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 继续推进佛教本土化

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 继续推进佛教本土化
　　充分发挥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本 性
　　主要观点：
　　●佛教是有机体，是社会有机体的环节之一。有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功能。这种动态的生命的高级存在形式，注定了佛教有机体在内外因缘变异的逼迫下，必然会自我调节、适应社会。
　　●佛教有机体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或者说运动形式，就是佛教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这中国化进程，现在并没有完成，也不会停止，将随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升级而升级，前行而前行。
　　●佛教有机体的健康延续，其基本条件是内部的基本和谐，以及与外部的基本和谐。一旦自我冲突或自他冲突的程度达到佛教有机体的承受极限，便会解体。
　　●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法之一，便是充分发挥佛教的正面社会功能。而这，需要完善佛教的有机体，使之时刻处于比较和谐旺盛的状态。其实践形式，就是要继续不断推进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需要本土化的主要方面：佛教观念、佛教行为、佛教经验、佛教体制。
　　一、佛教的有机体
　　社会是有机体。从社会学角度看，佛教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环节，这环节本身，就是有机体。
　　佛教有机体，是动态的生命的高级存在形式。静止，是暂时的、相对的；运动，是永远的、绝对的。他的动态，是有序的，不是杂乱的，是有规律的，不是随意的；他是有机的，不是机械的；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是整体而统一的，不是个体而独立的。他有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功能。当他的某些环节处于僵化或存在问题时，就会条件反射地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促使自我修复、自我改造，理顺自身有机体，以适应外部环境。
　　佛教的这种有机性，或者说自觉性，促使佛教整个有机体长久地、时刻地不断优化自己、完善自己、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社会也罢，佛教也罢，其主体是人，是人类。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佛性，人人皆当成佛。人类有向上提升的依据和动力。人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佛教有机体的核心载体。
　　佛教是有机体，这是佛教有机体自觉完善而且能够自觉完善的基础。
　　当然，要强调的是，一旦佛教有机体内部出现的问题或冲突和矛盾，激烈程度达到其可承受的极限时，便会解体。
　　二、佛教的本土化
　　佛教属于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佛教有机体的自身特征，注定了佛教随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佛教的核心教义––因缘论，指明了事物的联系性和变动性。佛教还说，不变随缘，随机逗教。这为佛教本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入华，与中华传统产生了摩擦。这缘于各自观念有异、行为有异、经验有异、体制有异。
　　佛教走进来，迫切希望站住脚，继续走下去。中国社会惊异于已经到来的不同的传统，也期待他有助益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在这背景下，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是必然的，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印度佛教入华后的本土化，不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事实。历朝历代的佛教面目各不相同，这体现了这一点。2000年来，总体上，佛教与当时中国的传统能够相适应，也说明了这一点。
　　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扬己之长，弃己之短；取别人之长，去别人之短；改造自己也改造别人；融入别人也被别人融入；骨质不变而肉质因应需要而肥瘦，即坚守核心精神，在用上因应社会需要。明显的成果如：禅、净土、华严等八宗的形成。
　　佛教本土化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也有其他宗教，曾经传入中国，但后来都不见了声音和踪影。虽有自身有机体缺陷太多的原因，但不能及时本土化也是那些宗教不存而亡的关键。
　　佛教的本土化，不应该是阶段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时刻性的、随缘性的，不因为已经本土化2000年就不再继续本土化。其进程，只要佛教存在，就不会停止，也不可能就此打住。他将随中国社会的前行而前行，随中华传统的升级而升级。
　　三、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
　　佛教有机体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因此，他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缺失的、有限的。作为宗教，总是追求尽善尽美。尽管理想主义者未必就能轻易实现理想，但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总是值得努力的，是可期待的。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就必须最融洽地本土化。要最成功地本土化，就必须最大可能地完善有机体。
