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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佛教述论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杜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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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佛教述论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杜斗城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卷上?中文篇(2000.05)
页2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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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西秦是“十六国时代”由鲜卑乞伏氏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弱小政权。但由于其据“丝绸之路”要冲,境内佛教之盛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其它政权。最为重要的是,其佛教石窟(即今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还保存至今。
  本文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结合的方法,从西秦圣坚的译经、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西秦的禅学三个方面,述论了西秦佛教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一篇探讨西秦佛教的论文。
关键词:1. 西秦 2. 圣坚译经 3. 炳灵寺 4.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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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秦(立国于公元385~431年),即乞伏秦,时亦称河南国。时属“五胡”之鲜卑,为“十六国”之一。其国曾先后建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北)、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历四主(乞伏国仁、乞伏干归、乞伏炽磐、乞伏暮末),凡四十七年。西秦虽然国祚甚短,但其境佛教之盛,并不亚于四周其他政权。然而,至今还无一篇文章系统地探讨此方面的问题。拙文就此略作涉及,望各位多加指正。
一、圣坚与西秦译经
  释圣坚,僧传不见,最早载其事?文献为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其书卷9载: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世居苑川,为南单于。前秦败后,遂称秦王,仍都子城,尊事沙门。时遇圣坚,行化达彼,仁加崇敬,恩礼甚隆。即播释风,仍令翻译,相承五(应为四)主四十四年。
同卷又谓:
晋孝武世,沙门圣坚于河南国为乞伏国仁译,或云坚公,或云法坚,未详准是。
《大唐内典录》卷3载:
若夫乘时拯俗,开道化本,有国之宗,华夷所同志。有乞伏国仁者,陇西鲜卑也,代居苑川,为南单于,前秦败后,接统创业,都于子城,号为西秦。尊事沙门,时圣坚大德行化达彼国,仁崇敬恩遇,其礼弥隆。既播释风,因事陈译。
《开元释教录》卷4载:
沙门释圣坚,或云法坚,亦谓坚公,未详熟是,故备列之。器量弘普,利物为心。乞伏太初年间,于河南国为干归(谧武元王)译《罗摩伽》等经一十五部。
以上述资料来看,后两书所记内容显然是因袭了前者。但无论怎样,各书载圣坚为西秦僧人,其曾译经数十部均为事实。关于圣坚的译经的数目,自《历代三宝记》以下经录均有记载,但因智升《开元释教录》考核精当,历为内外尊崇,故据其录,备列圣坚所译并智升原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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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伽经》三卷,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少分异译。见《内典录》。
《太子须大拏经》一卷,出《六度集经》第二卷。异译于江陵辛寺出,庚爽笔受。或云《须大拏》,见《始兴录》及《宝唱录》。应入晋世。隋入附秦。
《睒子经》一卷,一名《孝子睒经》,一名《菩萨睒经》,一名《睒本经》,一名《孝子隐经》。凡六名,第四出。出《六度集经》第二卷。异译。见《始兴录》及《法上录》。
《摩诃刹头经》一卷,亦名《灌佛形像经》,亦直云《灌佛经》。第二出。与《灌洗佛形像经》同本。见《始兴录》。
《无崖际持法门经》一卷,一名《无际经》。与《尊胜菩萨所问经》等同本。初出见《始兴录》及《法上录》。
《演道俗业经》一卷,第二出。与支谦译者同本。见《法上录》。
《除恐灾患经》一卷,第二出。与帛延译者同本。见《始兴录》与《宝唱录》、《法上录》。
《贤首经》一卷,一名《贤首夫人经》。见《始兴录》。
《阿难分别经》一卷,亦名《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第三出,见《始兴录》及《法上录》。
《妇人遇辜经》一卷,一名《妇遇对经》,见《始兴录》、《法上录》。
见存下已缺。
《方等主虚空藏经》八卷,亦云《虚空藏所问经》。一名《劝发菩萨庄严菩提经》。或五卷。是《大集.虚空藏品》异译。见《晋世杂录》及《法上录》。云与《罗摩伽经》同本,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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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经》一卷,第三出。见《法上录》。
《僮伽叶解难经》一卷,亦云《僮伽叶经》,与《鸠摩迦叶经》同本,祐云出《长阿含》。庚爽笔受,见《始兴》、王宗、宝唱、支敏度等四录。
《七女本经》一卷,亦名《女本心明经》,亦名《七女经》,第三出。见《支敏度录》。
右(上)一十五部二十四卷。《妇人遇辜》上十部一十二卷见在;《方等主》下五部一十二卷缺本。
