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初法师——台湾出版藏经第一人

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光复以后的数年间，台湾社会不但佛书缺乏，市面上买不到佛书，尤其严重的是，整个台湾找不到一部完整的大藏经。所谓弘扬三宝，延佛慧命，如果没有《大藏经》，这一切岂不是空谈﹖此时有一位由大陆来台的法师，在经济、物资都极端困难的情形下，自日本进口大正藏一部，在台影印发行。这是台湾最早印行的《大藏经，而倡导、主持其事的，是原任大陆名剎定慧寺方丈东初法师。
　　东初法师俗家姓范，江苏省泰县曲塘镇人，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岁次戊申的九月二十二日出生。他的父亲春槐公，母亲唐氏，育有四子。其三子云开，早先出家，后来曾任泰县名剎北山寺住持。法师行四，十三岁时亦投泰县江堰镇，依观音庵静禅老和尚剃度，在庵中诵习教法，兼读儒书，如是八年，于学业上扎下基础。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入镇江主林寺佛学院受学，亲近蔼亭、南亭二长老。一九二九年，受具戒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翌年行脚参访，至九华山佛学院，依寄尘法师受学。未几复南游厦门，考入南普陀寺之闽南佛学院深造。
　　是时，太虚大师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而院务由大醒法师与芝峰法师主持。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底，太虚大师辞住持及院长职，大醒、芝峰二师亦离院，住持及闽院院长由常惺法师继任。东师在院时，与福善、圆湛、如平、佛声、维岳、望亭等同学，皆一时俊秀。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东师自闽院毕业，回到江苏，与他早先在主林佛学院的同学雪烦法师，同入常州天宁寺挂单坐禅堂，亲近住持证莲老和尚。在禅堂经年，参究向上一着，于禅定工夫植下根基。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与雪烦法师同受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兼焦山佛学院院长智光老和尚之聘，到焦山佛学院任教。翌年，智光老和尚退居，由监院静严和尚继任住持，东师与雪烦法师，同受智光、静严二和尚传法授记，成为焦山一系的法子。同时二人受命出任定慧寺第一、第二监院，雪烦兼佛学院教务主任，东师任寺中事务，整理寺产，充实道粮。东师勇于负责，任劳任怨，且善于理财，治事之才能由此展布。焦山寺有旱田数千亩在东洲，部分为乡人侵占，东师出面交涉，乡人对师衔恨，夜袭焦山，向师报复，他在危急时刻乘隙逃脱，而不为所屈，讼之于官，经官方断定地归焦山，由此可见他的负责精神。后来抗战期间，东洲的田租成为焦山主要的道粮来源。
　　定慧寺的“焦山佛学院”，为退居住持智光老和尚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所创办。东师到定慧寺之初，即在院中授课。中日战争开始后，以焦山设有海军要塞，为日机轰炸的目标，定慧寺受波及，房舍损失颇重，佛学院因而停办。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雪烦法师继任定慧寺住持，重行复课，由雪烦任院长，东师任副院长，在他们二位的领导规划下，礼聘芝峰、现月、明性、茗山诸法师讲授佛学，复聘请大学教授三人，增授哲学、物理、自然等科，三数年间，佛学院声誉日隆。如今提倡人间佛教的星云大师，于抗战期间亦在焦山佛学院受学，抗战胜利后始毕业离院。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雪烦法师退居，东师继任定慧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并发行《中流》杂志，广宣法化。是年，太虚大师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身分，委托焦山佛学院代办“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集九省三市优秀僧侣一百二十余人于焦山，实施行政工作训练。该班教务工作由芝峰法师主持，而庶务工作，由东师一人担任。是年八月，太虚大师抵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对东师语多慰勉。
　　师主持定慧寺三年，颇多建树。退居后游化京沪，广结法缘。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四月，战局恶化，京沪告急，东师避乱来台，初抵基隆港，不能登岸，以佛教大护法李子宽居士担保，始得下船。到台北后，寄住台北市北投法藏寺。是年六月，台湾发生“法难”事件，包括慈航、道源、星云等许多法师在内，为官方拘捕。李子宽、董正之、丁俊生、孙张清扬等居士奔走营救。东师在大陆具有“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的身分，具有同样身分的尚有章嘉活佛、李子宽居士二人，他们三位约同南亭法师、白圣法师成立“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由东师担任主任，南亭法师任秘书，白圣法师任干事，向内政部备案，并出面保释被拘僧侣。这是后来民国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间，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之先声。
