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历代法宝记 弘忍传》考论

敦煌本《历代法宝记?弘忍传》考论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富学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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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在敦煌发现唐代禅宗文献中，与五祖忍有关者为数不少，其中《历代法宝记?弘忍传》内容丰富，史实与传说杂陈，颇有探讨的必要。本文首先以敦煌发现的8种写卷互校，整理出一个较可信从的本子。指出该传意在褒南宗，扬剑南禅，而贬抑北宗，故有意篡改弘忍十大弟子的名次排列，以提高惠能、智诜的地位，而降低神秀、玄赜的地位与影响。认为传中对弘忍事迹的记述似有与四祖道信相混淆之处，误将道信吉州退敌之举移植于弘忍身上。此外，该传对弘忍卒年的记载以及唐高宗曾召请过弘忍等记载，都是禅宗史上不可不辩的大事，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唐代佛教、敦煌写卷、禅宗、弘忍、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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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题与录文
　　弘忍（602～675）是唐代著名高僧，他与其师四祖道信共同缔造的东山法门在中国禅宗史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尊为五祖。宋人赞宁《宋高僧传》卷八、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以及敦煌发现的早期禅宗史书，如净觉撰《楞伽师资记》（S.2054、S.4272、P.3294、P.3436、P.3537、P.3703、P.4564）、杜胐撰《传法宝纪》（P.3664、P.2364、P.3858、P.3559）和佚名氏撰《历代法宝记》（S.516、S.1611、S.1776、S.5916、P.2125、P.3717、P.3727及石井藏本）等都列有专传，而且敦煌还发现有记述其禅法的《蕲州忍和尚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北宇04号、S.2669、S.3558、S.4064、P.3434、P.3559、P.3777），为弘忍禅法及其生平事迹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其中，《历代法宝记?弘忍传》（以下简称《弘忍传》）内容丰富，史实与传说杂陈。今不揣浅陋，略作考论。
　　《历代法宝记》，又名《师资血脉记》、《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或《最上乘顿悟法门》，旨在宣传以唐成都保唐寺为中心的禅系为正统禅宗，是保唐寺无住于大历九年（774）去世后由其弟子编纂而成的。历代大藏经未收，久已失传。幸敦煌存其写本8件，其中S.516和P.2125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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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审日期：民国九十年二月十三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国九十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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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各个抄本之间互有差异，兹以P.2125为底本，参以他本（部分写本缺《弘忍传》），择善而从，校录如下：
　　唐朝第五祖弘忍禅师，俗姓周，黄梅人也。七岁事信[注1]大师[1]，年十三入道披衣。其性木讷沉厚，同学轻戏，默然无对。常勤作务，以礼下人。昼则混？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常懈倦。卅年不离信大师左右。身长八尺，容貌与常人绝殊。得付法袈裟[2]，居冯茂山[注2]，在双峰山东，相去不遥。时人号为东山法[4]门[注3]，即为[5]冯茂山[6]也，非嵩山是也。
　　时有狂贼可达寒、奴戳等，围绕[7]州城数匝，无有路[8]入，飞鸟不通。大师遥见，来彼城，群贼退散。递相[9]言：“无量金刚执杵趁我，怒目切齿，我遂奔散。”[10]忍大师却归冯茂山。
　　显庆五年，大帝敕使黄梅冯茂山，请忍大师。师不赴所请。又敕使再请，不来，敕[11]赐衣药就冯茂山供养。后四十余年，接引道俗，四方龙像归依奔凑[12]。大师付嘱惠能法及袈裟。后至咸亨[13]五年，命弟子玄赜[注4]师与吾起塔，至二月十四日问塔成[14]否。答言[15]：“功毕。”大师云：“不可同佛二月廿五日入般涅槃[16]。”又云：“吾一生教人无数，除[17]惠能[注5]，余有十[18]尔。神秀[注6]师、智诜[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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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信，即四祖道信（580～651），俗姓司马，河南沁阳人，后徙于蕲州永宁县（今湖北武穴市）。唐初于湖北黄梅的双峰山开设道场，聚徒传法，在禅风、禅理、禅法上多有建树，被称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注2. 冯茂山：亦即东山，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北。清光绪二年（1876）修《黄梅县志》载：“五祖寺，县东北二十五里。昔者冯茂长者以其山为大满禅师（即弘忍）建道场，一名东山；一名冯茂山。唐宣宗敕建大中东山寺。南唐加师号曰广化。宋景德中改赐额真慧。元至顺间，敕赐师号曰妙圆普觉禅师。至明万历间，寺毁于火，重加修建。咸丰四年（1854）冬，贼毁，今僧清洋募建。”