以上为《开元释教录》所记圣坚译经之数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圣坚虽为西秦沙门,但这些佛经并不都译于西秦。对此,《历代三宝记》(卷9)作者费长房早已指出,他说,圣坚所译:“一经江陵出,一经见《赵录》,十经见《始兴录》,《始兴》即《南录》。或竺道祖《晋世杂录》,或《支敏度录》。或王宗或宝唱。勘诸录名人(圣坚)似游涉,随处出经。既适无停所,弗知附见何代。世录为正。今且依《法上录》总入乞伏西秦世录云。”《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及后世经录多因袭其说。值得提出的是:圣坚所译佛经虽见众录,但费长房却根据《法上录》把圣坚译经“总入乞伏西秦世录”。看来,要否认上述佛经均非圣坚在西秦翻译是很困难的。
  《法上经》今已不存。其很可能是北朝晚期沙门法上所撰的佛籍经录。法上其人,《续僧传》卷8有传,其文曰:
释法上,姓刘氏,朝歌人也。五岁入学,七日通章……年登八岁,略览经诰……至于十二,投禅师道药出家焉。因游相土,寻还汲郡。……还入洛阳,博洞清玄,名闻伊滏……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故帝之待遇,事之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撰《僧一数法》四十卷并诸经论所有名教……又著《佛性论》二卷、《大乘义章》六卷,文理洽,译略有闻。又撰《众经录》一卷,包举品类耳,并行于世。
  从上引文可知,法上是东魏、北齐时代被当时皇帝“事之如佛”的一位高僧。其于论著,也多撰述,所撰《众经录》一卷,很可能是《历代三宝记》所开的《法上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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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上既为高僧,精通佛经,富于著述,其把圣坚所译诸经“总入乞伏西秦世录”,无疑是有根据的。故上文所列圣坚的数十部译经,其中肯定有在西秦境内翻译的。
  圣坚所译佛经现存者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罗摩伽经》
  《罗摩伽经》三卷,《大正藏》册10,前题“西秦沙门圣坚译”。宋本“西秦”作“乞伏秦”,意同。
  “罗摩伽”意译曰“入法界”,实则此经为《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别译。经中说善财童子为了访求佛法真理,了知何为菩萨行、菩萨道,参访了几十位“善知识”,最后的结果是“即得极妙清静毗罗摩伽三昧”,成无上觉悟。《罗摩伽经》通过善财童子访求诸“善知识”的经过对话,宣传“华严”大意,生动而活泼,吸引力极强。
  在《罗摩伽经》中,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竟达五十三人,僧俗诸天、三教九流都有。总之,社会上一切等级、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了“深入法界”的具体法门。换言之,通过世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可以进入佛的领域,从中学习知识,以救众生,实现菩萨行。同时也可以从中体验佛理,使自身的精神得到超脱。这一方面体现了“华严部”圆融无碍思想,同时亦为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如经营买卖,参预政治等)制造了理论根据。
2.《太子须大拏经》
  《太子须大拏经》一卷,《大正藏》册3,前题“西秦沙门圣坚奉诏译”。宋元明藏皆作“乞伏秦三藏法师释圣坚译”。
  其经谓:佛在舍卫国祇园的一次法会上,突然发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难问佛:“我侍佛以来二十余年,未尝见佛笑如今日也,今佛为念过去、未来、现在佛乎?”佛即为讲其过去世行布施的一段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说:
  古代有一大国,国名叶波,国王有大臣四千,统领六十小国、八百部落,并有大白象五百头。王有夫人二万,只有一子,名须大拏。太子聪明过人,诗书、礼乐、无不精通,侍奉父母,至亲至孝。长大之后,娶邻国美丽的公主曼坻作为妻,两人情深意浓,几年之后,生有一男一女。一次,太子出游,见一聋哑瞎穷人在路旁,顿起怜悯之心,愁容满面,回宫见父,要求父王把宫中所有财宝拿出来布施,任人索取。消息传开之后,四方来奔,各取所需,满意而归。须大拏太子亦声名大震,人们到处传颂他的无量功德。叶波国的敌国闻知此事,便派八名外道,柱杖装佯,要求太子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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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白象布施给他们。因这只白象善于打仗,叶波国有此象宝,安然无恙,成为敌国的眼中钉。太子不知内情,就把此象布施给了这八名外道。太子此举,全国震惊,国王闻知,又气又恼,罚太子出城到深山野林居住十二年以内省。太子请示国王宽限七天,把自己家中的财物布施完之后,同不愿分离的妻子儿女一起出走。临行前,二万夫人各送太子珍珠一串;四千大臣做七宝花相送,也被太子布施给国人了。太子让妻子儿女坐车,自己赶车,往深山走去。一路上,又发生了他把马施给婆罗门自己拉车;把车施于人徒步行走;把全家人的衣服施于人而自己身著单衣的事情。太子一路行,一路施,又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父王给他指定的檀特山。在此山中,他又施子女给人当奴婢;施妻子给一个奇丑无比的婆罗门(天王的化身)等。不久,两个施于人的子女因在叶波国出卖被此国臣民认出,报告国王,国王知儿子情况之后,遣使迎太子回国。敌国国王看太子如此诚心,要退还其以前骗去的白象,但太子坚辞不肯,从此两国和好。太子归国之后,父王乘象欢迎,并将所有国宝交给太子,任其布施。
  最后佛告诉阿难,这个须大拏太子,就是佛的前身。
  由此可见,《太子须大拏经》是所谓佛的“本生”故事之一。其经以突出“布施”为主要思想。经中借须大拏太子的话明确宣布:“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在强调一切可以用来布施的同时,又说“唯不以父母施”,其“孝道”思想又表现得非常强烈。
3.《睒子经》
  《睒子经》一卷。《大正藏》册3,前题“西秦沙门圣坚奉诏译”数字。
