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秀才天子到皇帝菩萨

从秀才天子到皇帝菩萨
　　——论萧衍的宗教信向与治国历程
　　龚显宗
　　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华梵大学 第五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2001) 页369-380
　　华梵大学哲学系, [台湾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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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古来人君或以荒淫残暴，或以穷兵黩武，或以怠忽政事而亡国丧身，像梁武帝萧衍勤治理、修文教、行仁义、断酒肉，招贤纳谏，到晚年却落得被围饿死，以开国之主成为亡国之君[1]，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论者或归于佞佛而劳民伤财，或归于宠勋太过、御下太宽，或归于治民严苛，或归于忽略治术，或归于委任群幸，或归于疏简刑法，或归于武备不修。本文以张溥所辑《梁武帝集》[2]为据，探论其自儒趋佛的经过和由盛转衰的原因。
　　一、萧衍生平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生知淳孝，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衍为八友之一。因功封建阳县男，寻为司州刺史，拒退魏兵，授辅国将军，监雍州事。齐明帝崩，遗诏以衍为都督雍州刺史。
　　东昏侯朝政日非，衍遂潜造器械，伐竹木，密为舟装之备。寻而大臣相继诛戮，尚书令萧懿被害，衍举兵入建康，授中书监大司马，进都督中外诸军事，拜相国，封十郡为梁公，旋授梁王之命，齐和帝禅让，即位于南郊，国号梁。
　　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勤于政务，广求人才，置五经博士，饰国学，恭俭庄敬，为人慈爱，晚岁笃嗜内典，信用群幸，朝经混乱，赏罚无章。侯景叛乱，围京师，衍忧愤而崩于净居殿，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
　　衍自少力学，服膺大儒刘瓛，洞达儒玄，有经义等二百余卷，佛经义记数百卷，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策三十卷，惜后世无由诵读，今有《梁武帝集》行世。
　　二、会通三教
　　儒、佛、道竞驰以至合流，是六朝宗教发展的特色。三国时代，牟融著〈理惑论〉，谓佛教思想至孝至仁，有益家国，与儒家思想无二。东晋慧远〈答桓太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佛教与儒家传统、王权的关系，以为两者可协调一致。至释道恒〈释驳论〉云：“周、孔之教，理尽形器；至法之极，兼练神明。”认为佛教之用甚大。孙绰〈喻道论〉云：“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宋宗炳〈明佛论〉云：“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舍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谓佛教包含儒、道，且能劝佐礼教；孔子之训，必资释氏而通。宋文帝以佛教具安定社会的功用，因而倡信。朱昭之、朱庆之驳顾欢〈夷夏论〉歧视佛教。僧愍亦撰〈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强调佛教的世界性。宋、齐之间，明僧绍〈正二教论〉主文化传播须打破民族界限。此外像谢灵运〈辩宗论〉、沈约〈均圣论〉，或折衷儒佛，或扬佛而不抑儒。
　　齐、梁之际，王公贵族多兼综三教，萧衍〈会三教〉诗云：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存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贵阴德，显证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日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著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调和三教，而更推重佛教。他以儒术治国，因佛法有助王化，故融合二者，交相为用。后虽舍道，却未弃儒。
　　其〈净业赋序〉云：“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弱冠为王俭东阁祭酒，可见少小已穷六经、习仁义。〈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云：“志学耻传习，弱冠关师友，爱悦夫子道，正言思善诱。”爱悦儒家，尊敬孔子。任昉〈府僚重请笺〉说他“本自诸生，取乐名教。”[3]沈约〈梁武帝集序〉亦云：“爰始贵游，笃志经术。”[4]即使晚年佞佛，依然尊孔。
