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山龙泉寺舍利石函探疑

太山龙泉寺舍利石函探疑
　　提　示：由于太山寺早期资料匮乏，人们暂时无从得知更多的有关情况。值得注意的有两件文字遗存可以佐证，一是太山寺内的一座唐碑，一个便是发现的石函。
　　2008年5月8日，在太原市太山龙泉寺发现地宫，其中起出石函一具，内中有鎏金铜棺、银棺和金棺，虽然最终没有开启金棺，但专家普遍认为，金棺之内应该有舍利。
　　由于太山寺早期资料匮乏，人们暂时无从得知更多的有关情况。值得注意的有两件文字遗存可以佐证，一是太山寺内的一座唐碑，一个便是发现的石函。
　　已知唐碑立于公元771年，比寺院创建时间710年推后了一个甲子多。771年是唐代宗大历六年，据太山龙泉寺资料记载，现存碑体地面部分为3.8米，2003年挖掘时探明地下部分还有2.2米，赑屃完整，惜唐槐根系紧紧缠绕，回填。地表碑文剥蚀漫漶不清，地下目前无法读取，因此不能知道立碑所为何事。代宗朝佛事颇兴，以立碑年为例，高僧不空等译得经文77部进献；代宗梦合滁州新建佛刹，赐名宝应寺，并由颜真卿撰写戒坛记。重要的信息是资州刺史建三教道场，佛为先，道居次，儒再次，一改玄宗朝崇道之风。与太原相关的是前一年，770年（大历五年），彗星出，代宗诏命不空行法，令其前往五台山修功德，途中在太原设万人斋，规模宏大。这段时期，各地兴寺翻修盛行，以代宗大历八年的诏令可见，他说，天下所有的寺院包括道观，僧尼道士不够7人的要度满7人，这与玄宗朝废僧尼还俗的行为截然相反。由此可以猜测，太山龙泉寺唐碑所记多半与翻修扩建有关。这一点说这么多，意思在于指向一个疑问。我认为，710年也不是太山龙泉寺的始创时间，至少不是主体或群体（成体制）的创建时间。这一点后面会涉及。
　　石函。已知石函方形，长80厘米，上面刻有文字，为供养人名单。据媒体披露有两三千人，几乎都是女性。而石函两侧名字多为男性，但清晰度不如正面。众多人名中有安西都护府田杨名夫人字样。有意思的是，在数十位历任安西都护府都护中，田杨名资料最为稀缺，所能引用的多为《新唐书》、《旧唐书》中的段落记载：
　　《新唐书》221上：“时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692），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于是沙碛荒绝，民供赀粮苦甚。议者请弃之，武后不听。都护以政绩称华狄者，田杨名、郭元振、张孝嵩、杜暹云。”
　　《旧唐书·西戎传》：“……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杨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嵩、杜暹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
　　接下来，仍然要提到这次的考古发现。据专家考证，地宫出处为一座佛塔的塔基，呈长方形，建于唐武周时期（690－705）。我们知道，《旧唐书》记载，“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杨名”，那么，塔基建造时间与石函供养人名字中田杨名的任职时间吻合。报道考古中发现，地宫及石函没有被打开过，也就是说是初次发掘，并在鎏金铜棺内发现一些青铜饰件，以及开元通宝。这就是说，这次考古，在细节上，出现了多个时间段。
　　武周时期，690－705。
　　玄宗开元时期，713－741。
　　史载太山龙泉寺创建时间，710。
　　无独有偶。关于田杨名本人，也出现了多个时间段。
　　武则天朝，任安西都护府都护。690－705。
　　玄宗任用时也有作为寒族的田杨名的都护记录，时间在李林甫出任宰相之前，即734年阴历五月。玄宗712年登基。712－734。
　　寒族，即地位低下，祖辈乃至父辈基本没有进入统治阶层一类人，如士、农、工、商、兵、奴、门客等等。目前没有田杨名的生卒年份记载，如果不是祖荫，靠军功或者提携而进，登上都护位置，最起码应该在30岁之后。都护什么概念？大都护府都护一般由亲王遥领，从二品；副大都护从三品；副都护，正四品。上都护府都护，正三品；副都护，从四品上。官位是比较显赫的，更关键的是兵权在手。这样，田杨名政治上活跃的极限范围有了，那就是690年至734年，44年。一生算来，应该70有余。
　　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
　　一、作为安西都护府都护，田杨名与当地的佛教寺院以及高僧佛徒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与舍利主人——如果证实不是佛舍利的话——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接着，在他的生年或者有关系。也许，在他的生年没有关系，舍利是一种流传或托付，或者是迁葬承诺。
　　二、舍利如何来到太原？函件是后来制作，还是整件带来？
　　三、田杨名与太山龙泉寺的关系，直接还是间接？也就是说，太山龙泉寺或者太山龙泉寺的前身当时的地位（佛教的，世俗的）如何？
　　四、发掘认为，塔基是唐武周时期（690－705）建造，而龙泉寺记载始建于710年，睿宗朝。710年一年，中宗复位年号景龙（末年），韦后控制少帝年号唐隆元年（仅一年），直到睿宗复位，年号景云（元年）。一年三个年号，足以见证政局的动荡。塔基以及地宫的发现说明，至少在710年以前此地已经有寺庙（局部）的可能性存在，那么，龙泉寺是否在此基础上重建或者扩建？如果成立，690年到710年之间，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天灾？人祸？