  经的主要内容是说古印度迦夷国中有一长者,夫妻皆盲,孤无儿子,想入山求道,求无上智慧。时有一菩萨,名慈慧,见长者夫妇如此,便投胎作其儿子,父母喜爱甚重,便乐世间,不想出家了。儿子长到七岁,字号曰睒。睒子至孝仁慈,奉行十善。年至十岁,跪告父母言:“你们原本想入山修行,怎么能以得到我而绝本愿。人间无常百变,请你们不违本誓,入山修行吧。”于是,睒子扶二老入山。其在山中辛苦奉母,至仁至孝。睒子为了不惊动山中鹿类动物,身披鹿皮汲水,正好碰到迦夷国国王打猎入山,误射睒子。国王从生命垂危的睒子那里知道一切,悔恨交加,誓养睒子父母。国王向睒子父母解释了一切。二老悲痛万分,哀伤和哭声直冲三十三天,感动天神,天神用妙药救活了睒子,盲父母也突然复明,国王和随行皆发出惊异的欢呼,山中走兽飞鸟雀跃。此国王视睒子如兄弟,同样敬奉睒子父母。时睒子又告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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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但还国,安慰人民,当令奉戒,王勿射猎,横杀无辜。(如若依旧)身不安隐,寿终当入泥犁地狱之中。人居世间,恩爱暂有,别离久长,不得常住。王宿有福,今得王位,莫憍自在。以自在故,造无量恶,后入恶道,悔之何益。
  国王听了睒子的教导,随从者亦皆奉五戒,修行十善。
  同其它“本生经”一样,这里的睒子,是佛的前生;盲父母分别是佛的父亲阅檀王和摩耶夫人的前生;迦夷国王,是阿难的前生;救活睒子的天神是弥勒的前生等。
  《睒子经》以睒子孝养尊亲开始,以国王等弃恶从善结束,其主旨是非常明确的。《睒子经》的这些内容无疑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契合。然而,《睒子经》还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其把著眼点放在教育国王弃恶从善方面。
4.《摩诃刹头经》
  《摩诃刹头经》一卷,文不足两千。《大正藏》册16,前题“西秦沙门圣坚译”。摩诃,大之意;刹头,众生之意。摩诃刹头,即大众生之意。异译本有西晋沙门释法矩的《灌洗佛形像经》。
  经中说4月8日同为释迦佛与十方佛诞生、出家、涅槃日,广大众生浴佛形像,也在此时。众生若能自己减省家财以浴佛像,可得无上之福,欲求梵天,天王可得;欲作飞行皇帝(转轮王)可得;欲在世间豪贵可得;欲求财富巨仪可得;欲求百子千孙可得;欲求长寿无病可得。……总之,浴佛形像,所得到的好处是说不尽的。经中甚至对灌佛形像的用钱也做了具体说明,说此钱可分三份,一为佛钱,二为法钱,三为僧钱。佛钱作佛的各种形像;法钱立塔寺之类;僧钱给比丘分之。经文的最后还讲了4月8日浴佛时“五色水”的制作和用白练、白绵布拭佛的方法等等。
  因浴佛能得到无上好处,所以4月8日就成了中国民间非常重要的节日,其影响直至今天。在这里,《摩诃刹头经》无疑起了一定作用。
5.《无崖际总持法门经》
  《无崖际总持法门经》一卷,《大正藏》册21,入其为密教部,前题“西秦沙门圣坚译”。宋元明本《大正藏》题作“乞伏秦沙门圣坚译”。
  总持,为梵语陀罗尼的意译,僧肇《注维摩经》卷1曰:“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无所漏忌,谓之持。”其经通过胜怨菩萨同佛的问答,讲述“诸法广大,无有崖际”等佛教理论。经的后部分极力强调诵此经的重要性,谓若有讽诵此《总持》者,世世生处,天人所敬,禀受体终,无诸病灾。在所生处,常见诸佛,终不生于无佛世界等等。若在郡县村落国邑塔寺房舍中,此经行处,皆作大护,能令国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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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不见恐怖。若有讽诵其经不忘者,八十亿夜叉皆当拥护诵此经人,并有夜叉王往雪山中取来药王精,密著诵此经人身中,令诵此《总持》者永无众病,合家欢乐,无有烦恼等。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此经为较早译出的“密教”经典之一。
6.《演道俗业经》
  《演道俗业经》一卷,《大正藏》册17,前题“乞伏秦沙门释圣坚译”。
  经的主要内容是说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给孤独氏与五百居士问佛:“居何治家,财有几辈;出家修道,行异同乎;当奉何法,疾成无上正真之道;复以何化众生?”等问答,佛为一一答覆。如佛对“财有几辈”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财有三辈,一曰下财,二曰中财,三曰上财。何为下财?有人治产积聚钱财,不敢衣食,不修经戒,不能供养二亲。……不信先圣,不奉高士沙门道人,不好布施,种福为德;……奉养父母,安和至心,出辞还返,不失颜色,晨定暮省,小心翼翼,念二亲恩,而无穷极。给足妻子,应时衣食。恩情归流,与共同欢。……瞻今奴客眷属徒使,不令饥乏。不信死后,当复更生,谓死灭尽归于无形。供孝所生,念乳恩养。给足妻子,恋恩爱情。瞻视仆使,欲得其力。不能奉敬沙门道人,不肯行善布恩施德,后当得福,与众殊特,是谓中财;……上财业者,谓其人若有财宝,能自衣食,孝顺父母,不失时节,恒瞻颜色,不令怀感。出不犯禁,入不违礼,造行清白,不使污染。恭敬尊长,谦逊智者,启受博闻,等心不邪。下劣贫厄,咸蒙仗荷,给赡妻子,常令备三,除诸邪念,修以正治,消息奴使,不今穷匮。不妄挝马,加之慈愍。奉敬先圣至学正士出家顺法沙门贤明,夙夜行礼,不失其意,布施所乏,使成道德。恣讲经典,并化凝冥,以善方便,不失其时,自安保彼一切众生。……是人最尊,无上无比。
  由此可见,《演道俗业经》的主旨是针对那些在家居士的。佛教非常重视对居士中的那些“财主”的教育,因为这些人的布施和支持,是佛教赖以存在的重要支柱,因此,这类佛经就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此经中强调孝养尊亲、恩爱妻子等,又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一致。佛教在其东渐的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环境,求得进一步的生存和发展,不断造出新的佛经,《演道俗业经》大概也属此类。
  经的后部分又讲“三乘”、“五戒”等佛教最一般的思想,很多又是针对出家者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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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恐灾患经》
  《除恐灾患经》一卷。《大正藏》册17,前题“乞伏秦沙门释圣坚译”。
  经中说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与四部弟子聚会说法时,维耶离国,厉气疫疾,威猛赫赫,死亡无数。国王召集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商议解决的办法。婆罗门言:当于诸城门设祠礼坛;或有议言:当于城中四街路头立祠祭祀,禳却害气;或有议言:当用白马白蛇白牛白羊白鸡白狗种种百头,以祠镇压。这时有一长者名曰才明,出列说道:
国遭灾患,死亡无数,如仁等议,害生救命,岂得然乎?以先世所行不善,今遭斯厄。当设方便,以善禳恶,永求苦别,如何反倒行害求安?