　　注3. 东山法门：《楞伽师资记?弘忍传》载：“忍传法，妙法、人尊，时号为东山净门，又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曰东山法门也。”《旧唐书》卷191《神秀传附弘忍传》曰：“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
　　注4. 玄赜（生卒年不详）：太原祁县人，俗姓王，长期在安州（湖北安陆）寿山寺居住修行，于唐景龙二年（708）应诏入东京洛阳弘传禅法。
　　注5. 惠能（638～713）：亦作慧能，为南宗禅的创始人。俗姓卢，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因父遭贬官徙居新州。著有《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S.5475、北冈48号、敦煌博物馆藏本），被尊为禅宗六祖，主要活动于韶州大梵寺等地。
　　注6. 神秀（约607～706）：俗姓李，陈留尉氏县（在今河南）人。48岁时投师弘忍门下。弘忍死后，创北宗禅，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代，于东京洛阳传法，声名隆重。被北宗禅尊为六祖。
　　注7. 智诜（608～702）：俗姓周，原籍汝南（在今河南），因父为官迁居于蜀。主要活动于资州（今四川资中北）德纯寺，被尊为剑南禅派--净众、保唐禅派的创始人。宋代《景德传灯录》卷4将其列入弘忍旁系所出的13人之一，说他“无机缘语录”，未为之立传。仅《历代法宝记》有传，但可疑之处甚多。如传文说他13岁出家，先随玄奘“学经论，后闻双峰山忍大师，便辞去玄奘法师，舍经论，遂于冯茂山投忍大师”。智诜13岁时，玄奘才22岁，尚未西行求法，师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辞玄奘投弘忍之说更不可能，因为玄奘离蜀是在623年，四年后就西行求法去了，而弘忍是在永徽二年（651）道信去世后才以继位传法而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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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19] 、智德[注8]师、玄赜[20] 师、老安[注9]师、法如[注10]师[21]、惠藏[注11]师、玄约[注12]师、刘主簿[注13]，虽不离吾左右，汝各一方师也。”后至上元二年二月十一日，奄然坐化。忍大师时年七十四也。弟子唯[22]惠能传衣得法承后。学士闾丘均撰碑文[注14]。
　　二、校注
　　[1]S.1776多出一“住”字。
　　[2]S.1776、S.516和P.3717均无“袈裟”二字。
　　[3]底本多出一“西”字。
　　[4]S.1776无“法”字。
　　[5]S.516无“为”字。
　　[6]底本多出一“是”字。
　　[7]“绕”，S.516误作“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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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8. 智德：生平不详。
　　注9. 老安（584～702）：即惠安，又作慧安，以年龄较大而被称为老安。俗姓卫，荆州枝江人。唐贞观末，曾从弘忍修习禅法。主要活动于嵩山会善寺。
　　注10. 法如（638～689）：俗姓王，上党（今山西长治）人。随弘忍学法十六年，主要活动于嵩山少林寺，当时颇负声望。
　　注11. 惠藏：生平不详。
　　注12. 玄约：生平不详。
　　注13. 刘主簿：生平不详。
　　注14. 学士闾丘均撰碑文：《宋高僧传?弘忍传》谓：“开元中，太子文学闾丘均为塔碑焉。”唐代曾任唐山（今浙江昌化县）主簿的刘澄，曾编纂《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敦煌写卷S.6557、P.3047及日本石井光雄收藏本），文中亦曰：“闾丘均造碑文，其碑见在黄梅”。碑原立湖北黄梅五祖寺，至今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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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路”， S.1776误作“络”。
　　[9]底本无“相”字。
　　[10]“散”，S.1776误作“教”。
　　[11]S.1776、S.516与P.3717无“敕”字。
　　[12]S.1776无“凑”字。
　　[13]“亨”，S.1776、S.516与P.3717均误作“享”。
　　[14]“成”，S.1776误作“城”。
　　[15]S.1776无“答言”，S.516与P.3717仅有“答”字。
　　[16]“槃”，S.1776误作“盘”。
　　[17]“除”，底本无，S.1776残。
　　[18]“十”，S.1776误作“小”。
　　[19]S.1776残“师”字。
　　[20]“玄赜”，S.1776误作“宫绩”。
　　[21]S.1776残“师”字。
　　[22]底本无“唯”字。
