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佛教的包容与包容佛教

随着一个名叫张骞的人开拓了连接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世界各地的文化开始像地球上飘移的大陆板块一样流动迁徒。丝绸之路上并不是只有柔软的丝绸和坚硬的战争，还有更加诱人的东西，那就是思想。

来自“西天”的佛教就是沿着这条路向中国人走来。气定神闲、义无反顾。

佛教进入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思维，使华夏民族可以接纳或容忍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声音。中华文化的包容力表现在对佛教的接纳和改造上，而佛教也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包容精神。从宏观的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文化，就会发现，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失去了这个重要角色，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将会有重大的缺失。我认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相互包容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过去与现在，也影响着双方共同的未来。这种关系不免让人想到元代的一首词：“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一、佛教与中华文化的相互包容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外国文化的输入：一次是公元纪年的前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再一个就是16世纪西方文明的传入。这两个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于中国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1、佛教和平的东行漫记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一些争议，人们习惯把这个时间定位于公元67年，因为那一年发生了《白马驮经》的故事，两位印度的高僧把《四十二章佛经》用白马驮到洛阳，汉明帝命令在洛阳城的西面按照天竺的式样，造一座佛寺，把送经的白马供养在那儿，这座寺就叫白马寺。

佛教能够传入中国，有三个历史原因：一是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为佛教东传创造了条件；二是连年战乱的政治现实提供了百姓的心灵渴求；三是佛教缜密的哲学思辩、宗教幻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性格和水平的相互适应。

我们注意到，两位印度高僧虽然千辛万苦跋涉而来，却没有受到任何组织或政府的阻挠，虽然当时的帝王并不懂得佛理，百姓也不太关心灵魂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是堂而皇之地向我们走来了。不畏艰辛、拈花微笑，这就是佛教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和平传播。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是世界公民。佛教是最具和平精神的宗教。佛教和平传播的原因在于八种特性：兼容性、理智性、可行性、效益性、和平性、慈悲性、忍辱性、普遍性。佛教徒强调没有远近、敌我、叛教者或不可触者之分，从而使和平传播成为可能。

尽管没有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抗拒，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还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各个阶层、各种文化以自身思想的力量试图对佛教施加影响，特别是儒家、法家等中国主流学派曾一度对佛教采取了漠视、抗拒和激辩的态度。这是一种来自中国文化的智慧的挑战。然而，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佛教这个有生命力、有远见的文化在和平传播的旅途上，没有拒绝，没有固执，更没有犹豫，而是主动迎合中华文化，认为这种文化能够丰满自己的羽翼，开启更多的哲思，壮大自己的队伍。于是，他们主动改变自己，甚至不惜依附于中华文化。

这种依附不是同化或丧失自身的特质。

佛教是自信的，它敢于走一条看似充满危险，实则充满机遇的路。那就是矛盾、冲突、融合、发展之路。

佛教包容的根本思想，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无缘同慈，同体大悲。

慈悲心是佛教包容的源头，正如华严经所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与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天人合一，世俗价值观的和平共处，既相同又不同，甚至更为深刻和根本。

这是它敢于“依附”其它文化，愿意包容其它文化的关键之点。

因为一心向善，和平传播，佛教的东行漫记，发生了世界文化传播史上耐人寻味的现象：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在看似不经意处调整自己，从而成功地融入中国文化，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如唐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大乘佛教中的因明学，就使中国逻辑学发生了高深的变化。所以有人说，佛陀微笑着走进了中土，它大度地改变自己，也深刻影响了对方。

那么作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人以及中国的社会，究竟对佛教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2、展开双臂拥抱你

中国的文化对佛教也给予了同样的包容。这一点，从观世音菩萨形象本身的变化，就可以领略。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印度人的模样，然后是一个西域人的模样，从有胡子的形象变成没有胡子的形象，从男性形象转变成一个女身，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恬静的中国的女神——观音女神。从观音造像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如何包容了佛教。

还有老子化胡的故事。道师王浮的《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到印度投胎，变成了释迦牟尼，然后到中国来传教。那么紧接着，佛家也编了一个故事说，释迦牟尼让自己的三个弟子下凡，变成了孔丘、颜回和李聃。你说你是投胎变成了我，我呢，却让三个人下凡，变成你们的三个老祖宗。道家与佛家的这样的一种争执，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在包容佛教过程中间的插曲。它反映了汉地佛教早期传播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既是佛道文化相撞击的产物，又同时对佛道两教的发展形成影响。