诸人问才明有什么办法,才明对曰:佛可除之。大众皆然,莫不称善。但顾虑佛在王舍城中,此国王阿阇世,与维耶离国有嫌,恐阻佛前来。国王便派才明为使,至王舍城见阿阇世,请佛前来,阿阇世知佛法无边,欲留不住,答应才明见佛。才明见佛,佛即答应。但王舍城中大哗,皆上言阿阇世,说佛如离国,我等犹如婴儿失二亲,行长路断水浆,皆不许佛去维耶离国。阿阇世无法,劝佛不要离去。但佛只答应再于其国住一月时间。一月之后,佛往维耶离国,其国举国迎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皆自投佛足,归命三宝,寻路供养。佛为之说“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偈之后,进入都城,其国立即变样,于是:
空中鬼神,升空退散;地行鬼神,争门竟出,……诸有不净,厕秽臭恶,下沉入地,高卑相从,沟坑皆平。盲视聋听,哑语避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马牛畜,悲鸣相和,箜篌乐器,不鼓自鸣。……举城众病,除愈解脱。……普国疾患,灾疫悉除。
此后,才明把佛与弟子请到家中供养。王及臣民,亦争相供佛。佛又为众说才明长者前生好施因缘。众人莫不欢喜,心悦意清,自归三宝,或受五戒,或舍家修学,会中四千多人,皆得道?。
  上为《除恐灾患经》的大意。
  众所周知,西秦的立国是非常困难的,四周为强敌包围,地震干旱时有发生,故圣坚在其国译此经,为西秦“除恐灾患”是完全可能的。经中所讲的王舍城阿阇世王、维耶离国国王等争相奉佛及佛为阿难说转轮王摩调子父相继奉佛出家的故事,无疑都有现实意义。由此观之,《除恐灾患经》的意义并非简单的“禳灾去祸”之类,其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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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佛说贤首经》
  《佛说贤首经》一卷。《大正藏》册14,前题“乞伏秦沙门释圣坚译”。文不足一百五十字。
  其主要内容是说佛在摩竭提国集弥勒菩萨等讲法时,有优婆夷蓱沙国王夫人名跋陀师利来佛处,愿闻十方化佛及菩萨土之名,佛为一一说之。又问离女身之法,佛也为之详说“十事”。其十事为:“一者为有慈心于一切,二者不贪一切人物,三者不念他人男子身,四者不两舌,五者不恶口,六者不妄言,七者不绮语,八者人持会乐乐之不经为乐,九者亦不起意亦无所恨但正住,十者不与邪因缘福事与人相知。”佛说如能按此“十事”去作,女人即可得男子之身。
  从其经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宣传大乘佛教“十方有佛”的思想及优婆夷(女信徒)的一些“禁戒”。
9.《阿难分别经》
  《阿难分别经》一卷。《大正藏》册14,前题“乞伏秦沙门释法坚译”。法坚,即圣坚。
  此经的主要内容是:阿难问佛:有人事佛得富贵,有人事佛得衰耗,同是事佛,何故不同?佛告阿难:有人奉佛,从明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形像鲜明,朝暮礼拜恭敬,燃灯净施所安,不违道禁,斋戒不厌,中心欣欣,常为诸天善神拥护等等。这种人“后必得佛”,是“真佛弟子”。有人事佛,不值善师,不见经教,受戒而已,示有戒名,愦塞不信,违犯戒律,乍言不信,心意犹虑。亦无经像,既不日日烧香作礼,但怀嗔恚,恶口骂言,又不六斋,杀生趣手,不敬佛经。若有疾病,孤虑不信,便呼巫师,卜问解奏,祠祀邪神。如果这样,天神远离,不得善护,妖魅日进,恶鬼屯门,令人衰耗,所向不诣。这种人是“现世罪人,非佛弟子,死入泥犁(地狱)之中。”接著佛又斥责了那些“不思宿命先世因缘”者,说祸福自作等。又告阿难:善恶追人,如影逐形,若人不信,自坠恶道。此时,阿难又问自犯罪和教人犯罪的区别,佛答:教人犯罪,重于自犯。这种人知而故犯,阳怀逆害,愚恶趣手,无有慈心,其罪莫大。其结果是:怨怼相报,世世受殃,辗转相偿,无有断绝,现世不安,数逢灾凶。死入地狱,去离人形,附畜牲中,为人屠截,以肉供人,未有竟时。阿难又问:世间人及佛弟子,若恶意向师道德之人,其罪如何?佛答:为人弟子,不可轻慢其师;道德之人,也不可嫉,当事之如佛。又谓:“师弟之义,义感自然,当相许后,视彼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阿难又问佛“末世弟子,理家因缘”等,佛言:受佛禁戒,言而奉行,不念诳妄,奉孝思慎,敬归三尊,亲养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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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若得贩利世,平斗直尺,不惘别人,施行合理。葬送移徙,姻娶之事,不违自然。不得卜问请崇、符咒压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时日等。阿难听完佛的这些话,感慨地说:“我等自然,得值如来,普恩慈大,愍念一切,为作福田,今得脱苦,佛言至真,而信者少,是世多恶,众生相诅,甚可痛哉!若有信者,如一若两,奈何世恶,乃弊如是。佛来度后,经法稍潜,渐衰灭矣,呜呼痛哉,将何恃怙?”于是阿难又说偈一段,偈的主要内容是说佛法伟大、地狱诸苦等。阿难如是说后,请会大众信解,于是在场的国王臣民天龙鬼神闻经所记,稽首佛足及阿难,受教而去。
  《阿难分别经》通过佛与阿难的问答,宣传因果报应、地狱诸苦,目的是很清楚的。但此经强调事佛奉师之重要,把佛教“明师”(或曰善师)的作用提到了重要的位置,此实际上是佛教与其它宗教争取信徒情况的反映。与此同时,其经痛斥诸种恶行,特别是迷信巫师、卜问解奏、祠祀邪神、符咒压怪、择良时日等等。此被佛教不齿的外道“恶行”,不但在古代印度流行,在西秦也同样流行,因此,此类佛经在当时译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经中在讲到弟子和在家修行者的“禁戒”时,提到了“奉孝畏慎,亲养尽忠”等中国儒家常用的语言,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照搬了儒家的名句。可见,其“中国化”的倾向是很强烈的。
10.《妇人遇辜经》
  此经只一卷,文不足千字。《大正藏》册14,前题“乞伏秦沙门圣坚译”。
  经的主要内容说:时有一人无妇,往舍卫国娶妻。后生两子,长子七岁,小子怀抱。后妇又怀孕,按古代印度风俗,妇人临产,要回娘家。于是夫妇乘牛车载二子往舍卫国,半路吃饭休息时,有一条青蛇缠绕牛腿,牛遂离圈,丈夫驱牛,被毒蛇缠杀。妇人遥见,怖惧战栗,啼哭呼天,无人救护。又见天色已晚,恐遇强盗,见不远外河边有碓房人家,便弃车同二子到水畔,先留大子到河边,抱小子渡河,至河中间,有狼来吃岸边子,子叫母亲,妇人还救,失落怀抱小子。妇人悲痛万分,又致流产。妇人渡河,问行路人娘家父母如何,路人答:娘家昨日失火,父母皆死。又问姑姨,答曰:为贼所害。妇人闻之,心迷意惑,不辨东西,脱衣裸行,狂呼奔走。路上行人,皆大怪之,疑其得了邪病,鬼神所绕。有唾贱舍避的,有怜念感叹的。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精舍说法,妇人正好奔到。妇一见佛,马上安定,悲伤忧愁皆无。自视裸身,羞惭伏地,佛呼阿难取衣与妇,妇人著衣,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为说:“人命无常,合会有别。生者有死,无生不终。一切本空,自作起灭。辗转五道,譬如车轮。已解本无,不复起分。”妇闻佛言,心开意解,即发无上正直道意,一切苦恼皆除,如日无云。
