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和作用

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和作用
　　李晨阳
　　载《佛学研究》2003年刊
　　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最主要的力量[①]。对于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一直来往密切的中国和缅甸来说，悠久、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和特点，它极大地丰富了中缅两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了两国语言和艺术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胞波情谊。
　　一、中缅佛教文化交流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佛教在中缅两国传播和发展的2000多年历史中，经过试探、依附、冲突、改变、适应和融合等历程，已深深地渗透到两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且对两国人民的信仰观念、社会意识、道德规范、文学艺术和心理习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至今日佛教在中缅两国仍长盛不衰。中国现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中国1亿多宗教徒多数是佛教信徒[②]；而缅甸居民信仰佛教者高达89.28%[③]，1990年有僧侣143152位，沙弥164077位，尼姑22136位，总共329365位[④]。
　　一些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以前就存在着一条经由缅甸的中印通道[⑤]，后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道”。通过这条道路，中缅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并且对中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些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缅两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相传公元1世纪时，著名的印度高僧摄摩腾（也称“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取道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来到中国。据《高僧传》卷一记载，这是中国有僧侣的开始。他们在中国翻译了五部佛经，目前仅存的《四十二章经》被认为是我国汉译佛典中最早的一部[⑥]。另据考证，在我国四川彭山、乐山的三处东汉崖墓里发现的有佛像特征的雕塑作品，具有印度西北部犍陀罗早期佛像的特征。有学者认为这是从川滇印缅古道（即西南丝绸之路）传入四川的[⑦]。此外，云南大理东汉墓出土的吹箫胡俑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佛教从滇缅道传入的证据之一[⑧]。由此看来，中缅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极盛时期，佛教对我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通过缅甸来我国弘法的高僧就更多了。如5世纪中叶，著名高僧佛音从狮子国到下缅甸孟人地区传教，同时他还派弟子跋罗到中国来弘法。6世纪中叶，印度著名的高僧拘那罗陀（也称真谛）也是经过下缅甸的德林达依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中国翻译了许多佛经，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缅甸是中国僧侣从西南丝绸之道前往印度取经的必经之地，这在我国唐朝尤其明显。缅甸著名考古学家杜生诰认为，在公元11世纪前，访问中国的印度僧侣和访问印度的中国僧侣都途经缅甸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路线经过勃生和八莫[⑨]。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慧轮传》中说，在印度芨多王朝时，曾有中国僧侣20多人，沿西南丝绸之路经缅甸到达印度，印度国王还建造了一个支那寺，供中国僧侣停歇[⑩]。该书还提到荆州江陵的昙光法师曾到诃利鸡罗国（Harikera，今缅甸若开）游历，另有一个50多岁的中国僧人携带许多经像来到诃利鸡罗国，受到当地国王的尊重，并主持了一座寺院，最后病故在此地[11]。根据梁启超的统计，当时沿这条道路去印度留学的僧侣占南北朝、隋、唐留学人数的1/9[12]。在唐代，我国僧侣不仅从陆路经缅甸去印度，而且还从海路到缅甸去求经弘法。如唐代高僧智岸、义辉和义朗等人曾到过下缅甸的郎迦戍，受到当地国王的礼遇，其中智岸和义辉后来就在当地圆寂了。
