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入唐散论

[济南]文史哲，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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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日僧圆仁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趋于衰退的晚唐时期，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在中国度过了近10 年的请益僧生活，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向中国佛教界高僧请益，由于唐朝政府规定所限，未能如愿去台州请益。圆仁将在华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后人研究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佛教活动及唐、日、新罗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此书比《马可波罗游记》早400年， 被日本学界誉为“东洋学界至宝”。圆仁大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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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僧圆仁(公元794—864)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作为请益僧，随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先后向扬州、 五台山、长安等地的高僧请益，在中国留居九载有余，著有日记体宏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在我国，介绍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文章还不多见⑴，本文拟从介绍圆仁其人，对圆仁入唐的背景，在唐停留的时间以及圆仁为何未能去台州等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一
　　日本佛教天台宗第三代座主慈觉大师圆仁，俗姓壬生氏，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生于下野国都贺郡(今@⑴木县)，幼年丧父，9岁时随其兄学经史，心慕佛乘。15岁到京都滋贺县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勤学苦修，深得钟爱。初，最澄在比睿山上设置四种三昧，让圆仁创设常坐三昧堂(后为文殊楼院)。最澄还上奏朝廷，请求在比睿山设大乘团顿戒坛。弘仁十三年(822)获朝廷允准， 嵯峨天皇特下诏书，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大乘戒坛，同时为比睿山寺赐“延历寺”匾额，而此时最澄刚刚去世不久，乃由未满30岁的弟子圆仁开坛弘法。圆仁在40岁时因感身乏体惫，自觉寿命不长，乃于山上幽深之地隐居修炼3年，此地即横川首楞严院。圆仁在此建立“根本如法堂”， 天长十年(833)写成《根本如法经》。承和四年，由义真和尚推荐，山上众僧拥戴， 获选入唐请益。所以还在圆仁入唐求法之前，已是日本天台宗的一位高僧。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从承和五年(838)出航，到承和十四年(847)回国，回国以后，先在比睿山设灌顶台，接着又建法华总持院、定心院、常行三昧院等，进一步弘扬显、密二教，仁寿四年(854)被敕封为延历寺座主， 日本有“座主”公称亦由此开始。圆仁所创的“台密”，比之于东寺、高野山等所谓的“东密”更为充实。圆仁在清和天皇贞观六年(864)正月十四日圆寂，终年71岁。 贞观八年(866)朝廷授予他“慈觉大师”谥号， 是为日本佛教史上僧人荣获大师尊号的开始。
