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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另一种声音”之后──“诠释”观点的思索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3日
来源:不详   作者:蔡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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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另一种声音”之后──“诠释”观点的思索
  蔡清隆 实践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摘要】本文简述作为缅甸主要社会思想的佛教,并就思想史之理解,“管窥”史拜罗对本书的研究。本书蕴涵了许多研究缅甸社会生活的素材,可作为研究其社会思想的重要参考,本文只就社会制度、控制、价值、秩序,以及人天关系略述“一斑”。
  史拜罗研究佛教与缅甸社会,虽以诠释观点,却仍费力以实证观点去探讨韦伯(M. Weber)等人的宗教议论,凸显现代人无所逃于“理性的铁笼”。本书另一个论点:现代工业社会坚持的“现世期望”,与佛教提供的来世果报冲突。但尚在传统社会中的农夫,仍会继续相信佛教的解脱教义,期待来生。现代化菁英则继续追寻“立即而非未来的满足”。史拜罗据此预言:“我们或许可以预测这种新佛教将会是涅槃佛教取向”,似乎一个新佛教时代即将来临。
  关键词:社会思想;人性;诠释;理性主义
  一、回响、回想
  《佛教与社会》(注1),汉译本的问世,其精练译笔自然流露的佛学素养,令人叹赏。译者于其出版前言指出(注2):
  “阅读本书可以对照出原始佛教教理实现于人间时,因人性及时空而产生的变迁。不论是佛弟子想了解自己所信解的是怎样的佛教,或是一般把佛教当成人类社会中文化之一的人,要了解这影响世界很大地区人口的宗教文化,它都提供一个探究的入口,也就是本书发出的……诸多佛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有机会倾听“另一种声音”,愿就一个“外道”的观点,简述作为缅甸主要社会思想的佛教,并就思想史之理解,“管窥”(注3)史拜罗对本书的研究,拟以初步的思索与想像,提供阅读的参考。
  二、佛教、社会、思想
  人类思考外在世界的方式,常因时空条件与社会文化之递嬗而与时俱变。换言之,人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例如:
  中国古代君王,遇灾荒或异常天象,常需下罪己诏,其实所谓“朕不德……”之类的仪式性语言,干“天”何事?今日看来,或觉荒谬,但那的确是古人的“天下大事”。
  社会思想之研究不在评价思想,而是探索思想与社会生活间“互为主体”(注4)的意义。此类研究大率以重要思想家为主,其实社会思想常隐涵于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中,例如宗教信仰、民俗、禁忌、仪式、艺术、文学……但是因为许多客观限制(注5),研究者常需缩小范围,聚焦于主要人物思想的探索。
  本书蕴涵了许多研究缅甸社会生活的素材,可作为研究其社会思想的重要参考,但是我无法在这里深入探讨佛教在缅甸的社会思想,只能就社会制度、控制、价值、秩序,以及人天关系略述“一斑”:
  1. 社会制度
  人遵循制度而生活,一方面是生活上的需求(注6),同时也是一种秩序,藉此以合理化并预测彼此的行为与反应。例如两性经过婚姻的程序,始得以营造社会认可的共同生活、信守婚姻规范。
  佛教在缅甸确立了许多社会制度,例如丧葬制度、社会安全制度……等,都是以佛教为思想核心。丧葬制度中,缅甸佛教涉入死亡之事,不是在人死后,而是临死之前就有相关仪式(注7):
  “人的轮回决定于其临终当下的心境……亲友们会在他的病榻前,诵念佛教的功课,并经常邀请比丘诵护经……”
  又如出家典礼(注8):
  “出家典礼具有象征及实质的宗教意义,……缅甸男子如果没有穿过袈裟,便不算真正的人,……在举行出家典礼之前,男孩以伏地跪拜的动作,来礼敬父母等尊长,然而穿上袈裟之后,父母……反过来跪拜男孩。”
  相较于中国人的“成年礼”,长幼尊卑的逆转现象,彰显佛教仪轨之特殊意义。
  2. 价值与生活