　　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就当代中国佛教而言，实际上，就是自觉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提高佛教的自身素质、激扬佛教的自身活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但不是没有途径。
　　1、完善佛教有机体的紧迫性
　　佛教入华2000年，以其时间之久，不免产生惰性。2000年的传承中，包括译经、注释、讲解、革新，不免有失佛教真义之处。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之西到东，之南到北，时空各异，人缘地缘不同了，法缘也就不同。2000年前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也不尽相同。因此，今天的人需要的佛法表达方式，未必同于2000年前的。可见，今天的佛教，从他的对社会的契机与适用来说，已是亚健康的佛教，已是亚真理的佛教。他的机体，也不是那么完美，当然也谈不上健全。他的非积极性一面，越来越突出。这不是佛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对佛法进行表达者的问题。他们不能忠实地、契机地、与时俱进地宣扬佛法的精髓，使许多似是而非的假佛法大行于世，致使真佛法蒙受不白之冤。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佛教有末法时代说，虽然末法尚未来临，但末法时代来临的危机感不能没有。中国佛协主要领导从曾经的赵朴初大德到当前的一诚和尚，都对此表示了担忧。这事关佛教延续的健康与否，事关佛教的社会观感，事关佛教济世功能的发挥，事关佛教与现代社会能否很好地相适应。当然，也事关佛教徒对终极目标的是否最终实现。今天，谈强化佛教有机体的活力，已不是为了提醒或打预防针的问题，而是必须直面相对的尖锐的事实问题。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有此认识，才有紧迫感，才知道完善佛教有机体的重要性，才明白这其实是历史的责任，确实事关全体佛教徒的荣辱，将影响到佛教的未来。
　　2、完善佛教有机体的基本原则
　　①、不违佛教核心精神
　　树有干，民族有脊梁。宗教有核心精神，他是立教之本。丢失了核心精神，宗教就失去了他的特质，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存在的价值便缺失。佛教的核心精神，在慈悲、在智慧、在去执、在无我、在宽容、在忍让、在济世、在度生、在持戒、在禅定。
　　②、不违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优秀精神
　　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繁衍不息，自有其优良的民族传统、优秀的民族精神。如：忠孝、自强不息、诚信、勤劳、礼仪、公正、义利、尊老爱幼、和为贵、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等。他们与佛教核心精神相辅相成。
　　③、不违爱国守法的精神
　　是守戒的底线，爱国是爱教的底线。晋代道安禅师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近代弘一法师说：“念佛必须救国。”圆瑛大师时常提醒信徒，要爱国要守法，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因此，对宗教的热爱、戒规的坚守应该与对国家的热爱、国法的坚守结合起来，保证宗教在行进中不脱轨，避免宗教与现代政治走向对立。
　　④、不违世界普世的先进的时代精神
　　佛教是国际性的宗教，其能国际化，自有其普世性原理。每个民族皆有优秀的文明，世界有世界的先进文明。他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世界所接受。这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虽然，各国间对其的理解尚不统一，但其核心内涵，世界各国已有共识。
　　⑤、不违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精神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佛教对自身的要求，也是被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毕竟，佛教需要生存延续，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并非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提出这种相适应的议题或要求，其实历朝历代皆如此。就是佛教创立之时，也是这样。释迦牟尼佛虽然提出创新的思想，但一直尊重国王，维护政治体制，避免僧团触犯法律。也因此，未曾受到任何一个王朝的打击或压制。思之，意味深长。
　　3、完善佛教有机体的途径
　　①、挖掘和弘扬教义中的积极因素
　　宗教的社会功能有二重性，即积极性的一面与消极性的一面。“有因巧用、善用、活用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也有被利用、误用、错用而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一直以为，人有佛性可成佛，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或佛性如明镜，但这镜子，因为后天的原因，被贪嗔痴的灰尘蒙蔽了。既有灰尘既被蒙蔽，那么，就有其消极的因素存在，一旦假以相应的因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的结果。教义是否消极，看结果是否消极。只要能诱发贪欲、嗔恨、愚痴、不和谐，便非积极的。弘扬积极因素，便意味着要抑制消极因素。要把消极因素的负作用最小化。佛教教义中有许多积极性因素，如五戒、十善、六度、四摄、八正道、六和等，应把积极因素的社会功能发挥的最大化。