　　圆仁有关佛经的典籍著作甚丰，但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留下了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⑵，该书记录了自日本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6月起至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12月止的日记， 时间长达近10年，地域广及中国的7省20余州60余县， 内容涉及晚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僧俗交往、时令风俗以及唐、日、(新)罗关系等许多方面，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在日本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日本学者牧田谛亮认为：日本僧侣游历日本佛教的母胎和祖国的中国所留下的游记，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可列举三种⑶，天台慈觉大师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即是其中之一。美国著名研究东亚的学者，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E?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以《圆仁的日记：一个到中国求法的朝圣者的记录》(《Ennin's Diary》)为题于 1955年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赖肖尔评价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漫游世界的记录，由于它能够唤起人们的想象力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可是，圆仁的旅行记不仅时到今日几乎没有人读过，而且连他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然而，圆仁却早于意大利人在这个伟大的中国留下了足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游历上所留下的业绩要超过马可波罗的记录。”⑷我们光从时间上看，他比《马可波罗行记》要早 400年。作为行乞僧，圆仁一行浪迹天涯，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民情、政治风云，他所记录的内容，有许多可补正史的不足，如关于武宗废佛的细节详情、寺院的礼忏仪式以及唐代的书仪尺牍等都留下了极可珍贵的资料。日本学界认为该书“堪称为旅行中国的游记中最出色的”⑸一部，誉之为“东洋学界至宝”。
　　二
　　晚唐时期，中国处在安史之乱以后，日中之间的官方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从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5)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的120年间， 日本先后任命了四次遣唐使(最后一次任命后中止)及一次送唐客使⑹。后期遣唐使从组织和规模看和前、中期无多大差异，甚或有所超过，但这种官方的交往，表面看来规模宏大，实则已处在衰落时期。
　　首先，从任命各次遣唐使的时间相隔之久可窥测其迹象。第十五次遣唐使是在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六月任命，距离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十月任命的第十三次遣唐使和第二年(762)四月任命的送唐客使，其时间分别为14 年和13年，(此两次因船破损和不得顺风而中止)。第十六次也是送唐客使，于宝龟九年(778)十二月任命，这不能算作单独派遣的一次遣唐使。 第十七次是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年(801)任命，距离第十五、十六次的时间分别为26年、23年。 第十八次是在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正月任命，距前一次相隔33年之久。 而第十九次，也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在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八月任命， 则距离前一次已相隔了整整60年。
　　上述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考虑可从以下几点分析。其一，说明日本对派出遣唐使的热情逐步减退，越是往后越少派出。从全面分析，这当然与整个遣唐使派遣的历史直接有关。经过前几期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方面苦心钻研，吸取盛唐时期的典章法令、文化艺术等精华，从而使日本自身的文化逐渐发育成熟，所以此时向唐学习的热情大不如前，缺少当年如饥似渴的迫切心情。其二，由于日本和新罗之间关系紧张，遣唐使舶改走由筑紫直接横渡中国海的南路，时间上虽可缩短，但使舶遇险遭难的次数增多。如第十五次，使节返回时，第一舶遇难，副使小野石根等38人及唐使赵宝英等25人溺死⑺，第四舶漂至耽罗岛，判官海上三狩等被岛上土民拘留⑻。第十七次使节入唐时，第三舶于近海沉没，第四舶漂流不知去向。第一舶漂流一个多月才到达福州的一个村庄。