　　他早岁与道士陶弘景游，逮义师入建康，弘景援引图谶劝进；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5]天监三年，置道正；翌岁，弘景移居积金东涧，还常接到皇帝的赐礼[6]，甚至讨论书艺[7]。
　　范缜盛称无神，萧子良集八友、众僧难之，是衍与佛结缘甚早。得天下后，因思父母而蔬食，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清溪侧造大智度寺、宫内起至敬殿，朔望亲奠。天监三年，作〈舍道归佛文〉，进而废国内道观，令道士还俗。天监十八年，受菩萨戒，法号冠达。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
　　观上所述，知萧衍信向由儒而道而佛，中舍道教，儒佛兼用，而这也影响到治国方针与政策。
　　三、仁爱治国的秀才天子
　　《梁书．本纪》论武帝云：“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这位秀才天子有关经义的著作包括了诗、书、易、春秋、孝经、中庸，又为《通史》撰赞序，还有《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8]既博通，又专精，古今罕见。
　　就《梁武帝集》中的诗文来看，与儒家有关者最多，其次佛教，道教则仅文〈答陶弘景请解官诏〉、〈答陶弘景进冥通记诏〉、〈答陶弘景论书书〉四篇、〈答陶隐居书〉，诗〈游仙〉一首，乐府〈上云乐〉七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兹先言有关儒家者。
　　其〈宴诗〉云：
　　止杀心自详，胜残道未遍，四表渐怀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国安岂忘战？钓台闻史籍，岐阳书记传。
　　是仁者胸怀，亦为英雄吐属。其他如〈藉田〉、〈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都是儒家口气。
　　称帝后，兴雅乐，改乐器，集坟籍，释还罪口，放遣宫女。恐下情不能上达，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9]俾知民隐，纾民困，救民苦。
　　天监二年，〈申敕诸州讯狱诏〉云：
　　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诏。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朕属当期运，君临兆亿，虽复齐居宣室，留心听断，而九牧遐荒，无因亲临，深惧怀冤就鞠，匪惟一方。
　　要求各州每月须临讯一次，务在确实，以免造成冤狱，可说是仁民爱物。
　　天监三年，〈除赎罪之科诏〉云：
　　若悉加正法，则赭衣塞路；并申弘宥，则难用为国。故使有罪入赎，以全元元之命，令遐迩知禁，圄犴稍虚。
　　目的在减少罪犯，并遣使巡行州郡，期能消除“深冤钜害”[10]。
　　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校，建孔庙，甚且于天监九年，幸国子学，亲临讲授。
　　天监十一年，诏云：“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将送。”深觉法网严峻，欲除其弊，不应使老幼连坐，盖本于“刑法悼髦，罪不收孥”[11]之意。是年十月，改建明堂；十一月，修五礼成。
　　由于通晓“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12]的道理，在位期间，夙夜匪懈，克勤克俭，作〈凡百箴〉云：
　　惟慈惟恕，惟孝惟敬。严惟率下，直惟厥正。……勿恃尔尊，骄慢淫昏；勿谓尔贵，长夜荒醉。
　　日不恒中，月盈则亏。……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尔贱，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无定性。
　　勿谓人微，而以自轻。
　　对众庶可谓苦口婆心，求好心切。
　　总的来说，他重儒术，求谠言，问群臣音乐，唯才是举，不限门第，劝农务本，抚恤百姓，招集流民，埋葬枯骨，收敛道死，守视晋宋齐诸陵，罢京观，禁豪家占假公田，凡不便于民者皆思去之，是历史上少见的仁君。
　　四、慈悲为怀的皇帝菩萨
　　萧衍佛理诗〈十喻〉五首乃仿鸠罗摩什〈十喻诗〉而作。鸠罗旨在悟空，有若偈颂。衍则把玄妙的佛理具象化，辞藻绮丽，音韵朗畅，譬喻贴切佳妙，对偶较工。
　　又撰〈和太子忏悔〉、〈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意诗赐江革〉，亦曾制佛曲十篇。[13]
　　〈舍道归佛文〉云：
　　弟子经迟迷荒，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
　　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其成佛。
　　他下令翻译、注释、编纂佛经，重新诠解佛教义理，广建寺塔，减轻刑罚、赋役。
　　影响所及，连颇受敬重的陶弘景也梦佛授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因至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4]。