　　公元802年，骠国王雍羌遣其子舒难陀率领有乐工35人的音乐代表团访问唐朝，并在长安演出，引起轰动。大诗人白居易、元稹、胡直钧、王溥等人为骠国乐团的演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根据《新唐书》的记载，骠国乐团演出的12首乐曲中与佛教有关的有佛印、赞裟罗花、禅定等几曲。《唐会要》第3卷记载8世纪末时，“骠国演奏释氏经词意乐曲，已洋溢乎南诏”。中国传统的“狮子舞”最早就是由骠国佛舞曲流传南诏，又从南诏传到中原的[13]。
　　我国云南大理地区曾盛行的密宗佛教（也称阿吒力、白密）和缅甸11世纪以前流行的阿利教很相似，而且印度密教也是经缅甸于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传入云南大理地区，只是7世纪印度密教传入云南的情况尚不详明，而8世纪以后的传播较为清楚。公元8世纪以后印度密教由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南部）出发，经缅甸北部传入南诏[14]，并对南诏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在南诏就有许多印度僧人。在大理白族地区至今流传着关于密教的许多神话故事，如湿婆的化身—大黑天神进入南诏以后，经过改造成为土主，从此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此外，密教的译名如檀越、吒利等，中国其他地区的佛典翻译者也经常借用。
　　云南是我国唯一盛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对今日云南傣族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的来源，虽然众说纷纭，但有学者依据汉、傣文资料和考古发现的铭文，认为上座部佛教是6—7世纪时由缅甸传入的[15]；还有学者认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是从缅甸孟族地区传入的，并在公元615年在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座佛寺—瓦巴姐寺[16]。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是，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最初是从缅甸传入的，时间大约在隋唐，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等的影响，西双版纳的佛教后来受泰国佛教的影响较大。但至少在16世纪末，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的影响仍然很大。因为在1596年，西双版纳最高封建主召片领娶缅甸东吁王朝金莲公主为妻，随同公主前来的有缅甸佛教使团，他们带来了巴利文三藏经和佛像，在西双版纳大力传播佛教。公主在景洪建立了一座佛教寺庙，取名“金莲寺”，这也是云南“缅寺”的由来。近人李根源有咏“缅寺”诗云，“遮岛城西缅寺开，齐云楼殿势崔巍。铸金佛像成千百，都是边民血汗来”[17]。不过还有学者认为15世纪中叶以后从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的佛教分为住田园派和林居派（傣族称前者为“摆孙”，后者为“摆坝”），前者主要传入勐笼、景洪、勐腊、易武、勐养和勐旺等傣族地区，后者主要传到西定和布朗山的布朗族地区以及景真、勐海等傣族地区[18]。景谷县城郊区在17世纪时建有大寨佛寺（又称官缅寺），当时寺内有僧人百余人，人称“缅和尚”。[19]今云南德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分为左抵、朵列、摆奘和润四个派别，其中左抵、朵列、摆奘三派都是从缅甸传来的。摆奘相传是距今1700多年前从缅甸木邦传入，是传入较早的教派之一；朵列一词被认为是缅语，大约在1465年由缅甸木邦传入；左抵在缅语中是诚心的意思，大约在1894年由仰光传入德宏芒市和瑞利的少数崩龙族村寨[20]。朵列是现今德宏地区的主要教派，僧侣和信教群众都比其他宗派多，而且一直与缅甸上座部佛教交往密切[21]。此外，临沧地区耿马县目前流行的上座部佛教据有的学者考证，是1473年从缅甸传入的，左抵、朵列、摆奘和润四个派别此后也先后传入临沧地区[22]。
　　另一方面，中国的佛教文化也传到缅甸，并对缅甸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杜生诰经过考证认为，在公元4世纪期间佛教从中国被介绍到缅甸是可以接受的观点；在公元11世纪蒲甘王阿奴律陀征服直通以前，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有大乘佛教学派；公元纪年后的早几个世纪，中国僧侣在太公、卑谬和蒲甘用中文讲经布道，与此同时印度僧侣用梵文传播佛教，但因为中国的政治影响如日中天，所以中国僧侣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的传教也取得了更大成功[23]。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在蒲甘王朝仍清晰可见：一是在蒲甘寺庙中发现了大乘佛教的文殊、普贤像；二是在江喜陀的王后建造的阿毗耶德纳寺中的壁画上有观音像；三是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为蒲甘王朝的国王所接受，江喜陀就自称为菩萨，要拯救芸芸众生[24]。之所以后来在缅甸很难见到中国大乘佛教对缅甸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缅甸后来几乎全民改信上座部佛教；其次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有意淡化中国与缅甸的文化联系；第三是缅甸的考古挖掘工作比较落后，至今发现的有关两国文化交流的文物很少。但1856年以后，随着中国旅居缅甸的华人数量的急剧增多，大乘佛教和反映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寺庙再度传到了缅甸。如现今仰光的庆福宫（旅缅福建籍华人所建）、观音庙（旅缅广东籍华人所建）以及仰光大金塔周围的观音庙、禅净学院都是反映中国人的大乘佛教信仰的寺庙、经院。
