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名山的文化鉴赏

中国的许多名山多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山因佛而著名；佛以山而益显。
　　一、佛与山林缘分深
　　“天下名山僧占多”，此说由来已久。但是，也有人认为此乃不实之词，确切他说，应是：“天下名山僧建多。”从深层意义上看，中国佛教名山，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见证，显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为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渗交融的结晶。许多佛教名山原本都是荒山，僧人来此坐禅修道，逐渐吸引众多的信徒，才开始了这些地方的开发进程。经过长期的艰苦经营，创造了以佛教文化为特色的人文景观。王公显贵、文人墨客等，抱着各自的目的，寻胜而来，或拓建庙宇，或刻石立碑，或吟诗撰文，为佛山增光添彩，佛教在这里的传播，是这些荒山野林变成享誉天下的名山的关键。
　　僧人为什么选择山林从事佛教活动呢？从根本上说，既是佛教的性质决定的，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佛祖释迦牟尼致力于探讨人生苦难的原因，寻求解脱的途径和方法，就曾在灵鸳山说法多年。佛教以超凡拔俗劝人，向往脱离尘世的极乐世界。佛门视戒、定、慧“三学”为一有机整体：戒者，戒律，为防非止恶；定者，禅定，求精神专注；慧者，智慧，悟解脱之道。那远去红尘的山林，使人清心寡欲，自然是佛家修行最好的处所。同时，寺院在幽静的山林之中，古树掩映，云雾缭绕，更显出佛的尊严和神秘。信徒们登山拜佛，肃穆之感油然而生，也更能表现出虔诚之情。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和南北朝而大发展，至隋唐进入昌盛时期。这期间在同传统思想的冲突、调和与融合中，彼此相互吸取，相互渗透，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就很显著。当时，人们关于山水的审美意识的演进，在佛教名山的建设和发展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也为佛教名山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千姿百态的山林吸引着佛门弟子。位居中国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在这个时期就已声名远播了。东晋高僧慧远，途经浔阳，见庐山秀丽，便留住于此，修道弘法，结交文人，直至老死。被陈、隋两代皇帝尊为大师的智，住在京城金陵，常感喧闹嘈杂，不宜坐禅修道，向往清静的山林。他梦见一山水佳处，有僧人伸手召唤他，于是就上了天台山。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荒山野林出现的禅院丛林也日益增多。中国众多佛教名山的建设，表现出来的佛教信仰的力量，是今人惊叹和发人深思的。那气势雄奇的仙山佛国，那宏伟壮丽的建筑群体，那精湛绝伦的艺术创造，这一切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这浩大的难以数计的经费，大多来自民间。它们是善男信女节衣缩食，随缘乐助的结晶。拿五台山的著名的铜殿来说，仅所用之铜就达十万斤，是妙峰和尚从万户人家化来的。世界上最大的乐山大佛，坐落在凌云山西壁，面对氓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这一巨大而神奇的工程历时九十年。海通和尚栉凤沐雨，历尽辛酸，化缘二十多年，才筹集起了基金。它的建造历经艰难，充满着传奇色彩。一座座佛山，凝聚着我们先人的祈求和愿望。生活充满矛盾，人生是艰辛的历程，在坎坷的道路上，先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求助于佛，希望得到菩萨的保佑。他们的精神寄托，构成强大的力量，化为一座座佛山，一代代保存下来了。佛与山的缘分，也是先人对佛的信仰力量的沉积。
　　二、佛山的文化意蕴
　　佛教产生在印度，然而却兴盛于中国，遍布神州大地的佛山就是明证。在数以千计的佛山中，称得上名山的就有二百二十多处。在灿若星辰的佛教名山中，最显赫的当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不少佛教宗派的祖庭也成了著名的佛教名山。此外，还有一些佛山由于各种特殊原因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既是佛教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反映，又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分别成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就很有中国佛教的特色。佛国世界等级森严。佛，是至高无上的，意译为“觉者”，所谓“觉”，有三个意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凡夫俗子缺此三项，只有佛才三项俱全。菩萨仅次于佛，只缺最后一项。菩萨的职责就是帮助佛，以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解救苦海中的芸苔众生，把他们“渡”到极乐世界中去。佛，完美无缺，异常崇高，然而也正因此而令人觉得高不可攀。菩萨却使人感到更亲切，更实在，更需要。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就要适应中国各阶层的需求，自然也就包含着世俗化。所以，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对菩萨的崇拜逐渐突出出来。中国的信徒们，从佛典中选出“大智文殊”、“大行普贤”、“大慈大悲观世音，”又加上美名称号为“大愿地藏”的，合称为四大菩萨。他们请来了这四大菩萨在中国定居，根据佛经记载，结合中国情况，通过各种附会，为四大菩萨确定了各自的道场。自南宋以来，便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说。