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铺就佛归路 天梯山石窟文物回家纪实

这是一段曲折坎坷的历史，又是一段历经沧桑的岁月。国宝文物，在特殊的年代被剥离搬迁，与石窟原生环境分离。近半个世纪后，文物与石窟的历史价值日益彰显。人们对文物与石窟的保护呼声越来越高，在多方奔走与努力下，这批文物终于回到故地。

　　石窟文物回“娘家”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正值严冬腊月，寒气刺骨。凌晨５时许，甘肃兰州市仍在晨梦中酣睡，而在甘肃省博物馆的院子里，人声、犬声沸腾。武威市、凉州区文物、公安等部门的人员在省博物馆相关人员配合下，装运文物。黎明时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和文博人员护送着４辆满载文物的大卡车，驶向武威。

　　上午１０时，车队穿越乌鞘岭，为防止文物颠损，车队缓慢行驶。同行的武威市文物局局长赵多锋兴奋地对记者说：“１９５８年，这些文物被两辆解放车拉运时，当时条件差，用棉花、麦草、麻纸包装，路况又差。如今用海绵、地毡、专用塑料泡沫包装材料以及专用木箱层层包装。尤其不同的是，当年是让文物离开“母体”，如今是让文物回到娘家啊！”中午１时许，静候在武威市的当地干部群众，欢呼雀跃，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情，点燃鞭炮，举行隆重仪式，迎接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梯山石窟文物归来。

　　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梯山石窟来说，这不亚于“儿子”回到“母亲”怀抱的惊喜；对武威群众，能重新瞻仰天梯山石窟与文物的历史风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文博界，石窟文物回归原址保护，无疑对石窟遗址与石窟文物的完整性、统一性有着“完璧归赵”的纪念意义，石窟与文物二者“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张柏指出，天梯山石窟是“石窟之祖”，天梯山石窟在中国石窟中的地位之高，历史价值之重要是得到史学界公认的。保护好天梯山文物，不仅是甘肃文博界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博界的大事。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史学家史岩先生，作为建国后第一个全面考察天梯山石窟的专家，他寄信给武威：“得悉天梯山石窟行将修复，使文化史迹重见天日，欣慰无量！”“石窟之祖”藏深山来到武威市城南６０多公里处的黄羊河水库，这里的青山碧水令人眼前一亮，有名的天梯山石窟就坐落在这里。

　　沿着栈道登临天梯山远眺，黛青色的祁连山脉映入眼帘，层峦叠嶂。山顶白皑皑的冰雪如云如练，使青色的山体显得更加冷峻。俯视碧波荡漾的黄羊河水库，仿佛能听到冰雪融化流淌汇集于水库的声响，甚至滋润抚慰这片干涩土地的细语。湖水映衬着蓝天、白云、青山，像一块温润的碧玉，给这片原本苍凉的天地增添了灵秀之气。

　　从水库乘船瞻仰，天梯山的伟岸雄姿倒影在清澈碧波之中。位于天梯山的悬崖峭壁之上，有密如蜂房的洞窟，现存１８个洞窟。其中最大的大佛窟位于众窟中间位置，窟内正中是释加牟尼佛像，高达２８米，高大威仪，神态恬淡慈祥，俯视着潋滟湖光，远眺着祁连雪峰。

　　两旁的阿难、迦叶二弟子塑像一个神态活泼调皮，一个严肃内敛。文殊、普贤菩萨塑像面目清秀，端庄安详，衣袂如临风飘动。广目、多闻两尊天王造像神态威武，手执金刚杵，怒眼圆睁。佛龛顶部绘有龙、虎、鹿、象、树木、花卉等佛本生故事，壁画色彩艳丽，画面线条流畅，不失为古代壁画的艺术精品。

　　曾经浸泡大佛窟的黄羊河水库，如今成了窟区一道优美风景，碧波与棕红色的山体相辉映，再加上远处的祁连雪峰和近处零星的村落，雪山、碧水、石窟、村落勾勒出一幅色彩明丽的山水画，将人带到宁静而悠远的遐想中。忽然间，一群野鸭打破了宁静，给这幅寂静的山水画平添了灵动与色彩……