　　另据史籍记载，公元1740年，当年随南明永历帝入缅随从的后人桂家宫里雁为反抗缅王的横征暴敛，在玛达耶、澳报一带与孟族流民一起起兵抗击缅王。与此同时，在勃固的敏家与缅甸南部的孟族人一起起义反抗缅王的统治，并协助孟人在勃固建立了新政权，拥立僧人斯弥陶佛陀吉帝为王。他们之所以拥立僧人为王，是因为这些华裔认为他是未来的“真命天子”，当地人认为他是“未来佛”（缅甸人称为Maitreya，即弥勒佛）降生，这是大乘佛教思想由中国移民传入缅甸的一个例证。“未来佛”出世的思想是由1681年在云南鸡足山修行的张保太的弟子张晓传播光大的。这种思想最流行的时期，正好是前往缅甸开矿经商的云南籍移民大量增加的时候，而这些移民大多信仰弥勒佛降生之说，因而在缅甸也掀起了信仰未来佛的热潮。因此，对于今天在蒲甘佛塔寺庙中遗存的许多弥勒佛像，缅甸考古学家杜生诰和日本学者铃木中正、荻原弘明都认为这显然是由中国移民传入缅甸的[25]。时至今日，每年都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佛教信徒来鸡足山朝拜。此外，福建省福州市鼓山上的巴利文贝叶经、云南省瑞丽市喊沙寺的巴利文经书等等也是千百年来缅甸与中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清缅战争后，两国恢复了邦交关系，在缅王孟云统治期间（1782—1819年），两国的朝贡贸易达到了高峰。缅甸贡榜王朝的贡物中有金塔、佛像、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等与佛教有关的物品，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也回赠了许多珍品，内有佛牙舍利一颗，现供奉在该国敏贡佛塔中[26]。20世纪初，中国僧人达居和善观曾到缅甸留学。1941年，缅甸送给我国《大藏经》三部，这三部经书系梵文写成，是佛教经典中极为宝贵的好书[27]。
　　从缅甸独立至今，中缅佛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各种活动不胜枚举。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缅甸上座部佛教人才集中、水平较高，因此中国佛教协会应缅方政府邀请，于1996年4月24日派伍地格德地、达磨塞噶、伍西涅嗡那、心源、宏扬五位比丘到缅甸留学，开创了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这五位比丘在缅甸国立佛教大学接受了五年的上座部佛教传统教育，学习科目主要有戒律、阿毗达摩、吉祥经、法句经、佛教史、佛教常识、巴利文、缅文、缅甸文学、英文，还有原始巴利经典。他们在通过8次考试后于2000年12月12日在曼德勒获得缅甸政府颁发的高级学业证书(Advanced Diploma)。2001年3月28日，他们从缅甸仰光回到昆明。这五位比丘是建国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僧人，他们不仅受到中缅两国有关方面的关怀和多方照顾，也将对我国佛教产生深远影响[28]。
　　二、中缅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语言和艺术的发展
　　杜生诰认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缅甸人从中国和中国的梵文译著中借用了与佛教紧密相关的术语，而不是从锡兰和锡兰的巴利文学作品中借用。根据他的考证，缅文中的佛或佛陀、法、僧侣、帝释天、圆寂或灭度、浮屠或佛塔、寺庙、担任圣职的僧侣、初学者、典籍或经典、棕榈叶、念珠或菩提子、回谢、提供帮助、施舍、叩头或敬仰等16个词语来自于汉语[29]。只是杜生诰未对这16个词做深入的分析，未免给人以牵强的感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缅甸语教授计莲芳近年从缅语的演变角度对菩萨、浮屠和地狱等几个词进行了语音学的分析，明白无误地确认缅语中的菩萨、浮屠和地狱这三个词来源于汉语[30]。此外，缅文中的“喇嘛”这个词语，是在元代从中国传入的[31]。从汉语中引进的这些词汇有力地促进了缅甸佛教用语和缅语的发展。
