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传记

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传记
　　杨仁山居士(西元1837～1911年)
　　一、诞生
　　在清季宣统末年中秋节过後的第二天，南京城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内，客厅中有许多人在开会。他们都是南京佛学研究会和金陵刻经处的人员，开会的目的，是要选出一位新会长。老会长卧病在床，病情日重，所以授意他们选出一位新会长来。其次，就是老会长如果一旦不讳，如何维持金陵刻经处的存在，并使刻经事业延续不辍。
　　下午五点钟，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内宅传出了消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佛学研究会的老会长、一代佛学大师杨仁山文会老居士，已经安详往生了。这是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杨仁山享年七十五岁。
　　两天之後(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末几中华民国诞生，由秦始皇以後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专制政体终告结束。
　　二、童年与婚姻
　　杨仁山，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後来改为石台县。他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
　　文会的父亲朴庵公，於道光十七年文会出生之前，乡试中了举人，接著又添了儿子——在五个女儿之後的第一个儿子，可算是双喜临门。更可喜的是，在生儿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朴庵公上京会试，殿试中了进士，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进士，授职京官部曹，一家人迁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长大的。
　　文会三岁时，他的父母就为他订了亲，对方是石埭乡间苏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岁。那时民间习俗，男孩订亲，女方总要大几岁，一来可以照管丈夫，二来可以为家庭增加人手。习俗如此，并非杨家一家为然。
　　数年之後，文会已八、九岁了，石埭乡间苏家寄来书信，告以苏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损了容颜。苏父在信中说∶「我女已残废，汝家可另婚娶。」
　　这时，文会的母亲孙太夫人，就以此事徵求儿子的意见，不意文会却说∶「订婚在前，出天花在後，不应改变婚约。再者，在人道上，残废人我若不要，则以後她将嫁何人？」
　　既然儿子这麽说，婚事就定下来了。
　　文会十一岁时，朴庵公带他去见曾国藩——朴庵公与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颇有交谊。文会在曾公面前应对快捷，有问必答。曾公奇之，对朴庵公说∶「此子天资聪颖，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
　　朴庵公尚未回答，文会却接口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朴庵公闻言大惊失色，曾公则微笑不语。
　　临别时，曾公说∶「此子将来必有大用。」
　　这以後，不论朴庵公夫妇如何劝说，文会终生不曾下过考场。〈杨仁山居士事略〉称∶
　　居士童时，示现游戏，条理秩然。九岁南归，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
　　这就是文会青少年时期的缩影。
　　文会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为他在家乡完婚。新妇进门之後，夫妇和睦相处，文会并没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满，而苏夫人也确是治家能手，把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干女人一样，性情刚烈，脾气很大。她绝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所自卑，她处理事情果决明快，就是不大迁就别人。
　　朴庵公夫妇总觉得儿子受了委曲，朴庵公劝儿子可另行纳妾，孙太夫人劝儿子要振夫纲，莫要事事顺从妻子。文会对他的父母说∶「我的妻子本来丑陋，别人已经看她不顺眼了，我若不敬她爱她，说不定别人就要欺侮她了。至於说纳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够孝顺父母，料理家务，生男育女，这也就够了。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计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朴庵公夫妇被儿子说得哑口无言，此事只得作罢。
　　三、促成学佛的一段情缘
　　就在文会完婚的前两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据了蒙山县，定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二年，由广西进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起兵时留下的大批军械，太平军顺流而东，下汉阳、武昌、继续东下，破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攻下了南京。
　　这时，受了战争的影响，文会一家十多口也开始转徙避乱的生活。他们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苏，而浙江，最後在杭州安居下来。
　　大约在咸丰八年，文会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到曾国藩的军中去效力过一段时间。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有如下的叙述∶
　　曾国藩邀祖父去办军务，屡次很得奇功。一夜，祖父到曾处谈时事，说到满清之腐败，祖父提议说我们何必自相残杀，为异族牺牲？曾公微笑不答。第二天，对祖父说∶汝父年已老，并且後方军需也非常重要，现派汝去办理一切军需，可是你不能置我於危险地位，切记！切记！祖父明白他的用意，当时就回到杭州。