　　追根溯源话别离天梯山石窟由北凉王沮渠蒙逊组织工匠开凿，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的由一国之君直接开创的石窟。距今约有１５８０年的历史，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石窟，在我国石窟乃至整个佛教艺术中都颇有影响。前凉以后，许多著名高僧在这里修建寺塔，开坛讲经、翻译著述。由于唐以后，凉州石窟不再见于史册，逐渐销声匿迹，凉州石窟究竟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则无人知晓。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武威发生大地震，天梯山石窟被震毁１０余处。历经磨难的天梯山石窟，曾一度衰败，湮没在历史的浩瀚烟云中。

　　直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我省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乘土改之便，曾到天梯山下做过短暂的访问，提出天梯山石窟即历史上著名的凉州石窟。但由于石窟的梯道已毁，未能进窟考察。

　　１９５４年，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史岩先生冒着坠入悬崖的危险，腰系绳索，进入洞窟。全面勘察后，发表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的简要报告，正式揭开了天梯山石窟的神秘面纱，这是唐代以来惟一关于天梯山石窟的最为详尽的记录和报告。但由于史先生勘察的石窟究竟是不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隔不久，１９５８年，黄羊河水库的兴建，使蓄水库北岸上的天梯山石窟面临水淹之患。

　　为了挽救石窟艺术宝库，省文化局报请当时的省人民委员会、文化部批准，将石窟内大部分壁画、塑像迁移保护。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为队长、省博物馆副馆长吴怡如为副队长的天梯山勘察搬迁工作队，对石窟进行清理发掘。在天气异常寒冷、每天只有洋芋和白菜供应的艰苦条件下，工作队克服困难，攀上悬崖，清理出土了魏、隋、唐代的汉藏文写经，初唐绢画、以及文书、契约、佛经、壁画和塑像等珍贵文物。其中，发掘出我国惟一的北凉时期的壁画，后被定为国宝，另三身塑像分别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里，难以抹去的一个情节是：１２月９日下午，大家正集中清理被１９２７年大地震震毁的石窟时，突然上面有一块危石跌落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倪思贤为了救护工人，自己不幸从３０多米高的崖面上摔下去，当即牺牲。

　　经历半年时间，除大佛窟外，工作队对距地表几十米高的小洞窟进行清理，对壁画进行剥离，对塑像进行搬取，小洞窟内４０多身塑像、百余平方米的壁画及２５箱残片均搬迁至省博物馆保存。

　　上世纪５０年代被确认为凉州石窟的天梯山石窟，又被彻底搬迁，由于历史种种原因，还未发表发掘报告，使国内外许多学者一再提问：凉州石窟究竟哪里去了？

　　石窟与石窟内文物的分离，给研究者造成团团疑惑，对文物保护的完整性、系统性、观赏性都留下了残缺的遗憾。

　　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中国著名石窟研究专家宿白先生，不顾７０多岁的高龄，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经研究考证，中国石窟起源于凉州石窟，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十六国时期，凉州一度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北魏灭北凉，“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魏文帝时，相继任僧统的师贤、昙曜，皆为凉州高僧，现存云冈最早的一批石窟，就是昙曜主持修造的。

　　在此之后仿照云冈石窟开凿的龙门石窟，也脱不出凉州石窟的模式。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诚心铺就佛归路天梯山石窟及其搬迁的文物在文革中，命运多舛，令人痛心。无知的群众将存放在省博物馆的天梯山石窟文物包装箱撬开，里面佛像残块及佛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一部分箱子的泥塑佛像，被当作打靶的掩体，“流离失所”的菩萨佛像，自然是“遍体鳞伤”，有的甚至“粉身碎骨”了，装箱的资料多有失散。未搬迁的大佛窟７尊高大造像，虽然“定居”凉州天梯山，却被泡在已建成的水库之中，胸腹以下泥塑脱落，仅存石胎。其他洞窟窟内尚有部分壁画和残损的泥塑、石胎造像以及有关的附属文物，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

　　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天梯山石窟及其文物保护工作终于迎来了春天。因适应石窟艺术研究和开发利用的需要，全省上下要求恢复天梯山石窟的呼声越来越高。

　　武威市政府及相关水利专家多次对黄羊河水库测量，发现当初苏联专家设计的黄羊河水库，过高估计了水库水位。而３０多年的实践与测量证明，水库修好后，水位最高时距最低层的小洞窟还有５米，距最上层的小洞窟有２０多米水库，对小洞窟并不造成威胁。

