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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宗教文化》(何绵山)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何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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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宗教文化》(何绵山)读书笔记
  目的意义
  可以说,不了解世界宗教文化,也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福建宗教文化,也就不可能了解福建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就无法接近福建文化研究的深层次问题。
  基本内容
  从各个方面揭示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在福建的发展和特点,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凸现了其文化内涵,并探讨了闽台宗教之间的历史源流和天然联系。
  论述结构模式
  在具体介绍每个宗教时,作者基本按照“某宗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闽台某宗教关系”的结构模式展开论述。
  对福建五大宗教的阐述是融入到民间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模式之中。通过此书了解了福建宗教,也就从一个侧面把握了福建民间文化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佛教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一带,但在西晋之际,佛教就传入闽地。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安郡太守严高在郡北无诸旧城(即今福州市)建造绍因寺(后改乾元),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个寺院。寺名绍因,有“继承”意义, 可能在此之前福州已有佛寺。
  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南安九日山建造了延福寺,为福建省第二座佛寺。
  南北朝时期,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
  宋至南齐永明,在二十多年时间,福建就建有五寺,即侯官明空寺、妙果寺,长溪(今霞浦)建善寺、延福寺,松溪资福寺等,并在此时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闽东传播。
  梁武帝时“全省共建佛寺二十八所”,并开始建塔,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陈朝时福建建寺30座。陈永定二年(558年),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生金仙院。同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挂锡延福寺三年,翻译佛经,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
  隋代福建共建寺12座,佛教继续在闽东、闽北、闽南传播。唐代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全省新增寺院735所,但发展不平衡。主要在闽中、闽东、闽北,闽南也趋于兴盛。
  唐代福建高僧辈出,有怀海、希运、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福建名刹林立,一些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大都是建于这一时期,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州怡山西禅寺、福州金鸡山地藏寺、闽侯雪峰祟圣寺、泉州开元寺、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
  宋代福建佛教愈加兴旺,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明代,福建佛教再次兴旺。由于寺院占有大片良田,又拥有免除各种赋役的特权,所以不少民田被施与僧人。明人蔡清曾说:“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
  清初,不满异族统治的人士遁入空门,但身入佛门而犹眷念故国。著名有惠安的如幻,本为明诸生,当清兵下剃发令时,出家于平山寺,以后卓锡于南安雪峰寺,成为闽南的一代高僧。
  福建佛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福建佛教自唐五代后,虽然发展不平衡,但从全省范围上看,至近代持久不衰。
  2、福建许多著名高僧,或开宗立派,或持一家之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3、外省高僧与福建关系密切,他们或云游福建,或长期驻锡弘法于福建,有的成为开山祖师,有的使寺庙兴盛,大大促进了福建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4、与海外交往密切。
  5、寺庙兼有其它功能。
  a、官驿功能。官驿是政府设立以供往来经过的官吏夫役膳宿之用。
