻。词部给牒方得剃度。
  显德三年。帝召华山隐士陈搏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对曰。天子以治安天下为务。安用此为。乃遣还山。诏州县常存问。
  3,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在漕运、铸钱各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周世宗“以漕运自晋(后晋)、汉(后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 斗”。周世宗又以政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 乃下“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 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熟铜每斤官给钱 一百五十,生铜每斤一百。“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一两至一 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处死)。周世宗还下“敕天下寺院,非敕额(敕赐寺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 “是岁(显德二年,即公元九五五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千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周世宗对他左右侍臣道:“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 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 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周世宗愤慨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中国分崩离析,“及高平之捷,慨然 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周 世宗“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 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宽焉。’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以为:‘中国之失 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 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 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 恩隐(卹)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 以丰其财也;时使(使民以时)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 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 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向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 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 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 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 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 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 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 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 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 精练,甲兵有备,群 下畏法,诸将效力,朞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时群 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 称上意”(《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王朴的《开边策》成为此后 后周、北宋次第削平诸国的蓝图,只有幽燕为契丹所占,不能复取,这正像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以后关羽失守荆州,这是始料所不及的。这时,契丹方强,北汉又是周的死敌,鉴于后唐庄宗用兵取蜀,把六万精锐部队陷在巴蜀战争中,以致中原空虚,魏博兵变,庄宗身死国亡。周世 宗决定留重兵保卫大梁,对南唐首先用兵。