当然，也有激烈的事情发生，沙门应否向帝王跪拜的争论，就是佛家与封建皇权和儒家纲常的严重矛盾。还有身灭与身不灭、因果报应等争执，也是非常激烈的。最严重的现象当属历史上的一些“灭佛”事件。我在佛光山与星云大师讨论包容话题的时候，我谈到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他补充说：“还有太平天国。”

不过，这些事件在整个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中是支流和插曲。如今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中华文化对佛教的包容。在佛教和中国文化长期的交流中，达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使得它们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接近。

由于中国文化自己的强大生命力，使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都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在这里绵延生存数千年。而在佛教真正的故乡印度，佛教反而日渐式微。通过中华文化对佛教的接纳和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本身是极具包容性，极具亲和力的。

3.儒释道鼎力崛起的文化架构

佛教的迅速崛起，使它与儒家、道家之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状态。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信念，道家的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佛家的菩提智慧与人生解脱、精神自由，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

衡阳的南岳大庙，有一个让人感动的场面，在这里道家和佛教是共处一室，共同朝拜。在巴蜀大足等地，也有儒释道共处一室的感人情景，尽管在儒释道共处一室的画面中间，释迦牟尼的像稍微大了一点，或者说他的位置在中间。儒释道各自的寺庙、石像从原来的在一个县，变成在一个山，又从一个山进到了一个寺，一个洞穴中间。这样的一个演变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中的包容，有佛教的包容；佛教的思想中，又有道家的空灵想象和儒学的哲学追求。

由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自我改良，佛教最终与儒、道一起并立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影响深远。

二、佛教文化的包容性

1、人本思想的价值观

华严经是佛教圆融精神的一个经典，它特别强调包容必均。所以关于佛教文化的包容性，我们可以从人本思想的角度进行一番观察。一般的宗教，都是神本的。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神本的。现在盛行于世界的是一神教的宗教价值观，是一种敬畏的心态。这种敬畏的心态，使得众生把一神作为唯一的宗主，唯命是从。而对其它的宗教却明显排斥，也就是说，一神教有强烈的排他性。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这种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伊拉克战争本身，也有相当程度的宗教背景，这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与之不同的是，佛教是人本的，不是神本的，它否定有主宰神的存在。这种人本的思想，是佛教的精髓。它把人类的行为准则，变成了自己宗教的行为准则。比如说太虚大师，就是一个彻底的平等主义者，一切众生都要有佛性，是平等的，禁止任何牺牲众生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这样，就从根本上避免了神本位宗教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佛教不存在任何侵略性，这是它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所决定的。

2、教人向善的道德观

佛教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因果原理。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以重义轻利为特征的，但是佛教不排斥利益的存在，前提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它认为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体化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互利互惠是佛家教人向善道德观的前提，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和谐共生。”这一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佛教对向善的道德观提供的重要补充还有三世因果和轮回观念，即人的灵魂有无的问题，人所造的善业恶业随着轮回显现。

当代社会，人类原有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需要我们思考的现象。比如说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双方阵亡六十万人，但是现代美国人在纪念南北战争的时候，是南北双方共同悼念死难者，南北双方的人，都会向对方的墓碑献花。2007年4月16日上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33人死亡，另有17人受伤。 凶手是该校23岁的韩国籍学生赵承辉。目击者说，赵承辉的手法很“残忍”。美国一些媒体在报道这起惨案时用了“大屠杀”一词。但是，美国人在祭奠死者的时候，一共摆出了33块石头，就是说，也为赵承辉留了一席之地。校园里的孩子们，也向代表赵承辉的石头献了花，留了言。他们表示，因为平时我们没能帮助你，所以你也是受害者之一。但是在中国，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比如说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家爵杀人，被缉拿归案后，处以死刑。但是他的骨灰却没有人认领，包括他的父母和亲人都不愿意领。我们可以深思一下，这种做法，是不是值得商榷？