  b、书院功能。福建寺院多在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处,远离尘世,幽雅静谧,有些又多有藏书,且又可随僧斋餐,故不少士子因寺院之便,聚读于山林。
  c、流通经书功能。历代皇帝多次赐福建各寺予经书,因福建特殊的地理,经书保存得相对完整,再加上宋元福建刻书业的发达,因此福建许多大寺院都流通经书。时至今日,全国主要“佛经流通外”仅两处,而莆田广化寺就占一处。
  6、独特的出家形式。
  a、菜姑。“菜姑”指闽南一带带发出家住寺女众佛徒。菜姑出家时需投拜一位比丘僧为皈依师父,在佛前举行“三皈”仪式,并摄受《梵网菩萨戒》,便可出家住寺。
  b、香花和尚。其特点是一方面进寺当住持,一方面热衷于为社会上宗教信仰者做佛事(祈禳、做醮、填还功果、放焰口等),场面非常热闹,榜疏辉煌,铙钹喧天,科仪细腻,目的是收取“忏资”。
  7、寺藏佛学经典浩繁。福建不少寺庙都藏有珍贵的佛典,虽历经战乱兵祸,但仍保存了不少。
  佛教在我国传播范围最广,对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生活影响也最深远。
  作为古代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八闽,所建寺院居然在宋代居全国之冠,而且在几次全国性的“灭佛”事件中,因为地处偏远地带而躲过浩劫得以保存,可见佛教与福建的缘分之深。
  福建佛教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
  福建佛教从唐到宋寺院多达1400余所,拥有僧尼为数可观。五代王审知多次度僧,每次动辄千人以至万人以上,宋真宗时福建僧尼多达7万多人。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明代初年仅建宁一府,就有一半农田属于寺产。寺院之多,僧尼之众和寺产之厚,而寺院又不纳赋,造成了福建的经济寺院独雄而公私俱竭,这也许是福建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而人口不蕃的一个原因。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寺院建筑的豪华雄伟促进了福建建筑技术的发展,寺院经书的大量印刷也促进了福建印刷业的发达。宋代福建印刷曾盛极一时。
  尤其是佛教的思想对福建的文化、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哲学而言,宋代福建成为理学之乡,理学家刘子翚、杨时、李侗以至朱熹等,无不精研佛学,以儒为体,以佛为用,创建了集中国理学之大成的闽学。
  以政治、文学而言,福建名闻全国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如李纲、林则徐,都与佛教思想有缘。李纲罢官回福建,都先后居住于福州的报国寺、天宁寺,遨游于福州的西禅寺、涌泉寺等处,终逝于福州楞严精舍,曾留有一些诗文。他们忍辱负重、忠诚爱国、不惜身家,无疑都得益于佛教的修心养性。福建自唐以下的许多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如欧阳詹、杨亿、蔡襄、张元干、黄公度、刘克庄、严羽等,无不从佛学思想中汲取精华而创作诗文,而严羽则以禅理喻诗,创新地提出“妙悟”之说,作《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特征作了深入的探索,其理论影响相当巨大而深远。
  其次佛教在福建留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遗存。如鼓山的摩崖石刻、泉州清源山弥陀岩立佛、晋江南山寺摩崖造像等等,这些精妙绝伦的艺术珍品和各具特色的寺庙建筑一起,构成福建独特的人文景观,也为自然景观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佛教对福建的诗词楹联艺术也很有影响,如书中所引用的朱熹题漳州开元寺“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一联中蕴含的自然情趣和哲学理趣着实令人玩味再三,过目难忘。
  至于佛教对福建的歌舞、风俗等影响,书中也有所阐述。
  佛教对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促使了许多人对佛教思想理论的兴趣和探求,往来佛门,与名僧论经说禅,成为士林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福建近现代的四大名僧:弘一法师、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和虚云法师。他们都在中国佛教界享有盛名。其共同点是讲经弘法,举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流通佛学著作,整肃教规,举办慈善事业等,而且他们弘法不忘爱国,信佛而能身体力行,深受中国佛教界的敬仰,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导人物。他们不仅对中国佛教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也是福建佛教发展至今仍然盛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在福建的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及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也显示了福建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闽南佛学院是福建最著名的佛教教育学府,名播海外,影响甚广。
  福建地处东南海滨,沿海人民善于航海之术,迁居台湾和移居海外者甚众,福建佛教亦随之传播台湾及海外。闽台一衣带水,福建佛教之传入台湾,先由移民个体、群体而后僧侣,至台湾则先由家庭、家族供奉而后寺院供奉,南明永历年间佛教僧侣入台者渐多,寺院亦乘时兴起。
