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之历史发展的宏观式考察

台湾佛教之历史发展的宏观式考察
　　蓝吉富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237~248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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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将三百余年的台湾佛教史分为四个时期加以考察，这四个时期是清代、日据时代、民国戒严时代与解严时代。本文也指出这四个时期的主要发展内容。
　　其次，本文也尝试指出台湾佛教的主要发展特质，此即“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佛教文化的枝末性”与“主体不稳固”三项。
　　本文的第三部份是当代台湾佛教现势的分析。文中将当代台湾佛教分“地方性寺院”、“全台性寺院”、“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三方面来考察。
　　此外，文中还提出佛教文化发展的“世代说”，并提出“佛教文化型态学”的构想，以及台湾佛教发展主体等问题，以供学界思考。
　　关键词：1.四大法脉　2.四大佛教势力　3.汉传佛教寺院　4.非主流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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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湾佛教史的发展
　　佛教之传入台湾，始于清康熙年间。迄今为止，大约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佛教在台湾的三百余年期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观察。这四个时期是︰
　　?清代︰自郑成功率众入台（1661）起，到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为止。共约二百三十余年。
　　?日据时代︰自日本开始统治台湾（1895）起，到台湾光复（1945）为止。共五十年。
　　?民国戒严时代︰自台湾光复（1945）到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体制（1987）为止。共四十二年。
　　?解严时代︰自解严令宣布（1987）后迄今。共十一年。
　　这四个时期的台湾佛教史，各自具有独特的内容，特征相当明显。兹略述如次︰
　　(一)、清代
　　清代是台湾佛教的拓荒期。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是佛教的义理之学乏人问津、佛教与民俗信仰的分际不明显、佛寺与民间神庙都一样充斥祈福解厄的信仰氛围、出家人的佛学素养普遍低落。这一时期的佛教史特征可以从下列一事窥见端倪︰台南市祀奉妈祖的著名庙宇──大天后宫，历任住持大多系属于临济宗法脉的僧人。而且第七代住持胜修与第八代住持奕是，两位僧人都兼任台湾府的僧纲司。[1]
　　属于临济法脉的正统佛教信仰僧人，居然可以出任佛教所斥责的天神祠庙的主持。而且，这样的现象居然连续数十任。由此一事，当可窥见其时台湾佛教水准之一斑。
　　不过，这个时期倒是出现了几座名刹。台南的弥陀寺、竹溪寺、海会寺（即开元寺）、法华寺、观音亭、及台北的龙山寺、嘉义的碧云寺等即其著者。
　　清代台湾佛教的发源地（也是当时台湾佛教的中心）是台南，因此，台南名刹远较他处为多。[2]
　　除了上列以闽南僧人为主的出家佛教之外，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白衣佛教的斋教，也在清代传来台湾。这种教派提倡三教合一，但以佛教为信仰核心。传教士多系在家之“食菜人”（素食者）。共分三派，即龙华派、金幢派，与先天派。这三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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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传教处所都称为“××堂”。相传最早建立的是台南的慎德堂。在清代，斋教在台湾各地共有三十余处传教处所。[3]
　　(二)、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的五十年间，台湾佛教有较大幅度的发展与变化。比较显著的是下列几项︰
