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中月朔简年代考释

　　敦煌汉简中月朔简年代考释

　　罗见今，关守义

　　[兰州]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158-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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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本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 ）在甘肃西部发掘汉简约千枚，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下简称《疏简》）〔1〕中著录951枚（包括夏鼐1944年发掘的48枚。该书另附黄文弼1930年在罗布淖尔发掘的71枚）。80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这批珍贵的简牍进行了研究，其中有30多枚缺失年号的历谱简年代已得到考释〔2〕。 由于原简流落他国，研究论文亦散见各处，后人对于考释的方法和根据很难一睹全貌。事实上，早期的考证存在错误， 例如法国汉学家沙畹 （E.Chavannes）和罗振玉将298号（《疏简》顺序号，下同）考为永兴元年（153年），当为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而王国维、张凤将697号考为建安十年（205年），当为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 均是忽略了一年各月朔干支序列可能在31×7＝217年中重现的周期性问题〔3〕。 因此，有必要对《疏简》中的历简年代作一次重新的考释。

　　汉代简牍中不少具有年、闰、月、朔、日、干支、八节、伏腊、反支、建除等记载。在一枚简中，当然不会有这些记录的全部，可以是其中一项或几项的组合，它来源于当时的历法，并对确定该简年代有关。在敦煌汉简中，纪年简、历谱简首先引人注意，已有研究；但还有一类，仅记载有月份和该月朔干支，或其朔干支可推算出来，本文统称之为“月朔简”。它们的年号有的原简未书，有的以后残失。随着对汉代历法中朔闰干支周期性的进一步了解，我们认为，“月朔简”大部分年代可以唯一确定，少数可提出两、三个年代供选择、判断。本文将举出《疏简》一书中的16例，来讨论有关的方法及其根据，并请感兴趣的学者对考释的结果作出自己的取舍。

　　二　问题的提出与考释方法概述

　　171号简正、背面记载“八月丁亥小”，书有从丁亥至乙卯共29 个干支，别无其他。它的信息量等价于“八月丁亥朔小”，其余干支均可依序排出，书与不书相同，按照我们的分类，它应属于“月朔简”。沙畹据此考定该简为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与171号信息量大体相同的“月朔简”为什么不可以列入年代考释的范围呢？

　　事实上，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同月同朔干支按一定周期出现，从数学和汉代历法可以证明（此略），至少在26、31、36年后重现。 由于26和36年重现的机会很少，这一周期规律可以记作31n（±5）年。 对于判定出土文物年代，31n年跨度较大， 提供了在一定条件下（例如依出土层次、伴出纪年信息等）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这个周期定理是本文的理论依据。

　　纪年简对判定简牍年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疏简》951枚中， 纪年简有80枚，而非《疏简》前言纪年简表中所录的63枚。为了查阅之便，今将全部纪年简的年代（公元前用“—”号，公元年用“+”号）及简号（列入括号中）依序排出，新添的17枚加*号。

　　－98（672），－96（413），－94（386），－92（433*），－68 （270*），－65（70），－61（186，534*），－60（63，170），－59（208，227），－58（28*，35*，253，293，562），－57（30，60， 66，69，92，104，139*，164，177，188，190，240），－56（150*，333），－53（515*，577*），－52（617*），－48（374），－45（375），－41（868*），－39（20，22，841），－23（303），－21（888），+1（322），+3（18），+4（415*），+5（340），+8（292），+9（357），+12（650），+13（845*），+14（389，489），+ 17（347，348），+14～+19（368），+9～+19（358*），+20（317），+35（763*），+43（467），+46（456），+47（681），+50（759，760），+53（767），+55（479，484），+61（761），+62（919），+64（684*，931），+67（446，685），+68（558），+69（942），+75（813，786*），+77（557），+87（425），+112（921），+137（443）。

　　应说明的几点：1.在这个统计中，每枚简只录一个年号，应是最接近或恰为书简的年代。 如果简上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年号（如28、 35、164、293号简），靠前的必为追述往事，应只录后者，因此，在《疏简》前言纪年表中164号出现两次，归为公元前58年者当删， 而保留公元前57年。同理，297号归为公元前59年者当删，而移入公元前58 年。2.该表归为公元前57年的191号印刷错误，应为190号。3.第358 号简文中有“始建国天天伏”字样，不能确认“天伏”即“天凤”，故该简归于从“始建国”始到“始建国天凤”终的公元9年至19年。同理368号“始建国天凤”归于公元14年到19年。4.第620 号“□露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庚寅食时□”属于年号缺字简，须经考释才能断定为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未列入本表。

