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道德精神的重构——电视剧《乔家大院》带给我们的启示

晋商在明清两代曾经的辉煌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与中国金融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奇迹。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雪藏多年，被国人遗忘许久的晋商事迹再一次浮出海面，极大地吸引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其间，史学界与经济、金融学界的思考自不必多说，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已经出现了诸多表现晋商的优秀作品。成一的长篇力作《白银谷》、毛守仁的长篇小说《北腔》、王跃文的长篇小说《龙票》，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就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佼佼者。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同样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艺术佳作。
　　这篇短文当然不可能在不长的篇幅中对于《乔家大院》作全面的思想艺术分析，笔者之主旨乃是要通过对于电视剧主人公乔致庸经商之道的一种粗略剖析，着重谈一下乔致庸的经商之道对于我们当下时代一种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注意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导演胡玫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乔家大院》的故事对于当代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弘扬了一种商业文化。晋商的精神实质便是‘诚信’，对于现在的中国商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商界，我想会对我们有一些启发。”“诚信”以及伴随着“诚信”而来的一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是晋商精神的精髓所在，这一点在乔致庸身上即有着格外突出的表现。
　　电视剧起首处乔家之所以陷于严重的困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乔致广违背了平等竞争、诚信待人的基本经商原则。当他倾全力在包头与达盛昌邱家争做高粱霸盘生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最后必然四面楚歌的种子。在孙茂才的尽力帮助下，乔致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邱老东家也陷入了如同乔致广一样的困境之中。然而，值得充分肯定的却是，在本来可以轻易地击垮达盛昌邱家的时候，乔致庸不仅没有贸然出击，反而对于经商之道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与认识。他认识到了大哥乔致广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认识到了究竟依凭怎样的经商原则方才可能使自己在商战中真正地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乔致庸不仅没有在可能的情况下致达盛昌邱家于死地，而且还主动登门，代死去的大哥向邱老东家道歉，并对一种混乱无序充满了阴谋诡诈的经商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最后，与达盛昌邱家一起携手，开始了在包头的晋商圈中重建诚信为本、公平竞争的公正经商原则的努力。
　　诚者无畏。乔致庸另一值得肯定的精神实质乃是一种大胆的开拓精神。这一点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在察觉到包头复字号大掌柜顾天顺的自私、昏庸无能时，对于复字号的根本改制，对于小伙计马荀的大胆提拔任用，还是在发现了因太平军起义而封锁多年的茶路中蕴藏着巨大商机的时候，毅然决然地亲身率众远赴武夷山，然后又北上恰克图，直到中俄边境，与俄国商人签订了长期合作贸易合同，最终疏通了这条已经被封锁了多年的茶路这样一种天才商人大手笔的举动之中，都鲜明无比地凸显着乔致庸大无畏的开拓创新精神。若没有这样一种天马行空般的开拓创新精神，那么乔家生意事业的辉煌也就是很难想象的。实际上，也正是在诚信为本的经商原则与开拓创新精神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乔致庸这一代晋商巨子的人生事业才抵达了其辉煌的鼎盛阶段。
　　胡玫导演答记者问时曾经特别强调晋商“诚信”的精神实质，“对于现在的中国商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商界”有相当的启示意义。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当下时代的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商业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占有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然而，商业的繁荣却并不就意味着我们的商人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商业精神。即使与许多年前的晋商巨子乔致庸相比，当下时代商人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具体来说，这缺陷一方面固然表现为大无畏开拓创新精神的阙如，另一方面却更突出地表现为最根本的“诚信”之道的不具备。放眼周围的商业世界，多的是尔虞我诈，多的是坑蒙拐骗，多的是阴谋奸诈，缺少的恰恰是一种必要的开拓精神，一种根本的“诚信”经营之道。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所谓的商业社会与商人之间，当下时代商业问题的存在也只是我们时代更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困境的一种明显表征而已。说到底，商业方面的问题所反映出的乃是我们时代国人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缺失的问题。当下中国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有效地重构我们的道德精神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为此付出的乃是相当惨重的道德精神丧失的代价，那就的确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乔致庸这样一位极有道德精神内涵的晋商巨子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有惭愧的感觉。电视剧《乔家大院》明确地告诉我们，的确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地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精神状况的时候了。
　　（摘自太原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