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与佛教文化

慈善其实就是一种出于爱心的利他行为。慈善文化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心。而这与佛教文化中的悲悯众生、布恩施惠、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慈善事业正是践行佛法的要求。佛教发展慈善事业是以佛法关于布施的理论为依据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弘扬佛教文化，发展佛教慈善事业，将有助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

慈善，正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社会的一项事业。尽管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短短十几年，它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已经从最初的中华慈善总会1家发展到了100多家，募款数额也从最初的几千万元发展到50多亿元。仅2003年中华慈善总会为抗击“非典”就募集到款物6000多万元；至于印度洋海啸灾难，仅在事件发生后的6天时间里，中国红十字会就接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捐款承诺近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其中，中国佛教协会及各地佛教界募捐来的善款９５１万元人民币。佛教组织日益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

慈善文化不是佛教文化，但佛教文化与慈善文化有许多地方是相通的。慈善文化在中国人民中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老其老，慈其幼，养其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慈善其实就是一种出于爱心的利他行为。慈善文化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心。而这与佛教文化中的悲悯众生、布恩施惠、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在佛典中慈悲助人、护生救苦的思想与事例，比比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慈善事业正是践行佛法的要求。所以，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的济贫思想就与中国的慈善事业结合起来。过去，佛教慈善事业主要体现在民间寺院的赈灾、济贫、救病、护生、放生等方面。

赈灾：中国的天灾与战争是导致人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因素。灾难发生后，佛教都加以关心救助。隋末唐初，正值战祸，路有饿莩，京都会昌寺法素上座，特为难民设置万人粥会，甚至将寺内金佛熔化，换成白米以济灾馑；唐朝的昙选法师在山西兴国寺门前设置大锅，亲自施粥；四川开照寺的鉴源和尚，每于讲经后，设千人粥布施；元朝佛光大师于饥馑之年，必定亲自煮粥济民；其他如唐代的志宽、元代的志德、明代的德清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赈灾僧侣。

济贫：天灾、战祸及苛政使得农民普遍贫穷，佛教对于济贫事业，向来不余遗力。东晋令宗尼常常以自己的财物，分赠穷人；南朝宋僧铨、道猛、法恭、陈法朗等法师，在修行、讲经之余，不忘济穷施贫；隋朝昙延和尚因好施闻名，许多流浪者、贫民都聚集在其门前，寺院曾因此一度断粮，但终因慈愍而感动皇帝赠粮，后来被隋文帝立为国师；唐朝德美、慧 震、代病法师等，长年固定布施，或成立悲田基金，或设立施食道场，都是为广大的贫穷者所作的善行。直到现在，佛教寺院依然存在斋会，供应斋食。

救病：僧侣中有许多精通医术、从事行医救人者，而且救人如救己，患病者往往闻名前往求治。远路去的甚至就在寺院中住宿，一直到痊愈时为止。医僧尽心尽力医治病患，并未索取医药费。隋唐的智顗、法喜、昙荣、智广、道开、行满等法师，于医疗救病方面，皆有贡献。

护生放生：“保护动物”是现代环保意识，其实，佛教自古以来就倡导护生的观念，如戒律中的“不杀生”戒、佛教仪式中的“放生”，乃至基于慈悲心的“素食”等。放生是佛教护生事业的典型代表，寺院里常有放生池、放生园的设置。

今天，佛教对社会慈善事业的积极努力依然如故。1994年厦门南普陀寺首创中国佛教第一家慈善机构：南普陀寺慈善基金会。目前南普陀寺慈善基金会拥有海内外会员2万余人，慈善捐款共计1000多万元；上海龙华古寺，自2000年以来，各项社会慈善捐款达800多万元人民币，给社会的弱势群体送去了一份份的温暖；河北省佛教协会开设了佛教慈善功德会，开展救济孤儿、向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及其它功德事业；山西佛教协会开设了五台山佛教功德慈善总会，多年来致力于扶贫济困和其它社会慈善捐助活动；等等。

佛教发展慈善事业是以佛法关于布施的理论为依据的。佛教将布施分为三类：财施、法施、无畏施。认为布施是佛教徒实践佛法的六度之首，是由凡入圣，到达涅槃彼岸的必经之路。对于布施者，要求不期回报，将布施作为一种生活。佛教布施的真正含义，就在于舍去每个人的贪心。因此，我们说佛教文化与希望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心的慈善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2005年春晚《千手观音》的编舞张继纲先生说得好：“只要心地善良，只要心中有爱，就会有一千双手来帮助你；只要心地善良，只要心中有爱，他也会伸出一千双手去帮助别人。”

新的世纪，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社会慈善事业必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弘扬佛教文化，发展佛教慈善事业，必将有助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