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的确立，使四大菩萨在神州大地落户生根，和世俗信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享誉中外的佛教圣地，也都列入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佛教不同宗派的出现，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隋唐时期，佛教宗派林立，主要的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八个宗派。这些宗派都有各自的创始者和主要继承人，他们对佛经和佛理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被奉为各宗派的“祖师”。祖师们创立宗派和从事传法活动的寺院，也就成了各宗派的“祖庭”，这些祖庭，大多在风光优美的山林之中，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意义，所在之地自然是有特殊地位的佛教名山。天台山国清寺，以天台宗的祖庭而著名。这里悬崖峻峭，群峦争秀，花木繁茂，溪瀑流泻。三国纷争的年代，就有僧人来此修行。后来，智率弟子来到天台山，探究佛理，著书立说。南北朝时期，北朝佛教重禅定，南朝佛教重义理。智提出禅定与义理并重，也就是强调定慧双修，以此作为修行的原则。他在隋代创
　　立天台宗，正是适应南北统一的需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宗派。国清寺始建于隋代，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寺院，至今仍经常有外国信徒来这里朝谒，天台山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栖霞山因栖霞寺而得名，屹立在南京东北二十公里的长江之滨，三论宗的初祖僧朗曾在这里宣扬过“三论”，因而被尊为三论宗的祖庭。这里，四季松柏常青，春有香花，秋有红叶，文物古迹点缀其间。寺后的石塔，始建于隋代，重建于南唐，塔身造型美观，雕刻极为精细，为古代江南石刻的代表作，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栖霞寺的千佛崖，佛像散布于山崖岩壁中，为现存唯一的南朝石窟。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原为东晋名憎慧远创建“莲社”之地，他们共期往生西方净土。隋唐之间。道绰在山西石壁山玄中寺专修净土，善导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创立了净土宗。这一宗派的特点是：以念“阿弥陀佛”名号，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称为净土宗。由于净土宗修行法门简便，有利于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大大促进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净土宗尊慧远为初祖，所以庐山东林寺也就成了它的祖庭。律宗，由唐代高僧道宣创立于终南山，所以又称“南山律宗”。唐武德七年，他入终南山丰德寺，潜心研究律学和著述，以《四分律》为依据，创设戒坛，规定了受戒、说戒、安居等的准则。律宗的创立，对中国佛教的规范化和发展影响很大，僧尼出家受戒和日常生活都按这规定行事。名僧鉴真是道宣的再传弟子，住扬州蜀岗中峰大明寺讲律，名声和影响很大，这里也被奉为祖庭。天宝年间，他应日本的邀请东渡传授律学，被尊为日本律宗的始祖。1973年，在大明寺建起了“鉴真纪念堂，”1980年，鉴真大师的塑像越过大海，回到了扬州蜀岗中峰大明寺。这里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胜地。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势力和影响最大的宗派，最充分地体现出佛教中国化，流传历久不衰，出现不少支派，所以祖庭也最多。嵩山少林寺，是禅宗初祖印度僧人达摩修禅之地，公认为禅宗最早的祖庭。后来，衣钵传至五祖弘忍，他在湖北东山创建的东山寺，也是禅宗的重要祖庭。弘忍的著名弟子神秀、慧能，因主张不同，分别成为北宗、南宗的创始人。北宗强调“静坐息想”,力主“渐悟”；南宗认为“自心是佛”，力主“顿悟”。弘忍选定慧能为继承人，秘密把衣钵传给他，于是慧能成了禅宗六祖。禅宗从达摩发展到慧能是一个飞跃，慧能被视为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他把佛教和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融入儒家的心性学说，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观。他的思想体系都围绕着本性是佛这一中心，认为众生与佛的区别在于自心迷悟的不同，所以倡导顿悟，追求自我解脱，对佛教是一种重大改革。慧能主持过的韶关南华寺，位于度岭分脉，背依青山，面临曹溪，也是禅宗的主要祖庭。慧能的高徒怀让在南岳衡山弘扬顿悟法门，开南岳一系；他的又一高徒行思在江西青原山传播顿悟法门，创青原一系。此后，又形成“五家七宗”，真可谓源远流长。
　　诸多佛教名山，蕴涵着一部形象化的中国佛教史！
　　三、文化宝库石窟寺
　　石窟寺，是一种特殊的佛教寺院建筑，开凿于山峦连绵的悬崖峭壁之间，因山岩凿龛，就岩石造像，以岩窟为寺院。石窟寺来源于印度，伴随着佛教一同传人中国，与原有的岩石开凿和雕刻技艺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的石窟寺。中国石窟寺的发展可分为几个时期：最早接受石窟寺艺术的是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寺始凿于公元三世纪，基本上沿袭印度的模式，可说是初创时期。此后，沿着丝绸之路传个到甘肃敦煌等地，从此开始了新的厂泛发展时期。到了八、九世纪，石窟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中国化的风格也越来越显著。十一世纪以后，逐渐开始走下坡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石窟寺，是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的宝贵遗产。