只有副使石川道益乘坐的第二舶算是顺利到达明州，而副使本人又客死他乡。遣唐使远涉苍波，要冒极大风险。其三，与上面原因直接有关的是被派遣的使者畏难惜命，不再有当年人们的满腔热情。如第十五次遣唐大使佐伯今毛人就以“时已入秋，未得信风”为借口，延期渡海，独自返京。第二年出发前又因病不发，向天皇奉还节刀⑼。第十八次任命的遣唐判官藤原松影一开始就“以母老固辞”⑽，不肯受命。遣唐知乘船事伴有仁等更是“逃匿不行”⑾。副使小野篁，同样慑于航海的艰险，称病不行⑿。其四，从唐朝的情况看，自安史乱后，内乱频仍，社会凋蔽，内有宦官专横，节度使跋扈，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的侵扰，人民流离失所，经济衰退，治安紊乱。凡此种种，对于日本已失去了吸引力。终于在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 )以在唐僧人中guàn@⑵上太政官表文为契机，遍下公卿详议，结果在第二年五月，天皇下敕罢遣唐使⒀，最后结束了日本与唐朝的官方交往。
　　第二，后期遣唐使中，除和过去一样，派遣留学生、学问僧外，还派出请益生(僧)和还学生(僧)。前者正如其名规定的，是一些在各种学术领域已有一定造诣的学者或僧人，他们为究学问的奥秘，对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请益，也就是有重点的去修习某一方面的学问。还学生(僧)则更是原已去过唐朝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再次入唐还学。这些人因留学时间较短，朝廷所给的待遇也较低⒁，说明还学者的经济负担不会太重，也说明不须很长的时间。
　　第三，从平安朝入唐的僧人看，尤以学习天台宗和真言宗的为多，这与朝廷的重视与提倡有关。奈良诸宗注重小乘戒，偏于个人解脱，而天台宗则特重大乘戒，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祈祷，护国安民。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推行。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倡导，日本佛教著名的平安八家，均属台、密二宗。当时的僧人入唐，巡礼天台、五台二山，归国后都立志摆脱都市尘俗，躲避城市的腐化，在深山幽谷修建寺院，以便严守戒律，专心修行，日本的山岳佛教于是形成。
　　第四，日中之间的官方往来减少，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趋于频繁。晚唐时期，官方往来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与此同时，民间交往，唐人和新罗人的船只则不断往返于唐日之间。经济交流从朝贡到贸易，从贡品到商品，范围逐渐扩大，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唐货在日本大受欢迎。日本学者森克己认为唐商舶的频繁渡日是日本废止遣唐使的重要因素⒂。我们知道，作为朝贡使的官方往来，其贸易额和交换品种都极有限，且受唐政府的严格控制。日本使者持物以归，开元初是：“所得锡@⑶，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或者是“悉赏物，贸书以归”⒃，这是官方准许的。但有许多东西是不准任意买卖的。我们从《巡礼记》中看出，开成四年二月二十日，圆仁等在扬州等候晋京使团归来时，先已入京使内监国信春道宿称永藏等10余人，乘船返回扬州，“缘上都不得卖买”，他们是“为买杂物来”，但扬州仍“不许永藏等卖”，只好离开。另外，第四舶的监国信和通事“缘买敕断色”即套购禁卖物品，被州司传唤，后放回。长官@⑷从3人和留学生1人到市里去买香药，也被由司勘追，结果“舍二百贯钱逃走”。类似事件还有多起。看来当局是禁止外国人任意买卖的。圆仁的日记中还记录着“有chì@⑸断铜，不许天下买卖”，这是朝廷行之已久的政策。在扬州，因开元寺僧人私将破锅卖与商人，商人被巡检人拿住，送回寺里勘问和尚，最后虽未予处分，但可知此间不许从事铁的交易。
　　但是，从《巡礼记》可以看出民间交往正日趋频繁。开成四年正月八日一名叫王请的新罗人，去开元寺拜访他，圆仁解释说，此人正是弘仁十年(819 )与唐商张觉济等同船漂流到日本出羽国的。张觉济兄弟“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因遇恶风，漂流到出羽国，这也许是较早到达日本的民间商船。其后，抱着贸易目的航日的商船逐渐增多，仅《巡礼记》中就多次出现唐人李邻德、张支(友)信、江长，新罗人张公靖、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名字。证之史料，民间商舶，越往后往来越多。如仁明天皇嘉祥二年(849)唐商舶(53 人)至太宰府(《续日本后记》)。贞观年间，往来尤其频繁。如贞观四年(862)七月，李延孝等43 人抵日(《三代实录》)。同年九月，张支(友)信等送真如法亲王入唐至明州并于翌年四月返回日本(《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五年(863)，詹景全由日本赴唐， 替圆珍带信给长安兴善寺三藏智慧轮，翌年又返回。