3、无欲而刚的世界观　

反求诸己，语出《孟子》。本是汉人老祖宗留下的精神，但在中华文化与佛教的融合中，佛教通过“拿来主义”，把它变成了自我修炼重要方法。反求诸己，就是修炼自己还在发育的内心，不断发现成长中的问题，调整步伐；不断地瓦解不安定因子，积蓄高飞的能量。所以，自我反思是一个大气的指标。凤凰卫视的一期《口述历史》节目，采访过张闻天先生的秘书何方。何方说，在1957年庐山会议之后，有人动员他去揭发张闻天，出自于对组织的忠诚，他违心地揭发了张闻天。这种揭发的后果是对张闻天问题的定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若干年以后，张闻天已经过世，何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情，是向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忏悔。他痛哭流涕，刘英大姐却很平静，她说，你也不容易，也吃了很多苦，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误。刘英和何方的言论、态度都非常感人。

这种忏悔和原谅就是一种修炼。他们不是单纯地控诉“文革”，而是在自我反省，非常有力度。我跟员工们讲：“要做能够自我反思的人。”

有人批评我们的历史情结，说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不自揭疮疤，至少现在不揭疮疤。我说，我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不能面对现实，我们不希望那些悲剧重演。

布袋和尚当年有一首诗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是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跟星云大师对话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一个例子，用照相机的时候，你越往前站，取景的范围就越小，如果后退半步，取景的范围就会放大，再退半步，放得更大。这种倒退和扩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退步原来是向前。”

佛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三、包容佛教　

1、新时期弘扬佛教的迫切性　

佛教发展到今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印度的佛教虽然衰败了，但是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当年却说：“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它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所继承下来的‘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1954年6月，尼赫鲁与周恩来签订了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联合声明中，尼赫鲁就借用了佛教术语“潘查希拉”（Panchasila，即“五戒”）一词来表述这“五项原则”，他说：“印度是佛教的祖国，向世界宣扬佛陀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在新的时期，弘扬佛教的需求依然十分迫切。因为我们在强调普世价值的时候，会发现佛教思想之中充满了真诚、友爱、善良、宽容、民主、多元、和平，自由的价值观。正因为它遵循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标准，因而我们有必要研究佛教复兴问题。

A缓解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问题，是一种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经济在迅速发展时，产生的一种文化上的滞后，信仰上的滞后。信仰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所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全球化境况中一个普遍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的信仰是一个正比关系，经济越发展，人的生活水平越高，人对于信仰的需求越迫切。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宗教在现实社会中所占的份额仍然相当巨大。根据2000年一个权威的统计，世界总人口60.55亿，其中信仰宗教的人是51.37亿，占总人口的84.8％。国家宗教局对中国大陆的情况也进行过一个统计，在中国大陆，有一万三千多所庙宇，其中藏传佛教寺院有三千座，巴利语系寺院有一千六百座。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

梁启超先生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关于宗教信仰的作用，我想举一个例子。蒋介石撤到台湾去的时候，他注意到当时人们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台湾当地人和撤退来台的大陆人信仰危机非常严重，这种信仰危机带来的是人心惶惶的感觉，让台湾人度日如年。虽然蒋介石本人是基督徒，但是他却在台湾大兴佛教。台湾佛教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信仰的危机，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台湾现在有四千座佛教庙宇，五百多万的信众，占到台湾人口的四分之一。台湾佛教的学术高度和台湾佛教对世界影响，以及台湾佛教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在世界宗教史上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时至今日，台湾佛教又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通道。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面墙的话，我觉得佛教就是这面墙上的一道门，一扇窗，门窗打开，可以联络外界，可以沟通四方，可以疏通空气，可以看到新的景色。

B拒绝异端邪教　

在信仰危机的境况下，异端邪教科会产生，不去弘扬正宗的佛教仪轨和佛学智慧，异端邪说就会盛行于一时。有些现象令人感觉到奇怪，有的人自己标榜自己就是佛祖，是佛祖转世等等，这种违背佛教教理和比喻是非常可笑的。

C教化道德人心　

用佛教来解决现代社会中间的矛盾，是一个有意思的办法。比如说我们讲人格，不管是你是什么党、什么派，人格是起码的道德标准的范畴。亚洲周刊有一篇文章讲道：现代人信念的坍塌，招致了人格的沦丧。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身为领导干部，却枉杀无辜，把自己的情妇炸死在大街上，说明他的人格底线已经完全崩溃。这篇文章说，腐败和乱权，把人变成了野兽，把社会变成了角斗场。我觉得，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首先回归到起码的人格标准上。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从教化道德人心的角度看，弘扬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D维系安定和谐　