  价值深入生活的每个层面,佛教思想几乎支配所有缅甸的社会生活,业力佛教、功德、布施、轮回建构成缅甸人的价值系统。功德是整体解脱论的基础,是“佛教实践的主要动机”(注9)。每件事与行为都以能否获得功德为依据,布施以获取功德为目的,非关人道、慈善,因此有人认为这些行为与价值隐含私利的元素(注10),就社会思想而言,那是社会控制的策略,也是缅甸社会与佛教思想互动下的行为特质。
  3. 社会控制
  就社会学观点,宗教具有社会控制的机制,广义的控制涵括偏差预防、维护秩序、鼓励向善、塑造价值与提供行为的参考架构……,在这个意义上,佛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注11):
  “在我的缅甸研究中,除了两个人以外,所有访谈的在家众都认为,如果不是佛陀制定戒律,就不会有道德规范;如果没有佛陀的智慧,凡夫不可能知道说谎、杀生等都是错误的行为。”
  这是佛教文化下的社会控制,也是佛教在缅甸社会思想中的具体呈现。
  4. 秩序
  社会学指涉的“秩序”,涵盖所有行为模式、价值系统、社会制度、社会阶层、组织……等,是社会分析的基础,也是生活的依据。
  佛教深刻影响缅甸社会资源分配的价值观,财富、权势、声望等差异,都立基于业力(注12):
  “社会秩序之能维持,毕竟不在于分配的平均与否,而是在于人们感觉分配是否公正,……具有双面意义的业力教义,正好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权威给任何社会秩序。它一方面认为今生修福者,来世会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它用过去世所造的善恶业来解释今生的地位。”
  基督教用死后的天堂建构人生秩序,与佛教的轮回、业力,皆有意义上的普遍性,也是缅甸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注13)。对于认识缅甸社会秩序的本质,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5. 人性与“无我”
  “我”竟是何物?人是甚么?人面狮身的谜语依然叩唤世代人心。达摩对梁武帝说:“我不识!”千年而下,依然是教人百转千回。
  人性,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看法,大致如有下述主张:
  (1) 理性主义的观点
  源自古希腊,欧洲文艺复兴再度复活,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具指导行为、洞悉事理的能力,是人类的目标与完美价值。
  (2) 基督徒的观点
  罗马统治下的基督徒认为人是上帝创造,具自然与精神双重性质,带著「原罪”而来,生命具有“目的”性,主要是信奉上帝。
  (3) 科学的解释
  和其他有机体一样,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达尔文说猴子是我的表兄弟,自此人类从“上帝的子民”,蜕变为兽性的有机体。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信徒“视人为物”,主张用研究物理世界的科学法则去探索人类,又引爆哲学上的争论,“我是谁?”这个终极问题又腾为悠悠众议(下文将再叙述)。
  人之所以为人,史上的说法汗牛充栋,但是,就像人面狮身的谜语,谜虽解,而谜底之后的谜,依然困惑世世代代。中国人也有性善、性恶的争论,道家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天相融也是中国人的另一种人生观。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得说“人按照本性即是一个政治动物”,而科学的解释:生物、心理、社会学……诸说不一而足。
  澳洲人类学者弗立曼(D. Freeman)认为即使人类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观念世界中,“他仍十足是个动物,是自然界演化出来的一部分”(注14)。美国学者杜威则坚持人类异于禽兽,“没有本能,有的只是习惯”(注15),因而婴儿初出生,其人性只是一张白纸,环境造就了他的习惯。社会学观点中的人,本质上是“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人(Persons)”,具有此社会特性的人,也就是所谓人性(Human Nature)。对人性说法,确实很难有一致见解,如若轻用“普遍人性”,确实易致争议。
