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前期台湾北部佛教的崛起（四）

日据前期台湾北部佛教的崛起（四）
　　江灿腾
　　前面提到过，善慧法师的崛起，是因他适时掌握了基隆正在发展的关键性时机，于月眉山建立了灵泉寺，并以灵泉寺为中心，凝聚了基隆当地，乃至北部地区重要的仕绅作为外护力量：同时还善用台、中、日的三角佛教开系，把目己置于此关系的核心人物之一。换句话说，在日据初期，北部佛教界可操控或可汲取的各种社会条件和资源，都被善慧法师藉灵泉寺的兴建，加以运用了。特别是在灵泉寺创建初期，其护法信众的主要来源，是由奠济宫的原先护持的那批仕绅和信众，转移到灵泉寺来的。之所以灵泉寺可以迅速发展，而奠济宫的改建却要拖了二十几年之久，应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资源被移转为建寺之用的缘故。虽然本圆法师先到大陆受戒，他也出身于奠济宫的系统，但毕竟他离开基隆太久，和地方信众脱了节，致使原有的宗教资源，大多为善慧法师所掌握和运用。一旦善慧法师的羽翼已成，又加盟日本曹洞宗系统，自然本圆法师必须另辟蹊径，就像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不到高雄去的话，佛光山的庞大事业，是无法顺利建立起来的：星云避开了北部的众多大陆籍前辈法师的环境，正如本圆法师必须在基隆之外发展一样。
　　本圆法师是明治四十四年二九二）三月，回到台湾的，这一年也是中国境内正要爆发大革命的前夕，因此在大陆丛林已渡过十一年二九OO—一九二）岁月的他，在思想上并不保守，无论对传统丛林的规矩和社会流行的新潮思想，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他回到台湾来，是应新建的凌云寺住持宝海法师之聘，但他一进驻凌云寺，就觉得寺中格局过于陈腐和狭隘，换言之，新建的凌云寺，仍深染传统民俗信仰的色彩，并且殿宇也不够恢弘，缺乏大陆丛林的开阔气象。因此，他努力说服宝海法师和主要信众如刘金波家族等，再重新将凌云寺改建。我们要知道，当时像灵泉寺也一样不断地增建和改建，并非老旧残破才须改建，而是为了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所以本圆法师的观点是有其依据和洞见的。另一方面，他在行为上，也表现了作为出家僧侣应有的风范，他严禁寺中住众食肉带妻—这是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影响之一，食肉尤其和“斋教”抵触—但他对信众和同道，则态度平易近人，让人有亲切感。因此，信众对他是有好感和能信赖的，凌云寺的改建得以顺利进行，可以说和他的这一人格特质有关。
　　凌云寺的改建工程，分两个阶段才完成。第一，阶段，是从大正三年二九一四）八月到隔年
　　二九一五）二月，费时半年完成。所花经费，较第一次新建还多。第二阶段，是大正七年二九一八）五月至大正九年二九二O） 一月完成。此次经费又超出前一阶段，因此，除刘金波、林祖寿等富商赞助近半数外，又向各地募集到不足的部份，才算解决开销的大问题。
　　前后两个阶段的改建和增建，使全寺的格局和设施，全然佛寺化了，并且寺中住众又皆属僧侣，因此本圆法师不要让凌云寺再像台湾一般的寺庙一样：说是“寺”，其实和“庙”差别不大。于是他致力于将凌云寺的寺格提升。在这种情形下，归属宗派的选择就很重要了。
　　本圆法师是曾受大陆丛林长期薰陶的，应属于禅宗的系统：而当时台湾北部的日本禅宗，除曹洞宗外就是临济宗，因此，如要避免受制于灵泉寺的势力，就得选择临济宗。何况，临济宗在台北的布教监督长谷慈圆也竭力争取，加上丸井奎治即又是临济宗的重要信徒之一，所以本圆法师在征得信众代表刘金波、林知义、林清教、林明德等人和寺中监院觉净法师的同意后，申请加入一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寺院系统，获总督田健治即的批准，文号为第六六四O号指令。从此，观音山凌云禅寺，便在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协助之下，大力推展寺务，并发挥其影响力。
　　可是，我们必须问的是：本圆法师如何克服观音山凌云禅寺的地理环境的弱点?因凌云禅寺是在淡水河的南岸：而淡水河流域的没落，也恰在凌云寺第二阶段工程完工之际：基隆港自那时起，已决定性地取代了淡水港。那么本圆法师，如要凌云禅寺有大作为，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邻近的信众，特别是在它东北边的台北市信众，吸引到山上来?