　　１９９２年，甘肃省博物馆与兰州市政府向省政府申请报告，准备在兰州市北山上建立一个天梯山石窟文物保护机构，陈列复原天梯山石窟文物。对天梯山石窟文物一直牵挂于心的武威市政府及当地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与其将文物放在兰州北山上陈列，为何不能回到原址保护？他们强烈要求天梯山石窟文物在原地恢复。

　　为了做好文物回归的基础性工作，让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再遭受损失，武威地、市政府在原址开始了石窟区的围栏保护工作。老天似乎也在暗中相助，几十年来一直浸淹着石窟最低层大佛窟的黄羊河水库，这一年遇到６０年未遇的大旱，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却对修复石窟带来良好机遇。武威地、市政府与群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大佛窟外围筑起１８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围堰大坝，把原来３０多年浸泡于水中的７尊佛像拯救出来，避免了石窟内文物水患之苦，使沉睡了３０多年的凉州石窟再现于世。

　　提及当年修建围堰大坝，时任武威行署文化处处长的赵永红，颇有感慨：“几十年来，水库的水一直淹至大佛像的腹部，淹至六尊菩萨塑像的颈部，而１９９２年水位退至大佛脚下，正巧我们做好了修复围堰大坝的方案，于是抓紧施工。但地下渗水十分严重，所以施工十分艰难，大家想了许多法子，先打入钢钎，再用快速凝结的水泥与羊毛垫入，对裂缝进行灌浆，才堵住地下渗水。由于几十年来大佛窟被水浸泡，佛窟后面山体里也不断渗水，在佛窟前打了一口深井，才彻底解决了渗水问题。”武威地区又请了相关专家修复了大佛窟的塑像。主持修复塑像的敦煌研究院专家李云鹤，正是１９５８年参与石窟文物搬迁的考古人员之一。在文革年代，当地一些群众人为破坏了石窟塑像，两位农民将如来大佛像的面容砸毁，据当地群众说这两位农民后来发疯了，无论如何，民国年间重修的唐代大佛塑像有身无头。李云鹤主持修葺复原的大佛像与六身菩萨塑像，古朴典雅，惟妙惟肖，通过了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鉴定，符合“文革”破坏前的塑像原样。

　　武威政府筹措资金６００多万元，其中国家、省上支持１００多万元，修建了通往库区的道路，架设了电缆电线，加固了大佛窟岩体及窟基北坡护坡。

　　与此同时，珍藏了３０余载天梯山石窟文物的省博物馆，从文物的保护角度，也据理力争在兰州北山修复。其理由是：原塑像入库３０多年来未进行修复和加固，对于泥塑的文物，不宜进行长距离搬迁；兰州市缺乏人文景点，省博物馆计划在北山建分馆，天梯山石窟文物是分馆的重要内容；天梯山石窟区虽未被水淹没，但水位升高改变了石窟区的自然环境，再将泥塑文物搬入有无影响还待论证。

　　专家论证定去留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７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专家组会议，针对甘肃省省内出现的两个天梯山石窟修复方案，由专家组进行技术论证。

　　在会场上，武威的５位同志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他们都有种悲壮之感。

　　因为在来京参加会议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时任武威地区副专员白继忠、武威行署文化处副书记俞天范、武威市副市长张立胜、武威市文化局副局长刘韶文、武威市博物馆党寿山５人赴京参加会议的前一天早晨，在兰州中川机场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飞机起飞后没有前行，而是一直盘旋着，机舱内传来空中小姐关于飞机发生故障的播音：“请顾客系好安全带，请阅读安全手册”，机舱内顿时鸦雀无声，这种紧张而令人窒息的气氛一直持续了３个小时，飞机又降落在中川机场。原来飞机发生漏油，而漏油可能发生燃火爆炸的恶性事故，故飞机在空中一直盘旋到将油耗尽才降落。

　　白继忠一行５人下了飞机后，了解到事故真相才感到后怕。有人开玩笑说：“飞机如果真出了事，这世界上将多了５个寡妇，应该在天梯山前给我们立个碑子。”有人却开玩笑说：“我们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事去北京，石窟的大佛护佑着我们，我们能出事吗？”下午２时许，他们又乘坐这架维修好的飞机，到北京参加会议。

　　天梯山石窟文物究竟适合存放在武威还是兰州？针对天梯山石窟修复选址及文物的归属问题，专家组从石窟的历史价值、选址和历史文化名城武威的地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部总工程师郑孝燮说：“天梯山石窟早于云冈、龙门石窟，先有天梯山石窟而后才有云冈、龙门石窟。