　　②、拓宽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的方法
　　佛陀生于人间，成佛于人间，服务于人间，涅槃于人间。佛教本身就是人间的佛教。佛教的果––终极目标，虽是出世的，但他的因却建立在人世上，是人世作为水到渠成的结果。佛教如要在人间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就必须拓宽其服务社会的途径，应多方面全方位地服务好人群。不同的时代，人群有不同的特征和需要。在今天，全球化浪潮袭卷，中国社会转型，人群精神压力大，心情浮燥，社会各阶层利益需求复杂。佛教对此当有所作为。当起到调节心理、稳定情绪、引导人群正确认识与看待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调整、帮助社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要发扬佛教热心慈善、慈悲济世的好传统，多为社会低层民众、多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民众，在扶贫、助残、助学、济困、赈灾、义诊施药、修桥铺路等上做些功德。
　　佛教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训戒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千百年来，已溶入社会注入人心，对人和社会起着一定的正面教化作用。如何使之旧瓶新用，为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服务，值得研究。法门无量，对机就好。社会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服务方式，佛教就要对此进行探索。服务方法多一种，度生的船就多了一艘，被救的人就多了一群，社会就多了一份安宁与平和。
　　③、大力加强信仰、道风、组织、制度、人才、理论建设
　　素质、外树形象，这是佛教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社会的期待。信仰是宗教的灵魂，而道风则是这灵魂能够显灵的支撑。佛教说，以戒为师，这戒即道风。戒为无上功德母。党有党章，宗教岂能无戒，或教徒岂可不持戒。佛教中有佛、法、僧、信徒、寺院、社团，是个大家庭、大集团。非单一组织，也非个人，是个综合大组织。无论单一组织或综合大组织，他是带领教团进退的核心。他的组织情况如何，事关整个教团的沉浮。好的组织，需要用制度来保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组织就有活力，就充满了先进性。讲一千条一万条，归根结底，需要人才。非道弘人，乃人弘道。人才是各项事业的首要因素和必要基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佛教兴盛时，并非一定僧多或信众多，乃人才多僧才多。所有的实践，都必须有理论为先导、为依据。理论的建设，近年被忽视。信仰建设上，当前，首先要做好导向，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我们要推崇信仰纯正的，要保持佛教的神圣性。对佛教进行庸俗化的行为，要给予抵制。要强化道风，继承重道风的优良传统，要以道风树寺院之形象。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就因为有道风，不同于世俗，这是佛教的特征之一，要把之强化出来，凸显出来。有了道风，僧格才能得到树立，才能被信仰和受尊重。关于组织和制度，要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精神，并结合佛教传统，重建自己。应当吸收现代社会组织和制度的科学性、严谨性、先进性的成分，健全制度，完善组织，强化监督机制。要善于总结经验，把好的经验和措施，不断上升为规章和制度。人才建设方面，除了办好现有的佛学院，应增办短期的培训班，支持创办各级研究所。既要有通才，又要有专才。培养人才，要严格培养标准，讲求质量，着重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宗教素质、法律素质、品德素质等方面有所提高。培养人是一回事，能用人又是另一回事。培养的人才，要给予用上，发挥其作用。理论建设上，要进一步研究：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教如何进一步中国化？如何建立人间佛教的体系？教义中的积极因素是些什么？消极因素是些什么？戒律如何适应现代？佛教道德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等议题。这些议题很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答案的好坏，事关佛教的健康延续和发展。
　　④、加强佛教的对内团结与对外联络工作
　　爱国爱教，团结进步。佛教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的不团结，就意味着内部的冲突。冲突就意味着不和谐。不和谐如何稳定。不稳定如何健康延续和正常发展。佛教讲六和：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和精神是僧团健康与否的标准，也是凝聚僧团的妙方。为了佛教的全局、僧团的团结，我们应打破山头主义，树立协作、互信、互学、互补的精神。同为佛子，本为一家，要有同舟共济的思想，要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要在竞争中一起进步。协会负责人、寺院负责人要起到表率的作用。佛教的对外联络，有其悠久的、良好的传统。佛陀涅槃后，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派人到印度之外的各国，馈送佛陀舍利，宣传佛法。佛教入华后，多少中华优秀僧才，如鉴真，七次东渡。如玄奘，西行求法，被号称大乘天于印度。如法显，南下求法于斯里兰卡，著《佛国记》，为中斯交往，功勋卓著。他们是中华民族脊梁，更是佛教的柱子。在国内，僧人就有云游的传统，勤走于江湖，省际间的交流，频繁不断。