  4,根据银发网发表的《柴荣限佛》之[点评] 记载,柴荣下令限寺庙、僧尼、佛像的强制措施,绝非盲目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明智之举。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无可非议。然而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发展迅猛,曾被一些大小王朝奉为国教,大力提倡。上行下效,寺庙林立,僧尼如云,把众多的青壮年变成不劳而食的人,占用社会上本来就不多的财力与物力,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周世宗柴荣有察于此,决心大刀阔斧地对恶性膨胀的寺庙和佛像加以限制。从统计数字上反映,废除全国90%的寺庙,工作抓得细,抓得实,没有走过场。柴荣不愧为古代卓越有为的一位政治家。(引自银发网)
  5, 根据李会智与高天所著《山西晋城青莲寺史考》记载,山西省晋城市,古称泽州。位于太行山南端。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和经济都很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古建筑星罗棋布,遍布全市各个村落。其中宋金遗构之多,居三晋之首。金城青莲寺无论是寺院规模、建筑时代,还是寺内所遗存的彩塑及碑刻等艺术珍品,均为晋城地区古建筑之代表。
  青莲寺,初名硖石寺。坐落于晋城市区东南17公里的硖石山腰。这里山峦起伏、群峰兀立,立于硖石山颠,东观浮山,群山拥列;南望珏山,双峰拱翠;丹河于深壑中飘然而流。青莲寺建置于此,与周围环境自然而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北方园林化山野建筑。
  青莲寺,分上下两院,坐北向南,依山面水。下院,建于丹河北岸的硖石山隅;上院,建于下院北偏东500米的硖石山坳。考方志、碑文及寺内现存遗物,两院同为北齐天保年间创建。
  下院弥勒殿内现存唐宝历元年(825)《硖石寺大隋远法师遗迹》碑载:“硖石岩岩,灵气膺候千载之□不□。详其志,自北齐周隋物接耳。远公之居,以成其道”。清《泽州府志?寺观》载:“青莲寺,在城东南三十五里硖石山。北齐建,宋赐名福岩院”。《山右石刻丛编》所录,金大定三年(1163)《硖石山福岩禅院(钟识)》载:“始自北齐天保年中,昙始禅师创立道场,距大定之岁年将六百”。这些文献资料中,关于青莲寺下院创建时代的记载,大都是历代文人墨客追述之记。时至今日,要准确地判断该寺的创建年代,几乎不大可能,只能是在对这些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过程中,通过对比分析,确认其创建时代的区间。
  现存于青莲寺上方院藏经阁下层的金太和六年(1206)《大金泽州硖石山福岩禅院记》碑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慧远出家,习研佛教经典及创寺的事迹。碑中记有:“古青莲寺寺额,咸同八年所赐也。寺之东五里,‘古藏阴寺’,即北齐昙始禅师之所建也。祖师慧远,器识弘伟,风神爽澈。昙始见而度之曰:‘子有出家之相,善自爱之’。乃礼为师,即冠游学邺都,回翔十余年,博涉经论,无不该贯。乃携学侣,卜藏阴寺之西丹谷,筑室而居焉。弘研大乘教,朝夕不倦,远近归依。于是建‘大阿兰若’,即青莲寺之权舆也”。考唐《续高僧传?慧远(净影)传》之记载于此大体相同,并进一步明确了慧远13岁出家,16岁随湛律师赴邺(今河北临漳)博学各宗经论。隋开皇十二年(592),卒于长安净影寺,终年70岁。另上院现存元至元二年(1265)《福岩院重修法藏记》载:“曩有明师远公,择是而处焉。福岩精舍权舆于此也”。根据这些记载,可推算出慧远大约生于北魏太昌元年(523),而16岁赴邺都游学十余载后,返回泽州创建青莲寺,大约是在北齐天保初年(550~555)。