　　〈净业赋〉叙述因思亡亲而蔬食、断房室的缘由，序云：
　　所赖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
　　食素、弃绝酒色，希望由少私寡欲到无私无欲，实有忏悔消业、表率天下、多行仁政的用意，张溥说他“仅欲以黄羸菜味自救不臣”[15]，未免责之太苛。
　　〈孝思赋〉言因孝而建寺，序云：
　　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
　　……竭工匠之巧，尽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树杂沓。
　　其孝思可钦，孝行可敬，但他倡导不饮酒食肉、不以荤腥祭祀，除因怕断大慈种之外，也有俭朴的动机，营建寺殿，却穷奇巧、极奢侈，劳民伤财，岂非言行不一，心径有异，自相矛盾？
　　天监六年，范缜坚持神灭论，萧衍与僧法云、沈约、曹思文六十余人撰文七十多篇驳斥，〈敕答臣下神灭论〉云：
　　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
　　……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止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
　　《礼运》云：“三日齐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
　　虽加切责，却未折服范缜，足见当时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佛通于儒，奉佛有助于孝治之义，萧衍为国是儒术佛理参用的。〈敕光禄大夫江茜〉云：
　　纯臣相子，往往感应。
　　〈手敕江革〉云：
　　世间果报，不可不信。
　　终其一生，佛教虽是最高层次、不可变改的信仰，儒家却是治国的指针，不过随著年纪的增长，他确有以身作则、以家刑国、推广佛法的企图，〈金刚般若识文〉云：
　　是以无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弟子习学空虚，修行智慧，早行尊道，
　　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恒沙众生，皆
　　为法侣；微尘世界，悉是道场。
　　想把南梁变成佛国，甚至进一步欲自为僧正，只是遭到智藏的激烈反对。
　　他引用经教“佛法寄嘱人王”之训，以为不得无言，推行茹素的文章有〈断酒肉文〉四篇、〈与周舍论断肉敕〉五篇、〈唱断肉经竟制〉一篇。
　　〈断酒肉文一〉认为出家人啖食鱼肉，九不及外道、居家人，断大慈种、地狱种，必遭果报、障难。
　　九不及外道者：外道尊师训，出家人食荤，有违师教，此其一。外道受戒后必不犯，出家人轻于毁犯，此其二。外道未必皆啖食众生，此其三。外道各习师法，无有覆藏，出家人则有隐避，此其四。外道各宗所执，各重其法，无所忌惮，出家人则崎岖覆藏，方得啖食，此其五。外道直情迳行，长己徒众恶，不长异部恶，出家人诳语饰说，增广诸恶，此其六。外道死不违经，出家人食肉，即违《涅槃经》、《楞伽经》，此其七。外道令行禁止，莫不率从，出家人饮酒食肉，不能伏物，此其八。外道终不覆戒，出家人诳欺白衣，此其九。
　　九不及居家人：出家人服如来衣，受人信施，居处塔寺，仰对尊像，饮酒食肉，岂不内愧？在家人则无犯戒罪，一也。在家人不仰触尊像，二也。在家人不吐泄寺舍，三也。在家人饮酒啖肉，无有讥嫌，出家人则使人轻贱佛法，四也。在家人门行井灶，各安其鬼，出家人则善神离而恶鬼喜，五也。在家人自破财不破他财，出家人自破善法，破他福田，六也。在家人自力所办，出家人皆他信施，七也。在家人是常业非异事，出家人众魔外道，各得其便，八也。在家人不失世业，出家人皆断佛种，九也。
　　断大慈种：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对，离法障根，无有大慈大悲，佛子不续。
　　地狱种：啖食众生者是魔行、地狱种，自造恶因，致众苦果。
　　果报：若啖食众生父、母、子，众生亦报啖其父、母、子。今日众生，或经是父母、师长、兄弟、姊妹、儿孙、朋友，至亲还成至怨。
　　障难：凡啖食众生，是一切众生恶知识、怨家，若欲修改，皆为障难，一理中障难，二事中障难。前者值善知识，不能信受，设复信受，不能习行。后者设欲修行，便复难起，或引入邪道，或令心乱。
　　萧衍反覆譬说，谓：“水陆众生，同名为肉。”故鱼亦不可食。萧衍引用《涅槃经》所说的“一切肉悉断，及自死者”，皆不可啖。
　　〈断酒肉文二〉谓北山蒋帝是道教神，“犹且去杀，……弟子已勒诸庙祝，及以百姓，凡诸群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出家人尤不宜食众生。