　　?四大法脉的形成︰这是以闽南佛教为主轴的汉族佛教、在日据时代所形成的四大法系。亦即︰基隆月眉山法脉（善慧开创于基隆灵泉寺）；台北观音山法脉（本圆开创于台北县五股乡的凌云寺）；苗栗法云寺法脉（觉力与弟子妙果开创于苗栗大湖乡法云寺）；高雄大岗山法脉（义永与弟子永定开创于高雄县阿莲乡）。上述这四个根本道场所培养、嗣法的弟子，代代相传，辗转在台湾各地成立甚多寺院，形成了日据时代汉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网。它们在各地区的影响力，到1990年代的今天，仍然隐约可见。[4]
　　?日本佛教的输入︰依据昭和1969年版的《佛教大年鉴》所载，[5]　日据时代传入台湾的日本佛教宗派有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曹洞宗、净土宗、日莲宗、临济宗妙心寺派、与高野山真言宗。这些宗派在日本统治者的襄助之下，快速地在台湾传播，为台湾佛教注入新血。依日据时代台湾佛教学者江木生的统计，到1935年为止，日本各宗派在台湾共设立56座寺院，一座教务所，110座布教所，信徒共约17万人。[6]
　　?台湾佛教的日本化︰1915年台南县的斋教徒余清芳，发起对抗日本的西来庵事件。事件失败后，日本统治者开始主导、控制台湾宗教的发展。由日本人主导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日后对于台湾佛教的日本（佛教）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加上西来庵事件后，很多本土寺院与斋堂畏惧遭到牵连，乃纷纷加入日本各宗派的体系、阵营之中。此外，曾经在台湾或日本受日本佛教教育的本地传教者，也逐渐在教义认同、信仰行为、修行方法等方面为日本佛教所同化。因此，如果不是日本战败、台湾光复的话，台湾佛教的全面日本化将是可以预见的历史景象。
　　?佛教徒信仰水准的提高︰由于日本来台的各宗传教人员，对佛教教育颇为重视，先后曾在台湾设立了曹洞宗台湾中学林（即今之泰北中学）、临济宗镇南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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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土宗台南商业学院等校，以及附设在各寺院的教育机构，[7]　因此，培育出不少台湾本土的佛学人材。加上若干赴日本留学回国的弘法人员，也对佛学的弘扬颇为致力，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弘法人员的教育水准，远非清代可比。
　　(三)、民国戒严时代
　　台湾光复后，日本佛教全面撤出，中国大陆僧侣及正统佛教徒大量来台，使台湾佛教迈入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一个阶段的主要特质，略如下列︰
　　?中国佛教会主导台湾佛教的发展︰中国佛教会是由国民党支持的宗教团体。它对台湾佛教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由于在解严以前的这一阶段中，主其事者多半系大陆来台的外省僧人，因此，中国佛教会所决定施行的策略，便怀有极重的中国大陆情结。相对的，本土化的台湾意识是被忽略的。
　　?大力扫除台湾佛教的日本化︰由于中国佛教会的主事者多为外省来台的僧人，因此自然怀有极明显的仇日情结。对于在台湾传播五十年的日本佛教所残留的影响，自欲去之而后快。台湾佛教弘法者受日本佛教所影响的肉食、娶妻、不受戒等信仰习惯，便逐渐被改变过来。
　　?传授三坛大戒︰1953年台南县大仙寺举行光复后首度三坛大戒法会。自此以后，每年举办一次（迄1993年才演变成每年多次）。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才是中国佛教会正式承认的出家比丘或比丘尼。这一传戒活动的严格举行，可以视为中国佛教在台湾已告确立的标帜。
　　?大专学生的学佛风潮︰这是“慧炬”佛教机构创办人周宣德所率先提倡的。由于他的倡导，乃使各大学不断成立佛学社。一、二十年之后，绩效斐然。前此之“佛教徒之教育水准甚低”的现象，乃逐渐转变成为“佛教是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新趋势。出家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消息，也时有所闻。
　　?印顺著作的流传︰印顺是近数百年来，中国佛学界罕见的卓越论师。自1950年代起，他的著作陆续流传于台湾佛教界。到1970年代其《妙云集》（共24册）结集出版之后，更成为台湾佛教徒最为爱读的佛典群之一。印顺著作对提升台湾佛教信仰水准的影响力，迄今未衰。
