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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宗与近代上海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30日
来源:不详   作者: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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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宗与近代上海

  吴平

  近代上海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是自秦漠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激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过渡和转变的时期,也是外敌的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之下经受了猛烈的冲击和严峻的考验,通过对自身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终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废除了度牒制度,出家的经济因素减少了,思想因素的作用上升了。为了提高佛教徒的素质,唐宋以后一直沉寂的律宗相对活跃,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律师,建坛受戒,故有“以戒牒代度牒”之说。近代上海佛教律宗就是承其法脉而有所发展。

  最早在近代上海弘传律宗的寺院有报德庵。报德庵位于闸北区严家合路571号。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比丘尼道源创建。道源俗名徐阿宝,是富商徐国林的长女,她自幼吃素,立志奉佛,其父出资万金,在海宁路四川路口为她建静室,取名报德庵。道源即从宝华山圣性和尚出家为尼。光绪十五年(1889)春,道源至北京请藏经,得钦赐《龙藏》回沪,曾举行盛大入藏仪式。光绪三十二年(1906),纯和任住持。次年,海宁路庵基所在将开辟马路,纯和在道源胞弟徐秋畦的资助下,将庵址迁至严家阁路,重建大佛殿、韦驮殿、藏经楼,塑丈六金身大佛像。1913年,纯和请宝华山浩净和尚至庵,悬挂钟板,改名报德律院,成为律宗的尼众丛林。此后五年之间,纯和惨淡经营,先后建东山门、五观堂、念佛堂、祖堂等,有房舍三十三间,建筑面积2.67亩,鼎盛时有比丘尼五十余人。1928年,纯和以报德律院粗具规模,特订立万年簿,以垂永远。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报德律院的大殿等主要建筑被毁,仅存藏经楼、祖堂及念佛堂。纯和传进贤、达祥、妙德,妙德传戒严。-1945年,该院住持为戒严,有比丘尼四人。1960年,该庵因建设需要被拆除,众尼由政府安置。

  弘传律宗的寺院还有寿安寺和趟普庵。寿安寺位于崇明县东门外五里,建于宋淳佑年间(1241—1252),原为天台宗道场,后转奉禅寺,民国初年又归净土宗。古若和尚禀承师命,率其徒众日夜操劳,经多年苦行,修缮佛殿、使寿安寺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46年,古若和尚在该寺开讲律宗。赵普庵位于虹口区欧阳路450弄5号,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1956年庵中的比丘尼转业,该庵关闭。

  在近代高僧中,弘一法师最早在上海弘扬律宗。1924年,弘一法师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完稿后,由穆藕初出资,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影印一千部,分赠各寺院。1926年8月,弘一法师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作了《初发心者在家律要》的开示:

  凡初发心人,既受三皈依,也应续受五戒,倘自审一时不能全受者,即先受四戒、三戒、乃至仅受一、二戒都可。在家居士既闻法有素,知自行检点,严自约束,不蹈非礼,不敢轻率妄行,则杀生、邪淫、大妄语、饮酒之四戒,或可不犯。

  惟有在社会上办事之人,欲不破盗戒,为最不容易事。例如与人合买地皮房屋,与人合做生意,报税纳捐时,未免有以多数报少数之事。因数人合伙,欲实报,则人以为愚,或为股东反对者有之。又不知而犯与明知违背法律而故犯之事,如信中夹寄钞票,与手写函件取巧掩藏,当印刷物寄,均犯盗税之罪。

  凡非与而取,及法律所不许而取巧不纳,皆有盗取之心迹及盗取之行为,皆结盗罪。

  非但银钱出入上,当严净其心;即微而至于一草一木、寸纸尺绕,必须先向物主明白请求,得彼允许,而后可以使用;不待许可而取用,不曾问明而擅动,皆有不与而取之心迹,皆犯盗取盗用之行为,皆结盗罪。