　　蒲甘是缅甸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佛教圣地。至今蒲甘还保存着举世闻名的2000多座佛塔。在这些佛塔中，不但可以看到缅甸各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及受印度影响的建筑和雕塑，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式的佛塔和从中国传入的佛像。据杜生诰的考证，从11世纪建造的佛塔和佛像来判断，蒲甘的文化曾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例如悉塔那佛塔和瑞珊陶佛塔中，都有从中国传入的弥勒佛像。杜生诰还在一座寺院中发现一尊无首佛像，缅甸人认为是中国佛教徒喜欢供奉的阿弥陀佛像。著名的瑞喜宫佛塔和瑞陶辛佛塔遗迹，就其建筑结构和形状特点来看，颇似北京的白塔寺。至于守卫在塔寺门前的一对巨大的石狮子和它们颈上的悬铃饰物，无疑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蒲甘的佛塔寺院中，还可以看到从中国传入的辐射拱门和形如北京故宫的多层飞檐楼阁。如宏伟壮丽的阿难陀寺中就有与中国的庙宇极其相似的多层屋檐的建筑物，该寺中珍藏的1500幅壁画，不仅可与我国佛教文化瑰宝敦煌壁画相媲美，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优波离戒坛中的壁画，其风格和笔调酷似我国唐宋人的作品[32]。此外，在蒲甘的出土文物中有汉文的碑铭、青铜制的中国佛像金刚手等等[33]。
　　缅甸产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随着玉石贸易的发展，缅甸玉佛传入我国者不计其数。如五台山的广济茅蓬、四川峨嵋金顶和上海玉佛寺等古刹名寺的大玉佛都是峨嵋山金顶的果迦法师在缅甸朝拜大金塔时当地佛教徒所赠。此外，浙江普陀山文物馆、杭州的灵隐寺、福州的涌泉寺和鼓山、北京的北海团城、洛阳的白马寺、登峰少林寺等都有缅甸赠送的玉佛。时至今日，缅甸仍向我国赠送玉佛，以进一步发展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缅甸佛教界在1996年向我国南京栖霞寺赠送玉佛一尊，仰光市市长向扬州赠送玉佛五尊。缅甸联邦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貌埃上将2000年访华期间，在参拜佛牙塔时表示要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一尊玉佛供奉于灵光寺。缅甸宗教部根据貌埃指示雕造了一尊高54英寸、底座高9英寸的玉佛赠送给中国佛教界，玉佛交接仪式于2001年1月18日在云南省瑞丽市金鸭寺隆重举行，这尊玉佛目前供奉在北京八大处灵光寺大殿内，供信众瞻拜[34]。缅甸赠送给中国的这些玉佛形态各异，有卧佛、立佛和坐佛，其工艺之精美更是令人赞叹不已。缅甸赠玉佛给我国不仅加强了两国佛教界的交流，也促进了我国雕刻艺术的发展。此外，在清朝年间，中国黄金在缅甸市场上流通以有“足赤”印鉴的为最上品，用作金箔贴在佛塔和佛像上，其制作方法与中国相同，在缅甸用途最广。
　　三、中缅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胞波情谊
　　根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缅王阿奴律陀（1044—1077年在位）执政后不久，闻知中国大理崇信佛教，并有一枚神圣的佛牙，就亲率其子江喜陀和四员大将到云南大理求取佛牙。虽然他未获得佛牙，但他在大理逗留了三个月，并受到了大理国王的隆重接待，与南诏国师一起参禅。回国时双方互赠礼品，大理国王赠送阿奴律陀一尊碧玉佛像。阿奴律陀把这尊佛像供奉在蒲甘王宫中，并把它视为中缅两国有共同信仰的象征，成为缅甸历代国王顶礼膜拜的圣物[35]。这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对缅甸产生影响的历史记录。根据我国史籍记载，蒲甘王朝于1106年和1136年又先后两次派使节来与北宋王朝通好，并赠金银书《金刚经》三卷和金书《大威德经》三卷等佛教典籍，后又送来佛教徒最尊崇的白象。
　　著名的《信第达巴茂克碑》[36]记载了元朝时期中缅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该碑文记载，当元军在1285年大举进攻缅甸时，缅王那腊底哈勃德派遣国师—高僧信第达巴茂克（意为“四方尊崇者”）出使中国至大都（今北京）议和。这位德高望重的佛教领袖以他杰出的外交才能说服了虔信佛教的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取得了元兵中止进军蒲甘的外交胜利。回国后，缅王因其出使有功，钦赠水田、旱地各四百亩和耕畜、农奴等。但他把这些赠予全部作为功德布施给班布亚佛塔。该碑文还记载，忽必烈在派他的王子雪雪的斤率大军进入缅甸时，有一个由高僧般若达摩加、悉利达摩加率领的70个寺庙的僧侣组成的僧侣使团随行，入缅后因为正逢雨季而滞留在顶兑（即太公）。这是西藏的喇嘛教一度在缅甸广为传播的原因。忽必烈在接见信第达巴茂克时明确表示，元朝派兵2万及僧侣到缅甸，其目的是弘扬佛教。可见忽必烈是想用宗教的力量去征服缅甸的佛教信徒，而缅甸国王也深知缅军无法抵御元朝的军事力量，因此派高僧去议和。这是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到应用于军事和外交的典型范例，也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的胞波情谊。
