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的晚年行实－以高宗朝为中心

　　玄奘大师的晚年行实－以高宗朝为中心
　　The Late Years Life History of The Ven. Xuan Zang

　　黄运喜*
　　Huang, Yun-shi

　　摘要

　　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负盛名的僧侣之一，身兼译经家、义学研究者、旅行家、求法者、及国民外交家等多重身分。他的生平事迹广受重视，研究者亦多，本文以其最后的十四年为主，考察他的行实。
　　本文玄奘大师的人际脉络为重点，探讨他与高宗、武后的情谊谈起，再论及与朝臣、宗教界的交往，最后为受业弟子。透过玄奘大师的处世态度，对人际关系复杂的今日我们来说，也许会有诸多启发。

　　关键字：玄奘大师、奘师、高宗、武后、译经

　　一、 绪论
　　玄奘大师（600－664）是我国最著名的出家人之一，1身兼译经家、义学研究者、旅行家、求法者、及国民外交家等身分。他的生平传记与译文著述，广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所研究、考证、翻译，甚至西域、中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古迹，均因《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而发掘，得以重见天日，对于玄奘大师的生平研究重点，最常见的是年谱的撰述，以及出生、西行求法年代等未定论记载的考证，与部份特定时间2或事件的研究，撰著不可谓不丰硕。但经仔细阅读与思索，发现在现有基础上仍有发挥的余地，故不揣浅陋，以唐高宗朝为中心，探讨奘师生命中最后十四年的行实，做为此次论文的主题。
　　一般学者研究玄奘大师回国后的行事，较集中于他与唐太宗的双向关系，3如汤用彤在〈唐太宗与佛教〉、《隋唐佛教史稿》中阐明太宗对于佛教的基本态度为政治作用大于宗教信仰，在奘师回国后，虽或较前信佛，但他对奘师的礼遇，主要还是出以爱才的心理，不同于梁武帝的舍身归佛。4美国学者瑞特（Arthur F. Wright）在〈唐太宗与佛教〉一文中，将唐太宗一生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四期是在贞观十九年（645）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这段期间，个人的忧虑、病痛、未老先衰是其特征。在这段期间，影响太宗对佛教观念改变最深的，正是玄奘大师。5奘师以贞亮的信仰，渊博的学问，纯真的修持，高雅的风范，让太宗为之欣动倾倒，因而对佛教的态度略加改变。并为奘师撰〈圣教序〉，度僧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乃至临终前颇有相恨见晚的对话：“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6华裔学者冉云华在〈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一文中，说明了四个论点：一、奘师在印度和中亚的声望与丰富的旅行知识，是身为“天可汗”的太宗所需要的，《大唐西域记》的写作，正是在此背景下完成；二、太宗在创业时与争夺帝位时的杀业犯罪感，在心灵上需要奘师的抚慰；三、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护持，奠定了日后高宗对奘师的友谊与护持；四、奘师的政治理想，表现在高宗即位时重新译出的《王法正理论》中，但此论对中国政治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主要原因是唐代的帝国建制，已是最后的成熟阶段。7
　　 玄奘大师与太宗的研究成果已如上述，本文的写作，主要是接上述诸学者之后，以高宗朝为中心，此因太宗崩后，奘师尚有十四年的岁月，这段时间是奘师译经的黄金时间，他的翻译大业，主要还是在这段期间取得重大成就。虽然如此，但奘师在这段时间并非闭门从事翻译工作，他与当局的皇帝、皇后、大臣、其他僧侣、门人弟子等仍有亲疏不等的关系，故重点除高宗与奘师的交谊外，尚述及武后、朝臣、与奘师同时的僧侣以及及门弟子，透过这层观察，对唐朝初年佛教的弘传、政教关系、僧团之竞争与人才之培育，均有进一层的认识。