　　五、对于田杨名而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六、置放舍利函，这一件重大的佛事，是田杨名亲自操办，还是其他人或者后人所为？是比较轰动，还是悄悄作毕？
　　七、如果不是佛舍利，是哪位高僧大德？是西域僧吗？
　　八、如果七成立，那么是否与唐帝国对西域控制力下降有关呢？
　　田杨名的一生过于漫长，也过于混沌，而44年的活跃期足以使很多东西被稀释、被转移，甚至矫枉过正。我想，还是从他都护任期入手，尽可能地缩小这个时间范围，也许有助于更准确地击中谜底。
　　我们还是先来精确一下田杨名的都护任职时间。
　　安西都护府置于640年（贞观十四年）九月，到658年（显庆三年）五月治所移设龟兹，18年的光阴，四位都护历任。他们是乔师望（640－642九月）、郭孝恪（642九月－648）、柴哲威（649－651十一月）、麹智湛（651十一月－658五月）。移设龟兹后，先后历任者分别为高贤（约663－665）、裴行俭（约658六月－665）、杜怀宝（？－677／680－？）、王方翼（677－679／？－682）、阎温古（685－688／－689）、唐休璟（685－688／－689；689七月－？）。接下来便是田杨名。田杨名之后，分别又是郭元振（706－710七月）、牛师奖（708十一月以后，约半年）、张玄表（睿宗朝惟一都护）、阿史那献（713－714六月）、吕休璟（714七月－715十一月）、郭虔瓘（716正月－717六月／715十一月－716正月）、汤嘉惠（720？）、张孝嵩（720－724）、杜暹（724三月－726九月）、赵颐贞（726九月－728正月）、来曜（730－733十二月）、王斛斯（733十二月－736正月）、田仁琬（737初－738暮春）、盖嘉运（736正月－740六月）、高仙芝（740六月－747十二月）、程千里（748正月－751）、王正见（751－752）、封常清（754三月－755十一月）、梁宰（755十一月－756）、杨预（756七月？－758三月）、郭昕（760－794最后一任）。
　　关于田杨名的具体时间，刘松柏先生研究认为，《旧唐书》写明田为则天时都护，那么根据排列，则天时垂拱年间有阎温古和唐休璟两任，只有可能在692年（长寿元年）王孝杰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后，第二年复设龟兹，直到704（长安四年）之间出任，即田杨名的任期只可能在693－704之间。刘松柏先生这样说：
　　“长寿元年（692）则天采纳其议遣王孝杰破吐蕃拔四镇。所以在690－692年两年多四镇未取、战局不利的形势下，似难于此时敕任命安西都护并有显著政绩，只有当长寿二年（693）复将安西都护府设于龟兹才能有重整旗鼓，再振西域的气势。从长寿二年（693）到长安四年（704）11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一任都护。田杨名只可在此时期内的某些年任安西都护。则天朝任都护有正副都护之分。如首任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其副大都护为唐休璟。圣历二年（699），则天后又以安西大都护职衔赠与降唐的吐蕃赞婆，其死‘特赠进安西大都护’。很可能阎温古后，安西只授安西副大都护。不然何以有正大都护职衔作为追赠？故可认为田杨名任安西副大都护职，行正大都护权。”
　　刘先生说得很清楚。
　　根据唐军与突厥的战争记载，683－684年间，东突厥骨咄禄率兵征服漠北在大唐安北都护府治下的铁勒九姓，田杨名作为将军被朝廷派往金山（今阿尔泰山）道，联合西突厥十姓部落共同讨伐。这就是说，高宗末年，田杨名只是一位将军。到了694年初，骨咄禄弟弟默啜进犯，武则天命白马寺僧薛怀义为行军大总管，率多道总管共18名将军出征讨伐，其中包括田杨名，当时任瀚海道总管。（同年八月，王孝杰替任，第二年正月改任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全面负责对突厥的战争。而田杨名是否重新复职，目前不知。）这样，他的都护任职时间又被缩小到至少694－704之间。
　　从塔基年代范围690－710，参照田杨名的任职时间694－704，我们设定一个置放石函的可能时间，694－710。这个时间段基本可能成立。当然，比较疑惑的是开元通宝的存在，这使得713－734之间的置放也存在了一定的可能。那么，可以初步判断，694－710，田杨名亲自参与（至少知情）置放舍利函的可能最大。而713－734任期外的置放则未必亲自参与，甚至不一定知情（已卒？）
　　现在，塔基是武周时期，龙泉寺记载建于710年睿宗时期，而铜棺内发现了开元通宝。690（天授元年）－741（开元末年），半个世纪的跨度，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最初有塔（沙土型？），开元时塔倒了，重新置放后再造塔（砖石塔？）假如可以成立，那么，半个世纪，这里的情形不被记入史册，从大的方面来说，与什么相关？
　　第一种可能，与朝野的动荡有关。
　　第二种可能，与朝廷对佛教的政策有关。
　　第三种可能，与西域的局势变化有关。
　　事实上，则天开始，历经睿宗在位、中宗复辟、睿宗复位、睿宗禅让、玄宗登基、韦后之祸、太平之祸，加之其间与突厥、与吐蕃、与契丹的战事不断，这半个世纪的确不同寻常。我们不妨看看发生了些什么要事。