　　?佛学院林立、佛教刊物及佛书大量发行︰就佛学院之数量、佛教典籍之风行程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像台湾的佛教文化这样蓬勃的朝代，可谓难得一见。自民国36年到解严前夕，佛学院先后在台湾成立六、七十所。《大藏经》在坊间即可觅得将近十种。佛教刊物与佛书，更是充斥到几可谓泛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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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解严时代
　　1987年，台湾宣布废除戒严令，台湾政治正式进入民主体制时期。随著解严令的宣布，台湾佛教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虽然解严迄今（1998）不过十一年，但是种种新颖的佛教发展现象，都使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异于戒严时期的佛教新页，治史者将它另立为一个独立阶段，应该是可以获得认同的。
　　解严后的发展特质，大体可以从下列几点现象得到启发︰
　　?中国佛教会的主导力量骤衰，影响力大不如前︰以三坛大戒的传戒法会为例，解严前须由该会核准始能举办，而且全台湾在一年之中仅能举办一次。但在解严后，这一成规已不再有约束力。加上佛教类的人民团体陆续地获准成立，乃使中国佛教会成为众多佛教团体中的一个。已经全无戒严时期那种犹如“佛教的中央政府”的气势与权力。戒严时期以该会为台湾佛教之主导机构的情势已告彻底瓦解。
　　?四大佛教势力的形成︰这是指在戒严时期开始发展，而在解严时期定型的四大佛教团体而言。亦即︰证严主持的慈济功德会、星云主持的佛光山、圣严主持的法鼓山、与惟觉主持的中台山。这四大团体虽然各具特色，发展的路线也不尽相同，但却具有一项共通的特质。亦即它们的事业发展都是遍及全台，而且延伸到国际。并不是仅具有地方性影响力的寺院。
　　?解严后的台湾佛教，新增加了在戒严时期并不显著的若干宗派。像本土的新兴宗派︰现代禅等派；日本的新兴宗教︰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等派；西藏佛教的四大教派也都正式地（即向内政部登记、申办立案）、大规模地在台湾弘传。南传佛教也经常有名师自泰国、缅甸等地来台湾教授修持方法，甚至于在台湾设立分支道场。
　　?修行风气高涨︰除了研究教义的风气在戒严时期已经颇为高涨之外，解严之后，社会上（包含出家、在家）佛教徒的修持风气也甚为蓬勃。不惟打禅七、打佛七的活动时有所闻，企业界甚至于也有鼓励员工在休息时间进行禅坐活动的。此外，藏传佛教的密教修持法、南传佛教的四念处修持法等活动，都经常有道场举办。
　　?佛教文化水准的提升︰解严后，佛教文化水准的大幅度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像佛教电视台的设立、佛教大学的陆续兴办，国际佛学会议的经常举行，以及大型佛学辞典的陆续出版等现象都是前此所罕见的。目前台湾已经成立的佛教大学有︰晓云倡办的华梵人文科技学院、证严倡办的慈济医学院及护理专校、星云倡办的南华管理学院、了中倡办的玄奘大学，以及兴办中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圣严倡办）。有线电视台则有大爱（慈济）、佛光与法界卫星等台。至于国际会议则每年都有若干场。篇幅较大的佛学辞典，也有《佛光大辞典》（八册，七百万字）、《中华佛教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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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全书》（十册，一千万字）、《佛教哲学大辞典》（一册，三百二十万字）、《佛教思想大辞典》（一册，一百万字）四种。
　　二、台湾佛教的发展特质
　　三百多年的台湾佛教史，虽然为期不长，但是却蕴含著若干其他地区佛教所无的特质。兹分数点，略陈如次︰
　　(一)、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自清代佛教输入以来，台湾佛教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独特的新色彩。在清代，斋教与民俗佛教并行传播；日据时代又有汉传四大法脉与日本佛教双轨弘传；光复后的戒严时期，中国大陆佛教的输入，又扭转了日据时代的发展方向；戒严时期结束之后，日本新兴佛教宗派、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大量输入，本土的新兴宗派也此起彼落地形成。百花齐放，蔚为大观。短短三百多年的发展，居然输入了汉、藏、南传、日本四大系，而且还有自创的新宗派（如“现代禅”）形成。包含如此驳杂的历史发展内容，这情形在其他各系佛教圈里是甚为罕见的。这种复杂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提供给台湾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内的二千多万人，以相当多样的佛教信仰体系。因此，未来在“人口少、地方小而信仰体系多”的情势之下所发展出来的佛教文化，其必有异于其他各系，也是可以想见的。