  对于在家居士的受戒,弘一法师主张分受,如五戒可先受几种,然后全受。这次开示后刊登在1927年4月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上,对律宗在上海乃至在全国的复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佛教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实践的一宗。弘一法师以自己严格的持戒行为,给上海的居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子恺回忆道:“昔年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我连忙写回信去说,余多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以后寄纸,我就预先说明这一点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于是以后我寄邮票也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襄坐。他把藤椅轻轻摇动一下,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裹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这三件事,前两件是预防犯偷盗戒,所作所为与他在《初发心者在家律要》的开示中所说的完全一致;后一件是预防犯杀生戒。弘一法师这样做,正说明了他的持戒行为是极其认真的。

  1927年秋,弘一法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中,他俩遂商定了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弘一法师多次致信丰子恺、李圆净,不仅对《护生画集》的编绘原则作了指导,而且对一些细节也作了具体指点。《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了二十四幅画,就要准备出版。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法师觉得:“若欲赠送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页,从新编辑不可。”或许正因为此,又逢1929年是弘一法师五十岁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法师为每幅画逐一题诗并书写。弘一法师的题诗有的是自己创作,有的选自古人诗作。全书诗书画合一,提倡护生,反对杀生,《护生画集》第一册于1929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辑者为李圆净。(《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1928年2月,实际应是1929年2月出版。)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寇内地。1939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寿辰,开始着手编绘《护生画集》的续集,共六十幅。丰子恺将续集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弘一法师配上文字。弘一法师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回信道:“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转引自丰子恺《护生画集自序》)丰子恺后来果然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弘一法师的嘱托。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11月出版,夏丐尊先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法师书写。由于这些画与诗的主题是戒杀、护生和善行等,故《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对这些弘扬佛教戒律的画与诗更是深受欢迎,广泛流传。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出版机构,都相继印行。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1933年8月出版了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

  在近代上海的居士中,提倡戒杀护生的还有吕碧城。1920年,吕碧城赴美国留学,并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信稿。一年之后,转赴欧洲,漫游英、法、意、瑞等国。此时的吕碧城对佛教钻研很深,她见欧美人士崇尚物质文明,食必甘肥,不识因果轮回,于是以东方儒家与佛教的精神,提倡仁爱、戒杀、素食。她曾应国际动物保护会的邀请,至维也纳等地宣讲戒杀主义,感化了不少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美人士虽然提倡保护动物,但仅限于禁止虐待动物,而不及于保护动物的生命。吕碧城以佛教慈悲的精神,在各地宣讲除了使动物不受虐待外,还应更进一步戒杀,以保护动物的生命。吕碧城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名之为《欧美之光》,于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该书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由于吕碧城在欧美的时间较长,所至之处甚多,故搜集的资料十分丰富,并且还有许多珍贵的插图。

  在近代上海,也成立了一些以戒杀护生为宗旨的居士团体:

  1.功德林佛学会。1922年4月,简照南、简玉阶、赵云韶为持斋戒杀而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路)开办了“功德林蔬食处”。1932年,迁至派克路(今黄河路)、白克路(今凤阳路)口,当时二楼设有佛堂,成立了“星期念佛会”,后称“功德林佛学会”,参加者多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郑颂英、余伯贤为该会负责人。该会经常邀请圆瑛、印光、兴慈等高僧前来讲经说法。