　　文会回到杭州，大约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杨家在杭州是逃难性质，租赁的住宅并不宽大。後来，杨家隔壁迁来了一家邻居。这家邻居的住宅，前面与杨家隔壁，两家各有门户，而後面院子却无墙可隔，和杨家共一个院子。这家邻居，也是外地迁来避难的，只有姑嫂两人带一个小孩。即与杨家是共院的邻居，难免和杨家妇女有往来。有时和杨老太太闲话家常，有时向杨家借点零星东西。两家只有文会一个人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遇有什麽重工作，杨老太太就会找文会为邻居帮忙。就这样，天长日久，文会和邻家那位姑娘牵引出一段情缘。
　　邻家那位姑娘不但知书识字，还会作诗填词。她每天除了看护侄子外，就是读书吟诗。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会和那姑娘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不仅粗通文字，而是一个极有成就的才女。
　　文会在十几岁时就曾说过∶「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现在果然被他选择到了。他爱慕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也爱慕他。两人情苗渐长，爱意日深，周围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出来。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会的「并妻」。
　　文会以此事和父母商议，朴庵公十分赞成，杨老太太却说∶「迟迟再说。」原来她的儿媳——文会的苏夫人此时有孕在身，杨老太太说迟迟再说，意思是等儿媳生产，若是男孩，文会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会再娶，儿媳也就无所抱怨了。就这样，这件是就搁置了下来。
　　不意苏夫人十月怀胎期满，一举得男。这一来，杨老太太站在儿媳这一边说话了∶「妻已生子，无娶并妻之礼，若娶妾则可。」当然，这也是苏夫人要说的话。
　　问题是，那个姑娘也是出身书香人家，哥哥在外省做官，断无为人做妾媵之理。即使她愿意，文会也断不会让他心爱之人受此委曲。
　　在宗法社会中，妻与妾之间，差别极大。《白虎通》谓∶「妻者，齐也。」妻与夫站在平等地位，而妾媵只比丫头的身分高一点，是要受大妻管束的。「并妻」则不同，并妻俗称「两头大」，彼此地位平等，不得互相侵犯。文会既然敬慕那位姑娘，断无委曲她做妾之理。因此，断然的对母亲说∶「宁可不娶，也不能以此女为妾。」
　　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说∶「由於双方固执不让，婚事之议遂未成功。」
　　想像中，这是一场极大的家庭风波。苏夫人才干出众而个性倔强，文会则果断而又执拗。朴庵公和杨老太太也意见分岐——朴庵公支持儿子，老太太维护媳妇，两老之间也难免不有所争执。这件风波的结果，文会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而他和苏夫人之间，也难免不以此而拉远了夫妇的距离。
　　至於那位邻家姑娘呢？想像中自然也是十分伤心。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会见面，还是迁居他处，甚而终身不嫁，黄卷青灯，以了馀年，原始资料中没有说明，於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测了。
　　文会心中以後是否还有那位姑娘呢？〈我的祖父〉一文说∶
　　「经此一次打击，祖父更觉世事无聊，就终日在西湖边散步。一日，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大乘起信论》。···忽悟当中要旨，顿觉爱情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
　　赵文在「都不愿过问了」一语下面，打了个括号，注释说∶「或不尽然。盖以後孙媳妇中，据祖父说三嫂最像该女，而对三嫂宠爱胜过别人。可见一个人情恨斩断不是容易的事。」
　　杨仁山居士早期的传记资料，有《杨仁山居士遗书》中的〈杨仁山居士事略〉、沈曾植撰〈杨居士塔铭〉、张尔田撰〈杨仁山居士别传〉、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等，都不曾提到上面这一段「情缘」，也许是「为贤者讳」。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如果没有这一段情缘，或这段情缘有了圆满的结果，也许就没有以後的佛学大师杨仁山居士了。
　　四、由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处
　　文会遭此打击，一时万念皆灰，更感到世事无聊。他丢开公事家事，终日到西湖边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边漫步，在书肆中发现了一本《大乘起信论》，当即买下，置之案头，家居无聊，读别的书俱不惬意，拿起《起信论》来读，不觉间不能释手，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阅读。读了若干遍之後，忽然悟得论中奥旨，顿觉国事家事、爱情事业都是过眼云烟。由此开始，他到处去求购佛经，埋首阅读，他竟在佛经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
　　另有一说，谓∶「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觉甚微妙，什袭藏去+丌。嗣於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
　　关於这一点，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特别辨明∶
　　一日，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大乘起信论》，(一说在安庆购得，乃误，在安庆购得者乃《金刚经》)买回阅读，日夜不离手，忽悟当中要旨，顿觉爱情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
　　文会自从读了《起信论》後，就开始到各书肆、寺院中去求购佛经。遇到亲朋往他省者，就托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脚僧，就询问人家来自何处寺院，寺院中有没有佛经。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朴庵公和杨老太太见儿子对佛经著了迷，心中忧愁，但又无可奈何；而文会的苏夫人，是个刚烈倔强的女性，她对丈夫这般行径，只有一声不响，保持缄默，希望由时间来冲淡那一段家庭风波。