六年(864)秋八月， 太宰府因唐通事张支(友)信，渡海未还，暂留唐僧法惠以为通事，说明张友信又一次入唐去了(《国史纪事本末》)。七年(865)日“僧宗睿还， 唐人李延孝从来”(《扶桑略记》)。八年唐商张言等41人至太宰府(《三代实录》)。因为这一时期唐商赴日的太多，致使朝廷在贞观八年四月“谴责丰前、长门等国司曰：关司出入，理用过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经过，是国司不慎督察，关司不责过所之所致也。自今以后，若有惊忽，必处严科。”⒄以后几年，稍见减少。但在贞观十六年(874 )和十食物上(876)又先后有唐商崔岌等36人及杨清等31人抵日。民间商船， 贸迁有无，往来便捷，既从事贸易活动，又便利求法僧人的往来搭乘和传递信息。民间商船的频繁往返，改变了原先日中之间交通不便，贸易关系仅止于官方往来的状况，最终取代了日中之间几十年才有一次交流接触的遣唐使的历史。
　　三
　　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比较有名的入唐学问僧、请益僧或还学生有90余人⒅。就日本僧人入唐求法留在中国的时间长短看，少则一二年，三五年，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长达38年(如义德)。一般说来，前几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滞留时间都比较长，原因是此时唐室武功昭著，政制完备，文化高涨，社会安定，日本又亟须大量吸取中国文化，派遣的留学生(僧)既多，次数也频繁。及至奈良时代，一般留学的时间仍很长，其原因一为日本留学生(僧)需要进一步探求中国文化；二因新罗与日本关系不和，留学生(僧)必须等待平均相隔20年才有一次的遣唐使船舶回国。等到平安时代，留学生(僧)包括请益僧、还学僧留唐时间大为缩短，一般极少超过 5年，多数是留唐一二年便回去。这是因为，一方面唐经安史之乱，国势渐衰，经济、文化已不及前期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前几期遣唐留学生(僧)的努力，日本文化已有长足的进步，此时派出的请益生(僧)、还学生(僧)只需作短期请教，以利更好地提高；再一方面，民间商船往来渐频，也便利了僧人的搭乘。
　　关于圆仁留唐的时间，日本学者说法颇不一致，有8年、9年和10年三种不同意见⒆。圆仁作为后期请益生，其入唐目的是为比睿山延历寺未决天台教义30条，请求唐朝高僧决释，本意去天台巡礼求法，经过短期进修，很快返回日本。但入唐以后，请求去天台的呈状未获允准，如果仍随使团一起回国，此行虽不说徒劳往返，但收获毕竟不大。于是私自潜留，改往五台巡礼，然后自去上都求法请益。
　　从圆仁日记第一行的记录看，他出发的时间是：“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时”驾舶出航，此处记录的年月日很明确。可是当他们一行4人(包括从僧惟正、 惟晓和行者丁雄万)决定潜留不归，于开成五年三月二日到达登州填报行历时，却写成“日本承和五年四月十三日，随朝贡使乘船离本国界”，较之日记第一条整整提前了两个月。以后在八月二十四日到达长安，至使衙案头通状的牒文中也作同样的呈报。圆仁为什么把离开本国的时间提前两个月？是记忆错误、疏忽笔误，还是另有缘故，无法考辨。但查之史料，据《续日本后记》及《三代实录》载：“(承和)五年夏，常嗣乘第一舶往唐国，僧圆仁从焉。”这里没有明确出发的具体月份，只指出是在夏天⒇，盖四、五、六月均属夏，时间上不够明确，但能看出圆仁确是随遣唐大使的坐舶同船出发的。又据《文德实录》载：“(承和五年)六月，常嗣等航海，寻至唐扬州桑梓浦，赴长安，礼见唐主。”这里明确了藤原常嗣出航的时间是在六月。再从《日本纪略》的记载看，则是“承和五年秋七月五日庚申，遣唐使自太宰府发”。史料记载的不同并不说明其中有误，原因在于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早于太宰府发送日期之前，先率领第一、第四舶启程渡航，等到太宰府正式发送的日期，则由判官藤原丰并带领第二舶(第三舶已坏，本次遣唐限三舶)在十数日后才出发。证之史料，我们认为圆仁最初的日记是可靠的记录，而后面申报的“四月”是错误的。
　　圆仁离国后，在大唐开成三年(即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湖镇，八月二十八日到扬州，因未入京，寄住开元寺，在扬州等候朝贡使。开成四年(839)二月，离扬州到楚州(江苏淮安)， 与使团会合，因不能去台州，故设计潜留，不随朝贡使返国。六月七日，圆仁一行到达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新罗院，在这里又过一冬。五年二月十九日从赤山新罗院出发，经登州(蓬莱)到青州，四月三日得青州公验，乃向五台行。四月二十八日得到天台宗圣地—山西五台山。从离开赤山新罗院算起，陆行2300余里，日记记载：“除去虚日，在路行正得四十四日。”五月一日起，巡礼五台，参谒名僧，请天台座主志远决释延历寺未决三十条，远和尚告知“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没有得到他直接答疑。