　　(二)、佛教文化的枝末性
　　如果将印度佛教视为世界佛教的根源，那么，汉传、藏传与南传三系，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世代。而源自中国的日本佛教则是第三世代。台湾佛教的内容，有承接自第二世代的（如︰汉传、藏传、南传），也有承接自第三世代的（如︰日本佛教）。属于印度佛教文化的枝末。
　　新世代的佛教文化，由于时、空及民族、社会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展现出不同于前一世代的新面貌，也会产生若干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大体而言，愈是文化枝末则与文化根源的差距必然愈大。台湾佛教所容纳的是第二世代与第三世代的佛教，而且是它们发展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之后的文化产物，所具有的枝末性特质相当明显。至于其未来的发展，当然也很难摆脱这种枝末文化特质的影响。
　　(三)、主体性不稳固
　　清代的台湾佛教以民俗佛教与斋教为主体。日据时代，则以汉传（闽南）佛教与日本佛教为主体。光复后又以新传入的大陆汉传佛教为主体。解严以后，虽然仍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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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后的汉传佛教为主体，但是由于藏传、日本、南传佛教的陆续输入，因此，这一形势正在松动中。其发展趋势固然仍有待观察，但是此一时期的台湾佛教，其内部各派的发展与前一时期之有明显的不同，则系一不争的事实。
　　造成这种主体性不稳固的原因固有多端，但是最显著的原因，当然是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否。清代的台湾佛教属于萌芽期，暂置不论。日据时代日本佛教之输入，则显然与统治者之改易有关。光复后日本佛教之撤离与大陆汉传佛教成为台湾佛教的主体，也明显地是政治力量介入使然。解严之后的百花齐放局面，则是政治控制力之骤然消失所致。
　　如果今后的台湾，政治力量能够持续地不再介入宗教发展领域，则佛教的生态，必将成为自由竞争的局面。在教义体系、修持内容、社会影响力、群众基础及财力物力等条件都能居上风者，自然能逐渐成为台湾佛教的主体。否则，由于不适应而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存在的。
　　三、当代台湾佛教现势的分析
　　(一)、汉传佛教寺院
　　如前所述，当代台湾佛教包含有流传于亚洲各地的四大系佛教，也就是汉传、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这四系之中，势力最大的仍然是汉传一系。
　　近年来在台湾佛教文化界颇为风行的《世界佛教通讯录》[8]　一书，内容的主要部份即为台湾佛教寺院名录。依该书1996年的第十三版所收，加上1997年版的同性质的另一书《中华佛教寺院通讯录》[9]　所载，台湾的佛教弘法处所共有2299处。其中，主要包含汉传与藏传二系的寺院。至于日本佛教及南传佛教道场则未在收录之列。不过，即使将日本与南传二系也计算在内，粗略地估算，汉传寺院在全台湾所占的比例，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汉传佛教寺院在台湾大约有二千二百座。可以依影响力的大小区分为“地方性寺院”与“全台性寺院”二类。这二类道场的共同特色是宗派色彩甚淡，都是以人（创寺者或主持者）为该道场之活动或发展核心，而不必然受宗派传统的制约。譬如台湾的汉传佛教寺院，大多属于临济宗法脉，但是，真正了解临济宗禅法内容并加以实践、宣扬的寺院，则甚为罕见。这种情形与藏传、日本佛教诸宗之各具鲜明宗派色彩者相较，是大异其趣的。
　　(二)、地方性寺院
　　在地方性寺院之中，创建于台湾光复以后的，为数甚多。但是，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四大法脉，其所繁衍迄今的寺院数量也多达三百六十处。占汉传佛教寺院的百分之十六强。可见分布在台湾各地方的汉传寺院里，四大法脉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四脉之中，法云寺脉的分支寺院数量最多，共计一六○寺。其次是大岗山脉，共七十八寺。第三位是观音山脉，共六十九寺。月眉山脉最少，仅有五十三寺。[10]