　　要使一个信众走向远方的道场，应具备两种力量，一种是拉力，另一种是推力。所谓“拉力”，是指道场本身要具备有足以吸引人的地方，像建筑优美、典雅、壮观，或有珍奇宝物，或法师名气大、善于说法及有神通等，都可归之这类的。另一种一推力—一是基于信仰的需要，或”，成道场的皈依弟子，或好奇等等，所形成的推动力量。简单地说，要设法使信徒有“意愿”或“义务感”，那么他寸有可能走向道场。以现在的佛教状况来说，打响知名度和引导信徒“皈依”，是达成“朝山”或一供养师父”最常用手法。如果这一分析是对的话，本圆法师如何达到他的“要求效果”，而使外地信众来到凌云禅寺?
　　本圆法师的作法，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㈠和日本临济宗长期合作，以拓展凌云寺的佛教事业。我们在前面曾提到本圆法师将凌云寺正式归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下的寺院，是到了大正九年的事。但在此之前，他和在台的临济宗妙心寺派已有长期的接触和合作的经验。例如大正五年二九一六），因曹洞宗在台北拟筹组：口湾佛教青年会”及“台湾佛教中学林”，想从教育、布教、宣传三方面来强化僧侣的素质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临济宗妙心寺派也不甘示弱，由长谷慈圆约本圆法师商议，想和曹洞宗一样，进行筹组：口湾佛教道友会”和创办“镇南学林”。此事说明，最迟大正五年时，观音山凌云禅寺的本圆法师，已成了临济宗妙心寺派合作的对象。
　　而据太虚大师在访台回忆录《东瀛采真录》中，也提到民国六年的春夏之交，本圆法师曾经会同开元寺监院成圆法师及“镇南学林林长”长谷慈圆，渡海到浙江普陀山访他未遇。我们不难由此可透视到：本圆法师一如善慧法师，也是具有沟通中、日、台三方面佛教关系的台面人物之一，临济宗妙心寺派和他合作，显然是从多方面来考量的，有两大在台禅宗派系之一的临济宗妙心寺，能和本身合作，无疑对凌云禅寺的佛教事业大有帮助。特别是在“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后，他又跃升为台湾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更可发挥影响力。
　　㈡扩建道场和修筑马路并进，以利信众朝山。基本上，当时的凌云寺仍是创建未久的佛寺，要想在北部的佛教圈引入注目就必须得将道场的殿宇或僧寮、客房等，安排得极其妥善，以使寺众安心和香客愿来。此外，因寺在山区，得解决通车的问题，使有心来山参诣者，不因而却步。本圆法师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很出色的。在《台湾社寺宗教要览，台北州卷v中，清楚地记载，纵使大正九年已完成第二阶段工程，并变更为正式寺院后，本圆法师仍和信众代表等，继续增筑禅堂、报恩堂、斋堂、云窟堂、事务室、客堂、接待室、佛阁等；迄昭和八年二九三三），仍在建筑中的计有：开山院、拥云庐、楞严阁、观月台、达磨洞、拾得庵、寒山岩等。同《要览》也提到，由于已将汽车道辟抵山麓，一股朝山香客可搭营业的汽车前来，较过去方便不少，因此不论节日与否，来山参诣的老幼妇女都络绎不绝。
　　㈢藉传戒以强化与信众的宗教关系。一个道场能否长期、稳固地维持和信众之间的宗教关系，其中尤以后者的持续性更为长久。根据本圆法师亲撰的（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同戒录序）提到，观音山凌云禅寺的首次传戒，是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一月十一日。虽然戒期只有一周，但来自全台的四众戒子共有七百人之多参加：并且担任三师七证的法师，还包括了当时可动员的中、日、台三方面的重要佛门人物，显示人脉很雄厚。传戒大和尚，是本圆法师自任，羯摩师是来自鼓山涌泉寺的圣恩老和尚，教授师则是赫赫有名、首次来台的圆瑛法师。而当时善慧法师是担任导戒师，觉力法师则任证戒师、大岗山超峰寺永定法师为授经师，其他还有来自台南开元寺的得圆法师任尊证师、竹溪寺捷圆法师任尊证师、北投铁真院铃木雪应和基隆最胜院伊东大器两日人法师亦任尊证师，说戒大和尚为台北圆山护国禅寺策堂法师也应为日人。唯独不见妙果法师列名其中，颇不可解。