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圆瑛二大师与台湾佛教界

太虚、圆瑛二大师与台湾佛教界
　　作者： 释慧严
　　太虚、圆瑛二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在日本治台时代，此二师分别于1917年（大正6年）、1923年（大正12年）来到台湾。
　　来台的因缘与主持法会、传戒有关，但来台的动机、时间，太虚大师有《太虚自传》、《东瀛采真录》之作，圆瑛老和尚方面，有《圆瑛大师法汇》可作稽考。可了解1917年（大正6年）时，二师的交谊还保持了自太虚大师十六岁天童寺受戒时，与时任纠察师的圆瑛老和尚结识以来，良好的关系。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二师交谊产生了变化，致使对近代中国佛教的改革及战后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很大，不可莫视。
　　太虚、圆瑛二师来台湾，与当时台湾佛教界的善慧（1881-1945）、本圆（1882-1947）二师有关。
　　为什么会与此二师有关呢？
　　因为1900年本圆师得戒于鼓山涌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1908年返台，1910年继宝海师之后，接任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襌寺的住持。致于善慧师是在1904年由善智师（1852-1906）引导至鼓山，礼景峰师出家，法名常觉，并受具足戒，嗣即返台，弘开法化，与善智师共创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在善智师圆寂后，负起兴建灵泉寺之责，此凌云襌寺、灵泉寺均为当时北台湾大道埸之一。
　　也就是说，善慧、本圆二师因受戒而与鼓山有缘，又返台之后为一方之住持的缘故。
　　太虚、圆瑛二大师的来台，时间上相差了六年，又二人在台湾所接触的人事物亦有差异。
　　太虚大师在台湾参访寺院，一直是由善慧师及其徒德融师等陪同，对日本佛教持有相当的兴趣，尤其是教育事业。他在台湾期间，也作了演讲，如《台湾日日新报》自1917年（大正6年）11月20日起至12月8日止，前后十一次分别刊载的《吾之哲学观》 及10月26日起至11月9日止，分七次登载的《东瀛采真录》，我们可由上述文章及圆瑛法师在台的演讲录，就可了解，代表近代中国佛教的二大人物，其思惟及其所关心事物的差异处。
　　如太虚大师在《东瀛采真录》中云：
　　予宅生乎浙，所游未逾闽粤江皖，遂宛宛成一东南偏性之人。今趋而益东，不知又将奚若？微闻扶桑之俗，廉察强悍，虽浸淫乎文明者渐远，而武烈未沫，或可藉以一变吾之人格已。
　　予年未冠，友生之曾游学日邦者，早历历为之称诵，既服事佛学，中更世变，出入乎言论界，以指导中华僧侣能应夫世缘自任，知日本关于佛故者多，尤亟欲一觇吾教与欧学调剂之结果，卒卒十年，未逮斯志，顾兹以孤岛肥遯之身，万虑冰释，三界轩超，忽因缘台湾之行，顺道以游东瀛，动成止机，静为躁根，抑何奇迕参错之甚欤。
　　由此就可知道，太虚大师在未启程赴台之前，就相当关心日本佛教且有相当欧学的素养，而这点可能是圆瑛法师所没有的。
　　或许是因如此，也就是说思想上，因二人所接触的环境不同，所以有如太虚大师说的新旧二派，他说：若就新旧分派，则我为新派，而旧派以谛闲为首，附从以印光、冶开等。但我直心而行，对谛闲法师仍尊以前辈，初未尝意识及此种的分派。唯从民国八年起，我与欧阳渐突起为佛学界的双峰，则于九年唐继尧的邀请赴滇亦可见之，此难免为向来追踪谛闲、印光、冶开等僧徒居士们生大惊异。……十七年后，似乎谛闲隐退了，由印光与我来对峙，二十年后，似乎印光隐退了，由圆瑛与我来对峙。
　　如上述太虚大师所说，圆瑛法师是继谛闲、印光二师之后，与太虚大师成为新旧二派的代表者。
　　记得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民国6年10月条中云：
　　圆瑛有“代予”之说，大师有“难代”之谦，参考自传，其事甚明。乃“潮音草舍诗存”编者，不知何以改为“难了得”？圆瑛初介大师阅藏以深入佛法， 再介东游以考察僧制，于大师所益綦重，不当以晚年扞格而一笔勾之。
　　如果从印老如上的叙述，又参考《太虚自传》，我们可以知道自从太虚大师十六岁在天童寺受戒，与时任纠察师的圆瑛法师相识以来，圆瑛法师曾鼓励并帮助太虚到慈溪汶溪西方寺阅藏，又与太虚于天童御书楼结盟为兄弟，至1917年受圆瑛法师介绍，代他赴台为止，彼此的关系应不错，之后会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新旧阵营的代表者，主要因素应是日后所接触的环境，吸收的知识不同所导致吧！
　　（作者：释慧严 玄奘大学宗教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