　　地方性寺院的弘法活动以各寺院所在地的乡镇或县市为主，影响力是有地方性的，未能遍及全台。所具备的宗教及社会功能，主要是地方上的信仰活动及观光资源的提供。同时，也有不少寺院设有幼稚园、老人安养所、灵骨塔及图书室。因此，也具有若干社会及教育功能。
　　(三)、全台性寺院
　　全台性寺院是指“弘法领域遍及全台湾”的寺院而言。这类寺院都以一处根本道场为轴心，并依发展需要而陆续在各地设置分支机构。这种大道场目前在台湾有四处最具影响力。亦即︰星云的佛光山、证严的慈济功德会、圣严的法鼓山、与惟觉的中台山。这四大势力的根本道场分别位于台湾的南部（佛光山）、北部（法鼓山）、中部（中台山），与东部（慈济功德会）。
　　观察这四大势力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到它们具有下列这些共通的特质︰
　　?都由一位明星式的出家人所创始与主持。
　　?都具有雄厚的财力。
　　?都具有兼含在家、出家信徒在内的干部群。
　　?信众及分支机构都分布在台湾各地，而不是仅限于某一县市。
　　?主持人都是一般大众传播媒体的宠儿。而且，都各有自己的刊物。其中，佛光山与慈济功德会还设有电视台（有线电视）。
　　?与政治圈都有一定程度的良好关系。有不少政治人物（政府官员或民意代表）还是这些道场主持人的皈依弟子。
　　?它们的分支机构也逐渐发展到外国，都具有国际化倾向。它们与外国佛教界经常从事宗教或文化交流活动。
　　?四大势力掌握了全台湾佛教界的大部份社会资源，包含捐款、人力、物力与媒体报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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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大势力都是在传统中国佛教的架构下发展的，迄今为止，它们并没有开创新宗派的明显意图。但是，在发展路线上，还是可以让人看出各具有自己的风格。佛光山强调的是“人间佛教”，在海内外设有甚多分支道场，所走的“人间性”、“生活性”与“国际性”风格，甚为明显。
　　法鼓山弘扬“人间净土”与“心灵环保”的理念，在佛学教育（培养专业佛学研究人才）方面成效最为卓著。在禅修风气的提倡与国际佛教学术的交流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
　　慈济功德会走的是社会救济路线。在台湾各地及国外所从事的社会救济成果，已取得相当高的国际口碑。
　　中台山的风格比较接近古代的禅宗丛林。所走的路线也比其他三大势力更具传统中国禅宗的气味。在鼓励信众出家方面，也比其他三大势力更为重视。不过，在1996年所发生的“中台山集体出家事件”（同时有132位高学历男女出家，未征求家长同意，乃致舆论交相指责）之后，其社会声望骤跌。不过，怪异的是该道场的出家众人数，在二年来居然还大量增加。
　　如前所述，这四大势力都是各由一位灵魂人物所开创成功的，换句话说，开创者是成就各大势力的必要条件。所以，它们发展迄今，也都不期而然的面临到接班人的继承可能性问题。有朝一日，在他们逝世之后，现有的事业是否有人能顺利地继承发展，或不久随即瓦解或分裂，这是关心台湾佛教的人所常谈论的问题。依照目前的情势来看，我个人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在他们的弟子或干部之中，我还看不出有谁具有足够的条件可以接棒，我也看不出他们在制度或架构的转型上曾作过任何令人心服的传承安排。
　　(四)、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
　　上面所陈述的是当代台湾佛教的主流──汉传佛教的现势。至于非主流的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虽然发展情势远不如汉传佛教之盛，但是在解严后也快速地崛起之中。
　　藏传佛教在台湾光复后开始传入台湾，但是这一时期的弘法者大多系汉族上师。其中以屈映光、吴润江、申书文、刘锐之等人较有成绩。当时的蒙、藏族上师以章嘉、甘珠、格赖达吉、明珠等人较为知名。不过前二位早逝，后二位的弘法活动也不如汉族上师之为世所知。大约在1980年之后，多位藏族名师陆续自尼泊尔、印度、锡金等地来台，或短期传法、或设立精舍，加上这时期有旅美藏密修行者陈健民的著作集《曲肱斋丛书》在台湾大量流传，藏传佛教在台湾乃引起一阵传播热潮。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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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各地，大约有八、九十处弘法处所。其中，属于宁玛、噶举二派的较多，格鲁派居第三位，萨迦派最少。