  福建佛教的特点:一是对中国佛教的八大宗兼容并传。二是对编撰、翻刻、交流、收藏佛典有特殊的贡献。三是寺院法事长期不绝。四是在家居士讲经弘法和女性以“菜姑”名称住寺院修持。五是传法台湾、海外并与之保持密切关系。
  福建佛教之所以久盛不衰的原因:一是福建佛教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时俗的潮流而革新。从怀海的《百丈清规》,到禅宗发展为沩仰、临济以及曹洞、云门、法眼等宗,而至近现代的弘一、太虚、圆瑛、虚云等法师,无不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二是福建佛教历代名僧辈出。在理论上能突破旧说,各抒独见,使佛法常新,从而吸引了众多的信众和佛学的研究者。三是重视佛教教育,培养后起之秀,故使传灯有后续之人。
  道教
  道教发端于先秦,正式形成于东汉。
  道教传入福建时间很早,东汉初年,泰宁就有道家活动,如南昌尉梅福,字子真,寿福人(今属安徽省),弃妻子隐居城北长兴上青溪的“栖真岩”学道炼丹。据《后汉书·徐登传》载:泉州道士徐登,精医善巫术,贵尚清俭。
  吴、晋时,道士介琰曾住建安方山(今闽县境内),从白羊公杜泌学“玄一无为”之道。著名道士左慈、葛玄、郑思远相继入闽云游或修道。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泉州建有道教宫观白云庙,后改为元妙观。东晋时信奉五斗米道的卢循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者流散在泉州沿海,称为“游艇子”。南朝时陶弦景开创了茅山宗,曾潜至福州寻找炼丹之处。
  福建道教在唐五代有很大发展。闽处士张标,“有道术能通冥府”(《福建通志·道士传》)。泉州人蔡如金弃官入道,修真炼法,其声闻于朝廷,敕赐“灵应先生”。
  福建道教在宋代达到鼎盛。据《福建通志·道士传》记载,宋代较著名的道士为51人。宋代统治者追封大批道教神祗和民间信仰神祗,而福建这类神祗极多,推动了福建道教的普及。
  元、明时期,福建道教虽不似宋代那么鼎盛,但由于元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全真、正一两大教派亦予支持,明代统治者对道教采取推重与利用控制相结合的方法,使福建道教依然久盛不衰。
  清代,福建道教开始衰微,不仅新建道观少,以往大部分重要道观因得不到维修而久圮湮没,著名道士也寥若晨星。
  福建道教的特点有:
  1、先从名山而后向城市农村发展。福建多名山,为道教活动提供了极佳的土壤,东南西北的大山都是道家重镇。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福建道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往往先是依托名山建观传道,而后向城市农村发展,闻名遐迩的武夷山之名就来自在古代山中修道的彭祖之子武和夷,至今犹有武夷宫、桃源洞两处修道遗迹。
  2、道禅合混。令人称奇的是,福建不少庙宇,既供佛祖,又供神仙,这种佛道同供的现象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这种现象在全国其它地方不多见。
  3、产于闽地却走向全国及海外的多神信仰。福建道教最著名的妈祖信仰目前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宗教文化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4、与台湾、东南亚联系密切。
  道教在福建的久盛不衰,对福建文化(特别民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产生了一大批道家金石和书籍,进一步丰富了福建地方文化史料和道家经文典籍。熊禾的《升真观记》,白玉蟾的《武夷重建止止庵记》、朱熹的《周易参同契注》、《周易参同契考异》,李贽的《易因》等。
  2、道教在福建的传播和渗透,还繁衍了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民间故事,丰富了福建民间文学的宝库。
  3、福建有许多道教或与道教有关歌谣。
  4、福建道教音乐具有独特的乡土味,它从福建民间音乐和戏曲中汲取营养,又给福建民间音乐以多方面影响。
  5、福建的道教舞蹈极有特点。道士在作“法事”、“道场”时,其驱魔镇妖的一些动作,常被借用到舞蹈中。道教中奉行法事的礼仪规矩,其基本步法叫做“禹步”,即所谓“步罡踏斗”。
  6、道教在福建的普及,促使闽地出现了一大批以宣传教义与神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造型艺术,一些已成为全国的宗教艺术珍品。
  7、福建道教对福建民俗也有很大影响。如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神诞,泉州民俗中普遍要敬“天公”,在正月各自择日举行庆典,称“做天香”(设天香清醮)。
  相对佛教而言,道教对福建民间文化的影响更大,本书阐述了道教对福建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戏曲舞蹈尤其是对福建民俗的重大影响,归纳整理了道教与福建民间文化的种种联系。
  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曾四度传入我国。第一次是唐代的景教,这是中国人对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会的称呼;第二次是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这是指再度进入中原的景教徒和新来自欧洲的天主教徒的蒙古语称谓;第三代是元代、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次是清及近代的基督教(新派)和天主教(旧派)。