　　〈断酒肉文三〉进一步与诸僧尼约誓：“若复有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不行如来行，是假名僧，“与盗贼不异，……不问年时老少，不问门徒多少，弟子当令寺官，集僧众，鸣犍捶，舍戒还俗，……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这位慈悲为怀的皇帝菩萨竟然使出金刚手段，而且自大僧始。他又吓之以神威，更身作表率，“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媱欲，欺诳妄语，啖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酥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其实他未出家，不持禁戒，为了改革，不惜自誓，并严令“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制问，若有容受，不相举治者，当反任罪。”这种连坐的处分，已近乎法家了。
　　〈断酒肉文四〉认为难菜食是“信心薄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他引用《涅槃经》：“受食之时，令作子肉想。”都是唯心、推己及人、爱人及物的看法。不能离鱼肉者，都说：“菜蔬冷，令人虚乏；鱼肉温，于人补益。”萧衍颇不谓然：“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是则菜蔬不冷，能有补益。……凡鱼为生，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昏浊，四体法皆沉重。……菜与鱼肉，如水与火，食菜才欲得力，复啖鱼肉，鱼肉腥臊，能减菜力。”批评反对菜食者“倒见”、“未得菜意”，以今日营养学看，他的话是颇有道理的。
　　他认为食鱼肉，“是魔境界”，酒为“魔浆”。食肉嗜酒，“善神远离，内无正气，……法多烦恼。”但食菜者若憍慢嗔恚，“好生贪求”、“常怀忿嫉”，必坠魔界，修口还须修心。
　　〈与周舍论断肉敕〉五篇文字甚短，强调：买肉与自杀，其罪相等。“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性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以是之故，不可杀生。至于自死肉，为何不可食？因“前所附虫虽有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灸，此断复虫皆无复命。……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灼然共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三）大者虫，小者细菌，都是生命，万不可杀。
　　萧衍谓众僧食肉，罪剧白衣，因白衣杀生，止是一罪，众僧则犯性罪、伤戒律，若是学问众僧，恶业复倍，因“亲达经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四）其罪三重。
　　他认为屠夫为食肉者而杀生，是食肉者即有杀分，“于不杀戒，即成有缺。”（五）故持戒者不可食。
　　〈唱断肉经竟制〉记僧正慧超、法宠法师难云：“若经文究竟断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肉，此则同尼乾断皮革，不得著革屣，若开皮革得著革屣者，亦应开食肉。”萧衍不同意这说法，因为著革屣经久不坏，而一啖食则害无量身命，是大罪障。
　　综而言之，萧衍因思念亡亲而建寺、蔬食、弘扬佛法，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梁朝寺多达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三十余万，糜费至钜。他勒令出家人断酒肉，明言不欲杀生，是否暗寓除奢去侈、导正风俗的动机？
　　五、萧衍治绩何以由盛转衰
　　中国史家论事评人，往往以儒家观点解读史料，何之元《梁典高祖事论》，姚思廉、魏征《梁书》，李延寿《南史》，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是如此；中共学者则以“无神论”批判，未免偏颇。本文从萧衍自撰诗文探论，较能得其真相。
　　何之元说：
　　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百城恣其暴夺，亿兆困其征求，捐弃旧乡，奔亡他县，地荒邑散，
　　私少官多，于是仓库既空，赋敛更重。[16]
　　而萧衍〈禁止私利诏〉云：
　　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
　　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
　　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
　　〈清公田诏〉云：
　　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
　　他也知民困国弊，故对症下药，加以挽救，〈祠南郊恩诏五〉云：
　　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
　　〈耕籍田诏〉云：
　　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令，亦在贷，每使优遍。
　　〈祠南郊恩诏三〉云：
　　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三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
