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落·聚沙成塔

盛世修落·聚沙成塔
　　何云
　　无论如何，当代中国宗教文化史会记录下这个日子:1996年4月9日这一天，在北京，一批第一流的佛学专家和电脑专家，共同走到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前，他们伸出手来，互相紧紧地握住了对方伸过来的手。
　　佛教和电脑—分别代表着我们社会中最古老与最新鲜的文明两极，在这个世纪末的初春早上，奇妙地相遇了。
　　那么，促成这一历史相遇的因缘，是什么呢?是佛教大藏经。具体地说，上述两界专家，此刻聚集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这就是“佛教大藏经电脑化工程”，为此而召开这个专门的座谈会。
　　《大藏经》对于今天大多数人们来说可能显得如此陌生而遥远，即使对于越来越多的感兴趣于宗教文化的年轻人而言，这也只是一个与佛教有关、意义含糊、略带神秘色彩的词而已。的确，对于20世纪中国人来说，这个词真像一个梦，一个文明的大梦。在淦释它之前，让我们溯回从之，思接千载一回如何?从1996年4月9日这个日子往回数一数吧。距今1 025年之前，中国著名的皇帝“唐宗宋祖”里的那位宋太祖，在他开国不过10年，中国恢复南北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刻，却在百忙之间似乎拈出了一着“闲棋”:他派出一个名叫张从信的朝廷命官，前往那个时代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益州(今四川成都)，调集那里的一切最好的技术力量，监刻“大藏经”。从此，在中国，然后在韩国、在日本，雕造“大藏经”，就成为一个强盛时代的一种标志，每一代宗教文化血脉旺盛的激情产物。那么，这大藏经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愿意引用新中国第一批佛教博士之一的方广铝先生在其所著《佛教大藏经史》中的定义:“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的总称，在梵文中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原词，它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名词。“大”，在这儿是一种褒义，它表示佛教的经典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藏”，…古代印度的僧侣们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存放在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标单位乃至代名词。“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Sutra，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绳将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再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迩牟尼的“言教”搜集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流传后代，所以称之为Sutar。……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utra呢?在此，释僧肇的解释可能是有代表性的(意译—引者注):
　　所谓“经”，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逝，古今情况不同，但释迎牟尼的觉悟真理不会发生变化。……大藏经虽是佛教典籍，却涉及哲学、历史、民族、中外关系、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史、医药、建筑等诸多领域。它(汉文大藏经)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是今天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大藏经是佛教文化千秋万代不灭的慧炬。
　　在这个会场上，佛教学者怀荆山之玉，电脑专家们抱灵蛇之珠，—宗教与科学在这里圆融无碍地对话。与会者围绕“大藏经工程”的重要意义、“大藏经工程”近年在海外的进展情况、新编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纂整理方案、《中华大藏经》的经验与借鉴、从古文献整理谈“大藏经工程”、华大藏经工程”中的电脑技术、“藏经工程”的经营管理方案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
　　与会者强调指出，“大藏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北宋开宝年间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术刊刻大藏经以来，到现在为止，国内外已经先后刻版印刷了30余种不同版本的汉文大藏经，这些大藏经对推动历史文化研究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曾经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解放以来，我国佛教界和学术界也先后出版了汉文系统的拓印本《房山石经》和修订赵城藏为底本的《中华大藏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深化改革，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进人盛世，佛教事业也处在空前绝好的大好时期。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下，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的气氛下，和当前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条件下，重新编纂汉文大藏经并使之电脑化的条件已经具备。新的大藏经编纂符合佛教徒的心愿，顺应了历史潮流，对人类文化精神将是一个大大的推动，功在当代，泽及后人，有着深远的意义。
　　据学者介绍，当前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大藏经编印事业也在飞速前进，并有了突出的变化。这个突出的变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利用当代计算机高科技和国际网络，重新编纂、录人藏经，制成光盘。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佛教界或学术界都为之投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已经出了不少成果，仅在“英特尔”国际网络中出现的各国和各地区的汉文藏经文献就已经达到了数百种，电子佛典的国际性组织也正在形成，光电版大藏经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国民间虽然也有录人藏经的活动，但是与国外和港台地区相比，还做得很不够，参与者少，缺乏有力的组织，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信息交流不足。因此，面对当前日以千里的迅猛变化势态，学者呼吁，要求大陆的佛教界、学术界、出版界和电子工程界联合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应付继之而来的新的挑战，迅速抢占“制高点”，参与世界新潮流，争取进人世界大藏经电子化的前列。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谁占有了这方面成果，就意味着垄断了这方面的市场，因之，电子版大藏经的编纂，不仅是一项文化事业，也是一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拥有，利国利民，意义重大。
　　学者认为，新编的大藏经，应该站在高，起点上，即在历史编纂的大藏经基础上，吸收它们的长处，再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重新编纂一套高质量的大藏经。这套大藏经还应该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编大藏经应该以“全”为特点。所谓“全”，即应收人更多的内容，它不仅包括过去已有的内容，而且还应收人近现代人的一些著作，以及一些用汉文撰写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人士的佛教著作。在以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再陆续编人藏、傣、满、蒙等文字的藏经或译本，形成一套特色齐全的中国藏经。其次，新编大藏经应以“精”为其特色。所谓“精”就是版本要精，选择最好的版本编人，目录编排科学。第三是使用方便，最好能够做到用现代标点点断。第四，要充分考虑到佛教徒的心理，使其还能成为一套用于供养的经典，在外观设计上符合这一要求。出于以上几个特点，有学者提出先以5年时间进行调查，摸清家底，编出目录，然后再进行编纂。
　　电子工程专家认为，从当前计算机技术和处理手段来看，不管是编纂大藏经电子版的文字或图形都不存在问题。光电版大藏经的编纂，与传统的出版概念有本质的不同，它所建立的数据库是一个开放系统，将大藏经储存在数据库内，使用方便。光电版大藏经既可做成文字版，也可以收人图版，还可以配上声音，图文并茂，有着广泛的使用价值。而且制作光电版大藏经成本低，体积小，既便于收藏，也便于使用，有着广泛的前景。他们认为大藏经工程可以立即上马，如果在编纂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以随时修改，随时解决。近期内先做出阶段性成果。
　　国务院宗教局的领导人显然在关注着这场研讨会。作为宗教事务部门最高一级的负责人，他们对于大藏经电脑化工程的冷静理性态度，甚至要比那些最为冷静的教授还要冷静。叶小文局长说:“我赞同吴立民先生的话，就是—兹事体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缘成熟，难以完全办好。”
　　是的。
　　“盛世修藏”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但是，今天的世界现实背景较之以往任何一个“盛世”都要复杂和广阔得多，简单地颂扬所谓“盛世”功德，远不足以说明我们时代的特征:诸如上文提到的围绕“大藏经电脑化”，在知识产权方面争夺“制高点”的紧迫性，在海峡两岸甚至在整个汉语文化圈里凝聚人心的重要性、在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性……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以往任何一个修藏的年代从没有遇到过的。汉文大藏经电脑化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啊!
　　盛世当修藏乎?聚沙方成塔矣!
　　主持这次座谈的人们，将会议消息及时报告了赵朴老，朴老高兴地称“好!”，作为一个为佛教护持正法数十年的文化老人，他何尝不愿意早日见到中国人自己的“大藏经”再度辉煌，照耀千万善信?但是，老人旋即又郑重地嘱咐道:要慎重，要慎重啊!
　　这些人类智慧正信永不凋谢的花瓣，这些由“大藏经”贯穿起来的金色波罗花，也许就要在新世纪的晨光之中微笑，并绚然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