　　二、 与唐高宗的情谊
　　玄奘大师与高宗的情谊，可分两阶段考察：一、当太子时期，即从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大师归国时，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崩殂止；二、高宗即位起(649)到奘师圆寂(664)时止。
　　高宗是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第三子，他的两个兄长干承和濮王泰，因为争夺太子地位，双方各树朋党，互相倾轧，以致在贞观十七年(643)时太子被废为庶人，不久太宗发觉濮王泰亦凶险难立，于是有“仁孝”之名的晋王李治，(即日后的高宗)。晋王李治亲历兄长的废立，故当太子时小心谨慎，侍奉太宗战战兢兢的，对于他的老师更是礼敬有加，因而得到太宗的欢心与时誉。在当太子阶段，他与奘师的交往记载不多，但据两唐书所载，他侍奉太宗周到，甚至寸步不离，太宗与奘师的对话，乃至对奘师的赏识、护持，他均知之甚详。《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太宗为奘师撰〈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凡七百八十一字，并命上官仪对群僚读之，敕贯众经之首。皇太子接踵其后亦作〈述圣记〉一文，此后又为奘师所上《菩萨藏经》作序。8这次的文字因缘，奠定太子与奘师间的交情。除此之外，被认为是太子对奘师最大护持的是慈恩寺的落成与礼请奘师任住持，慈恩寺位于长安晋昌坊，原为净觉伽蓝，9太子在写完〈述圣记〉一文后，为追念生母文德皇后而请太宗准予设立。该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僧三百。10寺落成之日，太宗敕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凡彩车千余辆，太宗亲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执香炉，目而送之。11
　　高宗在位期间，虽然在唐代帝王中，其名望不如开创朝代的高祖，也不如太宗的雄才大略，经纬家邦，甚至连他的孙子玄宗也比他有名。事实上，高宗本身的文治武功相当可观，对内曾缔造与贞观之治齐名的永徽之治，对外平定西突厥、灭百济与高丽，显示出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可惜的是高宗自显庆元年(656)开始，因患风眩之症不能视事，政治便委托武后代决，造成武后擅权，乃至在高宗崩后废中宗、睿宗而自立。
　　欲考察高宗在这段期间对玄奘大师的情谊，可分政治上的立场及私人信仰方面来叙述。在政治立场方面，唐代自高祖开始的宗教政策，即是“亦将有以利吾家”的倾向，也就是宗教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于政局的安定，在此前提下，道教似乎比佛教更吃香，《唐会要》卷五十谓：

　　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与吾语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年。”高祖甚异之，乃立庙于其地。12

　　这是高祖受禅后，制造神话，与老子攀上关系，用以装点门面，并藉此对抗社会上所尊敬的世家大族。武德七年(624)十月，幸终南山谒老子庙；八年（625）造太和宫于终南山。高祖的这项作法，对历代子孙来说就是“祖先之法”，不得轻易变更，影响所及，唐代的三教排名次序，除武后即位后，曾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官之前外，总是先道后释。高宗即位后，虽然追随太宗的脚步，继续礼遇护持玄奘大师，同时也对道宣、怀素二律师及奘师的弟子窥基礼敬有加，另亦兴建伽蓝，如永徽二年（651）废玉华宫为佛寺，六年（655）在昭陵侧立佛寺，以为太宗追福。13龙朔三年（663）为文德皇后立资圣寺，14若以如实如法的观点看，高宗的造寺动机，仍然脱离不了弘扬名教（孝道），住相布施的层次，故于奘师圆寂后，因政策的需要，转而扶植道教，为老君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亲谒亳州老子庙。15
　　在私人信仰方面，《续高僧传》载沙门玄琬在贞观初年为长孙皇后及诸王受菩萨戒，法常法师于贞观八年（634）为太子干承受菩萨戒，高宗是否也跟著受戒不得而知。如以他日后的作为看来，高宗的信仰层次始终在“亦将有以利吾身”中，对于义学研究似乎兴趣不高，其所撰的〈述圣记〉实为应酬文字，对于佛理未有阐发。相反的，高宗对于道士炼丹以求长生相当有兴趣，自显庆（645－660）年间开始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后因道士叶法善之谏而罢之。不久，复命胡僧卢伽阿逸多合长年药，药成，将服之，为朝臣郝处俊所阻。又命道士刘道合炼丹，丹成上之。不久，道合死，弟子将开棺改葬，其尸唯体空皮，而背上开坼，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16开耀元年（682）终因服食丹药，药性发作，身体不适，而令太子监国。17二年后而崩，高宗之崩，是否因饵药之故，史无明文，不得而知。在唐代帝王中，因服药而受伤害者为数颇多，其中太宗、宪宗、武宗、宣宗甚至因此而丧生。高宗在位时，有玄奘大师、道宣律师等人宣扬正法，为何最后会选择服食丹药，而受到药害呢？其根本症结是他的信仰层次，始终停留在住相布施、冀求福祐的层次中，高宗在显庆年间因道士叶法善的劝告，而罢去炼丹之士，直到玄奘圆寂后才再度找人炼丹，不能因此而认为奘师未尽劝告之责。
　　从上述各点，可知在政治上的需要，李唐皇室以抬高道教地位为主要政策，高宗对于玄奘大师的礼敬护持，还是遵循太宗的路子，但缺乏太宗晚年时与奘师所发出之肺腑之言：“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的同理心。再从玄奘大师的立场看他与高宗的情谊，冉云华教授在〈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一文中，已指出奘师对政治的敏感度与警觉性很高，尤其是贞观二十三年（649）春，其高足辩机因与高阳公主（合浦公主）通奸被杀，始奘师对政治更加小心。故高宗在位时，虽仍保持与帝王之礼仪，但不卷入宫廷政治中，而专心致力于翻译事业，从这点也可解释为为何对高宗初年的立（武）后事件中，始终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此外，奘师也晓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故他竭力寻求高宗对自己译经事业的赞助，如永徽二年（652）奏请在慈恩寺西院建塔以安置经像舍利，经高宗许可后，奘师亲负则箦畚，担运砖石，基塔之日，并命名为“大雁塔”。18显庆元年（656）请薛元超、李义府转请高宗准许援以往成例，由朝廷简派大员监阅、襄理译事，又请高宗撰写慈恩寺碑文，均得到高宗的许可，奘师为此率徒众诣朝奉表陈谢。19奘师晚年鉴于朝廷实施的宗教政策，有部份对“僧事僧治”的僧团自主权伤害很大，此即永徽六年（655）敕道士、僧尼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这一制度实施下来，使许多大小官员，事无大小，均以枷杖对待，僧侣亏辱为甚，奘师于是上表请求废除，谓此“于国非便，玄奘命垂旦夕，恐不获后言。”终使此制度废除。20总而言之，奘师对于高宗严守分际，不干涉私人信仰，不过问宫廷与政局是非，致力于译经事业，另外也争取高宗对佛教及个人译经事业的护持。