　　由上表可知：疏勒纪年简上下时限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 对于非纪年简，它的年代与伴出纪年简的上下时限直接相关，这就必须考察出它的出土地点甚至小的探方。但是，该简年代也未必一定出现在出土地上下时限之内，所以须划出一个较宽的时间检索区间。适当放宽到什么程度？须根据历史知识作出判断，这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不会有大的出入。例如，太初年间，汉武帝发动进攻大宛的战争，疏勒地区遂出现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 《疏简》考察区间上限即定为公元前104年；至137年汉顺帝在位，该地仍有戍边活动， 故区间的下限应划在顺帝逊位的144年。一般说来，951枚简虽大部分无年号，应在此范围之内。

　　考释历简年代必然与应用历法相关，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下简称陈《表》）〔4〕、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5〕等虽主要综合前人成果依历术推出，但也据史实作了某些修正，仍然是考释的基本工具。《居延汉简甲乙编》〔6〕、《居延新简——甲渠候官》〔7〕等大量带有月朔干支的纪年简可以证明其正确性；偶有不合，尚须论证，并不妨碍使用它，特别是在汉简集中的时限之内。

　　两汉（包括新莽）426年中蝉联大月皆按一定规律周期出现， 而蝉联小月只有两处：一是公元前105年十二月与翌年正月，二是公元84 年十一、十二月。《疏简》纪年简除了3枚外，均在此两年之间。 假定某一枚简上，例如171号，写有“八月丁亥朔小”， 那么我们确知八月的前后两月必为大月，于是可导出共4 个月的连续的朔干支序列：七月（或闰七月）丁巳朔大，八月丁亥朔小，九月（或闰八月）丙辰朔大，十月（或当有闰八月时的九月）丙戌朔。利用这一性质，我们将该简信息量扩大，相当于得到了所属年代历谱的三分之一，对于确认该简年代是十分必要的。沙畹考释171号简的过程不得而知，下文108、168 简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说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

　　三　10号地点出土的10枚月朔简

　　有10枚月朔简出土于敦煌的10号地点（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分布图烽隧号）。斯坦因编号为T.vi.b，是一座烽台，位于敦煌之西、疏勒河下游，今托格拉克布拉克西南。距今吐火烙泉约6 公里的这座烽台西与南两壁与坞相连，坞内有套房三间，灰堆中共出土简252枚， 简号25～276，是疏勒简出土量最大的一处。 西汉时为敦煌郡玉门都尉大煎都候官所辖。〔8〕

　　在252枚中有23枚纪年简，除1枚（270号）为公元前68年外， 其余22枚均集中于公元前65至公元前56共十年间，尤以公元前57年最多，占12枚。说明汉宣帝中期在此有频繁活动，故10号出土地点的上下时限划为公元前68至公元前56年。在以下判断10枚月简（简号34、37、199、102、108、168、173、107、204、275）时，为估计到各种可能，须将依朔闰表检索的区间适当放宽至宣帝始末，即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为了描述月朔简的周期性，本文一般列出31×7＝217年内所有同月同朔干支的年代，它们全部满足上述周期律，仅供参考。

　　第1枚34号：

　　八月六日丁酉日不起（迹）

　　第2枚简37号：

　　九月十二日□酉日不起（迹）□□日

　　第3枚199号：

　　以八月十日辛丑　□□□时　苣火从东方来

　　34、37号原文释“起”，编者按“起”疑当释“迹”，极是。两简皆为日迹簿中对未巡逻的记录残片，出土地相同，内容相关，较大可能是同年所书，出自一人手笔。八、九月相连时，计算日数知“□酉”当为“癸酉”。由34号确知八月壬辰朔（199号同样）， 九月当为壬戌朔。按陈《表》依上述区间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检索，可断定此3 简皆为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另有公元前89年，公元160年与此3简月朔皆合，但在区间之外，供参考。对34号，公元前32年、公元前1 年虽八月壬辰朔而九月非壬戌朔；对37号，129 年虽九月壬戌朔而八月非壬辰朔，因两简相关，这些年代皆应排除。