一部中国的佛教史，就是一部佛教与中华文化和国家命运共存共融的历史。佛教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太平盛世的时候，佛教就兴盛，反之就江河日下。大唐时代，佛教的发展就非常迅猛，曾经出现过唐太宗李世民率臣民万众，诵读《金刚经》这样一种壮观的情景。清朝鼎盛的时候，佛教也相当盛行。历史上，佛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流传至今，如唐代十三棍僧护驾李世民的故事。我去少林寺的时候，释永信法师带我去看了记载着这个故事的、李世民亲赠的石碑。抗日战争中，太虚大师为了救国，奔走于世界各地化缘求助、呼吁抗日。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其章程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签发的。他在这个章程中，亲笔加上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字样。改革开放后，在1980年在召开的中国佛协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消除文革的后果，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从而使国家进一步走向繁荣和安定。

由此可见，在维系安定和谐的问题上，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效。

E绵延传统文化　

佛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绵延传统文化。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难时期，佛教都有凝聚人心，爱国爱家、共渡时艰的功效。50年代，中国共产党认为，佛教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现在，很多人在解读这“五性”的时候，认为还应该有另外的“五性”，这就是：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和慈悲性。这新的“五性”，也是传统文化的内容。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佛教在大陆有衰落的趋势，五四以来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反叛，使佛道被认为是迷信更加以限制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已经有人在反思：千年来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对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影响最深的文化是什么？恐怕除了孔孟之道，还有佛教，尤其是禅宗。所以，对佛教的包容和弘扬，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

2、积极正确的弘扬佛教　

为什么说要积极正确的弘扬佛教？因为现在确实有些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是不要劳民伤财，刮奢华风。现在盖大佛之风，在内地非常盛行，一个佛比一个佛盖得高。我觉得，在特别需要提倡环保、节能的中国，究竟需不需要到处盖大佛，应该认真论证，严格审批程序。不然，动用非常大的工程、花很多的钱把它盖起来，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二是不要装神弄鬼，乱迷信风。怎样积极正确的弘扬佛教呢？我以为有两点：

A要匡扶正信，复兴佛学。关于复兴佛学的问题，佛家的两股力量都不应该忽视。一种是佛教徒，包括出家人和居士，还有一种是佛学的研究者，他并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在积极的从事着佛学的研究。中国目前还非常缺乏佛学研究的大师，佛学研究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很多的寺庙连一本完整的《大藏经》都没有。缺少这些基本条件，复兴佛学就无从谈起。　

B纯正道风，规范仪轨。规范仪轨的问题，有必要研究一下。北京的戒台寺当年就是中央政府为高僧大德受戒的场所。过去，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为了表示中央的权威和气度，经常进行庄严的宗教仪式。我们在讲藏传佛教的时候，常常会举出清政府在哪一年册封某某人的故事。现在，有没有必要为规范佛教仪轨做出一些有益的论证与尝试呢？到现在为止，潭柘寺和戒台寺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寺庙，依然归区的旅游部门管理，成了缺少关键文化气息的旅游景点。我认为，潭柘寺、戒台寺的现状说明中国佛教的复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寺院里缺少佛教文化，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都会大打折扣。让这些寺院恢复原来的功能，应当是一个可望可及的目标，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做出有益的尝试。

对于佛教的弘扬，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一种倒退。我认为，现阶段对中国的佛教的相对弘扬，不是倒退而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传递着中国开放、多元的强烈信息。也许有人说：“你们又开始宣扬迷信了。”我说，这不是宣扬迷信，而是一种思想解放。

也许有人说：“你们又开始在制造混乱了。”我说：“这不是制造混乱，而是正本清源。”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一直都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你高我低，没有我优你劣。世界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被某一种文化所统一，它永远都呈现出一种多元、交流、互动、融合的走势。就像每一滴水都会反射太阳的光辉，就像每一朵花都会对我们会心微笑，能够跨越文化、跨越地域、跨越种族、跨越不同政见的佛教文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弘扬和复兴，因为它既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高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