　　三、 玄奘大师与武后

　　唐朝初年，承袭北朝作法，在皇帝死后让后宫出家以取代陪葬，武则天就在这种情况下，于太宗崩后，出家感业寺，史载高宗为太子时，一次入侍太宗，因见才人武氏，对她甚为悦慕。永徽五年（654）的太宗忌日，高宗赴感业寺行香，逢见武氏，二人触景伤情，相拥而泣，后此事被高宗之王皇后知道，于是密令武氏蓄发，以便进宫与萧淑妃争宠，未料武氏进宫不久，即获高宗宠爱而拜为昭仪，展开此后一连串的后宫争宠夺权之争，武后以较残酷的手段扼杀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终使高宗不顾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反对，将王皇后废掉改立武则天。高宗自显庆元年（656）开始，因患风眩之症不能视事，政事由武后代决，从此大权旁落，武后成为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武后的母亲杨氏，为隋朝开国功臣始安侯杨达之女，据史家陈寅恪考证，杨氏一族累世信佛，武则天在入宫前已有一段正式或非正式的作沙弥尼。21这段家学渊源，促使武后极力拉拢佛教，并利用佛教《大云经》、《宝雨经》内女主成转轮圣王的理论作为日后临朝称制的根据，佛教也因此在与道教排名时位居道教之上。
　　武则天在太宗当才人时，亲历玄奘大师回国的风光，同时对太宗与奘师的交情也知之甚详，到出家感业寺后，对长安僧尼团体的弘法也有所了解，所以在重回宫中，几乎与佛教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对奘师的亲近与护持。显庆元年（656）十月，武后有孕在身，产期将届，遂皈依三宝，请垂加祐。奘师启：“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当然，新皇子诞生之后的出家，仅是仪式上的剃度，建立法缘而已，并非真正的出家，这点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同意。十一月一日。武后施与奘师衲袈裟一领，并杂物等数十件，十二月五日，武后生男满月，高宗敕奘师进宫为皇子剃度受戒。这位皇子因出生时佛光满室，赐号“佛光王”，就是以后的中宗李显。次年（657）高宗、武后到洛阳，并将洛阳升格为东都，这次的洛阳之行，奘师奉命陪同，并在翠微宫继续译经。是年夏天，又陪高宗、武后避暑于明德宫，住飞华殿译经，后还积翠宫继续译经。高宗、武后之所以命奘师陪同到洛阳，主要还是传统帝王观念，将学问僧侣视作文学侍从之事，出入宫掖，陪从京洛，尘俗牵累，妨碍译事，22更有甚者为原本在前一年已“旧疾复发，几将不济”的奘师，因此在十一月时病倒。也由于奘师有这两次的大病，显庆三年（658）二月返回长安后，高宗、武后就不再要求奘师陪同巡幸各地，显庆四年（659）高宗、武后移居东都，奘师才能摆脱陪伴人主的大任，而专心于译经大业。
　　玄奘大师对于武后，似乎是以帝王后宫的身分对待，不能与帝王本身相提并论，对于宫廷喋血斗争，奘师就算知之，也不能加以干涉。对于武后的支持、护持佛教，奘师基本上是以欢迎、但不攀缘的态度面对，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一再叙述他与高宗、武后的交往，虽深受礼遇，但奘师仍然坚持完成译经大业。