圆仁等在五台历时两月，同年七月一日离五台向长安进发。八月二十三日到长安，得功德使牒状，准权寄住资圣寺。圆仁在长安，从元政受金刚界大法，就义真习胎藏并苏悉地法，又从法全受胎藏，后又复从南天竺宝月习悉昙，还搜集了不少佛典、佛画。他在长安呆了将近一年(十一个月又半月)，到会昌元年八月初，求法进修活动基本结束。因此他修状进功德使请求归国。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如本愿，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会昌二年三月巡院帖报到达资圣寺，对原帖状令发遣保外客僧出寺的处理意见是“奉军容处分，不用发遣，依前收管者。”圆仁一行只得在长安继续耽着。要不是武宗废佛，条流僧尼，勒令还俗，强制出境，他们在长安勾留的时间可能更长。
　　会昌五年三月十六日，圆仁一行3人(弟子惟晓已客死长安)裹头改装， 逃出长安，渡淮水到江苏煦胎，本想从这里直接往楚州，觅船过海，但县家不肯，必须递向扬州，经江都递到江阳，才获准去楚州。本以为“日本国朝贡使皆从此间上船渡海归国，圆仁等递到此间归国，请从此间过海”，原是顺理成章，不成问题。可山阳县以“当州未是极海之处”为由，必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于是又被发到千里之外的登州。会昌五年八月十六日，圆仁一行狼狈不堪地二进登州，仍寄住在赤山新罗院，本想将息一冬，待来年开春渡航归国，不意政治气候多变，官吏专横跋扈，造成不断受阻。为求归国，圆仁南北奔走，费尽周折，最后才算赶上新罗人的商船泛海回航。会昌七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博多，在鸿胪馆前登岸。圆仁入唐求法巡礼，从承和五年(838)六月出航，到承和十四年(847)九月踏上祖国的土地，屈指算来，其间已相隔9年零3个月，圆仁创下后期入唐请益僧中滞留时间最长、经历最为艰难曲折的记录。
　　四
　　圆仁入唐求法，原计划向浙江台州国清寺高僧请教疑义，作为请益僧(访问学者)短期留学。开成三年八月初，刚达扬府，就急切地向州衙呈上牒文，申请向台州寻师决疑。圆仁未被列入进京使团成员，本拟迳直由扬州去台州，未获允许。十月初，使团一行35人入京朝见，圆仁等留住扬州着意打听大使入京消息。当天台禅林寺僧敬文抵达扬州时，圆仁与他笔谈通情，敬文更为他出主意，鼓励他采取“边斩边奏”的办法，先去天台，再候敕许，对此，圆仁不敢贸然从事。开成四年二月，使团回到楚州，圆仁等由扬州到楚州会合，去台州事方见分晓。原来大使到京之日，立即奏请请益僧往台州之事，而礼宾使意见“未对见之前，诸事不得奏闻”，因时间紧迫，再三劝催上奏，仍不许。最后，朝廷的答复是：“使者等归国之日近，自扬州至台州，路程遥远，僧到彼求归期，计不得逢使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仍不许向台州。”虽然“对见之日复奏”，“后复重奏”，终未允准。圆仁渴望去台州的计划全部落空。
　　从上述简单经过看，圆仁作为请益僧不能去台州似是偶然。一方面是由于未得进京，在扬府傻等，终于错过时机，敕旨称因“不得逢使等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似也成理。另方面也许是因为最后敕准留学僧圆载去台州，所以把圆仁短期访问的请求给“挤”掉了。但从分析看，前者是朝廷推诿托词，后者也只是单纯的猜测。我们试就圆仁何以不能去台州，找找它的真实原因。
　　旧制规定，到唐国来朝聘问的外蕃使者，一切接待事宜由鸿胪寺负责。外国使者从一踏上唐土，食宿衣着一概免费供给，回国时的途中资粮，也皆由政府供给。《唐会要》记载：“证圣元年(695)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 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河(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又据圣历三年(700 )三月六日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mò@⑹hé@⑺，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21)日本当在高丽以外的绝域，其来使当也“依式”供给。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到扬州时“州官准敕给禄”，符合以上规定。使节回国，“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豚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22)。代宗朝为接待外宾，仅“内客省”每年的招待费即合粮一万三千斛。此外，接待各国宾客的还有鸿胪馆、四方馆、宣阳坊官宅及礼宾院等，几处合计数目肯定十分庞大。对于入唐的日本留学生(僧)待遇也一样，一俟朝廷批准，其主要生活费用就由政府负担。 天宝元年(742)入唐邀请鉴真东渡的日僧荣睿、普照，唐政府就给以每年“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23)的供给。尤其是新罗、日本的留学生(僧)来得多，留住的时间又长，致使崇玄署不得不作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24)凡超过此限期不归者干脆编入中国僧籍，纳入中国僧人管理范围，鸿胪寺不再负担其费用。