  这些主张已有许多不同评价与争论,此处仅援引诸说,呈显佛教“无我”的特殊性。佛说人有“五蕴”,“在禅修中,人们可以明白自我是一种幻觉,……不再执著于今生,也不再渴求来生……就能登上究竟解脱生死轮回的巅峰、实证涅槃”(注16),“生命的三种本质中,‘无我’是最不易为缅甸人所了解和接受的”(注17),就此以观本书作者在序文所说:
  “依此相似的程度,本书的副书名其实可以很准确地改为‘并其在人性上的变迁’,因为跨文化间的相似性,暗示这种差异是泛人类普遍具有的认知取向与动机倾向的产物。”
  这是作者研究上的创见,若以严谨尺度,基于上述“普遍人性”的争议,个人以为应予审慎理解,中国理学家所谓“理未易明”,良有以也。
  有关《佛教与社会》书中的社会思想研究线索仍多,此处仅略举二三。
  、进步、理性,神话?──理解的反思
  史拜罗研究佛教与缅甸社会,有个论点值得注意,值得进一步思考。讨论之前,拟先回顾一段思想史的争论。
  自然科学要研究的是物理世界中“不自由的领域”(realm of unfreedom),实证论者相信人类社会行为也受因果律制约,因而排除了人“内在的自由因素”,人类行为的“自主性”则被忽略,此实证理性主义者备受争议之缘由。
  六十年代末期,科学社会学的观点受到强烈质疑,基本上,自然科学是在寻求客观通则,人文社会科学则关注历史事件的独特意义。两者最大差异不在于主客观的问题,根本上是分属不同的两个层次,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界不会诠释自己的活动,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则在诠释一个“已被诠释的意义世界”,也就是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被研究对象(常理世界的行为者),他已诠释了自身的行为,研究者的诠释是“第二层”,这种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的意义,指出“理解”(verstehen)不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而是常理世界中“本体的生活模式”。因此,研究者不可将自己之理解强加于研究对象!
  诠释学宗师加达默(Gadamer)强调:“理解”不是主体的思维活动,也不是单向的“赋予意义”的过程,而是一种互动。
  在这个意义上看《佛教与社会》,我们知道作者是采取诠释的观点去研究,作者在序文中明白主张(注18):
  “既然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是特定的历史产物,而且也由于他们各自发展其独特的世界观,所以必须根据其独特的事件与过程、价值与态度来解释。最近随著世人对社会认知和文化解释学渐感兴趣,使得这种哲学在解释上,较偏重采用主位(-emic,从当时人的视野来了解事情)、而非客位(-etic,从外在及理论来理解事情)的立场。”
  同样这种观点,也见于第十八章的学理评论中:(注19)
  “宗教与世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人的社会经验形成他的人格倾向,从而决定他对传统或新兴宗教的教义是接受还是排斥。在这关系中,世间是自变数,但在宗教与世间的另一关系面,宗教则是自变数。”
  尽管他采用了诠释观点研究缅甸社会与佛教,但却在这一章费了很多文字,以实证观点去探讨或反驳韦伯(M. Weber)等人的宗教议论,确实很耐人寻味!
  当代,特别是英美学界,仍有许多人仍沉醉于“进步、理性”的神话中,他们仍未清醒“笛卡儿弄错了”(注20),加达默(Gadamer)奋力鞑阀“启蒙运动”对现代文明的荼毒,著者史拜罗不自觉陷入实证泥淖,是否意味著他也无所逃于“理性的铁笼”(注21)?试请深思!
  四、涅槃,后现代的想像
  本书另一个特殊论点:一个有趣预言很值得注意。要深入了解,可以先认识后现代文化的本质。
  这是一个寻找意义的时代!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何处去?”
  后印象派画家高更,晚年对著苍茫大海提出这三个“天问”。古往今来,同样问题依然回荡许多迷惘的心灵,“我们是谁?”人,相对于宇宙、相对于他人、乃至自己,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苏格拉底的传世警言:“认识你自己”,你是谁?过去,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越来越复杂,似乎早被启蒙哲学家清楚说明的问题,现在反而变得愈来愈难以回答,过去是天经地义、具有“先验”上的绝对意义与价值,现在却显得模糊,难以确认。此何以故?