　　四、 与朝臣、教界僧侣的往来
　　玄奘大师回国后，长期在首都长安译经，中间仅一小段期间前往洛阳或在今陕北宜君县的玉华宫，故与当朝中臣有所来往，可惜的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并没有多少记载，我们无法作详细考察，兹仅以资料所载略加说明。奘师在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时，京城留守梁国公房玄龄派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令李乾祐奉迎。房玄龄可说是奘师回国后最早帮忙打点的大官，是年（645）三月，奘师在京师弘福寺设译场，疏请遣派僧界二十余人担任证义大德、缀文大德、字学大德、证梵语梵文大德等职，由于太宗率军远征高丽，该疏文即由房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而得到太宗的许可。此后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卒，奘师与房玄龄交往有数年之久。
　　房玄龄有子名遗爱，尚高阳（合浦）公主，奘师弟子辩机与其私通事泄，因而被杀，23此事对奘师而言，所造成的影响很大，促使他不愿涉及高宗初年政争的原因之一。太宗去世后，奘师专务翻译，无弃寸阴，在译经、讲学之余，“复数有诸王卿相，来过礼忏，逢迎诱导，并皆发心，莫不舍其骄华，肃敬称叹。”24故以后所见与奘师有交往的大臣如长孙无忌、许敬宗、李义府、于志宁、薛元超、来济、杜正伦等人，均因受奘师的精神感召，成为奘师在译经事业上的护法。
　　当奘师回国，在长安声望日隆之际，不可避免的也引起部分儒、道教徒的不满，而有论战发生。首先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诏奘师将《老子》翻译成梵文，与道教徒蔡晃、成英往复参议，反对以佛教理论比复《老子》本义，而和蔡晃、成英发生龃龉。后有儒家学者奉御吕才提出质疑，此事起因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奘师翻译印度因明学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后，门下弟子神泰、靖迈、明觉等竞造文疏以申己见，永徽六年（655）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提出问题四十余条质问奘师弟子神泰等人，遂展开为期半年的学术论辩，此次的论辩后是由高宗敕令奘师与吕才对定，吕才词屈谢退而告终。
　　与儒、道学者论战比较，奘师对佛教内部不同宗派的竞争，算是奘师晚年的大事，由于奘师返国后的名望与朝廷全力的支持，得以迅速的将印度瑜伽行派（唯识）思想经典翻译，介绍给国人，但因视旧译经论多舛误，于是引起大乘佛教“空”、“有”两大宗的论难，这些前尘，在道宣律师《续高僧传》中有部份资料，如〈法冲传〉载：

　　三藏玄奘不许讲旧所翻译，冲曰：“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者，君可还俗，更依新翻经出家，方许君此意。”奘闻遂止。25

　　另外，在被怀疑可能是一些旧家伪托的〈那提传〉中亦载：

　　（那提）搜集大小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永徽六年（655）到达京师。有敕于慈恩寺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无有克彰。26

　　虽然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可疑，但与《宋高僧传》载法藏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参与译场后又退出，同是反映出当时新旧学争议之激烈。27
　　与长安道场新旧译法诤，及与儒、道二教论难所引发法海波澜不同的是玄奘大师的讲学，教化参与译场工作的缁素大德。根据各项资料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高僧传》、《瑜伽师地论新译序》等所载，先后参与译场大德均为谙解经义，负有学识之徒，他们是灵润、文备、慧贵、明琰、法祥、普贤、神昉、道琛、玄忠、神泰、敬明、道因、栖玄、辩机、道宣、静迈、行友、道卓、慧立、玄则、玄应、玄模、慧明、灵慧、灵隽、智开、知友、玄度、通观、明觉、道智、处衡、窥基、普光、明恂、慧朗、嘉尚、元瑜、神察、释诠、道洪、义褒、弘彦、道世、彦琮、怀素、大乘巍、大乘钦、大乘林、大乘谌、大乘云等法师，及信士杜行顗等人。由于古代译场本身就是一所学校，玄奘大师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则为助理、后学门生等讲授新译经典大义，致大乘瑜伽行派法门盛于一时，尤其是以窥基（大乘基）之学为最，开创日后慈恩宗（法相宗）。其他门徒中有名于后世者亦多，如道宣、怀素之于四分律，分别开创南山、东塔二系传承，道世撰有《法苑珠林》，玄应的音义学，彦琮、慧立均因著作留名。此外，新罗、日本入唐求法僧中在奘师门下受业者亦不乏其人，如新罗圆测、元晓；日本道昭、智通、智达等人。其中圆测学印度安慧系统之学，与窥基之护法、戒贤系统不同，道昭则在归国后，开创日本法相宗。作育英才，为佛教培养法门龙象，是玄奘大师在印度求法及译经事业外的另一大成就。