  从上内容可知,此经所宣传的无非是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即人命无常、一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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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自作起灭、辗转五道等。但经中妇人的悲惨遭遇,却是受人同情的,其中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古代印度社会的情况。
  综上所述,圣坚所译的佛经,以“小部头”的经典为主,其中有一些是大经的节译。这种情况与当时的战乱形势和西秦的国力是一致的。另外,圣坚所译佛经不少为“二出”,甚至“三出”,即在他之前,别人已译过相同的经典,如《演道俗业经》、《除恐灾患经》均为“二出”,《阿难分别经》为“三出”。但圣坚所译的这些佛经,大都流传至今,可见他的译经,是有一定价值的。
  从圣坚所译佛经的内容来看,有反映大乘“华严部”圆融无碍思想,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罗摩伽经》;有反映布施种福,但不能以父母布施的《太子须大拏经》;有反映“孝养尊亲”的《睒子经》;有教人灌佛形象,可得无上好处的《摩诃刹头经》;有为在家居士说教的《演道俗业经》和为女信徒说教的《贤首经》及《妇人遇辜经》;有宣传事佛奉师要旨用“孝养尽忠”的《阿难分别经》;甚至还有“密教”经典《无崖际总持法门经》。特别是《除恐灾患经》的译出,可能是直接为西秦政治服务的。
二、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
  在谈到西秦佛教时,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到今天还保留的西秦佛教遗? -- 炳灵寺169等窟的内容。[1]
  炳灵寺在今甘肃省永靖县境内的小积石山(古代文献称为唐述山,详见下),在古枹罕西北七十里处。169窟,俗称天桥南洞,位于炳灵寺石窟群北段最高处,是炳灵寺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其窟是在一个天然石洞的基础上略加修饰而成的,所以显得极不规整。窟高可达14米,宽27米,深29米。窟内造像虽经历代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不少保留至今。
  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调查此窟时,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题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窟造像题记。这个发现不仅对169窟本身的断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我国其他早期石窟(如敦煌、麦积山等窟)的断代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可惜此题记今已多缺,但其中有“遂请妙匠,容兹尊像,神姿奇茂”、“量作慈氏”、“以济四生”等语及末句“建弘元年岁在玄樽3月24日造”之年代题记,证明其确为公元420年的西秦墨书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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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甘肃天水麦积山也曾属西秦管辖,近些年来,这里也发现有十六国时的佛教遗?,其中可能有西秦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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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炳灵寺的有关情况,在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水经注.河水》卷2载: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崎,竟势争高,远望参参。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壁,举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托焉。故《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崖下有水,寻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
《法苑珠林》卷53载:
晋初河州唐述谷,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风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极地也。众峰竞出,各有异势,或如宝塔,或如层楼。松柏映崖,丹青饰岫,自非造代神功,何因绮丽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凿山构室,接梁通水,绕寺华果,蔬菜充满,今有僧住。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太始年之所立也”。寺东谷中,有一天寺,穷探处所,略无定址,常闻钟声,又有异僧,故号俗名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诸人,入积石者,每逢仙圣,行住恍惚,现寺现僧。东西岭上,出于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太平御览》引《秦州图经》曰:
唐述窟在郡之龙支谷,彼人亦罕有至者,其窟内有物,状是金书卷,因谓之精岩。崖内时有神人往还,盖古仙所居耳,羌胡惧而莫敢近。又谓:鬼为“唐述”,故指此为“唐述窟”。
河崖旁有二窟,一曰唐述窟,深四十余丈,高四十余丈,中有三佛寺,流泉浴池,凿石作丈六像三百余具。其西二里,则曰时亮窟,高百丈,广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亦有泉水,藏书五卷(“卷”疑为“笥”之误)。唐述、时亮,皆古之孝行士也。
以上几条资料,说法虽各有异,但皆为记载炳灵寺的较早文献,特别是《水经注》引《秦州记》来描写炳灵寺的情况,更应重视。至于《法苑珠林》中关于在今炳灵寺附近有“晋太始年”所立石门等记载,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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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炳灵寺169窟内周壁,原应满开佛龛,但因长期自然和人为破坏,毁坏很多。现此大窟之内还有佛龛二十四个。这些龛中,除个别为北魏中期的作品外,绝大部分是西秦时代修造的。分布于169窟内的诸龛,没有统一的规划,多为平面长方形的中小龛或背屏式摩崖浅龛,其中较重要的龛有6、7、8、10、11、l7、18、22等龛。