中国的石窟寺数以千百计，其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三十多处。最著名的，当推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被誉为中国四大石窟。此外，如大足石窟等，也都很有价值，规模也很可观。这是又一系列富有特色的佛教名山。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荒漠中，闪耀着一颗灿烂的佛教艺术明珠，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它建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莫高窟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保存着从北魏至元历代洞窟492个。这里石质粗松，不适宜于雕琢，所以除彩塑外，特别以壁画著称。彩塑佛像2415尊，有单身像和群像，从中可以见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壁画多达45000平方米，艺术造诣之高令人惊叹不己。隋代以前的北朝壁画，主要是各种“本生”“佛传”故事画，描绘释迎牟尼的行善事迹。隋唐时期的壁画，宣扬极乐世界的“净土变”，通俗化形象化地展示出了佛教的理想。此外，壁画中还有各类人物形象，表现了古代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同时，又绘有供养人的画像，可以看到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约丽多彩的壁画，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莫高窟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从这里发掘了大量宝贵的文物。清光绪二十年，一个道士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其中藏有从四世纪至十四世纪历代文物五、六万件，有写本，有绘画，有刺绣，有织物，还有铜像等等。在各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中，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文学作品、史籍、地志、帐册、契据、状碟、信札、历本等。这是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极大的兴趣，出现了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像的“敦煌学”，我国建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云冈石窟的开凿晚于莫高窟约一个世纪。这时，大同是北魏的统治中心。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兴安二年（453年），高憎昙曜奏请文成帝,在京城之西武周山麓开凿石窟寺。此后数十年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二里多，逐渐蔚为壮观。云冈石窟造像以气魄雄伟著称，现在主要洞窟53个,此外还有110多个小窟，以石刻造像为主，大小达51000尊。最早的昙曜五窟,在云冈石窟的中部，编号为16至20窟，佛像高13．5米至16．7米，身躯魁伟，姿态英俊，面容端庄而清秀，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第5、6窟是连成一体的双窟，中央坐佛高达17米，为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四壁满雕佛龛造像，有佛、菩萨、罗汉、力士、飞天等，内容丰富多彩，雕饰精致华丽，这窟也是云冈石窟中有典型性的一个，显示它的审美特色和精湛技艺。五华洞，包括编号9一13窟,有造型奇瑰的大佛雕像，有富丽多彩的风物图案，也可说是云冈石窟的艺术精华。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城南，这里龙门山与香山对峙，犹如一座天然门阙，两山之间伊水穿流而过，所以自古有“伊阙”之称。石窟主要开凿在龙门山峭壁上，宛如南北长达二里的蜂窝。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开始凿造石窟寺，历经四百多年相继营造，现有窟龛2100多个，佛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多块，佛塔40多座。龙门风景名胜区，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龙门石窟中，北魏至隋代开凿的约占三分之一，大部分是唐代的石窟。奉先寺不仅规模最大，而且艺术价值也最高。主像卢舍那佛像高17．14米，面容丰润，修眉长目，嘴角微翘，眼光下视，形态极其生动，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左右两边洞壁各刻一弟子，一菩萨、一天王、一力士。这组形神兼备技艺高超的群雕，显示了盛唐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据史料记载，奉先寺建于唐高宗时，武则天还亲率朝臣参加了卢舍那佛的开光大典。在中国著名的石窟寺中，以麦积山石窟的风光最为幽雅。它地处甘肃天水秦岭山脉西端，石窟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各窟之间全由架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相连，真可谓石窟艺术中一大奇观。如果说莫高度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石窟大多为石雕，那么麦积山石窟就因泥塑而著称。这一“东方雕塑馆”始凿于后秦（384－417年），后经十多个朝代相继开凿。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佛教名山，是前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特殊文化，它们是能激起探胜者的无限遐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