　　五、 结论
　　玄奘大师以无比的毅力与过人的勇气，在关禁未开，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身远赴印度求法，回国后，放弃高官厚禄的机会，而致力于译经事业，其精神与勇气，让人十分敬佩，儒家学者常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今日研究佛教史，读到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人为法忘躯，远赴异域取经，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高贵情操，实令人荡气回肠。
　　综观玄奘大师的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用在远赴印度求法与回国后的译经事业，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发展，注入活水源头。特别是玄奘大师与当时的许多新译佛典，因文字对译缜密，对佛教一些宗派思想启发有促进作用。遗憾的是，他在求法途中长期疲累，回国后又因致力于译经事业，以致未能稍事休养，影响到日后的法体安康，否则译经成就将更可观，中国佛学或许会有不同的发展。本文仅就史料所及，略述奘师最后十四年间的人际脉落与网罗，也印证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至理名言。玄奘大师的处世态度，对人际关系复杂的今日我们来说，也许会有诸多启发。
　　* 黄运喜为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宗教系副教授
　　1 玄奘大师的生年，因唐人所撰的史料，如《大慈恩寺三奘法师传》、《续高僧传》、《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等资料互有抵牾，尚无定论。本文采纳吕澄〈玄奘法师略传〉，（收入《玄奘大师研究》上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66年，页8）；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1）之主张。
　　2 关于玄奘大师生平研究的论文，张曼涛编《玄奘大师研究》（上、下册），收入三十四篇论文，可为代表。
　　3 当然也有以高宗与玄奘为主题的论文，如夏金华，〈唐高宗与玄奘〉，收入《玄奘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0－49。
　　4 〈唐太宗与佛教〉收入于《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1－16。
　　《隋唐佛教史稿》，（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72年），页10－20。
　　5 瑞特著，陶晋生译，〈唐太宗与佛教〉，收入《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公司，民国79年），页19－37。
　　6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大正藏第五十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72年），页260上。但瑞特怀疑此事的可信度，见〈唐太宗与佛教〉，页31。
　　7 冉云华，〈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收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民国79年)，页13─14。
　　8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页260。
　　9 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误作“隋无陋废寺”，(台北，世界书局，民国71年)，页845。今据段成式，〈寺塔记〉，收入《酉阳杂殂续集》，卷八更正，(台北，源流出版社，民国71年)，页262。
　　10 段成式，〈寺塔记〉，页262。
　　11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页259。
　　12 王溥，《唐会要》，卷五十，页856。
　　13 刘煦，《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台北，鼎文书局，民国68年），页69、73。
　　14 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八，页846。
　　15 高宗在显庆四年（659）秋向岐州法门寺迎佛骨，至龙朔二年（662）送回，亦有政治上安定人心的考量。
　　16 高宗服食丹药之事分见《旧唐书》，卷191，〈方伎传〉，页5107；卷84，〈郝处俊传〉，页2799；卷191，〈隐逸传〉，页5127。
　　1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台北，鼎文书局，民国68年），页76。
　　18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页261。
　　19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页266。
　　20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页270。
　　21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收入《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民国63年），页431。
　　22 杨廷福，《玄奘年谱》，页268。
　　23 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收入《援庵史学论著选》，（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71年），页266－287。
　　按：辩机之死是否因与高阳公主私通，经陈垣考证后，大部分学者均采信。幻生法师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太宗杀辩机，完全是因与高阳公主父女之间交恶，而利用公主将金宝神枕供养辩机而大作文章，用以震摄教训其女。后世之《新唐书》、《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加上男女关系，使得辩机虽然被害而含冤莫白。参见〈“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读后述感〉，收入《沧海文集》，（台北，正闻出版社，民国80年），页143－167。
　　24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页260。
　　25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法冲传〉，大正藏第五十册，页666。
　　26道宣，《续高僧传》，卷四，〈法冲传〉，页458。质疑此条资料非道宣作者有学者熊十力、张建木二人。参建杨廷福，《玄奘年谱》，页262。
　　27 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法藏传〉，页732。法藏出生于贞观十七年（643），玄奘大师圆寂时，法藏年仅二十二岁，且尚未出家，《宋高僧传》记载显然有误。但此资料可反映当时新旧译之间的竞争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