　　684－705，20余年时间，66人先后被任命为宰相。
　　690－694，超过35万“蛮夷”来中国避难。
　　高宗死后，受薛怀义影响，武则天一改重道轻佛的做法，禁杀生，建明堂，召开无遮大会，广度僧尼，诏命天下各州建大云寺。薛怀义死后转向对华严宗和禅宗的庇护。并下令延长服母丧的时间使之等同于服父丧时间，以提高妇女地位。龙泉寺出土石函上供养人名单中几乎为妇女，可见一斑。
　　699年，重修敦煌莫高窟。这一年，武则天颁布了一个在我们现在看来重要的法令：禁葬舍利骨制。文字很短，如下：
　　“释氏垂教，本离死生，示灭之仪，固非正法。如闻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恐学者有疑，曾不谤毁。宜令所管州县，即加禁断。”
　　并且，在狄仁杰的劝谏下，700年七月，武则天拒绝参与三阳宫的藏舍利法事，使得法事中止。
　　702年，命尼在五台山造塔，设斋供一万菩萨。
　　703年，武则天造自己像准备送上五台山供奉菩萨（供养人像），后来改送太原崇福寺供养。
　　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701－704间，某些私铸钱币获准使用。
　　睿宗朝时，睿宗本人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711年，有奏本指出，佛寺大量聚集土地财富，富人纷纷假充僧人以逃避税收以及其他义务，睿宗下令调查。712年，下令拆除未被皇家认可的寺院。
　　玄宗登基后，力反佛教。713年诏令禁止豪门私建寺庙。714年五月，大规模调查僧侣，使三万多僧尼还俗。六月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并且控制对现有寺庙的翻新。一直持续到8世纪30年代。
　　田杨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情形。
　　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在田杨名在任期间是这样的一个佛教胜地。由于往来汉族官员、使节、治所各级官员家属，以及驻军三万余人远离家乡，需要精神寄托，便集资建立佛寺，朝廷从内地委派僧人前来主持佛事。今天的新疆库车西南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出现许多由汉人开凿的洞穴。此外，龟兹地区石窟中仅有的千佛洞罗汉窟，均为埋葬汉僧尸骨的石窟。众多汉族僧人信徒礼佛敬香，留下许多汉文题记。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石函舍利的主人呢？
　　太原，大唐龙脉，也是军事重镇。因为处于长安到五台的要途，佛事活动频繁，香火旺盛，实属正常。历史记载，经历了佛道之争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唐武宗灭佛后的太原，到了唐末，晋阳古城仍有大寺15所，大禅10所，小院百余，僧尼二万余人，规模颇众。以太山龙泉寺为例，虽然唐筑遗存没有了，但据日本人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记载，1940年12月，他们尚在龙泉寺皇姑洞旁见到一座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九月刻立的华严经幢，饰纹优美。从豪门望族角度来看，太原王姓，是唐朝皇家通婚的四大姓之一，玄宗的王皇后即为太原人。我们不妨为田杨名与舍利主人以及太原建立一种联系，某种渊源，来自个人经历的、家族的，甚至是宗教的（托梦、许诺、洗礼、终极供养等等）渊源。从铜棺的饰纹可以看出道教的绝对影像：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以及世俗的影像：忍冬唐草、辅首；然后是佛教的影像：须弥座，栏楯。这样的设计固然有混合不分的时代因素，是否也有混淆视听的因素呢？
　　可以大胆想象（以待有人小心求证）：武周时期，简陋葬过，玄宗时期重新葬之，重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原塔的坍毁。至于什么原因，洪水，地震，还是人为，不得而知，需要查证太原环境历史记录，但未必会有。从体例看，先墓后塔，武周时期或许是简单的竖状墓穴，这一点也可以从未成体例的寺院雏形参佐，其上一座不会很高的沙土塔，实心（覆钵式？）到了重葬时，加了砖砌的道、门、室，呈六边形。专家认为六边形的墓穴形式在唐朝比较罕见。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州地区发掘的几座唐代墓穴考古记录，均为砖室，呈弧形、腰鼓形，与六边形形制接近，更有意思的是，墓室内都发现随有开元通宝。
　　那么，我们的猜测到这里基本上成型。至于太山龙泉寺的前身在唐朝，特别是在初唐究竟是什么规模、是否有皇家活动规律，甚至是否有皇室人员参与佛事，以及随着时间演变，到后来唐代遗存尽废，只有明清遗留，其中的种种般般，留待考证。
　　而田杨名和他的家人，也许只是为了一个梦想、一个诺言，也就是说一个偶然，来到了我们面前。那件未被打开的金棺，沉默不语的舍利，或许在冥冥中左右着我们，一步步接近直至遭遇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