　　孤老鳏寡，不能自存，咸加赈恤。
　　〈祠南郊恩诏四〉云：
　　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
　　若终年命，厚加料理。
　　惩弊之外，进一步做到社会救济，增进百姓福祉，未如何氏所说的“罔恤民之不存”。
　　《梁书．武帝本纪》云：
　　及夫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
　　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室，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
　　评梁武帝委事群幸，赏罚无章，实则萧衍并未忽于治国，其〈求谠言诏〉云：
　　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无沃心之言，四聪阙飞耳之听。州辍刺举，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负谤，
　　无由闻达，侮文弄法，因事生奸。
　　〈答所在条陈时政诏〉云：
　　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鱼为蠹，分别奉上，将行黜陟。长吏劝课，躬履堤防，而有不修，致妨农事，
　　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旧格。
　　〈命尚书郎奏事诏〉云：
　　郎署备员，无取职事；糠文案，贵尚虚闲。空有趋墀之命，了无握阑之事。
　　唯恐下情不能上达，官吏怠忽职守，故锐意求治，“白日西浮，不遑飧饭，退居犹于布素，含咀匪过藜藿，……虽复三思行事，而百虑多失。”[17]既勤且俭，犹恐有失。
　　他重用的朱异，明礼、易，兼通杂艺，但“贪财冒贿，欺罔视听，以伺候人主意。”[18]遂招侯景之乱，“祸福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19]晚年重赏轻罚，对奸佞没有惩戒的作用。
　　《南史．武帝纪》云：
　　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
　　……追踪徐偃之仁，以至穷门之酷。
　　说萧衍“留心俎豆”不虚，“忘情干戚”则未必。中大同二年（547）[20]，他已八十四岁，对扩张领土犹有雄心，所以东魏司徒侯景率河南十三州降梁，立准其所请。
　　说他“佞佛”是真，但不尚空谈，勤于政务，〈答皇太子请御讲敕一〉云：
　　昼夜劳思，精华已竭，数术多事，未获垂拱，兼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
　　其二云：
　　王侯虽多，维城靡寄，……方今信非谈日，汝等必欲尔者，自可令诸僧于重云中讲道义也。
　　其三云：
　　汝等未达稼穑之艰难，安知天下负重？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
　　……但知讲说，不忧国事，则与彼人异术同亡。
　　〈答晋安王请开讲启敕〉云：
　　吾内外众缘，忧劳纷总，食息无暇，废事论道，是所未遑，汝便为未体国也。
　　他谈经论道，绝不废事，总以安民为先，否则宁可不谈。
　　说他“弛于刑典”不假，但不全是“溺于释教”的原因，其〈更开赎刑诏〉云：
　　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
　　〈敕诏〉云：
　　恩泽屡加，弥长奸盗，朕亦知此之为病矣。如不优赦，非仁人之心。
　　是儒家“去刑止杀”的仁德和佛教的慈悲，使他在四十六年中大赦天下三十六次，甚至一年三次，流弊所及，“弥长奸盗”。人君虽有仁心、仁行，若无法令，还是无以保障善类，制裁恶人，故《南史》评他“追踪徐偃之仁。”
　　他招致“穷门之酷”最主要的原因是子弟不肖。〈责西丰侯正德诏〉云：
　　往年在蜀，昵近小人，……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闭晏开。
　　又夺人妻，人子女，……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无悛革，怨仇逾甚，遂匹马奔亡，志怀反噬。
　　……谓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节，董戎前驱。岂谓汝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
　　以快汝心，今当宥汝以远。
　　由皇帝菩萨笔下出现“狼心不改”“志欲覆败国计”的字眼是够严重了，这位皇侄仅“免宦削爵土，徙临海郡”，结果“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复封爵，……大通四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这位苛刻无能的郡王，其罪行罄竹难书，“先是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禧，正德奸之，烧主第，缚一婢，加玉钏于手，以金宝附身，声云：‘主被烧死。’检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与主通，呼为柳夫人，生一子焉。”可谓人神共愤，不容于天地间。侯景叛乱，“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焉。朝廷未知其谋，以正德为平北将军，屯朱雀航，……引贼入宣阳门。”[21]纵容恶人，就是残害善类，复以之治民、防守，终至噬脐何及？皇帝固如是乎？菩萨应如是乎？仁人亦如是乎？