  2.中国保护动物会。1933年5月,由叶恭绰、王一亭、施省之、关纲之、黄涵之、朱石僧、李经纬、吕碧城等二十三人发起,并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内设筹备处,同时发表《中国保护动物会宣言》,指出当时国家多故,农村破产,都市萧条,经济垂竭,弥补为难。如果能保护动物,各戢贪饕,不仅有益卫生,对国家、社会、经济三方面都有好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34年2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出理事及各组负责人,会址设在云南中路35号仁济堂内。当时会员达三百多人。同年10月,中国保护动物会举行动物节宣传大会。当时决定要广征会员,广设分会,同时成立放生部,举办放生事宜。后在西安成立了中国保护动物会分会,在北京、长沙、苏州、如皋、束台等地先后成立了分会的筹备处。为了广泛宣传其宗旨,该会先后在《佛学半月刊》发行《特刊》,在《新闻日报》上刊行《护生专刊》,出版了张用实编的《动物福音》,该书宣扬戒杀,保护动物。同时还设立了动物治疗所及组织动物掩埋队。为了使放生活动有充足的经费,圆瑛、兴慈、王一亭、丁福保、黄涵之、趟朴初等人发起成立劝募放生宏法基金会,以募足十万元经费为满额。经费由上海佛学书局代收和保管。由于经费充足,该会的放生活动越办越兴旺。1937年秋,曾在吴淞杨行镇建成放生园一座,占地二十余亩,作为中国保护动物会放生的专门场所。中国保护动物会,以佛教众生平等的精神,宣传保护动物,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佛教戒律在近代发挥了新的作用。

  3.世界提倡素食会。1935年,上海功德林创立十号聚餐会,每月10日聚餐一次。1942年,扩大范围,改名世界提倡素食会,以提倡素食、戒杀护生、敷扬佛化为宗旨,推选丁福保为会长。会址设在上海功德林内。会内有教经、阅经、修持、演讲、问答、聚餐六部。

  4.金山县佛学会。该会由徐学村、周启新、翁启贤等十一人于1945年发起成立,彭古硕为临时主席。该会订有“德行策进组规约”六类:戒杀类、戒偷盗类、戒邪淫类、戒口过类、戒酒类、其他类,共四十八条。会员随意认守若干条,于佛像前默受之,也可随时增加,乃至全受。

  5.世界素食同志联合会。以戒杀、在全世界普及素食主义为目的,以自由联合为形式。何时成立不详。

  1942年月10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上海掀起了一股纪念弘一法师及弘传律宗的热潮,各报刊杂志经常发表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1943年9月,震华、白圣、夏丐尊等人发起成立了弘一大师纪念会,会址设在位于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内。一些名流学者常在那裹集会,探讨弘一法师所弘传的律宗。弘一大师纪念会同时还征集到弘一法师书写的佛经等手稿,特设立弘一大师纪念会图书馆收藏,供爱好者摩挲研究,以为永久纪念。当时有丁福保、王少湖、宝存我等居士捐赠了不少佛教图书给该馆。每逢弘一法师的诞辰和圆寂之日,玉佛寺都要集会纪念,由住持或寺内大德讲述弘一法师严持戒律、弘扬律宗的事迹,号召全体僧众以弘一法师为楷模。

  上海还编辑出版了弘一法师的著述和纪念、研究弘一法师的著作。1943年,大雄书店出版了《弘一大师永怀录》,收录了姜丹书等人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八十余篇,以及挽联、挽诗等。夏丐尊以弘一大师纪念会的名义,向社会各界征集弘一法师的书信。他将这些书信整理之后,定名为《晚晴山房书简》,于1944年10月由弘一大师纪念会出版。该会还编辑了《晚晴老人讲演录》,收录了弘一法师的讲演录十二篇,由大雄书店1944年出版。1944年9月,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出版了林子青编纂的《弘一大师年谱》,此书后又由杂华精舍于1945年10月再版。1946年12月,李芳远编选了《弘一大师文钞》,辑录弘一法师的遣文,由北风书屋出版。1948年2月,大雄书局出版了《永恒的追思》,收录了丰子恺、叶圣陶、施垫存等人的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九篇。

  1947年2月7日,通过弘一法师的几位弟子和上海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展厅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弘一法师书法展览会”。这次展览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展”而不“卖”。据王文辉先生统计,这次展出的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共一百二十四幅,其中《华严经》集句八十五幅,弘一法师自撰联句三幅,格言三十五幅,歌颂南山律的词句一幅。