　　在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长河中，当代最有代表性和最隆重的活动是中国佛牙三次巡礼缅甸，这一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缅甸佛教的发展，对加深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的友谊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佛牙第一次巡礼缅甸是在吴努执政期间的1955年，在当时的缅甸引起了轰动，每天都有上万人来朝拜，人们都以能朝拜佛牙为幸事。当时的缅甸总统巴宇在祝词中说：“缅甸自阿奴律陀王朝以来的近千年中，一直期望着能从中国奉迎佛牙来缅供人民朝拜。现在全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缅甸怀着崇高的诚意，使缅甸人民终于能实现祖先遗愿，这是值得向中国政府深表谢意的······。朝拜圣物一事，将使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37]”事隔近40年之后，中国佛牙再次巡礼缅甸极大地唤起了缅甸人民的佛教热情，当佛牙抵达曼德勒时，欢迎的队伍长达20公里。佛牙在缅甸巡礼的45天中（1994年4月20日至6月5日），前来朝拜者多达2400多万人次，而1993/94年度缅甸总人口只有4313万[38]。巡礼结束后，缅甸政府又为两颗副牙在仰光和曼德勒各建了一座佛牙塔，以供人们长期参拜。1996年12月5日至次年3月5日，缅甸政府又一次迎请中国佛牙来缅甸巡礼。迎送佛牙舍利到缅甸巡礼的盛大活动不仅是中缅两国佛教界的盛举，也波及到了两国人民，也表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中缅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20世纪初，“缅甸佛教青年会”的成立标志着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旅居缅甸的华人积极支持并参与了这场斗争，其中著名华商吴明发就加入了“缅甸佛教青年会”，并在1911年创办的革命喉舌《太阳报》从事编辑工作。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高僧吴欧德玛应聘在日本东京佛教大学教授巴利语期间，结识了在日本积极筹备反清武装起义的孙中山先生。两位革命先驱就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事业和推翻封建王朝进行了商讨，交流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两人谈话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斗争需要将他们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09年，孙中山先生邀请吴欧德玛来中国游历了北京、上海、厦门等城市，进一步巩固了战斗友谊。吴欧德玛回到缅甸后，在仰光和曼德勒等地的群众大会上一再热情洋溢地说：“缅中两国人民是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反侵略的胜利。[39]”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吴欧德玛闻知后无限悲伤，只身长途跋涉来到北京悼丧。吴欧德玛和孙中山两人的革命情谊不仅是中缅两国人民亲如兄弟的具体体现，也促进了两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便通过佛教发展与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关系。1939年11月30日至次年1月9日，以太虚为团长的“佛教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苇舫以及翻译陈定谟）取道滇缅公路访问缅甸。12月6日，代表团一行抵达缅甸古都曼德勒，受到2000多名缅甸僧人和1万余名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缅甸僧王会见了代表团。12月10日，太虚等人到达仰光，不仅受到了3万人的夹道欢迎，不少缅甸人就地膜拜。太虚在瞻拜大金塔时，捐献了金舍利塔一座，银鼎一双。太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同缅甸朝野及佛教界领袖人物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救国政策，从而取得了缅甸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同情和理解[40]。
　　综上所述，中缅两国佛教徒之间很早就有了佛法传承的关系。随着佛教的相互传播，佛教的经典著作、佛学哲理、天文历法、医学药物以及服务于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语言等文化艺术，也随之在中缅两国之间相互交流并发扬光大。所以，中缅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不仅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有着共同的佛教信仰，才使得中缅两国人民长期以来更加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2000多年的胞波情谊从不褪色。我们也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缅佛教文化交流将为两国文化交流增添新的篇章，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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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季羡林：《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编：《东方研究论文集》，蓝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1997年10月16日。