　　萧正德“不好文史”，好文史之宗室又如何？试以七子萧绎为例，他口诵六经，心通百氏，军事行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但好矫饰，多猜忌，侯景之乱，“坐观国变，以为身幸，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22]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终至身死国灭。
　　临川王萧宏，衍之弟，不才无德，派人行刺，衍泣而赦之，但“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23]由于萧宏侵渔百姓，致使失业非一。
　　萧衍对宗室子弟的贪赃横暴常屈法伸恩，对勋臣的为非作歹也优礼包容，仅以曹景宗和萧颖达为例。
　　天监元年，景宗因功封竟陵县侯。鬻货聚敛，部曲残横，民颇厌之。“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高祖颇知之，景宗乃止。”[24]
　　萧颖达，封吴昌县侯，非法“启乞鱼军税”，为御史中丞任昉奏劾，曰：
　　陛下弘惜勋良，每为曲法；臣当官执宪，敢不直绳。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以侯还第。[25]
　　结果是“有诏原之”。
　　萧衍在〈旁求俊乂诏〉中自云：
　　为国在于多士，宁下寄于得人。
　　对违法的宗室功臣置而不问，还让他们当牧守，可谓“得人”？
　　《资治通鉴．大同十一年条》：
　　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狱为意。奸夫招权弄法，货贿成市，枉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机，又专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尽也。
　　“疏简刑法”是社会混乱的原因，特别是对王侯纵容；奸夫又招权弄法。但萧衍可未年老而“厌于万机”，他“每至冬月四更竟，即命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26]
　　无神论者对萧衍佞佛一向给予严厉的批评，试以胡德怀为例，他评武帝：
　　用专制王权手段压制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这次大论战。[27]
　　又说：
　　武帝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其他皇帝因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并无不同。[28]
　　一言钳制思想，二言迷信引起政治、经济恶果，兹辨明如下。
　　天监四年（505），范缜官尚书中丞，因“坐亮徙广州”[29]；六年，发表《神灭论》，萧衍虽加驳斥，却于翌岁“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30]不贬反升，未尝迫害异己。
　　事实上，萧衍并不迷信，他禁止贺瑞、祈祷，〈停贺瑞诏〉云：
　　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辰和，远臻冥贶？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贺瑞。
　　〈罢祈祷诏〉云：
　　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疠，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义，以朕身当之，
　　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
　　〈罢凤凰衔书诏〉云：
　　朕君临南面，道风盖阙，嘉祥时至，为愧已多。假令巢侔轩阁，集同昌户，犹当顾循寡德，推而不居，
　　况于名实顿爽，自欺耳目，……可罢之。
　　自认为正道多缺，怀疑祥瑞的真实性，不值得庆祝，不准臣下为他祈福，绝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人。
　　孙吴时代，佛教由北向南传播，东晋大盛，宋、齐两朝君主非常虔诚，至梁武帝尤信，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以萧昱为例，他在普通五年（524），“坐于宅内铸钱，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还，且令受菩萨戒。昱既至，恂恂尽礼，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洁。高祖甚嘉之，以为招远将军、晋陵太守。下车励名迹，除烦苛，明法宪，严于奸吏，优养百姓，旬日之间，郡中大化。”[31]一个“轻脱无威望”、非法铸钱的人，受戒之后，尽礼蹈道，成为循吏，百姓感其德惠，为之立庙建碑，固由于主上宽大，以佛法感化，但萧昱善学，而且对奸吏使出霹雳手段，于民则持菩萨心肠，是较萧衍成功的地方。