  关于青莲寺上、下两院的创建年代,曾确认为,下院创建于北齐之初,上院创建于隋唐之时。考寺内金太和六年之碑中载有:“承光二年,周武帝集沙门于殿庭,宣废佛教意,众皆喑默,帝五问,师五对,抗声厉色,不为之屈,教之不废,师力居多。师退隐青莲,造《华严》、《地持》等经疏”。唐《续高僧传?慧远(净影)传》载:“远公退隐汲都西山”。考史书北齐无承光二年,应是北周建德六年之误。又据《一统志》载:“青莲寺,在凤台县东南三十五里硖石山。北齐时建掷笔台,隋长教译经法僧慧远,居此注《涅槃经》,注成,登掷笔台上曰:‘若疏义契理,笔当驻空’,既掷,果悬空不坠,时人以名台,宋名福岩寺”。其中“隋长教译经法僧慧远”,是指隋代文帝兴佛法时,于开皇七年(587)敕诏慧远为大德,入京住净影寺,专译注佛经之事。并非慧远于隋代居青莲寺注《涅槃经》,慧远居青莲寺注《涅槃经疏》是于北齐天保之时。上述文献记载,证明了慧远赴邺都游学后,返回泽州即创建青莲寺上院,大约至北周建德六年(577),与武帝灭法之争后,返回青莲寺亦住上院,并著《华严》、《地持》经疏。上院观音阁廊下,现存金大定四年(1164)陵川县古贤谷禅林院讲论师闻悟撰书《硖石山福岩院重修佛殿记》碑,记述了远公掷笔台下筑室栖息。现掷笔台北端崖壁遗有两坡式建筑雕凿遗迹,恐当时所为。这些资料的记载,既证明了上院创建于北齐年间,也证明了慧远法师主持创建该寺。
  慧远法师于北周建德六年(577),由邺都退隐于青莲寺,是因北周武帝灭法而为之。故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中,慧远隐退青莲寺,再度大兴寺院的可能性不大。宣政元年(578),武帝崩,宣帝嗣位,佛教开始复苏。至大象二年(580)静帝正式宣布恢复佛教,命全国重立佛像,再度僧侣。此时慧远也再度出山,住持嵩山少林寺。自此以后慧远再未住持青莲寺。
  1994年,当地民众自发集资复建上院法堂(后殿),施工中发掘出高0.30、上宽0.47、下宽0.50、上厚0.37、下厚0.45米的“龙华造像石”一块。其石体积虽小,但雕刻考究。正面中部雕为石碑一通,碑两侧各雕胁侍菩萨。所雕石碑完整和谐,下座赑屃,上顶龙形碑首,碑身刻有:“大齐乾明元年岁在庚辰月癸未朔八月□寅,藏阴山寺比丘昙始共道十五人等,敬造龙华像一躯,今得成就。上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入□婆若。”这一遗物的发现,为断定青莲寺上院的创建时代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证实了上院创建时代至迟不晚于北齐乾明元年(560),同时也证明了当时寺内供奉的佛像,是以弥勒为主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青莲寺上、下两院为同一时代所创建,即北齐天保年间(550~563);其二,创建住持僧为昙始、慧远两位禅师。
  青莲寺,自北齐天保年间创建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国佛教兴衰的波动曲折而攀升。
  佛教历经北周武帝的法难后,至隋代得以复苏。隋文帝继承北周的统治后,一改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以佛教作为巩固隋王朝统治权利的方针之一,兴佛建寺度僧侣,为唐代大兴佛法奠定了基础。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期。其稳定的政治,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其活跃的思想,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繁荣时期,将中国建筑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此时的青莲寺发展非常迅猛,各地名僧接踵而至,佛教徒日渐增多。唐代宗时(762~779),有神墨禅师修行于此;贞元年间(785~804),有智通禅师驻寺习研经典,著《六波罗蜜疏》;元和年间(806~820),佛门弟子智岑在此弘扬天台教。这些比丘禅师大都继慧远禅师之学,习研佛法,弘扬大乘之教的涅槃、净土及天台宗派之学说,并为增修扩建青莲寺作出了一定贡献。也正是这些释家门徒世代相传,使青莲寺得以保存和发展。
  唐大和元年(827),禅师慧愔自并汾(今太原)出游名山大川,至泽州硖石山青莲寺,见远公遗迹如此荒落,叹言曰:“忍使圣贤依栖之地反为墟落。”于是以此为家,并在原寺基础上再修殿宇,开设法华道场,大和二年(828)兼置普贤道场。此时青莲寺的发展非常迅猛,所占山田20余顷,后达30余顷。至唐会昌年间(841~846),由于佛教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日益加深及武宗崇道,而导致了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的武宗沙汰之举。据史料记载,当时拆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有余,令僧尼还俗260500余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许多唐代佛寺及塑像毁于此次沙汰。各地方民间所建的佛寺同样逃脱不了这次沙汰的打击。出于地方民间之手的青莲寺,受此影响也由北齐初所拥有山田30余顷,降至为20余顷。