　　云冈、龙门石窟是凉州人开凿的，天梯山石窟的历史价值比较突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文物研究所石窟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姜怀英说：“凉州石窟应在原地修复，兰州气候不比武威好，北山南边是黄河，黄河水比一个小型水库的水大得多，建议壁画在兰州修复后，再搬到天梯山，物归原主，放在原地。”中国文物研究所单士元说：“天梯山石窟是石窟之祖，我完全同意物归原主，不然天梯山石窟的名字还存在不存在了？叶落归根嘛，这样天梯山石窟才能名符其实，天梯山的文物要回到自己的娘家，修复好了，全部拿回去。”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黄景说：“文物拿回去，天梯山就完整了，埃及的大佛下巴几十年都放在英国，现在不是又拿回去安上了吗？何况放在兰州的东西为什么就拿不到武威。修在兰州，价值、意义就不同了，北山又是个园林风景区，修到那里，是个什么文物单位，叫什么，怎么叫，叫个什么石窟？”中国文物研究所余鸣谦说：“首先解决文物的保护、加固问题，放在博物馆，也不能再修新山。天梯山姓天，天梯山的文物也姓天，为什么要修在兰州？天梯山修好了，国家又多了一个国宝。”最后，出席会议的专家一致认为，文物迁回天梯山，对文物保护、文物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好处。国家文物局根据专家组会议意见，以（９２）文物第１１９１号文件正式批复甘肃省文化厅：天梯山石窟的修复出现了未有过的大好机遇，只能在原址、原位进行修复。

　　１９９３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天梯山石窟修复问题做出批复：同意在原址、原位进行修复。

　　武威方面一行人又来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全国政协常委、当年发掘过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常书鸿先生汇报了这一情况。

　　８８岁的常书鸿十分激动，医生不让他起床，但他硬是坐起来说：“天梯山石窟，我是魂牵梦萦，当年搬迁是对文物的破坏，现在要好好保护它。”武威市聘请常老为天梯山石窟文物修复的顾问，常老愉快地答应了。只可惜时隔两年，常老与世长辞。

　　武威市相关领导为了天梯山石窟文物回归之事，上北京，跑兰州，咨询专家，请示上级。他们不辞辛苦，多方奔走，使天梯山石窟文物的保护与恢复取得了重大进展。武威当地广大群众心系文物，每年的省人代会、政协会议上，武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代表广大群众的呼声，专门提交天梯山石窟文物回归的议案。

　　文物保护路漫长甘肃省委、省政府对天梯山石窟文物回归十分重视，三任主管文物的副省长都曾对文物回归工作做出批示。

　　２００３年，时任甘肃省文化厅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的马文治，来到天梯山石窟，参观了武威新建成的天梯山石窟文物陈列馆，他们削山造馆，从陈列馆内可通往山体北护坡，在北护坡下复制了小洞窟。马文治被武威当地领导与群众重视文物保护的举动所感动，他说：“我今天对着老佛爷给你们说一句话，一定要执行国家文物局的文件批示，把文物归还给天梯山。”武威市与省博物馆经多次接洽，到２００５年，文物交接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甘政办纪念[２００４]３９号）和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１日《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省博物馆积极配合，与武威市政府协商文物交接事宜。

　　双方本着“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协商沟通”的原则，对天梯山石窟文物进行了清点、登记、拍照存档。天梯山石窟文物大部分归还武威，省博物馆留几件文物作为纪念和研究。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省博物馆和武威市、凉州区就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正式签字，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归属终于划上了圆满句号。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苏国庆称此事是“旷日持久”，他说：“这是一批不可移动的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让它们移动了，并在省博物馆睡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觉。而今又得移动到天梯山，在技术上有难度，但一定要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批示，做好文物原址原位的恢复。”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天梯山石窟文物经清点、包装、运输，安全运回武威。然而，文物的修复与保护远远没有划上句号。这批文物最终要回到原生环境中去，要与石窟遗址融为一体，然而，历经了千百年来风雨沧桑的天梯山石窟文物，自然风化和剥蚀十分严重，又遭受过人为地损坏，其保护和修复的任务相当艰巨。

　　武威市、凉州区对其保护将制定科学规划，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对回归文物进行修复，而后在天梯山石窟陈列展出，以尽快与世人见面。

　　历经坎坷与沧桑的天梯山石窟，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