  文艺复兴“再生”了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扬起“人”的旗帜对抗神权,其后启蒙思想家创造了“理性人”,理性主义、科学万能、征服自然……,“人”自比天高,挑战上帝权威。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种局面却逐渐改观。
  二十世纪一连串科学革命催生了新时代,爱因斯坦相对论改写牛顿物理世界中“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的机械观,量子革命进一步推翻传统物理秩序的认知,发现物质属性取决于情境脉络,而非永远不变。到了1970年,混沌理论宣告理性秩序的终结。数位浪潮、基因革命、全球化……,一个新世界正掀天卷地而来。
  价值的断裂、意义的失落、新秩序的涌现、网路“新人际关系”(注22)的出现……,这个剧变世界,彷徨世纪的心灵!
  著者史拜罗在十九章提到:现代工业社会坚持的“现世期望”(注23),与佛教提供的来世果报冲突。但是尚在传统社会中的农夫,尚未面对这种世纪冲突,因此仍会继续相信佛教的解脱教义,期待来生。现代化精英则继续追寻“立即而非未来的满足”(注24)。
  史拜罗认为:
  “涅槃佛教是厌倦世间的精英宗教(不论是前工业化时代或后工业化时代);业力佛教是前工业化时代农夫的宗教;而消灾佛教是新兴而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宗教。”(注25)
  史拜罗据此作一个预言:
  “或许几百年以后,一旦工业化成功的兴奋退了,部分有名无实的佛教徒,将如早期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徒一样,会对‘进步’的成果感到失望,而再次拥抱某种形式的新佛教……我们或许可以预测这种新佛教将会是涅槃佛教(而不是业力佛教)取向,也就是说:新佛教强调解脱的方法是出离而不是功德。”(注26)
  参看前文所述后现代文化特质,“后现代,彷徨的心灵”,再对比作者的预测,似乎一个新佛教时代即将来临。这是不是一种后现代的想像?试予君猜!
  【附注】
  注1: 此书原著者史拜罗(Melford E. Spiro),香光书香出版社中译,2006年9月初版。
  注2: 这段文字原引自此书毛本的中译序,出版之后,译序更易,此处则仍依原序引文。
  注3: 限于许多因素,此处只能管窥一二。
  注4: 许多研究是以思想家为主体,社会生活则沦为客体,其实思想家的思想也难以自外于时空制约。
  注5: 特别是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研究素材取得不易、时空与社会文化的差异……等,都是不易克服的障碍。
  注6: 功能学派认为是结构上的功能,也是社会生活的必需。
  注7: 麦尔福.史拜罗(Melford E. Spiro)著;香光书乡编译组译,《佛教与社会:一个大传统并其在缅甸的变迁》,(初版,嘉义市:香光书乡,民95),页439。
  注8: 同上注,页421。
  注9: 同注7,页212。
  注10: 同注7,页200-213。
  注11: 同注7,页748。
  注12: 同注7,页734-735。
  注13: 同注7,页736。
  注14: D. Freeman,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uman Behavior, (Canberra :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ustri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5).
  注15: 李树青,《人性与社会》,(初版,台北市:台湾商务,1985),页21。
  注16: 同注7,序,页11。
  注17: 同注7,页93。
  注18: 同注7,页14-15。
  注19: 同注7,页712。
  注20: 海德格(Heidegger)主张“我在故我思”,他主张理解不是主体的意识活动,而是它存在的条件。
  注21: 韦伯(Weber, Max)认为主导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线索是体现社会生活合理化(科学精神)的过程。在此条件下,效率是现代官僚管理制度的主要目标,韦伯指出这其实是不合人性的。这种所谓“合理化”的关系结构,制约了现代人的生活与思维,形成他所谓的桎梏人的“理性铁笼”。
  注22: 请参阅:http://long96.blogspot.com。
  注23: 这是理性主义所楬橥的,要创造今生今世的天堂,而不是在死后。法兰西斯培根主张用科学方法控制自然界,这种控制的概念,到了十九世纪也转移到人类社会的控制。
  注24: 同注7,页779。
  注25: 同注7,页779。
  注26: 同注7,页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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