　　[③][缅]缅甸国防部战略研究所编：《缅甸的人力资源发展与国家建设》（英文），仰光，1998年版，第171页。
　　[④][缅]《劳动人民日报》(缅文)，1990年10月21日。
　　[⑤]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⑥]张星琅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5—86页。
　　[⑦]何志国：《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第107页。也有学者持与何志国先生不同的观点，详见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⑧]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误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49页。
　　[⑨]杜生诰著，李晨阳译、李谋校：《缅语中的汉语词汇》，原文载《印度古物杂志》（英文），1906年7月号，第211—212页；中译文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年1/2期，第16—18页。
　　[⑩]转引自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11]高观如：《中缅佛教关系》，载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12]转引自陈炎：《中缅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7页。
　　[13]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14]杨学政等：《云南境内的三大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5]转引自黄夏年：《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四十年》，载《佛学研究》1992年刊，第270页。
　　[16]转引自黄夏年前引文，第271页。
　　[17]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18]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19]汪大年：《建立在“六缘”关系上的中缅文化交流》，载《东方研究》（200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20]转引自黄夏年前引文，第272—273页。
　　[21]杨学政等：《云南境内的三大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页。
　　[22]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23]杜生诰前引文。
　　[24]汪大年前引文，第234页。
　　[25]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26]高观如前引文，第216页。
　　[27]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东语系合编：《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28]详情参见大光：《我国留缅学僧学成回国》，载《法音》2001年第5期。
　　[29]杜生诰前引文。
　　[30]计莲芳：《几个缅语借词反映的汉文化影响》，载《东方研究》（1998年），蓝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604页。
　　[31]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32]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33]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二千年》，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34]详见宏度：《缅甸政府赠送中国佛教协会玉佛交接仪式在云南隆重举行》，载《法音》，2001年第2期。
　　[35][缅]《琉璃宫史》（缅文）第一卷第四编的第138节《到妙香国—中国奉迎佛牙》,缅甸宣传部报刊杂志公司,1993年版,第250－254页。也见哈威著，姚楠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4页。
　　[36]中译文见姚秉彦、李谋等：《缅甸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37]汪大年前引文，第237页。
　　[38][缅]《缅甸联邦1993/94年度财政、经济、社会情况报告》(缅文)，1994年版，第29页。
　　[39]汪大年前引文，第249页。
　　[40]楼宇烈、张志刚主编：《中外宗教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