  时隔二十余载,至咸通八年(867),该寺御赐名额为“青莲寺”。百年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青莲寺上院被敕名为“福岩禅院”。从此两院寺名分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考寺内现存碑碣,唐咸通八年(867)以前,下院称“硖石寺”,上院称“上方院”;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以前,福岩禅院称“青莲上方院”;明、清两代称下院为“古青莲寺”,上院为“青莲寺”。作者述称之为青莲寺上、下院。
  青莲寺下院,初创规模尚无可稽考。从现存的实物资料及历史文献资料中可窥见该寺唐、宋时期建筑规模之一斑。考《凤台县志》及《泽州府志》,商周以来泽州、上党历遭地震及水灾之害,“太行山崩”、“丹河泛滥”,不仅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对寺观建筑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毁坏。青莲寺下院地处丹河北岸、硖石山麓的土隅之上,丹河泛滥对其破坏非常之大。迄今寺前土隅屡遭丹水冲击,常现塌落,已对现存弥勒殿造成危害。从这一自然现象可推测,唐宋时期青莲寺下院建筑规模应大于现存寺院规模。
  青莲寺下院现存建筑有:弥勒殿(南殿)、释迦殿(北殿)、释迦殿东西耳殿各三间,弥勒殿与释迦殿之间东西侧遗有面阔五间的配殿平面遗址。弥勒殿内现存宋景德四年(1007)《泽州硖石山青莲寺新修弥勒殿记》载:“当院楼台□坏,佛像倾摧”。说明宋代景德四年以前寺内遗有楼阁式建筑。考其寺院现状及有关史料,不难推测,唐、宋之时寺内建有山门,但因历代水灾造成土隅不断坍塌致使山门毁坏无存。
  《泽州硖石山青莲寺新修弥勒殿记》碑又载:“当院小师法义,本地人也。礼先长老为师,依年具戒,常受严慈之训,恒坚□雪之功,遂发良缘,重谋盖造。化求乡邑,历寒暑以不辞,□什资缘,值艰难而不退,林木既备,砖瓦俄盈。特卜良晨,命呼郢匠盖造已毕”。碑文之后附诗颂扬修缮之功德“邑众舍财造佛像,当当来世福无量。顾各家保寿定千岁,龙花会里同相值。高都之上郡,丹水伴祗珏。山河之永固,同日之长悬。”这一记载,不但证实了宋景德四年重修青莲寺下院,同时也为我们确认南殿为弥勒佛殿及殿内现存塑像为宋代景德四年(1007)遗物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这一次的大修工程,是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后的首次修缮。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下旨,凡未经国家颁发寺额的寺院,一律废除。原无敕名额的地方各留寺院一至二处,并以后不得再创兰若。当时全国所废诸州、县寺院30336所,而保留下来的仅2690所,并没收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用于铸钱以充实国家经济。青莲寺以唐咸通八年敕寺额而未毁。
  6,根据网易网发表《后周世宗毁佛》记载, 周世宗,也就是柴荣,在公元955年(显德二年)开始,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史称"世宗毁佛"。
  为什么周世宗会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我认为,这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他个人的性情都有直接关系。很多正史仅从当时的时局出发,论证毁佛的必要性,这我认为这只是原因之一。
  其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国家很久没有造铜钱,而民间又私自销毁铜钱来制造日常用具和佛像,这样铜钱就更加缺少,不利于商业流通。越建越多的寺院成了国家的负担;逃避军役的,和作奸犯科的都加入到了和尚们的行伍,使得寺院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私自剃度者越来越多,原先的寺院容纳不下了,便导致了寺院越来越多。
  话说回来,五代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到了世宗这朝才急转直下的。后梁龙德元年(921年)政府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这个比试经业, 换句话说,就是看看你对经文的记忆+理解到了什么程度,算是出家人资格论证吧。这么一来,出家便不再是件容易的事,私度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后唐,后晋也有类似的条令。