现在，世界成了地球村，佛教的对内对外交往，更应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有了交往，就有了理解，就有了友谊，就有了互动，就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长，抑己之短，共同提高，也因此促进了社会其他各项事业的进展。这种内外交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可以是教内之间，可以是佛教与社会之间，可以是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可以是佛教与政治、文化、艺术等等界别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永远是必要的，也将因此使自己更宽厚、更睿智、更强大，更具未来眼光。今天，我们在不忘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抵御渗透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加强同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周边佛教兴旺国家的交往，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创造和谐的周边国际环境服务。
　　⑤、探索确立融洽的政教关系
　　融洽的政教关系，是佛教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这并不意味着政教的互不相关，或互相对抗。要理解我国的政教关系，首先要了解国家对宗教的政策。《宪法》第三十六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岐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看这段话，我们体会到，国家保护宗教，宗教有义务维护国家的尊严，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基本方针政策，尊重国家选择的国家体制和指导思想以及基本制度。这就是，在信仰上要互相尊重，在政治上要团结合作。国家与宗教，有其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社会的繁荣。国家打击防范邪教以及其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各式破坏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合法宗教，打击非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一些民族还全民信教，宗教与民族问题纠合在了一起，国家必须在保护好宗教的同时，处理好民族关系。因此，宗教要为民族团结与进步服务，帮助国家处理好民族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的巩固。政教关系中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宗教界与党委和政府的关系，依据政教分离原则，国家不干涉宗教纯教务，宗教不干预国家事务即宗教不干预党政的决定和权限。但这不是绝对的，当教务工作涉及公共事务时，国家就应使用公共权力给予管理。因此，对政教分离原则，不应进行片面的理解，否则，这将使政教关系背离相互尊重、互相协作的原则，从而非正常地走向误解，走向对抗。
　　今天，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肯定宗教的积极作用，重视宗教界人士积极性的发挥，这为融洽的政教关系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佛教应继承优良传统，发扬老一辈佛教界人士与党和政府胆肝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处理好新时期的政教关系。
　　四、继续推进佛教本土化
　　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不是过了头，而是尚且不足。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佛教本有的社会适应性，以及历史的经验，凡是激烈剧变的时代，佛教都会因之做出大幅的自我调适。也就是说，佛教的本土化是贴近时代的，随时代的脉搏起伏而起伏。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相应地，也呼唤更具活力更契合时代精神的新形象佛教产生。新形象佛教不能凭空产生，而应在现佛教的基础上给予改造、更新，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继续其中国化进程。对中国来说，中国政经的转型，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场特殊的革命。对佛教来说，推进佛教的继续深入中国化，也是一场特殊的变革，他将成为中国社会大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佛教的中国化，有其具体的内容。佛教的继续中国化，应在这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佛教观念、佛教行为、佛教经验、佛教体制。如上四大元素是佛教体系的重要基本元素。
　　1、更新佛教观念
　　观念决定行为、经验、体制。宗教是精神世界的果实。佛教观念决定了佛教的本质和形式。探索佛教的观念，无论原始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对理解佛教的核心精神都是有助益的。佛教观念源自教主，也源自社会和生活。他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在变的。虽然，核心精神不变。他象一杯水，本质不变，但是装在什么容器便是什么样子，很灵活很自在很柔软很生机。
