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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那些投身抗日战争的仁波切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17日
来源:凤凰佛教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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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

十三世达赖

九世班禅(前排左二)与国民委员的合影

近日,上合元首们专门通过了《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声明》,肯定中国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中的英勇奋战。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边远,日军也未曾入侵西藏,很多人都认为藏族人民和抗日战争没什么关系。其实,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藏族人民并没有沉默,宗教界人士更是其中的洪流砥柱。正如藏族学者喜饶尼玛所说,藏传佛教僧人尤其是一些高僧,在抗日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世班禅:深明大义,严辞拒绝日方拉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想到内蒙古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古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僧俗群众中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古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九世班禅深明大义,严辞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斥责日本侵略者的阴谋。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并多次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九世班禅回藏无端受阻,在青海玉树忿郁成疾。他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在圆寂的前几天,九世班禅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十三世达赖: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

日本侵华初期,西藏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期间,当时,国际上列强争霸,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治理西藏,同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图谋作斗争上。他带领西藏人民坚决抗击外敌入侵,多次表示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热切愿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所作所为本来就是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支持了抗日战争。

当“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十三世达赖立即诏令西藏各寺院的数万名僧侣举行祈祷仪式,诅咒日本侵略者,祈愿抗战胜利。他还派出僧侣专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转达西藏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第五世热振活佛:一颗拳拳爱国心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正是第五世热振活佛执政时期,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面对西藏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他一方面表示积极支持抗日,另一方面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治理西藏地方政务上,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1939年6月7日,第五世热振活佛致电蒋介石称:“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

在他的影响下,西藏各寺庙喇嘛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拉萨僧俗群众也成群结队地前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

五世格达活佛:红军朋友藏族领袖

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决定在这里作短暂停留,五世格达活佛与红军由此结缘。

五世格达活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跑走,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他感到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由此,五世格达活佛对红军颇有好感,开始竭尽全力支援红军: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把当地必须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

诺那·呼图克图:大成就者护国有责

诺那·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在京藏胞一道,组织了康藏驻京人士抗日大游行,并通电谴责日寇暴行,呼吁政府出兵抗战。

诺那·呼图克图在电文中说:“警耗传来了,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惟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热河(今河北省)。上海佛教徒见此惨状,万敦请诺那活佛前来上海,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诺那于4月15日来到上海,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内闭关9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5月4日,再次来到上海,于“阐北联艺善社”闭关9天,修火轮十三轮金刚大法;此外还进行弘法、灌顶等活动。

抗日洪流中的藏族僧俗:与中华民族共赴国难

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等在南京的藏传佛教高僧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作出关于抗日的6项决议,敦促国民政府确定抗日方针,并电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康藏同胞共御国难。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在民族危亡之时,藏传佛教界以“大雄大悲大力”之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祈求和平,抚慰伤痛的不朽画面,成为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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