　　第4枚102号：

　　以七月十四日庚午日迹不尽界庚午日□候

　　第5枚108号：

　　八人迹八月丁亥尽乙卯廿九日积六百卅三里百七十四步

　　第6枚168号：

　　六人迹八月丁亥尽廿九日四百五十五里八十步其五人人行八十

　　里一人五十五里六十步迹还一反负马矢六石

　　第7枚173号：

　　□□□□　　□□　建酉　　　 八月廿三日

　　由102号简确知七月丁巳朔；由108、168号简可推出同171号完全相同的月朔序列：七月（或闰七月）丁巳朔大、八月丁亥朔小、九月（或闰八月）丙辰朔大、十月（或当有闰八月时的九月）丙戌朔。在检索区间（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间）内，仅有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满足这一月朔序，且恰在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公元前68至公元前56年）之内，故可断定此3简属公元前57年的日迹记录。除此之外， 仅有公元前26、公元161年与此3简月朔相合，但在检索区间之外，录以备考。事实上，171号简历日记录的信息与108、168相同，根据上述考释方法， 沙畹的结论应当是正确的。

　　在171号中八月廿三日为己酉；在173号中，置“建”于“酉”的日期是八月廿三日。在检索区间的25年中，八月廿三日地支为“酉”者，仅有三年：公元前57、公元前54、公元前53年。按照建除十二神的排法〔9〕，作者之一得出如下结果：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八月丁亥朔，廿三已酉建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八月己亥朔，廿三辛酉建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八月癸亥朔，廿三乙酉闭

　　由此可知，在考察区间内，公元前57年和公元前54年均合于八月廿三日建酉，173号有此两种可能，因前者在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之内， 故五凤元年可能更大。由于计算和排序较为繁琐，此不赘述。

　　第8枚107号：

　　七月己卯日罢军病已　　　不迹八日丙戌

　　七月己卯至丙戌共8天，丙戌当在七日内，故知七月己卯朔。 在检索区间内，仅有地节四年（前66）与之相合，且在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之内。此外，公元前40、公元前9、公元23（莽历）、121、152、178诸年皆七月己卯朔，均予排除。

　　第9枚204号：

　　聊禹以十一月壬申日不迹入十一月十二日壬申日田何候

　　由“十一月十二日壬申日”确知十一月辛酉朔。在检索区间内仅有神爵四年（前58）满足此条件，且在伴出简上下时限之内。此外，公元前89、公元36、67、129、160诸年虽月朔相合而皆无可能。

　　第10枚275号：

　　长卿

　　得候史□所受官马食二石七斗五月十日己卯尽己丑备客马食少毋忽

　　据“五月十日己卯”推知五月庚午朔。这一月朔较特殊，在我们所划出的考察区间里没有出现，于是将检索范围扩大，最接近于伴出纪年简上限的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另外供参考的有公元4、35、 97、128年。如果释文无误，则275号属于公元前90年可能较大。

　　四　出土地点分散的6枚月朔简

　　有两枚月朔简（388、424号）出土于敦煌的22号地点（斯坦因编号T.xiv），是一座障，位于敦煌西北80公里，今称小方盘城， 在西汉是敦煌郡玉门都尉治所，即历史上著名的玉门关。在该障之北80米处，有东西长约81米的土丘，其地出土约百件汉简，《疏简》著录81枚，简号344～424，是疏勒河流域第三大出简地。其中纪年简10枚，上限公元前96年（413号），下限公元17年（347、348号）。该地点又分i～viii个小区，388号出土于土丘顶端靠北的第iii处，伴出纪年简有公元前96年（413号）、公元前94年（386号）、公元14年（398号）3枚；而424 号出土于丘上东部靠近iii的第vii处，无伴出纪年简。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将检索区间适当放宽，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始， 至东汉建立之前的公元24年止。

　　第11枚388号：

　　三月丙子朔癸未王□□君

　　符合三月丙子朔的在检索区间内仅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它也在伴出纪年简时限之内；此外还有公元29、60、153年合于此月朔， 而不须考虑。进一层的讨论须排除两个潜在的可能。其一是公元24年，莽历已废，但边塞地区可能沿习未改，如是，则该年莽历三月丙子朔，恰为检索区间的下限。此为推测，并无实据。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10〕中EPT43.62号书“更始二年正月丙午朔”，EPT65.313 号书“更始二年二月丙子朔”，确证地皇四年（23年）十月莽亡后两个月，边境地区已立即废弃莽历不用。故此推测难以成立。其二是据陈《表》，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二月丙子朔。但据413号简：

