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佛经到玄奘西行（一）

从翻译佛经到玄奘西行（一）
　　佛教在公元前已经传入中国，具体的时间尚无法确定。在历史记载和佛教传说中流传很广的说法---即汉明帝夜梦金人，派人西行求法的故事，其真伪性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乃至于后来天竺僧人竺法兰和摄摩腾携白马驮经东来的故事也有争议。
　　为什么要谈到佛经的翻译呢？那是因为在翻阅大藏经的过程中，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同一部经书在不同时代都有翻译的法本，为什么会这样？乃至于后人根据这些不同的法本编撰成会集本，最常见的即净土宗《大乘无量寿经》的会集本，宋代由王日休（龙舒）居士会集过一次，近代由夏莲居先生会集过一次。这两个会集本对专门修学及研究佛教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
　　最近有流言开始非议这些会集本，首先就认为会集是不对的，从佛教来说，是不如法的；再有就是认为会集本有问题。
　　曾经被人问过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了一下。但觉得有必要详细说一说。有这些非议，甚至因为这些非议而产生疑惑的人，主要是对佛教的历史和发展缺乏必要的认识，没有做到“深入经藏”的缘故。
　　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看，初期的佛经传入几乎都不是从天竺而来的，主要是从中亚一带东来的高僧带入的，后来也逐渐有从天竺传入的。早期到天竺去留学的中国僧人是没有的。
　　那么，最早翻译过来的佛经，其原文不是由梵文或巴利文（古印度时的语言）写的，而是经过了中亚和新疆一带，那些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的许多古代语言转译而来的，比如焉耆(qi二声)语和龟兹语---这两种语言都属于吐火罗语系，此外还有健陀罗语等等。
　　早期的时候，不管对外来的僧人还是中国的僧人也好，汉文和梵文以及中亚的这些古代语言都是很难掌握的，从外国来的僧人想要翻译佛经，必须同中国的僧人或居士合作才可以。宋代的僧佑在《出三藏记》卷一中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正是说及此事。《宋高僧传》卷三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 （缺字为金穿木之意），金石难合，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观面难通。”---开始的时候天竺的客人和中华的僧人，互相听其言语而揣摩经文的意思，好比方的圆的装在一起，金石难以调和。往往各自的表述差别很大，就算是面对面也很难沟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佛经的第一种版本---直译本就出现了。《高僧传》卷一《支楼迦识传》中说：“（竺佛朔）弃文存质，深得经意。”也就是说，只是表达了经文的意思，但文字上的水平就无法完美了。
　　到了后汉三国时代，翻译佛经的方法也并不一样，比如支谦的翻译就很接近意译。到了晋朝的道安法师，情况依然没什么变化。《高僧传.道安传》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由此可见佛经翻译的难度之大。道安法师是一位即有学问又有修行的僧人，但由于他不通晓梵文，也只好提倡直译。他说：“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蒲陶酒：即葡萄酒）他打了个比方，为了不让葡萄酒被水弄的变质，只有直译这一条路了。
　　在《出三藏记》卷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中，道安法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观点。他说：“前人出经，支识、世高审得胡本难繁者也。叉罗、支越断（缺字为金穿木之意） 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他说前人翻译的经文，方法的确很巧妙，表达出了佛法的一部分意思，但好比中国上古神话中给混沌开窍一样，自以为是好方法，最后还是不对。道安法师自己说：“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缺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这就是直译。
　　直译版本的经文，有许多佛经文句是从梵文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过来的，而此十分难懂。如果不和梵文原本对照的话，就会更加糊涂。学过一段梵文后的人都知道，梵文和中文这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梵文中不仅各种修辞非常复杂，而且词序也和中文完全不同。直译的结果，必然是产生蹩脚的文体，当然就会影响到佛教的推广，但在初期，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直到南北朝的鸠摩罗什的出现，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