　　晚唐时期，由于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国力凋蔽，财政上自有困难，对于接待外宾的巨大开支，自当有所调整和节制。我们从几个具体事例分析推断，肯定有此一举。延历二十三年(804)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朝的留学生桔逸势， 起初计划以20年为期，“然以唐主供给甚薄，不能留而还”(《性灵集》)(25)，遂于大同元年(806)随遣唐判官高阶远成舶返回。开成二年三月， “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26)。同书还载，同年“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对此，朝廷最后批覆：“敕：新罗学生内，许留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并勒还蕃。”看来此时唐国政府已无力接受这么多的外国留学生，所以已非前朝旧例“所请并允”，而是只好下敕拒回了。既然对留学生有此前例，对学问僧当然也会照此办理。第十八次入唐的学问僧除圆载、圆仁之外，还有三论留学僧常晓、法相请益僧戒明以及真言请益僧圆行等。尽管唐主对见之日，大使再三上奏，但结果是“敕全不许”，除特许圆载去台州随师学问“五年之内，宜终结食粮”外，其它“留学生道俗@⑻(总)不许留此间”。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大使请求的拒回。当敕准留学僧圆载与藤原常嗣分别之时，大使一定考虑到圆载生活费用的拮据，故而又赠给他“束shī@⑼卅五匹，贴绵十叠，长绵六十五屯，砂金二十五大两，充学问料。”
　　从上面所引材料和简单分析来看，圆仁不能去台州决非偶然，实际是敕有定规，必然办不成。
　　正文注释：
　　⑴1964年中国佛教协会曾举行“慈觉大师圆寂一千一百周年纪念法会”。1964年第3期《现代佛学》有报道。
　　⑵略称《入唐求法巡礼记》、《入唐巡礼记》、《五台山巡礼记》、《入唐记》等。本文引文除指明出处者外，均见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⑶⑸另外两种是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和临济策彦的《入明记》。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
　　⑷见足立喜六译注、盐入良道补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⑹关于“遣唐使”的分期，日本学界观点颇不一致。有两分法(江上波夫)、三分法(森克己、藤家礼之助)、四分法(木宫泰彦、中村新太郎)。各期的具体划分也不尽相同。但对“安史之乱”以后划为晚期的看法则大体一致。
　　⑺⑻《大日本史》第113卷，《小野石根传》、《小野石根附传》。
　　⑼《大日本史》第118卷，《佐伯今毛人传》。
　　⑽《大日本史》第125卷，《藤原松影传》。
　　⑾⑿⒄青山延光：《国史纪事本末》第九卷。
　　⒀《大日本史》第133卷，《菅原道真传》。
　　⒁留学生、学问僧待遇为shī@⑼40匹，绵100屯，布80端，还学生(僧)，除给绵60屯外，shī@⑼、布各减半，见《延喜式》卷三十。
　　⒂森克己：《遣唐使》第八章。
　　⒃《旧唐书?日本传》、《新唐书?日本传》。
　　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版。
　　⒆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18页。 @⑽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第 23页。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本，第148页。笠原一男：《日本宗教史》(Ⅰ)第70页。
　　⒇并见《大日本史》第232卷，《外国列传?隋唐》。
　　(21)《唐会要》卷一百《杂录》。
　　(22)《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23)《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本，第45页。
　　(24)《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
　　(25)并见《国史纪事本末》第九卷。
　　(26)《唐会要》卷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