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见证中华文明无与伦比包容性和吸纳力

——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的云冈石窟，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第一座由皇家开凿兴造的大型石窟寺。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弘，气势雄伟，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最大者高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是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图片来源：央视新闻眼

云冈石窟以石刻闻名天下。《魏书·释老志》中有“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赞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云冈石窟时写道：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1934年，著名文学家冰心游云冈后写日记赞叹：

“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

从公元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大同），到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作为北方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平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汲取、融合各种艺术风格，开凿出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1500多年来，这部刻在石头上的无声艺术杰作，向后人展示了北魏豪迈辉煌、开放多元的雕塑艺术魅力和文化魅力。

云冈石窟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为16至20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5座大像窟，揭开了开凿云冈石窟的序幕。昙曜五窟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风格。

▲云冈石窟早期大佛。（总台央视记者康晓宇拍摄）

中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执政时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北魏国力强盛，加快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第5、6窟是工程浩大、雕饰华丽的典型洞窟。窟前四层木质楼阁为清顺治八年（1651年）所建。（总台央视记者李辉、杨波拍摄）

晚期石窟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随之停止，但凿窟造像之风在社会中下阶层蔓延起来，贵族、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和“秀骨清像”的开端。

▲第11窟属于晚期石窟，呈现的是一种清新典雅“瘦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来源于云冈石窟研究院官方社交媒体）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云冈石窟是展现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包容特性的艺术宝库。西域的绚烂旷达、北疆的雄浑豪放、中原的优雅细腻，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凝结了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记忆。这里既有来自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爱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也有高鼻深目、须发卷曲的胡人形象，还有西域服饰文化的痕迹，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特点。

▲第12窟俗称“音乐窟”，是一座曲声祥和、神佛共舞的洞窟。该洞窟的雕刻，表现了北魏时期的宗教、宫廷、世俗音乐及舞蹈艺术的活动场景，在这里，伎乐弹奏天籁之音，飞天演绎绝美舞蹈。（图片来源：云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