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孝女沈清与普陀观音文化

韩国孝女沈清与普陀观音文化
　　近年来，韩国历史学家在有关刊物上披露了1600多年前的孝女沈清可能在浙江普陀落脚的研究成果。韩国延世大学沈清学术研究小组和韩国谷城郡交流访问团等也因沈清的因缘先后三次到普陀区进行友好交流、访问。这个“传说中的沈清婆家”的发现，为研究韩国孝女沈清与浙东富商沈国公的千古婚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也为我们研讨和交流中韩国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韩国孝女沈清与中国商人沈国公的国际婚姻的故事，虽然是个传说，但传说的背后，可以看到模糊的历史影子。传说中，提到了普陀观音文化东传韩国一事。
　　究竟是什么因缘促使孝女沈清把普陀观音文化东传韩国?在此，我想从沈清与沈国公的婚姻关系及浙东佛教文化的传播等方面入手，对此进行简述。
　　中韩学者通过几年的研究后认为，沈家门在两晋时期已有沈姓居民居住，且与有关文献中记载的沈清丈夫沈国公家乡极为相似，这为沈清研究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料。学者们认为，沈家门地处普陀莲花洋畔，在沈家门附近的沈水道、高丽道头和水晶宫、新罗礁等地名都为沈清可能在普陀落脚提供了历史佐证。
　　沈清与中国男子通婚的传说在韩国传播很广，据学术界报道，现存《沈清传》异本多达200余种。目前虽然对沈清在韩国的出生地和先后关系还在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其空间背景罗列了黄海道黄州、南郡、南大岛州等。据2000年5月韩国谷城举行的纪念孝女沈清的聚会中，韩国学者认为：“沈清是以实存人物为原形创作的作品，其原形是我们谷城出生的万古孝女洪庄。”从中可看出，历史上确有沈清其人。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流行的200余种由观音寺缘起故事改写而成的《沈清传》韩唱素材，大都植根于中韩双方贸易交流的生活基础。故事传说是韩国谷城有位叫元良的盲人，妻子死后，和女儿洪庄一起生活。一天他听了弘法寺化主僧说多做功德，眼睛会亮的，于是，把女儿洪庄施助给了弘法寺。后来弘法寺性空法师以“两船值钱的货物”的身价把洪庄卖给浙东富商沈国公为妻。不久，沈国公从韩国的苏浪浦下船把洪庄带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普陀沈家门居住，并把妻子洪庄改名为沈清。沈清在中国虽然得到了幸福，但仍然忘不了故国的瞎子父亲，为了使父亲重见光明，于是命人制造了569尊观音等佛像漂洋过海送往韩国(百济)。很显然，浙东的海外贸易交往，为沈清与沈国公的国际婚姻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至于沈清的诞生之地在哪里?近年来韩国的学者研究后说，沈清出生于今韩国谷城郡梧谷面。那么，作为沈清的丈夫浙东富商沈国公又是何处人呢?这个问题也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韩学者作了一番考证后认为，沈国公可能就是今浙江省普陀区沈家门人。因为当时浙东的商人已和韩国(百济)有了民间贸易交往，而且在《浙江省普陀县地名志》中也有关于沈家门的地名因“沈国公在此造坟而得名”的记载。我们不难推断，沈清在普陀沈家门落脚以后，她把569尊观音等佛像运往韩国(百济)观音寺，极有可能与一般的商人或求法僧的情况一样，无疑是利用了丈夫沈国公的商船或浙东商人的船只。由此可见，沈清与沈国公婚姻关系的建立，是沈清东传普陀观音时选择浙东莲花洋起航的重要社会条件。
　　两晋时期浙东地区佛教活动的兴起和佛像制作技术的传入，这是沈清东传普陀观音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确切一点说，浙东的佛教文化肇始于东汉末年。浙东佛教文化在萌动、滋生、发展过程中，由于这里山川壮美，气候宜人，海上交通便捷，吸引历代大德高僧在此驻足。这些僧人的特点是祖先为西域人，因避乱、经商等原因很早进入浙东。早在三国东吴时代，在宁波、慈溪等地已建造了普济寺和五磊寺等。西晋太康三年(282)，山西并州离石人刘萨诃就在宁波鄞县乌石岙结茅，“守护舍利塔”。西晋太康(280-289)年间，南迁的高僧来到了补恒洛伽山(今普陀山）创
　　建起观音道场，朝拜的佛教弟子也“至者不衰”。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僧义兴来到鄞县太白山东谷结茅，后改建为天童寺。至于东晋年间(317-420)建的古刹也不少，有余姚龙泉寺、舟山普慈庵、石城山的栖光寺等等。可以说，两晋时期在浙东有如此之多的高僧云集，佛教文化蓬勃发展的景象在江南其他地区实为罕见。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浙东佛教寺院和佛教文化的兴起，与沈清在浙东地区把500余尊佛像东运韩国(百济)的时间基本一致。确切地说，都是处在两晋年间，即也是浙东佛教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尤其是佛教造像技术的传入，使沈清有机会制造了500余尊线条流畅的观音等佛像“运往故国”，才使沈清实现了十多年来的’自己得到了幸福，但不能忘了故国”的心愿。可见，只有当时浙东佛教文化的兴起和佛像制作技术的传入，才有可能使沈清成为普陀观音佛像东传韩国第一人。
　　近年来，在普陀区保圣寺附近出土的古代石制残破佛像也引起了中韩学者的关注。佛像头部高20余厘米、宽约10余厘米，石灰石质，其颈部断裂的痕迹已经模糊，很难判断其断开处是人为击坏还是自然断裂，但佛像面容还能辨认。有关专家根据分化程度和雕刻手法及艺术风络等推测，佛像的制作时间可能早于保圣寺创建的年代。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尊观音石佛像，与近年拍摄的两晋时期中国传入韩国的观音圣像的照片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长目低垂、嘴角含笑的脸部表情，还有眼观鼻、鼻观心的艺术意境等，都可以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
　　从普陀东传佛像到韩国，这在唐大中年间也有持续。近有学者论证，即认为历史上将观音像从五台山带到普陀山，从而使不肯去观音院得到创建的不是日本僧人慧锷，而是古新罗国商人。专家们还举证说，奉旨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北宋时就有关于“昔有新罗贾人往五台刻石像，欲载归其国。即出海，遇礁，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礁上，院僧宗岳者迎奉于殿”的记载。因为它比南宋时期编撰的《宝庆四明志》和中国佛教史书《佛祖统纪》中“日本慧锷禅师缘起说”分别早一个世纪和一个半世纪；并且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附近还有新罗礁，这就更符合新罗商人“遇礁”、“置像于礁上”的情景。由此来看，浙东普陀的莲花洋畔，成为沈清佛像东传韩国的起航地是极有可能的。
　　纵观沈清在普陀落脚的因缘关系，我们可以推测，当年沈清作为浙东富商沈国公的妻子，命人制造500余尊佛像东运韩国这一故事绝非偶然。虽两晋时期所称沈清丈夫沈国公在普陀沈家门的居住地仅是传说中的历史影子，而千古流传的“沈家门因沈国公坟而得名”，确有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