　　当时，成一法师与张少齐居士，在台北中华路开设觉世图书文物社，东师想办一分刊物，宣传佛教，找他二位商谈。二人极力赞成，张少齐居士并联络张孙清扬居士支持经费，南亭法师也答应按期写稿，于是外省法师在台湾创办的第一分佛教刊物《人生》月刊问世了。发行之初，每期只有十二页，一年之后，版面增为二十四页，发行网由台湾扩展到东南亚及新大陆。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东师为了专心写作，藉《人生》月刊以弘扬正法，乃于佛诞日在法藏寺掩关，在关中阅藏并主编该刊。三年期满出关，观察局势一时不能回大陆，乃向阳明山管理局租得一块公地，亲自披荆斩棘，移沙搬石，辟为建筑基地，兴建“中华佛教文化馆”，作为推展佛教文化事业的基地。而推展佛教文化，当务之急莫若影印《大藏经》，因为当时台湾找不到一部完整的《大藏经》。
　　时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持佛教，她自日本购得《大正藏》一部，以军用机运到台湾，供东师作蓝本。东师乃组织“印藏委员会”，敦聘陈副总统辞修、于院长右任等政要，及章嘉活佛、智光老人、印顺法师、南亭法师、星云、煮云法师，及赵夷午，李子宽，张默君，孙张清扬等缁素大德为委员，着手进行。两年之间，印《大正藏》五十五巨册八百部，继而又印续藏四十五巨册，完成全部藏经影印，复利用印藏余款，建“印藏纪念堂”于文化馆大殿之左侧，用以纪念出资缁素及储藏经书之用。
　　在影印大藏经的同时，佛教文化馆也举办社会救济工作。当时台湾经济落后，民间生计艰难，东师自檀香山募得寒衣，向富有的信徒募得钱米，从事冬令救济，受惠贫民为数极多。东师性嗜文史，关心佛教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又创办《佛教文化》季刊，由此可见他志趣所在。
　　民国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东师六十二岁，为了探望他在日本留学的剃度弟子圣严法师，老人东游日本，在圣严法师陪侍下，访问东京、横滨、镰仓、京都、奈良、神户等地名胜佛剎，并拜访佛教领袖与著名学者，就佛教现代化、学术化等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搜集了大批资料，作为回国后写作之用。回国后，不问外务，专志于著述。以后多年，先后撰着《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国佛教近代史》等几部具有学术性的巨著。
　　他为撰写《中印佛教交通史》，曾于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西游印度，巡礼圣迹，以充实他写作的内容。赴印度之前，即闻我国旅居印度多年的悟谦法师，为了沟通中印文化，在印度加尔各答兴建了一座“玄奘寺”。他为此赞叹不已，上书蒋中正总统，蒋总统亲书“玄奘寺”匾额一方，东师带到印度，代表蒋总统颁赠给悟谦法师，为玄奘寺增光。
　　由印度回国途中，并访问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及香港等地，除弘法演讲外，也做了许多国民外交的工作。
　　民国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东老应美国佛教会及世界宗教研究院之请，赴美游化，途经夏威夷、旧金山、洛杉机，华盛顿等地，杖锡所驻之地，受到信徒热烈的欢迎。最后一站抵达纽约，原先在东京留学的圣严法师，在一九七五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受美国佛教会之请，在纽约大觉寺弘法。东老抵达纽约后，圣严法师陪同东老，拜访美佛会会长敏智长老和副会长沈家桢居士。沈居士伉俪接待东老寓住其别墅“菩提精舍”，并陪同他参观美佛会创设的大觉寺，和沈居士创立的“世界宗教研究院”。此后，东老先后又访问了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我国旅美法师创立的各寺院道场，也会晤了旅美的许多西藏喇嘛和日本禅师。
　　回国之后，东老有感于西方社会需求佛法之殷切，而弘法人才非常缺乏，所以培育国际弘法人才实为当务之急。因此，他不顾艰巨，设置“佛教文化奖学金”，鼓励青年僧尼向学及赴国外深造，尤其是学好外国语文，以担当国际弘法重任。东老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他自奉菲薄，但对于当用的钱财，毫不吝惜。
　　东老神采朗俊，举止洒落，而戒行谨严，威仪具足。他一向生活规律，身体健康。古稀之年，犹精神健朗，活力充沛。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他一切如常，五点多钟进斋时，告诉他身边的鉴心、海智二师说：“明晨不必为我备早点了。”鉴、海二师随侍东老二十多年，闻知此话并未介意，以为长老第二天早上要下山。东老晚斋后，登楼回到方丈室，与一位王海涛居士通了一次电话。未久，有一位皈依弟子王小芳居士登楼礼谒，到了方丈室，见长老结跏趺坐，呼叫不应，仔细审视，方知已安然坐化，距他吃晚斋的时间仅数分钟而已。
　　长老生于一九○八年，世寿七十有一，僧腊五十八年，戒腊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荼毘，得舍利百数十粒。
　　东老一生治学有恒，在台近三十年，从不做经忏佛事，专致力于佛教文化事业。除了影印《大藏经》，发行《人生月刊》、《佛教文化》季刊外，平日兢兢业业，爱惜寸阴，潜心著述，从未间断。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般若心经思想史》、《佛学真义》、《佛教文化之重新》、《民主世纪的佛教》、《佛学省要》、《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等。尤其是《中国佛教近代史》，是一部百余万言的巨着，保留了许多佛教近代史重要史料，弥补了近百年来佛教史上的空白，应是一部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