  然而在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度僧等制度方面,五代基本与唐无异,为何单单在出家人资格论证上做文章?有句话叫“僧多粥少”, 基本上揭示了一个近乎残酷的事实:当你没成佛前,是要吃饭的。基于这个判断得知,即便是高僧,也得吃,所以,寺院就一定得有吃的。吃的从何而来,自然来于田间种出的粮食。谁来种-- 你不能指望和尚们念念经,谷物便可以滋滋的长出来;如果这样,那让谷物直接长在和尚们的肚子里好了。五代的战乱,让活着的想到了逃,逃去哪儿,寺院是个好地方。逃了进去,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念念经,就能混口饭吃。然而这口饭怎么来的,或许逃进去做和尚的还不是很明白,但如果所有人都逃了进去,他就会明白了。
  世宗对寺院下手前,曾有个鼓励耕种的诏令:五年为限,归还田地;从外藩归来的,十五年为限。当然,目的是“贡纳税租”(《旧五代史》). 这不能和“毁佛”断然分开。
  显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也就是,只有国家认证的寺院才可存在,私办的被废了。 想要出家的男女,必须得到家中的同意,然后经过严格的读经考试,才能去国家指定的“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戒坛剃度。而在同时,“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都不能做和尚。如果寺院一不小心剃错了头发,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新五代史》)
  从中可见得世宗处事的明察与精细。私度者的源头被紧紧的掐住了,于是乎,寺院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了。措施保证了耕作的基本单位—家庭;有了更多人能够种田,和尚有了饭吃;有了更多人服役,国家的兵源也有了保证;更多作奸犯科的人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混入出家人的队伍,社会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些,为将来的征战打下基础。
  尽管废除了大量的寺院,世宗对佛教是有着尊重的态度的,正如其五月诏令中的前四句。于是,没有出现如同后世宋徽宗般转僧入道的行为。革除寺院的矛头并不指向真正的和尚。因而对于那些高僧们,或说是寺院的管理者们,唯一的约束就是:看清了再剃。和尚的成分清澈了,一起讨论佛法经文的都是志同道合者。这种气氛,自然要比先前的鱼龙混杂来得好。那么于这种气氛下的讨论,大概会更有效。
  不仅如此,诏令还说到,“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鍊指、钉截手足、带 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绝“(《旧五代史》)。唐末五代佛教发展中产生的紊乱,在世宗手上有个很好的梳理,尽管这很可能主要是为了梳理民风,安定社会,为征讨四方做足准备,而他的举措,毕竟净化了浑入佛教的妄幻妖惑的成分。
  以上是从时局出发,分析一下世宗毁佛的现实背景。下面说说世宗毁佛的个人因素。
  其二,从世宗的经历来看,他一生纵横四海,从追随太祖郭威时起,做事便雷厉风行,果断刚毅。而他的做事风格,从郭威身上也能找到影子。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赵匡胤。所以要分析他毁佛,不能不说他的性格,要说他的性格,不能不说郭威给他的影响。
  郭威本人一生,崇尚节俭,特别是他临死之前,和柴荣说的一些话,(那时柴荣是晋王,也就是储君了),的确打动人心---我死后,给我穿纸做的衣服,用瓦棺装殓,丧事从简从速,墓穴中不用石头,只用砖。工人要出钱雇用,不要因此而骚扰百姓。免除各种瑶役,不设守灵宫女,只立一碑~~~~云云。
  之所以用这么一段话来做铺陈,是想说明,世宗也是一个布衣天子。这样的一个明君,怎么会容忍天下养着这么多碌碌的寄生虫呢?这不符合他的风格!!
  史书中并无有关世宗信仰的记载—有人因此说其为无神论者,没有记载不代表没有;而世宗一代枭雄,即使信,也不可能如唐代宗般每逢夷狄入寇时,“必合众僧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 其禁止私度,减毁寺院,诏毁佛像,看似毁佛运动如浪涛般砸向北地佛院;然而,正是这些举措,得以筛选出合格的僧人—其虔诚于悟性暂不考虑,并有了僧人日常生活的来源,寺院真正成为清静之所在,僧人得以群聚而论道。世宗之初衷,自然是为了安定国土以定四方;现在且不谈世宗的信仰与初衷,仅观其实效,何毁之有?并且他对大臣亲口说过"你们不要因为毁坏了佛像而产生怀疑,佛用做好事的道理来感化人,如果立志做好人,就是信奉佛了,那些铜像不是佛!!我听说佛总是使别人得到利益,即使是自己的头和眼也可以施舍给别人,如果朕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朕也不会顾惜。
  所以,有人认为五代时,北地佛教日渐衰落是因为世宗毁佛之举,未必未必,我认为,毁佛,恰恰是救了佛!!!
