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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财富观略说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1日
来源:不详   作者:林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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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财富观,既是由其教理决定,也取决于其宗教实践之需要。
  佛教的根本目标是追求解脱。小乘佛教倾心于个人解脱,大乘佛教致力于众生解脱,这就有了普渡众生之说。对于全心全意追求个人解脱的佛教徒来说,财富就完全失去了诱惑力乃至必要性,可以“全无”。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佛教徒都能隐居潜修,与世无涉,与人老死不相往来。另一方面,佛法的薪火相传,也需要佛教团体的世代相承、绵延不绝。而即使是小乘的教团,也需要一定的财富作为生存资源和发展手段;大乘僧俗教团的弘法利生事业,则更需要财富作其支撑。财富越多,可做的事业就越大。大有大的用处,因而,财富之“大有”,绝非是件坏事。
  一、“全无”以清净身心
  佛教徒中,有一部分人是一心出世、全力修证的。他们往往采取苦行的修法,故而视一切财富若粪土。佛教中的苦行,可追溯到佛陀释迦牟尼。佛陀在最初出家时,就修了六年苦行。据他自己描述:“记得我那时每天只吃一个山楂子,或是一粒米。我的躯体变得特别瘦弱,四肢如干枯的芦苇,臀部象骆驼的蹄子,脊椎象一缕头发,胸骨参差突兀,就象屋顶露出的房椽。眼窝深深地凹陷,眼珠几乎消失了,就象放入溪水中的一片镜子,小得难以辨认。我的头就象灼日炙烤下枯萎变空的葫芦一样干巴。用手触腹,会碰到后脊,用手触脊会碰到肚子。”
  后世佛教徒中修苦行者,也不乏其人。为佛教徒广为传诵的一个著名例子是藏地噶举派(俗称白教)的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米拉日巴因早年要为家族复仇,造了许多杀业,此后的修道备尝艰辛,历经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在最后九年的苦行中,他立下誓言:“我若是不得成就,不生殊胜的证解,纵使饿死也不为觅食下山,冻死也不为求衣下山,病死也不为找药下山。决定彻底舍弃今生与俗世有关的一切一切。”上山数年后,他外面穿的衣服破烂得连一片布都不剩了,带去的粮食也吃完了。他看到遍地长着茸茸青草和绿色的野荨麻,就以此为食。“因为专吃荨麻,没有一点其他的食物,身上也弄得只剩下了一付骨架,头发和毛孔因为吃荨麻的缘故也都变成了绿色。”后来,路过此地的人发现了他,供养了他一些粮食和肉。不久,粮食又吃完了,未吃完的肉上生满了虫。他想把虫弄掉再吃肉,但再一想,“这是违背菩萨行的,把虫在吃的东西抢来吃是不应该的,所以仍旧只好吃荨麻了。”(参见《米拉日巴传》)在如此苦行之后,米拉日巴终于获得了大成就。
  对于苦行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彻底解脱的“大自在”,因此,世间的一切对他们都没有意义,不存在吸引力。他们并不故意蔑视财富,但也不把财富看得比其他世间事物更为重要。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一切事物包括财富,若让其盘踞在心中,都会对他们的最终目标形成障碍;只有将它们彻底排斥,才能清净身心,获得大成就。
  但苦行并非是佛教修行的根本方法,释迦牟尼在修了六年苦行后,放弃了苦行,并告诫他的弟子,要行中道(非苦行非放纵之道)。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更说了一首著名的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而入世的佛教,便须处理与财富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着时代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复杂。
  二、财富与佛教浮沉
  佛教所需处理的与财富的关系,包括获取财富的方式、运用财富的方式等。原则上说,要做到取之有道,散之有道。但如何才是合道,仍有不同的考量。
  原始佛教对财物的态度,是接近“全无”,或者说是“准全无”。原始佛教实行乞食制。僧人不生产,也不积聚钱财食物。每到吃饭时,僧人去化缘。人们给或不给,给多给少,给好给坏,僧人都不计较。佛陀圆寂后,佛教僧团因意见不同而发生分裂,按南传佛教的说法,这些不同意见共有“十事”。而“十事”的第一件事是:能不能将食盐储备起来,以供他日之用。最后一件事是:能不能储蓄金银财产。可见无论是储备日常用品还是储蓄金银财产,在原始佛教时期,都是不合戒律的。原始佛教只是将财富视为维持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必要手段。他们所要获取的,只是衣食、坐具、药品等基本的生存资源;获取的方式,是通过佛教信众的施舍。
  但在其后的演变中,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巩固,佛教僧团中也开始积聚食物钱财了。但僧团获取食物钱财的方式,仍是由在家信众施舍。当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这种生存方式颇遭非议,最终导致了禅宗的“农禅”,其生存方式变他人施舍为自力更生。
  禅宗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无论祖师还是门徒,都还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集定居一处。到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禅风一变。四祖道信入黄梅双峰山,一住三十余年,弟子聚集多达五百。五祖住东山二十余年,弟子多达七百。这两代禅宗弟子定居一处,集体生活,实行生产自给,把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过着一种农禅的生活。此后又有禅宗高僧怀海制订《百丈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农禅是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的一种适应。农禅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禅宗在提倡生产劳动的同时,又将参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实现了生活上的自力更生,又不耽误修行,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和贡献。许多禅师就是在生产劳动时开悟的。如香严禅师在田间除草时,把一块瓦砾抛出,瓦砾击中竹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在此一瞬间,香严开悟了,说出了著名的开悟偈:“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然而,农禅这种自力更生获取生存资源和财富的方式,毕竟只是特例,古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佛教僧团还是依靠施舍,来求生存、求发展。但即使是依靠施舍,在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僧团还是经常能积聚大量财富。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运用这些财富,或如何散之有道?