　　佛教创立于2500年前，那时的印度有那时印度的特征，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当时，他要解决的是当时人的困惑，当时社会的困惑。当时人与社会的困惑与今天人和社会的并无不同，但体现的形式已不同了。因此，当时的佛教有当时佛教的主要观念。虽然，这观念也是今天佛教的主要观念。相信，未来也是。但今天的人，对他的理解，一定是与2500年前的不一样。这些观念主要指：佛观、佛性观、因果观、轮回观、因缘观、业观、四谛观等等。佛教看佛，并没有把之看作主宰自然和社会的救世主。而是认为，佛陀认识了规律把握了规律，因此可以顺着规律，但他不能超越规律。人要学佛，首先要顺着规律，这就需要人们有一定的理性。这也就是佛教中说的，信佛要智信、要理信，而非迷信和盲信。对佛的理解，有宗教意义上的佛，他超越自然，超越世俗，超越生死，超越善恶，完全觉悟，觉行圆满，慈悲与智慧无限。也有从社会意义上理解佛的，以人格圆满为佛。太虚大师说，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不管哪种理解法，都满足了不同层次信徒的要求。在佛性观上，佛陀觉悟时，第一时间就认证了人类以及所有众生皆有佛性，哪怕一阐提，皆当成佛。佛陀认为，佛性平等，因此众生平等，因此印度早期的种姓制度或者说阶级剥削制度是不合理的。因果轮回观，让我们取得了社会、人、现象种种差异的解释钥匙，也让道德有了支撑点，也让人类生存和作为的价值得以被肯定，也让善恶的轮子有旋转的方向。无论佛教的这些观念合理性如何，但都已对社会包括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人的许多思维方法、风俗习惯、生活形式，以及文学艺术等文明。佛教还造就了许多圣迹、圣物、圣地、圣僧、圣行，成为宗教徒的明灯，也成为了社会大众的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佛教的深入中国化首先应当是佛教观念的深入中国化、本土化。今天，我们应对原来的佛教观念重新做个审视，疏理一下当时产生的背景，利弊功过，以及在今天被强调时的利弊。对利者，弘扬之；对弊者，抑制之。着眼长远，趋利避害。我们要结合时代的特点，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新的内涵，给予新的阐释。在观念上，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2、优化佛教行为
　　宗教观念的外在化，表现为身体动作和语言形式，这就是宗教行为。佛教的行为，是多样的，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形式。但总体上，总是有迹可寻。该行为，从个体到集体，从自发到自觉，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规范，有一定的共同性和普通性。
　　佛教入华2000年来，佛教行为从印度式到中国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式佛教行为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为民间和士大夫阶层所接受。
　　总结中国佛教行为，主要如：中国式的礼拜、祈祷、忏悔，中国式佛教禁忌，各种仪式等。
　　宗教行为，虽是表象，但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了宗教的本质。
　　就以宗教禁忌为例：如佛、菩萨等神圣物的禁忌；对经典的禁忌；对僧人––教职人员的禁忌；对佛教场所----寺院、佛教圣地––如四大名山等的禁忌；对特定宗教时间，如佛诞、初一、十五的禁忌。又如：在语言上、行为上、饮食上、以及性上，都有许多禁忌。这些禁忌，要求信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塑就了信徒的行为规范，他的社会意义明显。
　　今天，人们的佛教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行为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在古代，佛像贴在墙上或塑在佛堂，但今天，佛像被塑贴进了因特网，上了屏幕。曾经，祈祷、忏悔，得踱进寺院，站在雕像前。但今天不一样了，有人在因特网上祈祷与忏悔。打开佛教网站，网上烧香、网上许愿、网上祭祖、网上拜佛等，皆出来了，佛教行为越来越多样。在此情况下，为了佛教的健康，我们应当优化佛教行为，剔除一些不合时宜的行为。对新生事物、新生行为，健康的给予鼓励，不宜的要及时给予抑止，消灭于萌芽状态，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3、丰富佛教经验的新感受
　　观念化为行为，行为得出经验。佛教观念的更新，佛教行为的优化，必然丰富佛教经验，使体验者得到前所未有的新感受。
　　分析佛教经验，多种多样，因人而异。比如，在信仰对象面前，信仰者往往会有敬畏感、依赖感、神奇和惊异感、罪恶感、安宁感和获救感、神秘感等等宗教感受。佛教经验，使信仰更感性更深化。
　　经验不是凭空而生，如前所言，他是宗教观念和行为的结果。理论和教义的引导，持戒及道德的净化，宗教修习方式的应用与实践，乃至宗教氛围的制造，无不使宗教经验得以产生。
　　宗教经验的感受，有高品味的，或者说是积极向上的，但也有可能是低级趣味的，或者说是消极的。同样，学习佛教，有人从消极走向了积极的人生观，也有人从积极走向了消极的人生观。当年，就有人因为了知佛教苦空的道理后，而自杀不活了，这就极端了，也误解了佛法讲苦空的用意。
　　我们今天谈佛教经验，目的是为了信者在体会经验时能采取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教团或佛教而言，也应向社会和人类提供积极向上的宗教经验，丰富佛教经验的新感受，避免低俗的宗教经验产生。除了对宗教体验的理解要进行很好的引导外，重要的还是要提升宗教行为的品质，进化宗教观念的内容。
　　行文至此，当我们谈及宗教观念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宗教行为概念，当我们谈及宗教行为时，我们不应忘记宗教经验概念。在佛教中，其观念、行为、经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要提升其一，便要提升其二。我们不可将他们独立分割开来看待。
　　4、打造佛教体制的新系统