  说世宗毁佛未免有失偏颇,说其限佛比较合适,世宗在毁去旧寺庙的同时也有建立新的寺庙,他对佛教的要求也就是让他们不要太影响国家的政治,世宗曾经担任过功德使,专门负责佛,道二教的各类事务,掌管剃度,建设之类的工作,对佛教之内的弊病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曾跟当时的佛门高僧道丕讨论过佛教的整顿。见于《宋高僧传》卷一七《道丕传》
  “世宗尹厘府政,嫌空门繁杂,欲奏沙汰,召(道)丕同议。时问难交发,开喻其情。且日,僧之清尚必不露于人前;僧或凶顽而偏游于世上。必恐正施穮蓘草,和兰苣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荡。大王储明 欲照蓄智当行。为益皇帝邪。为损君亲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损亲也是,坏六和福田。况天下初平,疮痍未合,乞待后时搜扬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虑其动则麋烂矣。世宗深然其言,且从停寝。及世宗登极,丕谓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当相警护持。
  说明他对限佛的态度非常理性,而毁去寺庙令僧人无处容身,回归生产的做法总比三武大杀或尽灭的做法要温和吧。
  五代后周108所著名大寺院:
  五代后周108所著名大寺院:
  1,少林寺(郑州登封,禅宗祖庭)
  2,白马寺(洛阳,中国第一寺院)
  3,福幸寺(洛阳,密宗祖庭)
  4,大相国寺(开封)
  5,天青寺(开封,后周功德圆)
  6,洞林寺(郑州荥阳,后周皇家寺院)
  7,法王寺(西安)
  8,天宁寺(安阳)
  9,天宁寺大佛(浚县)
  10,法云寺(郑州管城)
  11,妙乐寺(焦作武陟)
  12,泰山庙(郑州新郑13,龙潭寺(山东省临清,昆仑大师)
  14,开元寺(西安)
  15,香城寺(西安)
  16,太庙院(西安)
  17,太白显圣侯庙(西安)
  18,二仙庙(长治)
  19,龙门寺(运城)
  20,青莲寺(晋城市)
  21,永丰观( 巨野)
  22,麻姑庙(烟台)
  23,孔庙(曲阜)
  24,太清宫[山东青岛)
  25, 中岳庙(郑州)
  26,嵩阳书院 (郑州)
  27,开元寺(沧州)
  28,宝云寺(河北衡水市)
  29,龙兴寺(山东青州)
  30,永宁寺(洛阳)
  31,大兴善寺(密宗祖庭西安)
  32,慈恩寺(法相宗祖庭西安)
  33,法门寺(陕西扶风)
  34,庆山寺(陕西临潼)
  35,北岳庙(河北曲阳)
  36,柏林寺(河北赵县)
  37,正定文庙(河北正定)
  38,修德寺(河北曲阳)
  39,净众院(河北定州)
  40,岱庙(山东泰安)
  41,五子山院(河北曲阳)
  42,广惠寺(河北正定县)
  43,清凉寺(河南省宝丰县)
  44,西岳庙(陕西华山)
  45,悬空寺(河北曲阳)
  46,大法王寺(河南嵩山)
  47,嵩岳寺(河南嵩山)
  48,临济寺(河北石家庄,佛教临济宗的发祥地)
  49,柏林寺(河北石家庄)
  50,大荐福寺(西安城南《小雁塔)
  51,北沙庙(大名府)
  52,大慈寺(大名府)
  53,娲皇宫(邯郸市)
  54,开元寺(今山东省济宁市,济州僧人义楚)
  55,百家村经幢(邯郸 五代后周)
  56,洛阳龙门石窟(洛阳)
  57,会善寺 (河南登封)
  58,洛阳周公庙(河南洛阳)
  59,北大寺(沁阳)
  60,伏曦太昊陵(淮阳)
  61,太清宫(河南鹿邑)
  62,开化寺(山西省高平)
  63,龙泉禅院(大周泽州阳城县)
  64,普救寺(山西蒲州明珠,郭威召寺中僧人讨问良策,僧曰:“将军若发善心,城即克矣!”郭威当即折箭为誓,翌日城破,满城百姓得救,从此西永清院便更名为普救寺。)
  65,解州关帝庙(山西省)
  66,常平关帝庙(山西省)
  67,广福寺(山东省青州)
  68,泰山极顶玉皇庙(泰山)
  69,兴国寺(章丘)
  70,大宁寺(临清)
  71,元始天尊庙(泰山)
  72,尼山书院(曲阜)
  73,太公庙(河南卫辉)