　　转眼到了同治元年，文会二十六岁。洪杨的太平军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现在进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强弩之末。是年，曾国荃大破太平军，光复芜湖，进围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渐渐安定下来，杨家一家人就迁回安徽省会安庆居住。文会到了安庆，仍是埋头在佛经中，不过问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迈的朴庵公病倒了，并且病情日益沈重。杨老太太眼见老伴卧病，而儿子镇日里念佛求道，不问世事，不由得心中忧急，忍不住责问儿子∶
　　「你父卧病在床，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和奶媳妇是妇道人家，你的孩子还小，似你这样丢下家务不管，整日里念经求道，我们这一家老小，将来可有何依靠？」
　　文会回答他母亲说∶「我现在落身世界中，必尽我的天职，虽不求奢望，总能家人温饱。我并非落发为僧，不过是研究佛经，将来能广大流传，就是我的愿心了。」
　　由夏入秋，天气转凉，朴庵公的病并未好转，终至撒手西归。一家人按照礼俗举哀尽孝，做完七七，已届寒冬。开春之後，文会全家把朴庵公的灵柩运回石埭，择吉安葬。事毕回到安庆，赶上时疫流行，文会感染了时疫。病愈之後，适曾公国藩檄委他任米谷局事，他为了负担家计，不得不出山任事。
　　同治三年，曾国荃攻克南京，忠王李秀成被擒，太平天国灭亡。隔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当时南京城残破不全，遂委文会「董江宁工程之役」。这样，文会一家人由安庆迁居南京。
　　文会自咸丰末年开始学佛，四、五年来，只是个人摸索，没有善知识可资请教，没有志同道合朋友共同研究，甚至於找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要问江南文物荟萃之地，何以佛经如此难找？原来洪秀全起兵，是以「上帝教」为号召。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强迫信奉上帝教，不得信他教，拜他神。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曾说∶
　　嗣是所过之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太平天国之乱，前後十五年，太平军所过之处，寺院经像，荡然无存。这就是杨仁山学佛的那个时代，佛经难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於佛学颇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切磋佛学。由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邵阳魏刚己、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人，都是有志学佛的人。他们不时聚会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才能普济众生。这时江南佛教文物经典毁於兵燹，如能刻印佛经，广为流传，实是弘扬正法、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于此，文会的学佛，又进入一新的境界。
　　五、四十馀年刻经弘法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魏默深名源，默深其子，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生，早於杨仁山四十三岁，他和龚自珍是同一时代的人。默深少有才名，致力於经世致用之学，以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时从杭州禅宗学者钱东圃学释典，潜心禅理。五十二岁中进士，数任县令，六十岁致仕，专修净土，自署名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他手录「净土四经」，交其好友周贻朴刊布流通。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在杭州僧舍坐化，享年六十四岁，金陵刻经处首刊的「净土四经」，就是魏默深手录，周贻朴刊印的版本。
　　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四十馀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馀卷，先後流通经书百万馀卷，佛像十馀万帧，详见本文附录「金陵刻经处创办始末」，此处不赘。
　　文会於同治十二年，辞去江宁工程局的职务，同时也辞谢了李鸿章函聘他到北方办工程的差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而「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在家中「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延请高明画家，在他的监督指导下，绘成了一幅「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悬在家中供奉观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苹身泛舟游历苏浙各地梵刹，并便中访求各寺院古旧的经书，供刻经处刻版刊印。闻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刹，猜想也许会有古本经书，於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无所得」，并且在外日久，旅费用完了，几至不能回家。
　　这时仍有老母在堂，而儿女相继出世，多年办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於刻经。为了家计，於光绪元年应聘到汉口主持盐局工程-他多年办工程，成了工程专家。他所经办的工程，坚固省费，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後来他的长子杨自新也办工程，南京狮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杨自新督造的。
　　光绪二年，汉口盐局工程结束，文会应老友曹镜初之邀约，到长沙去商议设置长沙刻经处的事。同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约他湘乡一晤。於是到了湖南。顺道游览南岳，登祝融峰。也去拜访了曾纪泽。