  用财和散财的方式,当然与获财的目的紧密相连。从本质上说,佛教是不应占据和享受社会财富的,因此,由众生施舍而获得的财富,除满足僧团的基本物质需求外,其余部分应该用来造福社会、造福众生。否则的话,不但违背佛理,招致世人诟病,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还能使佛教招致灭顶之灾。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每当佛教的经济实力、物质财富积累到了占社会财富的相当比例后,当教团的人数增加到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比例后,佛教就会受到激烈的批评,乃至发生排佛灭佛事件。
  而本着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精神,佛教僧团理应积极地开展利益众生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慈善事业。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传统。早在北魏,就出现了“僧祗粟”,用于欠收之年赈济饥民。此后,寺院建“义仓”、“悲田坊”、“安乐坊”、“养病坊”、“安济坊”,甚至还有专收麻疯病人的“疠人坊”、“福田坊”,还有埋葬无主尸首的“漏泽院”等。而在灾荒和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药、施棺。另外,在民间公益事业方面,寺院和僧人经常发起或参与了修桥铺路、开渠挖沟、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活动。佛教的这类消灾解难、扶贫济困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既减轻了民众的苦难,又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使其教义更能为人们接受。
  三、“大有”可大展宏图
  佛教的慈善公益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就很发达,而在现代社会中,凭借着现代社会丰富的财力,此功能更加发扬光大,从而更充分地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在这方面,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慈济功德会现在已名满天下,那里有灾难,那里就有慈济人解困救难。例如,台湾人向大陆人捐献骨髓,就是慈济功德会所属的医院进行的。
  慈济功德会是由比丘尼证严法师1966年创办的。一开始,她们共有六位比丘尼和三十位信徒。六位比丘尼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靠做婴儿学步鞋来维持生计并积累资金,而三十位信徒则每人每天在上菜市场前,先丢五毛钱在竹筒里,贡献给功德会。有了资金后,功德会开始在本地区救急救病救灾。而后,慈济功德会的名声越来越响,募集的资金也越来越多。但证严法师有个原则,所有募集的资金,她们分文不动,全用于慈善事业,她们自己的生活至今仍靠做手工活来维持。渐渐地,慈济功德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慈善事业也越做越大,从本地区走向台湾全岛;继而又在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成立了慈济分会,在当地照顾孤苦老人、流浪人,进行义诊,发生灾难时进行救济。除了慈善事业,慈济功德会又开办了医院,投资教育,如护士专科学校、医学院等。从1990年起,慈济功德会又提供洛杉玑黑人学区的西方学院护理系学生奖学金。这一善举几乎马上就结出了善果,1992年洛杉矶黑人大暴动时,许多人遭难,而来自台湾的人则幸免于难,因为该城黑人对慈济功德会的长期帮助心存感谢。
  1991年大陆发生水灾,慈济功德会打破种种阻力,到大陆赈灾。赈灾款来自于在台湾发动各阶层人士捐款,慈济功德会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赈灾款中有领救济金老人的捐款,还有监狱中犯人的捐款。慈济功德会用这些捐款,在安徽、江苏、河南等地,为受灾村民建慈济村和敬老院,还建了小学和中学。例如,在江苏兴化,慈济功德会就建了四所中学和四所小学,为15个社区568户人家建房,还建敬老院148所。
  佛教的慈善功能,除了通常的济贫救困作用,还应具有佛教的特点。佛教教义认为,慈善性的施舍,除为接受施舍者提供帮助,还能为施舍者培植福分。因此,慈善事业作为利益众生来说,既利益了被施舍者,又利益了施舍者。而慈济功德会的慈善事业正是立足于要利益施舍双方的原则。例如,在建慈济医院时,有一日本人愿捐二亿美元(相当于八十亿新台币),以感谢中国放弃二战赔款的善举,而建医院只要八亿新台币。但证严法师没有接受这笔捐款。她的考虑,一是不愿让外国团体掌控医院;二是希望让每个台湾人都有种福田的机会,让更多的人培植福分,其意义要胜于让一人培植福分。基于同样的考虑,慈济功德会也不提倡一次性地捐笔巨款,例如,假如有人要一年一次性地捐120万元,那还不如每月捐十万。因为爱心应该时时培养,心中应时时存有爱心,而不应将善举作为任务,贪图方便,一次性地了事。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财富充足并非是件坏事。而佛教的现代社会参与,其领域远比古代广阔。除慈善公益事业外,在文化、教育、环境保护,以至维护世界和平等领域,佛教都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在这种社会参与中,佛教这一古老的宗教团体,需借助财富之“大有”来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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