　　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戊午煎都亭□

　　陈《表》十一月辛丑朔与之不合。《汉简缀述》〔11〕、《居延新简释粹》〔12〕等均早已指出这一点。按413号简反推， 该年恰为三月丙子朔，亦在388号的时限之内，应予考虑。 按《五行志》记该年正月乙巳晦日食，即正月丁丑朔。亦可推出三月丙子朔。虽然将太始元年历谱按413号简重排尚须进一步论证，但388号应当有两种可能，即：公元前96年和公元前65年，似较客观。

　　第12枚424号：

　　斥候前都君不幸孝与私从二人驰取君上复

　　一孝闻不到再拜入十二月八月十日甲戌□孝以丙子取外（正面）

　　斥候前都

　　吕孝□□□（背面）

　　由“八月十日甲戌”推出八月乙丑朔，在检索区间内与此月朔相符的有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和天凤二年（公元15年，莽历），简上记载与出土信息不足以否定其中任两个，所以结论是三者皆有可能，有待识者作出取舍。此外还有公元77、113、144年月朔相合而不可取。作者猜测，因424号出土于22 号地点的第vii处，离389号（公元14年）的第iii处不远，424号是否为公元15年简？见不到原简，证据不足，备考。

　　第13枚690号：

　　三月一日丙辰朔（正面）

　　二月廿九日　　　三月一日（背面）

　　该简出土于38号地点（斯坦因编号T.xxii.d），是一烽隧，在敦煌市西北，大泉之北约8公里，紧靠哈拉湖南岸， 汉代属敦煌郡中部都尉辖区。该烽隧西南有两片灰区，发掘并著录汉简15枚，简号676～690。其中纪年简3枚：公元47年（681号）、64年（684号）、67年（685号）。纪年简数量少，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上下时限。故将检索区间放宽，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即与全部《疏简》纪年简上下时限相同。

　　据690号简上纪录，可推出正月（或闰正月）丁巳朔大， 二月丁亥朔小，三月丙辰朔大，四月（或闰三月）丙戌朔。据陈《表》仅有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和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 年）与此月朔序相合，在未获得新的证据之前，两种可能并存，供识者取舍。作者注意到，出土690号的38号地点离出土697号的40号地点不远，同在哈拉湖南岸向北凸出部，东西相望，呈犄角之势。而上文已提及697 号王国维判为“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历”是错的，已纠正为永始四年（公元前13 年）〔13〕。另外，陈梦家说马伯乐（H.Maspero）〔14 〕考为永治四年的历简〔15〕，我们认为即是697号。说明该凸出部公元前13 年前后有戍边记录。它使人联想到690号可能是公元前10年简，证据不充分， 谨录以备考。

　　第14枚939号：

　　五月乙亥朔丁巳胜

　　首先，五月乙亥朔，五月不得有丁巳（第43日），如果非书简有误，在见不到原简条件下，无法判断释文是否有错。该简出土于155 号地点（斯坦因编号T.xlvi.b），在今鼎新（旧名毛目）之西、原北大河河床北岸第4个烽隧。汉代属酒泉郡东部都尉辖区。坞与该烽台东、 南两壁相连，坞内残存几间套房，灰堆中发现20枚汉简，《疏简》著录12枚，简号936～947，其中纪年简1枚，为公元69年（942号）。纪年简数量太少，不能构成上下时限，故将检索区间放宽，从公元前98 年至公元137年，即与全部《疏简》纪年简上下时限相同。最接近公元69年的是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另外在检索区尚有公元前65年、公元29年、96年，均为五月乙亥朔，不能轻易排除。能否定的仅有153年。 这说明伴出纪年简数量太少时判断简的年代根据不足。当然，将可能的年代缩小到三、四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黄文弼1930年和1934年在罗布淖尔发掘汉简71枚，本文记作L1 ～L71号。其中纪年简4枚：公元前49年（L56号）、公元前39年（L2号）、公元前25年（L15号）和公元前8年（L17）号。 即上下时限为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8年，检索区间适度放宽，始于宣帝。终于西汉末年， 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8年。本文所关注的是月朔简的年代， 罗布淖尔简中有两枚（L4号和L26号），顺便在这里作一下讨论。