　　纪泽是曾文正公长子，字颉刚，即世称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时，遗命纪泽，谓杨某可堪重用。以是纪泽希望与文会见见面。光绪四年七月，朝命曾纪泽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约文会同行襄助。文会便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到了欧洲，在欧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伦结识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条文雄。以後三十年间，他和南条保持友谊，不曾中断。南条在日本为文会搜购得我国唐代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文会以之在刻经处刻印流通。
　　光绪六年，曾纪泽改派为出使俄国大臣，约文会同行，文会坚辞回国。曾纪泽要保举他做官，他也坚辞不受。纪泽不得已，给他长子杨自新保举了一个六品同知。
　　文会回家後，仍忙他的刻经事业。惟这时经书愈刻愈多，不但经书积存的多，而经版的积存也愈来愈多。木版印书，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个字，一本十万字的经书，就要刻出五百片经版。古语「汗牛充栋」，指的就是竹简或木版而言，文会为了解决经版保存的问题，他和刻经处的人去了几次苏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处永久的藏版之所，终以经费未集，土地也没有购成，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龄巷建了新宅，才解决了经版的保存问题。这所巨宅，他後来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列为公产，迄今仍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单位。
　　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英国，以文会曾随曾纪泽使英，娴於英国国情，坚约文会同行为助。文会情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二度赴英伦。文会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发达的原因，领悟到泰西各国富强之道，在於以实学为本。他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给清廷政府，无奈这时西太后当国，所上条陈有如泥牛入海。文会为此对时政颇感灰心。光绪十六年，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文会也由英回国。此後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弘法为职志。
　　六、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文会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後来创办「只洹精舍」的原因。
　　文会晚年(六十岁以後)，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著者。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称∶　惟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云夥矣。
　　光绪三十四年，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只洹精舍。只洹精舍是年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载曰∶
　　春，大师以华山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於南京只洹精舍。凡半年，於古文及诗颇有进益。杨仁老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老(谛闲法师)任学监。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羲、欧阳渐、邱　明，亦有同学之谊。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入民国後，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从文会学佛。後以丧母、大病种种挫折，决计舍身为法，再到金陵刻经处，任校对经书之责。越年，文会病逝，以刻经处编校相属。时值辛亥起义，革命军攻南京，竟无於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版赖以保全。
　　入民国後，竟无於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於内学院讲《成唯识论》，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梁漱溟、汤用彤亦从而问学。梁任公亦受业兼旬，以病辍，报竟无书曰∶「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竟无後於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科，阐扬法相唯识之学。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虽屡有法义之诤，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
　　杨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於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後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只洹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Holmes Welch)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文会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