　　三、《弘忍传》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该传虽然文字不多，但值得探讨之处却不少，如作者对南、北禅及剑南禅的态度；弘忍十大弟子，尤其是惠能、神秀、玄赜、智诜地位的变迁；弘忍的卒年；弘忍吉州退敌故事的真伪；唐高宗是否曾召请过弘忍等，都是禅宗史上不可忽略的问题。
　　《历代法宝记》撰人不详，但从行文不难看出，作者是南宗禅的信徒。这在《弘忍传》中不无反映。
　　如所周知，禅宗之最终形成，大致在7世纪的中叶，真正的创始人应为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他们都讲求禅修的顿、渐法门。[注15]意在因人施教，善巧方便，后因弟子们对禅的看法不同而引起门户之争。在弘忍的弟子中，以神秀和慧能最为著名。
　　道信、弘忍之东山法门继承的是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把通过禅观修行达到心识的转变作为对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为神秀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而得到了弘忍的赞许。[注16]唐高宗仪凤初年（677），神秀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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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5. 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93年，第171页。
　　注16. 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全唐文》卷231）载，弘忍曾赞叹：“东山之法尽在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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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派入当阳（今湖北当阳）玉泉寺建道场，著手兴建大通禅寺，讲授“东山法门”禅法，累24年之久，集僧数千，声势与影响极大，深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崇敬。久视元年（700）, 武则天遣使请神秀入东京洛阳传法，封为国师，享受特殊礼遇，并与帝并肩而殿，武则天及群臣经常向他跪请问法。其禅法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神秀也被禅宗尊为六祖。就在神秀声名大振之际，慧能也以韶州宝林寺、大梵寺为中心，于岭南一带进行传法。与道信、弘忍禅法相较，不难看出，慧能禅法已有重大革新，与神秀的禅法迥然有别，于是，禅宗分成了南北二宗。南宗主张顿悟，北宗主张渐修，二者各执一词，只是慧能在世时，南宗禅的影响远没有南宗禅大。二宗一南一北，并行传播，直到唐末以前，一直没有发生公开的激烈争论。[注17]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慧能的弟子神会在洛阳附近的滑台（也称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与以普寂为首的北宗僧人展开辩论，批评北宗禅“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注18]宣称北宗没有祖传袈裟，而南宗慧能曾从弘忍受祖传袈裟，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禅法主顿。[注19]神会的努力，使北宗禅在两京地区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南宗禅一度在洛阳一带兴盛。但由于北宗禅在北方势力过大，神会不久便受到诬陷而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之乱”之后，由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筹款支援军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统地位才逐渐得到朝廷的确认。此后南宗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北宗逐渐衰微。慧能遂取代神秀而成为禅宗的第六祖。《弘忍传》称：“弟子唯惠能传衣得法承后”，显然是站在南宗立场上说的。不仅如此，《弘忍传》还对北宗隐含攻击之词，如文中称“东山法门，即为冯茂山也，非嵩山是也。”名义上讲的是冯茂山与嵩山非为一山，实际目的却在说明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禅宗与道信、弘忍禅宗不是同一法门，否认北宗禅的正统地位。
　　我们知道，嵩山长期充当著北宗禅的根据地。神秀应诏入东都后，主要活动地点就在嵩山一带。他力荐普寂正式受度为僧，接著于长安年间（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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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7. 冉云华，《敦煌遗书与中国禅宗历史研究》，载《中国唐代学会会刊》（台北）第4期，1993年，第54～61页；Yanagida Seizan, The Li-tai fa-bao chi and the Ch’an Doctrine of Sudden Awakening, Langaster Lai (ed.),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California 1983, pp.13～50.