  13,龙潭寺(山东省临清,昆仑大师)
  14,开元寺(西安)
  15,香城寺(西安)
  16,太庙院(西安)
  17,太白显圣侯庙(西安)
  18,二仙庙(长治)
  19,龙门寺(运城)
  20,青莲寺(晋城市)
  21,永丰观( 巨野)
  22,麻姑庙(烟台)
  23,孔庙(曲阜)
  24,太清宫[山东青岛)
  25, 中岳庙(郑州)
  26,嵩阳书院 (郑州)
  27,开元寺(沧州)
  28,宝云寺(河北衡水市)
  29,龙兴寺(山东青州)
  30,永宁寺(洛阳)
  31,大兴善寺(密宗祖庭西安)
  32,慈恩寺(法相宗祖庭西安)
  33,法门寺(陕西扶风)
  34,庆山寺(陕西临潼)
  35,北岳庙(河北曲阳)
  36,柏林寺(河北赵县)
  37,正定文庙(河北正定)
  38,修德寺(河北曲阳)
  39,净众院(河北定州)
  40,岱庙(山东泰安)
  41,五子山院(河北曲阳)
  42,广惠寺(河北正定县)
  43,清凉寺(河南省宝丰县)
  44,西岳庙(陕西华山)
  45,悬空寺(河北曲阳)
  46,大法王寺(河南嵩山)
  47,嵩岳寺(河南嵩山)
  48,临济寺(河北石家庄,佛教临济宗的发祥地)
  49,柏林寺(河北石家庄)
  50,大荐福寺(西安城南《小雁塔)
  51,北沙庙(大名府)
  52,大慈寺(大名府)
  53,娲皇宫(邯郸市)
  54,开元寺(今山东省济宁市,济州僧人义楚)
  55,百家村经幢(邯郸 五代后周)
  56,洛阳龙门石窟(洛阳)
  57,会善寺 (河南登封)
  58,洛阳周公庙(河南洛阳)
  59,北大寺(沁阳)
  60,伏曦太昊陵(淮阳)
  61,太清宫(河南鹿邑)
  62,开化寺(山西省高平)
  63,龙泉禅院(大周泽州阳城县)
  64,普救寺(山西蒲州明珠,郭威召寺中僧人讨问良策,僧曰:“将军若发善心,城即克矣!”郭威当即折箭为誓,翌日城破,满城百姓得救,从此西永清院便更名为普救寺。)
  65,解州关帝庙(山西省)
  66,常平关帝庙(山西省)
  67,广福寺(山东省青州)
  68,泰山极顶玉皇庙(泰山)
  69,兴国寺(章丘)
  70,大宁寺(临清)
  71,元始天尊庙(泰山)
  72,尼山书院(曲阜)
  73,太公庙(河南卫辉)
  74,光业寺(河北隆尧)
  75,,石佛寺(河北隆尧)
  76,,隆胜寺(河北隆尧宣务山顶上有座寺院叫隆胜寺,相传始建于隋代。五代时重修,据《唐山县志》载:“周太祖代汉后,即尧山建寺,凿山为龛、琢佛像、佛经于上,赐名‘隆圣寺’。”至今,在隆尧一带仍流传着“郭威重修隆圣寺”和“郭威御封龙泉酒”的传说。)
  77,寿圣寺(河南太康)
  78,寿圣寺(河南随县)
  79,寿圣寺(河南中牟)
  80,寿圣寺(河南商水)
  81,寿圣寺(河南荥阳)
  82,郏县文庙(河南郏县修于后周显德年间)
  83,郑州文庙(郑州管城)
  84,郑州城隍庙(郑州管城)
  85,善众寺(河北栾城,柴武台位于栾城镇寺下村西。系西汉初年大将柴武的墓冢。 柴武于秦末起义,跟随刘邦,垓下战役(消灭项羽之战)时统领后军,因战功赫赫封棘浦候,史书、汉书均有记载,死后葬栾城,为全国仅有的少数汉墓之一,隋代时,台上建善众寺一痤)
  86,隆 兴 寺(河北正定,中国十大名寺之一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初名龙藏寺,唐改额隆兴寺。)
  87,开元寺 (邢台市东部。又称东大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后屡经修葺。寺西侧有经幢2座,其中之一为唐代建造,造型奇特,经文为《道德经》注释,系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五代时,天竺(今印度)高僧空本曾在寺中翻译佛经。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临幸。)