  基督教在明代福建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艾儒略字思反,意大利人,1613年来华至北京,曾传教于扬州、西安、常熟等处,在杭州苦学汉文。1625年,福清人叶向高相国致仕归里,途经杭州时,与艾儒略促膝长谈,十分相契,故约艾至福州开教。明代在福州传教的,还有奥斯定会士马丁拉达和马林,他们于1575年从马尼拉经泉州到福州传教。 基督教在清代的传播持久不衰。
  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派别众多。在大教区宗派林立,福州教区就有: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华基督教圣公会;中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等。
  2、辐射面广。福建几个主要教区,如泉州、漳州、福州、福安等,都千方百计向外辐射,所以福建虽然地处偏壤,基督教传播的程度却不亚于外省。
  3、以较为灵活的方式布道。
  4、竭力修筑教堂和修院。没有教堂,就等于没有立锥之地,是无法传教的。来闽传教士深谙其中道理,因此千方百计购买地皮造堂修院。
  5、用多种形式取得各方面支持,借以传道。第一,千方百计取得官方支持。第二,通过创办学校扩大影响。第三、通过创办医院劝说病人信教。
  6、多用本人布道。福建方言复杂,外籍教士布道不易,且当地百姓对外籍人多怀有狐疑之心。因此,外籍教士注意利用闽籍教士传道。
  7、出现了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用方言传教,以多种方言译《圣经》。《圣经》除了闽南话外,其福建方言本还如福州话、兴化话、客家话、及建宁话、建阳话、邵武话等。由此推动了基督教在福建传播。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于公元七世纪初叶在阿拉伯半岛创立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大食教”、“回回教”、“天方教”、“回教”、“回回门教”等名称。金朝大定(1161-1189年)年间的“移习览”,为“伊斯兰”的最早汉译。1956年,国务院通知规定,统一称为“伊斯兰教”。
  伊教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但一般认为七世纪中叶始传入我国。伊斯兰教传入福建的时间,亦有多种说法。穆斯林于唐代进入泉州是可以确认的。唐代泉州是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当时有不少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贾进入泉州,初时乘季风之便,每年一至,其后有部分定居下来,只是当时以商贸为主,不一定四处传教。宋代,伊斯兰教在泉州很活跃,这与穆斯林人数急增有关。一是因为唐末居住泉州的穆斯林,许多人单身而来,与当地发生了婚姻关系,并在泉州购置产业,生子育女,代代相传。据史载,北宋初已有居五世者。二是宋代泉州为世界贸易大港,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踊踵而至。当时人们称这些人为“蕃客”。
  元代,泉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穆斯林在福建有了很大发展。明代,福建伊斯兰教发展不平衡。明初,因元末泉州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战乱,并波及福州,仙游、莆田等地,泉州港开始没落,凡有能力的穆斯林商人纷纷航海远去。清代由于泉州港的没落,海外穆斯林已不再从海上来;再由于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与内地穆斯林联系也多有不便,所以福建伊斯兰教也远不如宋元时兴盛。
  福建伊斯兰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1、穆斯林来源广泛。2、居住分散。3、汉化程度较高。4、同中有异的风俗民情。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三大外来宗教在福建传播都较早,这与泉州在宋代是世界贸易大港,海外贸易空前繁荣不无关系。相对与佛道教而言,这三大宗教对福建文化尤其是民众思想的影响较弱,传播过程也起起伏伏,历经坎坷。如书中引用史料记载:“黎玉范于1640年前后曾被官府抓获,他在押送途中仍然手拿十字架,一路坚持宣道。”“陈友定兵入泉州,凡西域人尽歼之。1367年,明军入闽,再次对泉州回民进行残酷屠杀。幸存的回民为了生存,只好改名换姓,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读来令人感叹历史的无情与沧桑。本书介绍了三大外来宗教在福建传播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它们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重点介绍了基督教在福建传播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为传教而产生的闽南白话文等 ,使读者对三大宗教有初步的了解。
  当然,限于此书的篇幅等原因,无法一一展示博大精深的福建宗教文化。宗教与福建饮食文化也有许多关系,如颇具知名度和诙谐色彩的福州“佛跳墙”、遍布街头的清真寺拉面等此书就没有涉及。福建宗教文化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建筑,如本书专章列出的名寺、名塔,尤其是读者平时接触较少的三大外来宗教建筑,如能配上插图,可能会更加直观的展示宗教文化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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