　　南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重点，是教义与修持方法的弘扬，并不是道场的建立。这一系教法传入台湾的年代也相当晚，大约在1970年代，台湾书商开始影印日译本的《南传大藏经》，若干入门性的南传佛教典籍也逐渐流传于坊间。进入1980年代之后，南传佛法开始较频繁地流传于佛教徒之间。1990年代之后，尤为普及。泰国阿迦曼尊者的修行经历、佛使与阿姜查的教法、居住在缅甸的印度人葛印卡所提倡的“十日禅”、以及缅甸名师马哈希、乌巴庆、帕奥等人的传记或修持法，都在台湾佛教界广泛地流传。在文献方面，南传修持法（大体以四念处法门为主）的著述也有多种被译为中文。已故的大陆学者叶均所译的南传名著《清净道论》也有多处佛学院或道场以之为授课的教材。高雄元亨寺更鸠巨资译出《南传大藏经》中文本行世。这对一向偏重北传佛典的中国佛教徒而言，历史意义是相当显著的。
　　日本佛教虽然在日据时代曾经大量传来，但是光复后又全部销声匿迹。1977年中华佛教居士会与日本新兴宗教灵友会缔结为姊妹会，这是光复后台湾佛教与日本宗教正式交流的第一步。此后，日本新兴宗教陆续入台。其中，由佛教演化而成的教团除了前述的灵友会之外，另有创价学会、本门佛立宗、立正佼成会、阿含宗、真如苑、净土真宗亲鸾会等团体；而传统的日本宗派也有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正宗等宗先后在台湾成立宗教结社，从事弘法工作。
　　上述非主流三系的传入，虽然有早在光复初期的，但是，它们的广为流传则皆在1980年代的解严之后。这也说明了政治约束力的解除，是宗教全面传播的必要条件。而且，社会全面开放之后，各种宗教自然成为“信仰百货公司”中的商品，必须接受“顾客”（信徒）更严苛的选择、比较与批判。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此后台湾佛教生态的发展方向，与戒严时期的封闭型态必定是大异其趣的。
　　非主流三系在台湾的弘传，除了显现出政治支配力量与宗教传播的关系之外，另外还可以作下列的诠释。
　　?藏传、南传二系的较大量传入，大多是信徒为修持目的而主动争取的。这二系佛法在修持方法上与汉传有显著的差异。台湾佛教徒之邀请藏传与南传名师来台弘法，显示出原本流传于台湾的汉传佛法，对不少有意深入修行的信徒而言，是有所不足的。
　　?专修藏传法门的信徒，较少兼修显教法门。相反的，汉传佛教寺院的信徒前往接受藏密灌顶或兼修藏传法门的人，则为数较多。1997年3月达赖喇嘛在台湾桃园传授四臂观音法时，前往接受灌顶的，就有为数甚多的显教信徒。此外，弘扬南传法门者，也绝大多数是汉传寺院的信徒。这一现象说明了台湾汉传寺院信徒对修行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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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颇高的，而且也可以印证台湾的汉传佛教徒“宗派观念”甚淡的特质。
　　?日本佛教输入台湾的原动力，与前述二系不同。它是日本各派大本山或根本道场对该宗（派）之海外传播计划的一部份。换句话说，日本佛教之来台，是它们有计划的宗教移植。这一现象的推动力，源自它们在国际传教上的业务需要，并不是台湾佛教徒的信仰需求。
　　?信仰日本佛教的人，与其他显教或藏传信徒在信仰上大多不相认同。信仰显教的人，有不少人并不认为在台湾的日本佛教各派确是佛教。而信仰日本各派的人，对一般显密寺院也较少前往参访。在台湾，日莲等系日本佛教的信仰者是自成信仰族群，而不太与汉、藏传信徒交流的。
　　?就各系的特质来看，藏传与南传提供给台湾佛教徒的，主要是修持方法；而日本佛教的独特教义，与强调在家性及时代性的风格，也对台湾佛教的未来，可能会有新颖的冲击。
　　四、结语
　　上面所作的宏观式考察，主要的意图是在尝试为台湾佛教的历史性格与文化性格作一厘清。笔者以为透过这一厘清工作，至少对下列三事会有若干意义。
　　?如前所述，佛教文化的发展，已经由印度的第一世代，经过南传、汉传、藏传的第二世代，繁衍到日本、东南亚（泰、缅、寮等地）的第三世代，以及西双版那（傣族）等地的第四世代。不同世代的文化，常会形成不同的特质。甚至于同一世代而不同空间的佛教，也常会有大异其趣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去思考佛教文化问题，则“佛教文化型态学”这一门从未有人问津的学问，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前台湾佛教的主体，源自第二世代的汉传佛教，此外，日据时代及光复以后，藏传、南传及第三世代的日本佛教也曾相继传入，使台湾佛教的性格，呈现多元而复杂的特质。这种类型的佛教文化，在二千余年来的佛教发展史中，是颇为罕见的。因此，厘清这种佛教文化的性格，对于佛教文化型态学的建立，自然能多储备一种基础资料。