　　至于负面的影响，〈郭祖深传〉言之甚为痛切：
　　慈悲既弘，宪律如替。……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都下佛寺五百余所，
　　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
　　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皆非法，养女皆服罗纨。
　　信仰贵乎虔诚，若影响到社会经济、国家法律，造成贫富不均，则伤慈悲之义，故祖深进一步提出建议，同传曰：
　　请精加捡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衣布，僧尼皆令蔬食。
　　四十岁以上，体气渐衰，一离寺生活必失倚靠；四十以下而无道行，却履丰席厚，受信徒供养者宜令归农。
　　萧衍嘉其正直，擢为豫章钟陵令员外散骑常侍，所言虽不能悉用，但后来铁腕施行“蔬食”政策，多少采纳郭氏的意见。是其佞佛还作了空前的改革，绝非信仰因素而亡国丧身。
　　结 论
　　综上所述，知评价萧衍，与其相信史家所言，不如以《梁武帝集》为据，较能直探本心，俾免皮相之言、偏颇之论或谬误之见。
　　萧衍的宗教信向由儒而道而佛，中虽舍道，治国之术则儒佛交相为用。
　　在他治国历程中，重经学，立学校，擢英才，行仁政，弘扬佛法，广建寺塔，倡令僧尼茹素一项影响尤为深远。其治绩由盛转衰，从〈责贺琛敕〉一文可见端倪：（一）识人不明、用人不当（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三）东境户口空虚，缘于使命繁多（四）守宰贪残（五）女妓越滥（六）奢侈浪费（七）无股肱之臣（八）有司诡求竞进（九）屯传妨民（十）国弊民疲[32]。
　　客观而论，贺琛所揭举的这些弊病，从东晋偏安以至齐朝已积重难返，萧衍尽力改革，过了相当长久的承平时期，但由于对宗室勋旧太过宽纵，使得百姓受害、社会不安，国家元气因而大伤，重用朱异和接纳侯景投降更是失策，迨台城被围，勤王之兵观望逡巡，遂至幽愤而崩。
　　萧衍文武兼资，又有丰富的带兵和从政经验，以仁心仁术而行仁政，夙夜匪懈，却由于屈法申恩，用人不当，致子孙被屠、百姓伤亡大半、僧众遭戮、战争连年、江南饥馑[33]，不数年而改朝换代，口诵佛经，心存慈悲，身行仁道，却落得如此下场，学儒学佛两俱失矣！
　　其〈立晋安王为皇太子诏〉云：
　　非至公无以王天下，非博爱无以临四海。
　　他虽慈爱百姓，却不以至公的态度执法，小惠未遍，大难已来，梁朝终于难逃覆亡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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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武帝崩后，梁虽历三帝八载而亡，但简文帝受制侯景，元帝局限一隅，敬帝年小，实为陈霸先傀儡。
　　[2] 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梁武帝集》，文津出版社出版，台北，1979。
　　[3] 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任中丞集》。
　　[4] 同上，《沉隐侯集》。
　　[5] 《梁书．处士．陶弘景传》，宏业书局，台北，1974。
　　[6] 《梁武帝集．答陶弘景请解官诏》。
　　[7] 同上，〈答陶弘景论书书〉四篇。
　　[8] 《梁书．武帝纪下》。
　　[9] 同注六，〈设谤木肺石二函诏〉。
　　[10] 同上，〈遣使巡行州郡诏〉。
　　[11] 皆见〈停老少连坐诏〉。
　　[12] 〈即位告天文〉。
　　[13] 《隋书．音乐志上》，艺文印书馆，台北，1958。
　　[14] 同注五。
　　[15] 〈梁武帝集题词〉。
　　[16]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引，华文书局，台北，1967。
　　[17] 同注六，〈会所在条陈民患诏〉。
　　[18] 《南史．朱异传》，艺文印书馆，台北，1958．
　　[19] 《南史．列传第五十二．论曰》。
　　[20] 是年四月丁亥，改元为太清元年。
　　[21] 皆见《南史．梁宗室上．萧正德传》。
　　[22] 《南史．梁本纪下．论曰》。
　　[23] 《南史．梁宗室上．临川静惠王宏传》。
　　[24] 《梁书．曹景宗传》。
　　[25] 《梁书．萧颖达传》。
　　[26] 《梁书．武帝纪下》。
　　[27] 《齐梁文坛与四萧研究》页16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1版。
　　[28] 同上，页164。
　　[29] 《梁书．儒林．范缜传》。
　　[30] 同上。
　　[31] 《梁书．萧昱传》。
　　[32] 此十点为笔者所归纳，读者可另参阅《梁书．贺琛传》、《南史．贺琛传》。
　　[33] 司马光：《资治通鉴．梁纪十九》，世界书局，台北，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