　　注18. 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注19.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载《胡适说禅》，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13～117页；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6～227页；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9～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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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遣普寂驻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在此修行。普寂在这里广为传授神秀的禅法，逐渐出名。在神龙二年（706）神秀去世后，普寂继承了他的法位，“统领徒众”。[注20]神秀的另两位大弟子义福与景贤，在神秀去世后，亦都驻锡于嵩山。前者居嵩岳寺，在唐中宗时应邀入长安传布禅法，前来求法者甚众。[注21]后者居会善寺，在唐中宗时应诏在洛阳传法。“化自南国，被乎东京，向风靡然，一变于代。”[注22]于是，嵩山便成了北宗禅的代表。《弘忍传》遂借山以言禅法。
　　这种重南宗而抑北宗的思想在《历代法宝记》对弘忍弟子的排列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该书之《弘忍传》曾引弘忍言，称其大弟子除惠能外，“余有十尔”，但列出的却仅有神秀、智诜、智德、玄赜、老安、法如、惠藏、玄约和刘主簿等九人。前后自相抵牾。且又与同书《惠能传》所记弘忍传法衣于慧能时提到的十大弟子不同。《惠能传》有文曰：
　　忍大师在黄梅冯茂山日，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当此之时，学道者千万余人，并是升堂入室。智诜、神秀、玄赜、义方、智德、惠藏、法如、老安、玄约、刘主簿等，并尽是当官领袖，盖国名僧。
　　这里，智诜的排名被移到了神秀的前边，说明《历代法宝记》在彰南宗、抑北宗的同时，也在极力提高剑南禅派创始人智诜的地位。与前述记载相较，弘忍的弟子中还多出了义方。
　　《历代法宝记》对十大弟子的叙述，依据的无疑是玄赜撰《楞伽人法志》所载弘忍临终前对玄赜说的一段话：
　　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莘州惠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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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 李邕，《大照禅师塔铭》，载《全唐文》卷262。
　　注21. 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载《全唐文》卷280。
　　注22. 羊愉，《嵩山会善寺故景贤大师身塔石记》，载《全唐文》卷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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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注23]
　　印顺法师认为，玄赜不在十人之列。作为《楞伽人法志》的作者，玄赜有意不将自己列入，很可能是他不愿与他人同列。因为与之同门的神秀，早在弘忍去世时已是“两京（长安、洛阳）法主，三帝（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国师”，在京洛地区被公认为六祖。而玄赜在神秀于706年去世后才于景龙二年（708）被召入京。这个结局是他所不愿接受的，故不愿将自己与神秀及其他弘忍弟子同列。而《楞伽师资记》的作者为抬高玄赜，才加入了义方，使玄赜隐然在十人之外。[注24]这一说法影响很大。但笔者却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样处理后所得出的结论，明显与弘忍所谓“传吾道者，只可十耳”的说法相矛盾。愚以为，弘忍这些话是对玄赜讲的，所以在评说各人时未讲玄赜。值得注意的是，弘忍在最后说道：“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又尊为第一。”说明玄赜不仅应入十人之列，而且以兼行禅、文，与神秀并称第一。这十人“并堪为人师”。至于最后提到的义方，弘忍的评价是“越州义方，仍便讲说。”显然有另眼相看的成分，并未视其为“堪为人师”的禅师。
　　《弘忍传》通过篡改玄赜的原话，以慧能替代玄赜的位置，而未详审弘忍遗言的背景，遂陷入言称十人，而列出者仅有九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在另一处将义方列入十人之中，若加上慧能，变成了十一人，又与弘忍原意不合。