  第6龛(“建弘元年”题记就在此龛外侧)是一个平面长方形的摩崖龛,周塑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于一覆莲座上,二菩萨在两旁侍立。佛顶左侧墨书榜题“无量寿佛”,左右两侧菩萨上方各墨书“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即佛教中所谓的“西方三圣”。龛内左壁上方画坐佛两排,每佛上方墨书题名,有“□□□智佛”、“北方行智佛”、“西方习智佛”、“南方智火佛”,“东方□□佛”、“上方伏愿佛”、“下方梵智佛”、“西北方自在智佛”、“南方上智佛”等。此类题材,显然是大乘佛教中所宣扬“十方佛”。龛内空间还彩绘佛与菩萨多身,上有“释迦牟尼”、“药师佛”、“弥勒菩萨”、“金刚密海”等墨书题记。龛外左侧画男女供养人等,每供养人都有墨书题记标明身份、姓名,其顺序(由内至外)为“大禅师昙摩毗之像”、“比丘道融之像”、“比丘慧普之像”、“清信女妾王之像”、“乞伏□罡集之像”等。
  169窟的第7、9、10、11、12、15龛,原均各塑像三身,现有些已残毁。第7龛下方彩绘壁画,内容有“华严菩萨”、“维摩及侍者像”、“释迦多宝佛”和内容较简单的“说法图”、供养人像等。
  169窟的18龛位于窟内西壁(正壁)上方,是一个摩崖尖拱形大浅龛,龛高5.1米,内造立佛一身,躯体高大雄健,深目高鼻,表情肃穆,著半披肩袈裟,质地似薄纱,身躯的轮廓明显外露,显得十分古朴,可能是炳灵寺修造最早的佛像。
  然而,炳灵寺西秦时代的佛教遗并不限于169窟内的诸龛,172窟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洞窟,其窟位置与169窟相对应,窟内造像多为后代重修,唯北壁有一尊跏趺坐佛,形像极为古朴,应是西秦时代的作品。
  位于大寺沟口,姊妹峰下的第一龛,龛内塑一佛二菩萨,经明代重修,在1961年的考古清理中,剥出了一尊立佛,其风格与169窟内西秦时代的造像极为相似。
  在炳灵寺石窟群以北一公里外的佛爷台,有一些散存于山涧的零星壁画,有一处是在一天然洞穴的崖壁上绘一结跏趺坐佛、一立佛及佛说法图。此壁画的风格技法,也与169窟西秦壁画相类。
  总之,西秦时,曾在炳灵寺有大规模的凿龛造像之举。
  炳灵寺西秦时代的造像、壁画,是我国现存较罕见的早期佛教艺术,其包含的内容也较丰富。综其大概,主要有以下几类:
  l.佛、菩萨及诸天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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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中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三世佛、药师佛、一佛二菩萨(包括“西方三圣”)等。菩萨像一般作为佛的胁侍而出现。有弥勒菩萨、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诸天形像主要是佛教天龙八部中的乾闼婆(飞天)、紧那罗(伎乐天)等。
  2.比较简单的经变。
这类题材如《维摩诘经变》、《法华经.见宝塔品变》等。
  3.各类装饰图案。
  4.各种供养人像。
从以上第一、二类内容可知,这些题材大多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无量寿经》(如西方三圣)、《华严经.见宝塔品》(如释迦、多宝对坐)、《维摩诘经》(如《维摩变》)等等。
  所谓“西方三圣”是指无量寿佛(或称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无量寿经》中说:过去有一国王,出家为僧,号法藏,发四十八愿,称:“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后成佛,名“无量寿”;其国土在西方,称“极乐”。所谓“极乐世界”,即指此。《阿弥陀经》中说“西方净土”“无有众若,但受极乐”,只要人们一心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其佛即可接引人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隋唐以来的净土宗,主要宣传的就是这种观点。在炳灵寺西秦时代的石窟中,出现以“西方三圣”为题材的造像,说明西秦境内净土信仰是流行的,这种情况,很值得注意,因为在我国其他早期的石窟中,还未出现过具有明确题记的“西方三圣”。
  前已提及,在炳灵寺169窟中,曾出现了“维摩”画像。此组壁画位置在169窟第7龛的下方,中画“无量寿佛”,左侧画一菩萨装人物,腿部盖被卧于帐榻之上,墨书题名“维摩诘之像”。榻边画一侍者,墨题为“侍者之像”。右侧画文殊菩萨,半结跏坐于束腰方台上,一手上举,作论辩状,两边各立一比丘。全图的外周并绘有飞天、供养人等。
  从此组壁画的人物布局、题记等来看,无疑是《维摩经变》。《历代名画记》卷2载:“顾(恺之)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陆(探微)张(僧繇)效之终不及矣。”同书卷5又谓:“长康(顾恺之字)又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画讫,光彩耀目数日。”可惜这些早期的《维摩变》今已无存。我国现存的石窟壁画中虽有很多《维摩变》(如敦煌莫高窟唐代的就达四千余幅),但时间都很晚,敦煌最早的同类题材的壁画,是在隋代才出现的。故在炳灵寺西秦壁画中出现《维摩变》就显得更有意义。
  《维摩变》是据《维摩诘所说经》的内容而来的。《注维摩经》卷1曰:“(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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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什曰:维摩诘,秦言净名;(竺道)生曰:维摩诘,此云无垢称也。其晦五欲,超然无染,清名遐布,故致斯号。”
  《维摩诘经》中所说的维摩是一位居士,特别善于辩论。维摩病了,佛派弟子去问疾,大家都不敢去,后来佛派智慧第一的文殊去问疾。故《维摩变》常画维摩、文殊相对的场面。《维摩诂经》中还说维摩虽“资产无量”,而他本人却能“奉戒清净”,“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这就是说,维摩虽然过著世俗的社会生活,但却有超脱世俗的思想境界。《维摩诘经》中描写的这个形像,正是魏晋以来那些整天空谈玄理、自命清高的没落士族所向往的。正因为这样,《维摩诘经》在当时非常流行,《维摩变》的出现,正是为配合这种风气的。使人感兴趣的是:首创于东晋南朝寺院中的《维摩变》,在“胡族”乞伏秦主持修造的石窟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乞伏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士族一样,也是很向往维摩式的“清高”的。这充分表明了西秦佛教的先进性。
三、秦西境内的禅学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禅学大行,西秦虽为一弱小政权,但其境禅学之盛,却在许多政权之上。
  《高僧传》卷11《玄高传》载:
释玄高,本名灵育,冯翊万年人也,……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者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时乞伏炽磐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陇右之益,禀承盖寡。高乃欲以已率众,即从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启其志。时河南有二僧,虽形为沙门,而权侔伪相。恣情乖律,颇忌学僧,昙无毗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暮末)谗构玄高,云蓄聚徒众,将为国灾,曼信谗,便与加害,其父不许,乃摈高往河北林阳堂山。山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禅慧弥新,忠诚冥感,多有灵异。……应真仙士,往往来游。……高学徒之中,游刃六门者,百有余人。
有玄绍者,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冼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灵异如绍者又十一人。绍后入堂术山,蝉蜕而逝。
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慕其高名,遣使迎接。弘即闻高被摈,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顾栈道之艰,冒险从命。既达河南,宾主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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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谓王曰:“既深鉴远识,何以信谗弃贤?贫道所以不远千里,正欲南此一白。”王及太子,赫然愧悔,即遣使诣高,卑辞逊请,请高还邑。高既广济为怀,忘忿赴命。如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咒愿曰:“吾拆志弘道,岂得滞方!”乃风息路开,渐还到国。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河南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宾,发高胜解,时西海有樊僧印,亦从高受学。志狭量褊,得少为足。便谓己得罗汉,顿尽禅门,高乃密以神力,令印于定中备见十方无极世界诸佛所说法门不同。印于一夏,寻其所见,永不能尽,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惧。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
《高僧传》中的这段话,虽记玄高事,但涉及了很多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西秦境内僧人排挤玄高一事。玄高原居陇右名山麦积山,率百余人修禅。而西秦境内有外国禅师昙无毗,领徒立众,训以禅道。说明两地都盛禅学。但昙无毗所修禅法,“陇右之僧,禀承盖寡”,故玄高欲率其徒从昙无毗修学。但没有多久,昙无毗“反启其志”,不授其法。恰在此时,西秦有两个地位很高的沙门,向河南王太子乞伏曼(暮末)进谗,言玄高蓄聚徒众,将为国灾,太子便欲加害玄高,其父乞伏炽磐不许,玄高乃被摈往外地。
  西秦统治者信佛既早,又处东西交通重要据点。其国有中外僧人一定不少。如昙无毗等人,早被乞伏氏敬重。玄高从麦积山外来,且负盛名,率众又多,引起原来在西秦活动的僧人之猜忌是很自然的,所以昙无毗“旬日之中,反启其志”,不向玄高众徒授法。甚至外来的僧团被本地僧人利用统治者的权力,摈往河北林阳堂山。[2]
  从此可见,在玄高未入西秦之前,西秦的佛教就颇具规模了。此外,这次争纷,有无修禅学术上的原因,情况不明,但不能排除。
  其次,从中可以看出西秦境内禅学是很流行的。在玄高未入西秦之前,西秦即有外国沙门昙无毗,“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玄高入秦后,虽被摈出,但仍居山舍传法,其学徒之中,有成就者,竟有百余人。弟子玄绍,学究诸禅,灵异非常。有如绍者,十一人之多。绍后入堂术山(即炳灵寺所在的唐述山)。时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西秦统治者慕其高名,遣使迎接。昙弘入西秦后的第一件事,就使乞伏炽磐父子请回了被摈往外地的禅学大师玄高。玄高回到西秦都城之后,被“崇为国师”,在西秦广传禅法。不久又进入北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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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为何地,情况不明。然史称西秦政权为“河南国”,因都枹罕地处黄河之南故。所以这里的“河北”很可能就是附近的“黄
  河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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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禅”即梵语的音译,意译为“思惟修”、“静虑”等,修禅是佛教的六种修行(六度)方法之一。僧人坐禅,专注一境,使分散浮躁的精神得到集中,达到“入定”,以求解脱。这种修行方法,在十六国北朝是很流行的。在当时的北方,佛教徒讲经论理,被认为是“比丘中第一粗行”,[3]而“坐禅修道”者,得升天堂。这种情况,正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文化落后、政治黑暗的反映。外来的“禅法”之所以在当时北方流行,正是它适应了北方文化较落后的“胡族”统治者的需要,因为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那些“摄心学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的人,[4]正因为这样,当时北方禅学极为盛行。西秦境内,当更如此。
  此外,炳灵寺石窟本身及周围的环境,也是当时僧人修禅的理想之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2即对炳灵寺及其周围的景观有详细描写。如其中所说的“神人往还”、“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皆应指在炳灵寺修行的僧侣。僧人坐禅,需要幽静的自然环境,因此,十六国北朝的很多石窟都选择在既距当时交通要道不远,又较幽静的山林中。所谓“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5]从禅入定“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6]“山岩空谷间,坐禅而念定,风塞诸勤苦,悉能忍受之”即是。[7]由此可知,当时佛教很注意对修禅地点的选择。炳灵寺石窟深藏小积石山中,又坐谷面溪,既有中西交通之便,又距当时西秦和政治中心枹罕不远,确是僧人习禅的理想之地。僧人坐禅,还需“观像”,因此169窟中就有释迦、无量寿、药师、释迦多宝对坐、三世、十方、千佛等塑像和壁画。坐禅入定,还需“弥勒决疑”,因此“弥勒菩萨”的形像在炳灵寺也出现了(当然石窟造像的更重要功能,还应是造窟人为自己“作功德”)。