然从受戒者的背景资料来看，由于遍及全岛各寺庙，我们可以说这是日据时期佛教界空前的大合作，才能促成这样浩大、殊胜的传戒活动。传戒结束后，丸井奎治即特撰序载《同戒录v中，对本圆法师的人品、学养和丛林事业的成就，皆有扼要的佳评。综合上述内容来看，应是“南瀛佛教会”成立后，本圆法师在台湾佛教界展现他个人长期经营凌云寺的具体成效，相对地在教界地位的提升及各地信众对凌云寺的认同感，必大为增强。附带一提，在《同戒录》中，可以看到信徒除拜本圆法师为师外，亦有拜寺中僧众如达净、志净、参圆、通净、常道、莲净等人为师者，显示凌云寺的其他法师在吸收信徒的这件事上，也尽了一份心意。而本圆法师的得力干部觉净法师，是中坜郡人，十三岁二九O六）即到鼓山出家，十八岁二九二）和本圆法师回台，共同致力建设凌云寺和整理西云寺：本圆法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圆寂后，即由他继任住持。可以说，本圆法师亦接棒有人。
　　四、结论容而领有台湾的统治权。自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至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共计五十年，是所谓的“日据时期”。本文采讨台湾北部两个新佛教道场：灵泉寺和凌云寺的崛起，著重在日据前期（约一八九五—一九二三） ，是为了观察台湾佛教从清末进入日据时期的变迁状况。尽管年代不是刚好二十五年，但在分期上自有其特定的意义。即从灵泉寺的兴建过程，看明治和大正时期，台湾佛教道场的日、中、台三角关系。而其间，从日本在台湾统治权的确立，经“西来庵事件”的冲击，到“南瀛佛教会”的筹组，可以明确地看到台湾佛教如何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佛教通力影响下，所产生的组织变化。
　　虽然本文并未详细探讨“南瀛佛教会”的全部筹组经过，以及其后藉《南瀛佛教》杂志及定期举办活动的情形，但是本文已清楚地点出“西来庵事件”爆发后，对日本政府和台湾本地佛教徒（包括斋教徒）的巨大影响。尤其关于大正五年（“西来庵事件”后隔年） “大演讲会”促成的发展：“台湾佛教青年会”的成立和：口湾佛教中学林”的开办，使得大正时期的新佛教运动有了较清楚的面貌。而其中善慧法师个人担负的角色，及其涉及的中、日、台三角佛教关系，也藉此凸显出来。本文的目的，主要就是在交代这样三角关系的台湾佛教的新特质。
　　由于日本曹洞宗是在日据初期占主要领导地位的（指和本岛的寺庙斋堂的联络而言），所以本文中也详引原始资料，说明其中台湾佛教界如何在政局动荡下，靠签约归属曹洞宗的寺院，以求自保的情形。虽然李添春先生在《台湾省通志稿》也约略指出过，但本文在资料详尽上和清楚上，都提高许多。例如日、台佛教的“平行发展”，即是过去被忽略的。
　　从论文的重点来看，本文详基隆灵泉寺，而较略凌云寺。这是由于资料的留存多寡，建寺的迟早、建寺者的社会关系、以及实际影响力等，所决定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基隆港市的崛起，为台湾北部在日据前期的重大变化，而灵泉寺的崛起，几乎是伴随此一变化来的。因此在探讨上，详予说明，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凌云寺则是在淡水港即将没落之前，迅速崛起的。所以两者代表的区域和发展的模式，是大有不同的。例如同样来自基隆的本圆法师，却在外地的观音山发展，以及加入的是日本临济宗而非曹洞宗，即是和在基隆本地发展的善慧法师不同的。
　　总之，台湾佛教的发展，在日据前期，有了完全崭新的面貌，尤以北部的灵泉寺和凌云寺最具代表性。不过，本文对大正时期的民主和民族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当时的台湾佛教，并未交代。这在原先的“讲词”中，是详加交代过的。此处由抄重点不在此处，拟待另篇讨论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改革运动，才一并处理。 （续完）
　　摘自《中国佛教》第37卷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