　　?台湾佛教的主体，源自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然而，自1895年台湾被清廷割让给日本以来迄今，台湾与大陆之无法全面交流的时间，几达百年之久。近百年来，台湾佛教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文化型态，到底与大陆佛教是同是异？要探讨这一问题，也许本文可以提供若干思考的切入点。
　　?文化发展是与政治、社会息息相关的，宗教自亦不能例外。因此，把握台湾佛教的文化特质，对于探讨台湾的政治、社会，甚或台湾人的族群性格，应该会有若干辅助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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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croscopic Study of Taiwanese Buddhist History
　　Lan Chi-fu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This analysis of Taiwan's 300-plus year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Ching dynasty; the Japanese era; the ROC's martial law period; and the post-martial law period. Major developments in each of these four phases are also examined.
　　Next,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m in Taiwan are also pointed out: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eripheral nature of Buddhist culture in Taiwan; and fundamental instabilit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Buddhism in Taiwan, again in three parts: local monastic institutions; national monastic institutions; and "Tibetan, Southern, and Japanese Buddhism".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generational theory" in Buddh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uddhist cultural morphology". Essential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aiwan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1. four major lineages 2. four major Buddhist influences 3.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4. three non-mainstream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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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
　　[1] 参见台南大天后宫内之历代开山神主牌位。
　　[2] 〈台湾的佛教〉页164～页167。张曼涛日文原著，余万居译。收在《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册56。1985年，台北，华宇出版社。
　　[3] 同注2，页173。
　　[4] 参阅《台湾佛教寺院总录》，朱其麟编。1988年，台北，华宇出版社。
　　[5] 《佛教大年鉴》页175～页199。1969年，东京，佛教????社出版。
　　[6] 参阅〈内地佛教?台湾传来?其现势〉，江木生撰，《南瀛佛教》卷15，2号。1935年，台北版。
　　[7] 同注6。
　　[8] 台北，法轮杂志社出版。该书版权页未注明编者姓名。
　　[9] 朱其麟编。台北，世佛杂志社出版。
　　[10] 这是依《台湾佛教寺院总录》一书所录的四大法脉寺院统计出来的。有关该书资料，参阅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