  总之,无论从那一个方面讲,西秦境内,禅学之盛行是空前的。
  西秦作为一个“胡族”建立的弱小政权,其财力、人力和统治时间都很有限,但其境内佛教却为何兴盛一时?我们认为:除通常所说的原因之外,[8]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与西秦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西秦在强盛时,其疆域“西逾浩亹(今青海乐都县东),东抵陇坻(陇山),北距河,南略吐谷浑”。这个位置,正好占据了当时中西交通的要点。距西秦政治中心枹罕(今甘肃临夏市)西北七十里的炳灵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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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见《洛阳伽蓝记》卷2〈崇真寺比丘惠凝〉条。上海古籍出版社,范祥雍校注本。
[4] 同上注。
[5] 见高允〈鹿苑赋〉,载于《广弘明集》卷29上;《大正藏》册52,页339中。
[6] 见《禅秘要法经》中;《大正藏》册15,页252上。
[7] 见《付法藏因缘传》卷2;《大正藏》册50,页304中。
[8] 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册2,页437,及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八章,页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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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是当时黄河的重要渡口,魏晋南北朝时代,常有东来西去的僧人不经“河西走廊”,而走“河南国”大道。
  《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载:
(法显)初发牵长安,度陇至(乞伏)干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
《出三藏记集》卷15〈法勇传〉载:
法勇者,胡言昙无竭,……常闻沙门法显、宝云诸僧躬践佛国,慨然有亡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赉幢盖供养之具,发牵此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西海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
《高僧传》卷11,〈慧览传〉载: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载佛,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览还至于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
《高僧传》卷10,〈昙霍传〉载:
释昙霍者,未详何许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间树下,专以神力化物,时河西鲜卑偷发利鹿孤,愆据西平,自称伪王,号年建和。建和2年11月,霍从河南来至西平……
以上诸僧,多是在西秦立国时经过其境的,此类情况,无疑给西秦佛教的兴盛带来了有利条件。另外,西秦所处的这个位置,比敦煌、河西一带更接近关中,所以其佛教可能受关中地区更多的影响,这从西秦境内活动的高僧很多都是来自关中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总之,关于西秦佛教,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所议甚陋,望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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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in the Western Qin Dynasty
Du, Doucheng
Professor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Lanzh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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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Western Qin was a small state established y Xianbei Qifu(鲜卑乞伏)in northen China in the “era of the 16 states.” Due to its location on one the arteries of the Silk Road, the Western Qin state saw a flourish of Buddhism far beyond her contemporary states did. Most significantly, a major Buddhist cave from this era─the Bingling monastery cave in today’s Yongjing, Kansu Province, has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eological evidence, this thesis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raises some worth-noting qu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Qin Buddhism from three aspects: Shengjian's sutra translations, Bingling monastery cave, and Zen Buddhism in the Western Qin. It is the most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Western Qin Buddhism to date.
 
Key words: 1. Western Qin 2. Shengjian's sutra translations
3. Bingling monastery 4.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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