　　第15枚L4号：

　　二月庚辰朔丙午后曲候□

　　丙午为二月廿七日。符合“二月庚辰朔”而在检索区间和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内的年份有公元前45年和公元前14年。公元80年和173 年虽月朔相符而年代靠后，应予排除。

　　第16枚L26号：

　　己未立春伏地再拜八月十三日请卿辱使幸幸大岁在酉在初

　　□问初伏门（正面）

　　三月辛丑朔小三月辛丑朔小三月己未立夏夏已未立夏

　　八月十九日九月十九（背面）

　　先讨论背面。由简文确知二月（或闰二月）辛未朔大，三月辛丑朔小，四月（或闰三月）庚午朔大，五月（或当有闰三月时的四月）庚子朔。满足这一月朔序的仅有公元前59年、公元前28年和公元159年。 但前者四月丁丑立夏，后者四月乙亥立夏，只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为三月己未立夏〔16〕，L26号简背面为此年无疑。

　　再看此简正面。“八月十三日”常在秋分前后，与立春和初伏均无关。关键是“己未立春”，它也有周期性。我们知道：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十二月廿四日己未立春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正月九日己未立春

　　建武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实公元36年）已未立春〔17〕。

　　可以肯定只有公元前45年合乎要求，前后两者皆在考察范围之外。据简文，“伏地再拜”的时间应距立春不远，故确知L26 号简正面为初元四年。另外，简文“初伏”，据《阴阳书》〔18〕：“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已知该年五月己酉朔小，廿八日丙子夏至，推出六月廿三日庚子为初伏日。这几个时间一确定，对理解简文有所裨益。

　　我们看到，L26号简文正背书写时间一为公元前45年， 一为公元前28年，相距17年。一个假设是：正面有字，17年后有人在背面练习书法，故有几处重复文字。

　　五　结语

　　相传黄帝之臣大挠创甲子。干支相配纪日，六十周而复始，是我国先人的伟大创造，其意义可与数字的发明相媲美。学界一般认为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以来，中国历法干支纪日至今未间断， 将近一百万天的连续记录，在世界历法史上绝无仅有。对于朔闰干支（辅以八节、伏腊、反支、建除等）周期性在古代历法中的表现和在年代学中的特殊作用，以往的认识和研究都不够。试举一例，被沙畹考为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11枚历谱简中的97号，背面书有“闰（十二）月丙申朔大”，仅此一点，就具备了它是公元前59年的充分必要条件：因在西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仅有神爵三年为闰十二月丙申朔大。而在西历仅写有月日的记录中，我们将无从判断它是哪一年，或者它可以是两千年中的任意一年。对比之下，干支纪日的特殊性便凸显出来，对于判定年代，不啻为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每枚简都有唯一的书写时间，考释的任务是确定它。但因周期性，历谱、月朔简的年代存在多种可能，这就需要一一加以甄别，兼顾必要和充分条件。搞清楚周期性，在某时限内的唯一性便昭然若揭，所以本文列举满足周期律的诸多年代，并非多余；选出两、三种可能，大大缩小了搜索的范围，为研究精深、掌握原简的学者和运用高科技手段的研究者提供了鉴定的素材。

　　汉简非纪年简的年代是千古之迷，答案隐含在简文和出土信息之中，有待于破解。与史书所载重大事件有关者，依史判断其年代是重要途径；但边塞屯戍更多是日常的活动，如每月巡逻纪录（本文16枚简中占9 枚），则可直接据简文月朔干支记载判定它的年代。本文企图主要依据历史、考古知识，运用历法、数学方法，建立一种科学的考释程序，其应用范围当不限于简牍研究。

　　注释：

　　〔1〕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 1984年。

　　〔2〕〔15〕陈梦家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234 ～235页。

　　〔3〕〔13〕罗见今、关守义“敦煌、 居延若干历简年代考释与质疑”，《汉学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

　　〔4〕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

　　〔5〕〔16〕〔17〕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 中华书局，1980年。

　　〔7〕〔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

　　〔8 〕见《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之“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有关部分。按，本文以下有关出土地点的叙述本此，不一一注明。

　　〔9〕同〔2〕，237页。

　　〔10〕同〔2〕，232页。

　　〔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张炳玉序言15页。

　　〔14〕马伯乐是沙畹的学生，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据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史家、汉学家詹嘉玲（C.Jami）1996年7月对作者讲， 马伯乐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18〕《阴阳书》见《太平御览》一册147页：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