　　质言之，弘忍亲承付嘱的十大弟子应为神秀、玄赜、智诜、刘主簿、惠藏、玄约、老安、法如、惠能、智德。而《历代法宝记》的叙述，与弘忍原意方枘圆凿，不相契合，含有强烈的宗派因素，在有意贬低北宗的神秀的同时，极力提高南宗慧能与剑南禅智诜的地位。
　　关于弘忍去世的时间，《旧唐书》卷191《神秀传附弘忍传》载为咸亨五年（674）。《楞伽师资记》引《楞伽人法志》云为咸亨五年二月十六日。由于《楞伽人法志》的作者玄赜是弘忍亲信弟子，故其记载被认为是可信的。[注25]但其他禅宗史传都比较一致地称其卒年为上元二年（675），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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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3. 《楞伽师资记》引玄赜撰《楞伽人法志》。
　　注24. 印顺，《中国禅宗史》，上海书店，1992年，第82页。
　　注25.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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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月日有异，如《传法宝纪》定为上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宋高僧传》作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弘忍传》却谓其卒日为上元二年二月十一日。
　　《历代法宝记》之撰写，是在吸收《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两部书史料的基础上用保唐禅派的观点撰成的，但对弘忍卒日的记载却相差年余。《历代法宝记》虽后出，但其说当应有所本，不会完全是空谷来风。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S.6557、P.3047及日本石井光雄收藏本）[注26]对弘忍卒日的记载与其完全相同，可互相印证。我们不敢断言《弘忍传》的记载就是正确的，但至少可备一说。
　　传中记载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李治曾两次请弘忍出山，均未能如愿，于是赐衣药就冯茂山供养。此事在《宋高僧传》、《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等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其真实性有待考证。若此记载不误，则可为弘忍生平提供新的资料。
　　最后，我们应当提及《弘忍传》对弘忍事迹的叙述，似有与道信事相混之嫌。文中所载狂贼（指农民起义）围攻州城，因惧大师法力而退散的故事与《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传法宝纪》中所载道信事几无二致。敦煌写本P. 3664 《传法宝纪·道信传》载：
　　至大业度人，配住吉州寺。属随（隋）季丧乱，群贼围城七十余日，井泉皆竭。信从外来，水复充溢。刺史叩头，问贼退时。[大师言]：“但念般若，不须为忧。”时贼徒见地（城）四隅，皆有大力士，因即奔骇，城遂获全。
　　此事发生的时间，按《传法宝纪》，为“隋季丧乱”之际，即隋末；《续高僧传?道信传》未载；《景德传灯录》径言大业十三年（617）。据史料记载，是年，广东梁尚慧起义军由南向北进入江西，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时，围城达两个月之久。当时正在庐山大林寺修持的道信，闻讯后立即率徒赶往吉州，以佛教徒特有的方式解了吉州之围。这在乾隆年间修《吉安府志》和光绪年间修《江西通志》中都有详尽记载。这一年弘忍才16岁，恐难当此大任。况且除《弘忍传》之孤证外，其他史籍（包括禅宗史书）均未载其曾经住锡于吉州，更无吉州退敌之说。故我们认为是传文作者误将道信大师事窜入弘忍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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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6. 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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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敦煌本《弘忍传》对研究禅宗五祖弘忍及唐代的禅宗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又不可盲从，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