　　宗教体制是宗教架构的横梁柱子，是宗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宗教观念、行为、经验诸元素的内容规范化和制度化起来。个人的信仰在这里被组织化为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宗教，个人内在的宗教观念被上升到信众共同信奉的教义，个人内在的宗教经验被推崇到大家共同追求的宗教修持目标，个人的宗教行为变为了相对固定的宗教礼仪，这些都使个人的各种信仰元素固定化，成为宗教体制。
　　世界各大宗教，都有庞大的严谨的宗教体制系统，佛教也不例外。
　　就宗教角度而言，佛教体制主要包括僧团组织、教阶制度、教义系统、修行体制，以及佛教礼仪制度。佛教三宝佛法僧，其中核心是僧。僧团是佛教组织的灵魂。现代社会，僧团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古代，只有寺院，而今天，有了各级佛教协会、各级佛学院。寺院的管理，从古到今，起重要作用的，都是丛林清规、丛林制度。但佛协、院校便无现成的管理体制可寻了。有人以丛林的管理方式套之身上，有人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套之身上，但都未见良好效果。为此，其管理方式，或者说组织体制，如何才能更合理，有待研究，值得探讨。
　　佛教中的教阶制度，体现在丛林的两序––东序西序大众的职位安排上，一方面是实职，比如：方丈、监院、知客等从事实务的；另一方面，是虚职，如首座、都监、堂主等，行使监督权、被咨询权，起道德和持戒等表率作用。由于现今寺院的人事制度受到佛协的影响，因此，原有的体制是否可以得心应手的被继续应用，值得商榷。何况事实上，多少丛林多少小寺院，已没有按照丛林制度进行人事的选拔安排。在这情况下，寺院人事产生的新制度的出台，已有必要。
　　在教义系统上，注入新思路，挥发新活力。这方面，党和政府有所期待。“对宗教教义进行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发挥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僧团对此也自有要求，这也是广大信众要求的反映。民国期间，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理念。改革开放后，赵朴初大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为此，佛教教义系统，发生了一点变化，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但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今天的中国时，他的各方面变化，二十年胜于之前二百年，这就需要我们对教义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更新，以适应时代之机，顺应时代之缘。
　　在目前，世界上有两种思路回应教义系统必须更新的事实。一种是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宗教中原有的信条已包含了全部的真理，宗教在历史过程中的一切发展，都已包含了原有的基本信念，教义解释只不过是对之进行逻辑展示，以求对固有信条的充分理解”。另一种则认为，对教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有机的发展进程，“强调教义的解释，不只是对原本启示的含义作解释性的说明，还应注意到当时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宗教思想产生的影响”。佛教是以因缘法则为理论基石的宗教，因缘意味着运动，因此我认为，佛教认同第二种思路。
　　在修行体制上，不同宗教有不同的方式。佛教强调法门无量，但异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人类最终的解脱，现世的幸福。在这无量法门中，有一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坐禅、念佛、止观、禁欲。以自己解脱为目标，这是以出世为宗旨的修持。还有以入世为宗旨的修持，如慈济度生等。出世的修持获得功德，入世的修持获得福报。功德多作用于来生，福报多作用于现世。提倡人间佛教，某种意义上说，应侧重于度生，以度别人来救自己，非独以度自己来救自己。什么才算修行，以宗教之外的方式为善助人算不算修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体现了对教义系统的不同看法，意味着对人间佛教理念的认同与否。从人间佛教角度，应将为善之举列入修行的范畴，无论其为善的动机是否出自宗教，是否为教徒所为。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应将修行的内涵广义化，扩大其范畴，不应狭义地将之禁固局限在佛教特定的念佛坐禅等修行方式上。
　　在佛教礼仪上，2000年来，完完全全中国化了，几乎没了印度的影子，除了合掌等一些。我们念的是中国字，唱的是中国腔，着的是中国衣，吃的是中国的素食，住的是中国宫殿般的寺院。我们不再念梵文或巴利文，不再偏袒右肩，不再托钵。不过，毕竟我们今天的礼仪，多是盛唐时或此前留下来的，或此后影响来的。还有我们遵从的律制和清规，有上千年甚至是2500年的历史了。他们对我们今天的僧团或信徒来说，是否那么被愉心悦目？其功能是否得到真正的发挥？这值得怀疑。因此，在不违根本精神和佛教设立礼仪的初衷情况下，对这些礼仪进行新的诠释，赋于新含义新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造，是必须的。如此，古老的礼仪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新的生机。
　　佛教体制，是佛教有机体核心的环节。他是动态的、变化的。每朝历代，他都自发和自觉地更新自己。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佛教的自我特色。今天是个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佛教体制的不断量变已是必然，而且必须，甚至可能产生质的变革。我们无意成为质的变革的推手，但对其量变过程，我们应予关注，给予正确的引导，乐观其成，并助之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