  兴慈法师非常敬仰弘一法师,将兴慈中学新建可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大礼堂,改名为弘一纪念堂。据《兴慈图书馆、弘一纪念堂征募图书法物缘起》称:“于兴慈中学之东西两院有附设兴慈图书馆及弘一纪念堂之议,一则以辅助教育,广我佛化导之悲怀;一则以楷模群伦,留大师久长之芳泽。”海内外人士得知后,纷纷将弘一法师的书画、手迹及其他有关文物数百件赠给弘一纪念堂陈列展览。弘一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时,诸山长老、护法居士皆前来参加。丰子恺当场挥毫绘成弘一法师丈六巨像,悬挂堂前,以供瞻仰。

  清末以来,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四川、湖南、广东等省都有佛经流通之所,出版的佛教经书皆为雕版印刷,成本高,印数少,不便流通。如果用铅字排版,同样的字数,铅字排出的版面篇幅,要比木刻版面的小,而且简洁、明了。进入二十世纪后,上海的印刷业发展较快。佛教界人士认为必须广印佛书以弘扬佛法,于是作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的上海,出版印刷的佛学书籍居全国之冠,其中也有不少弘传律宗及佛教戒律方面的书籍: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律学书籍有:《佛说梵纲经》二卷,鸠摩罗什译,卷上末附校讹;《优婆塞戒经》七卷,昙无谶译;《梵网经菩萨戒本汇解》,李圆净编,收有智者大师的《梵网经义疏》、莲池大师的《戒疏发隐》,蒲益大师的《梵网合注》;《菩提心戒释义》,黄书云着,分杀生、偷盗、邪淫、妄言、贪欲、愚痴等十戒;《戒杀名理》,聂其杰着,劝人戒杀素食;《护生痛言》,李圆净着,宣扬护生戒杀,配有丰子恺创作的多幅护生画;《恤牛犬录》,黄觉云编,劝人戒杀牛犬;《五戒心法》,周秉清编着,论述居士修行时所持五戒的意义及其方法;《律宗》,慈忍室主人编辑,太虚法师审定,收录《律仪之原理》、《劝请全国僧伽文》等九篇文章;《佛教信徒报恩弘法要从寻常的十善道做起》,此书是戴季陶在桂林莲社的演讲,宣扬佛教徒要守持戒律,加强道德修养;《持戒波罗蜜》,佛学书局编辑部编,共分四部分:总说、戒之种别、持戒福利、持戒事证。

  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的律学书籍有:《传授居家菩萨戒正范》,世界佛教居士林皈戒处编;《戒杀放生集》,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辑处编纂,论述戒杀放生为学修者的修行要素;《戒杀百事》,唐振绪辑,收录戒杀生的故事一百则;《乐生集》,清人卧松子编,通过一些由于放生而得到善报的故事,劝人放生戒杀;《慈护编》,孙奏庭编,宣扬护生戒杀,共分三部分:经教部、古今贤哲诗文论说劝诫、古今善恶报应征事;《善因福果录》,有戒杀放生偈、劝过年吃素说等内容。

  此外,道德书局出版了《杀生弭劫编》,清人徐谦编,劝人戒杀吃素;《寒世子屠场参观记》,寒世子编着,作者通过参观屠宰场的所见所闻,劝人护生戒杀吃素。印心精舍出版了《杀的问题如何是迷信》,为王骧陆的演讲录,劝人戒杀。大法轮书局出版了《勿食众生肉》,百链编,上编辑录有关论文,下编辑录因果报应的故事。济公印书馆出版了《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要》,此书是太虚法师在汉口佛教正信会关于《佛说十善业道经》的讲演录。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在上海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佛教的发展与其他各地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弘扬佛教各宗派的高僧云集上海,所以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几乎全汇集于此,这与上海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局面因租界的存在而相对安定是分不开的。这种佛教各宗派并兴同振的格局成为上海近代佛教的一个显着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并不局限于各自传承的宗派,他们或禅净双修,或台贤并弘,或教演华严、行在禅宗,至于律宗,则是每位高僧都必须修行和弘扬的。这种高僧云集上海及各宗派相互融通的特点,再加上一批大居士在弘扬佛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为律宗在上海乃至在全国的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吴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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