  88,扁鹊庙 (内丘县城西30公里神头村西蓬山山坡。始建于汉代,唐、宋均有修葺,现存为元代建筑。原规模宏大,现仅存前、中、后三殿和西廊。殿门外有千年古柏9株,虬枝苍劲,称“九龙柏”。为全国仅存的两座扁鹊庙之一。扁鹊,原名秦越人。今河北任丘人,著名医学家。遭秦国太医令李醯妒忌被杀。因赵简子为酬谢扁鹊救治之恩,曾赐其中丘之蓬山田4万亩,当地人将扁鹊头偷回安葬,遂名神头村,后人建庙祭祀。北宋仁宗不适,遣使诣庙求医,使未至而病愈,始降玺书,赐号“神应王”。)
  89,北齐造像碑 (南和县和阳镇。西晋冀州刺史开国任城侯柴诞墓 在南和县东侯郭村。)
  90,光武庙 (巨鹿县巨鹿北偏西10.2公里铜马镇。后周皇城遗址 在巨鹿县东北14公里柴城村。为后周世宗柴荣修筑。)
  91,柴村寺,(据平乡县《柴村寺碑》记载,北齐天统时有数十柴诞后人到各地做官,上自将军,下至县令,广布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等省)
  92,比干庙(河南卫辉)
  93,东吕太公庙,(山东日照冯家沟村。)
  94,营丘太公庙,(山东临淄西营丘,宋代碑尚存。)
  95,磻溪太公庙,(陕西省宝鸡县磻溪河边。)
  96,汲县太公庙,(河南汲城东门北侧。)
  97,咸阳太公庙,(陕西咸阳西边)
  98,香泉寺(河南卫辉)
  99,炎帝庙(湖南,湖北随州 ,山西长治县)
  100,太昊陵庙(即“三皇之首”太昊伏羲氏的陵庙,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北1.5公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1,黄帝陵(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的陵园,它位于黄陵县城北的桥山顶上。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是开创中华民族文明的祖先。)
  102,黄帝庙(河南新郑)
  103,尧庙(临汾市秦蜀路南端,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汾史称平阳,《尚书》载"尧都平阳"。司马迁《史记》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足见华夏文明自尧始。河南沁阳“城西北三十里太行山麓,泉畔有尧庙,庙前处处有泉掬手可饮,汇而东南蒹萌交映,灌田可梗流二十里入于沁。水经注:水经小沁城东又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葶渊南流为台葶水,东南流入沁水”)
  104,舜庙(河南新安县舜王庙,湖南永州市九嶷山,永州一带民众,为了感谢舜帝的功德,先后多次建造舜庙来表示他们的崇敬。 舜帝南巡,死后葬于九疑,具体地点说法不一,已无可考。相传秦汉以前,舜庙建在舜源峰下太阳溪)
  105,禹王庙,河南禹州市禹王庙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南三峰山古钧台后。为了纪念夏禹在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年)建立了禹王庙。禹王庙原先的规模较为宏大,有大殿、二殿、廊房、门庭等建筑。殿内供奉着夏禹及夏启两尊神像。
  106,三官庙(河南郑州,供奉天官、地官、水官,又叫三官庙。三官是道教中地位很高的神仙,起源于原始宗教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
  107,圣水寺(新密市白寨镇杨树冈村圣水峪,始建于北魏,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是佛教信众拜佛祈福和旅游圣地。密县县志载:圣母庙在邑正北,圣水峪上井中之水一日三潮,潮来则水溢井平,潮退水消井半。这里每年二月初二和九月初九都有庙会。舞龙、耍狮子、旱船、腰鼓、盘鼓等民间文艺和地方大戏为庙会增色助兴。)
  108,三皇庙(河南中岳嵩山上的三皇寨,还有在中原多处存在的三皇殿、三皇庙及其庙会,就是此一风俗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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