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国光　东瀛法宝

　　禹域国光　东瀛法宝

　　孙迪

　　仓敷大原美术馆藏北魏石雕立佛三尊背屏式造像(重要文化财)

　　古希腊的哲人赞诺芬尼司说得好：假使牛、马、狮子会画画，一定也会把各自的神祗画成自己的模样。不难想见，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手创的佛像会是什么模样，一定是以清癯洒逸、倜傥风流的南方士大夫作为模特的吧。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北方地区渐为游牧民族所掌控，永嘉乱后晋室南迁，一时间原居北方的世家豪族、文化精英纷纷南渡，有若过江之鲫，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自此南移。东晋以降，南方的佛教无论是佛典译介、义理辨析，抑或造像艺术皆得到空前程度的繁荣发展。可惜由南朝艺术巨匠所手创的佛教造像存世极为罕见，仅仅凭借南京栖霞山、成都万佛寺等地孑遗的些许石佛，似乎难以复原佛典史传中博大精深、美轮美奂的南朝造像艺术了。万幸的是，深受南朝影响的北魏中晚期佛教造像为后世一窥南朝佛教艺术的精妙提供了绝佳实物。北魏中早期造像明显受到犍陀罗、马土腊等地造像艺术流派的深刻影响，而中国本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使得佛教和佛教美术在传人中土伊始就一刻不停地展开了本土化、民族化改造的历程。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迁都洛阳，不遗余力地推行汉化政策，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具有民族文化品格的汉式造像的最终定型。以“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为美的南朝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深刻地左右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实践。

　　大原美术馆所藏本铺立佛三尊背屏式造像，据传出自河南新乡。主尊虽然顶结犍陀罗式波浪状发髻，但面貌已彻头彻尾地汉化，丝毫不见高鼻深目的异域味道。立佛面露古风式微笑，上身内着僧祗支(内衣)，结束衣带，外罩汉式大衣，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握持衣袂，气质雍容，态度端严，令观者不由联想到《世说新语》中品评的魏晋名士。两侧胁侍菩萨二身，头戴宝冠，宝缯飘举，上身着天衣络腋，下身着贴体大裙，手持莲蕾净瓶，破颜微笑，慈祥有相，允称深受南朝清癯秀逸审美传统支配的汉式造像佳作。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北齐天保三年魏蛮造石雕菩萨立像(重要文化财)

　　此像出自山西地区，菩萨立像连座通高340厘米，属于举高丈外的巨型作品。造像保存非常完好，由通篇长达数百字的发愿铭文可知，系“讨寇将军员外殿中将军长子县令魏蛮”合族发心所造。自宝冠、发髻、天衣、披帛判断，此像应系菩萨造像，而造像左手所结的与愿印、右手所结的施无畏印，又属于佛陀像中才常见的典型手印。

　　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有一铺与魏蛮造像极为肖似的北齐河清三年(564年)石雕背屏式造像，像高132．5厘米，亦为重要文化财。造像正面除中央安置有一尊与此造型雷同的大型菩萨立像外，菩萨身侧左右还各浮雕了一尊小型的胁侍菩萨立像(高53．4厘米)。显然，在这两组雕像中，中央的大型菩萨立像被安置在一个类似佛陀立像的环境中，明显被赋予了佛陀的某些属性，换言之，这是两组以菩萨而非佛陀为主尊的造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正光元年铭的王富如造金铜像，发愿文中自称为“观音像”，而实际上主尊却体现出地地道道的同时代立佛造像的特征。这些都暗示出北朝时期观音菩萨身份的特殊性，也证明了佛身观世音菩萨或观世音佛的存在。

　　大乘佛教经典按照菩萨修为的层次境界划分为四十二个阶位(等级)，包括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等，其中的妙觉位就是佛地。观音菩萨属等觉菩萨，系“解与佛同，似佛非佛”的大菩萨，除去佛陀以外，余者实已无法感知等觉、妙觉两者的异同(又有一说，观音菩萨实本已成佛)。正因为观世音菩萨修持已达此等阶位，故而《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讲“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魏蛮造像即是北朝时期这一观音信仰形态的生动例证。

　　东京永青文库藏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韩谦造金铜坐佛(重要文化财)

　　熊本、大阪、名古屋的三座城堡并称为日本三大名城，其中熊本城曾长期处于细川家族统辖之下，熊本城第十六代藩主细川护立(1883-1970年)于1950年创设了财团法人博物馆——永青文库，家系长达六百年的细川家族累世积藏的文物总数逾万。1973年馆藏品开始对外开放，2002年日本滋贺县美秀美术馆庆祝建馆五周年之际，特别举办了“永青文库：细川家的名宝”特展，展出包括42件(组)中国文物在内的195件(组)中日两国名物，其中有日本国宝4件(组)、重要文化财20件(组)。

　　永青文库收藏的中国高古佛教造像不以数量取胜，而凭借着精绝的品质在以收藏中国佛像著称于世的日本公私文博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藏品中不乏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北魏石雕半跏菩萨坐像、陕西西安青龙寺大理石雕坐佛像，特别是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金铜坐佛像等一流高古造像杰作。

　　韩谦造像与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所藏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之造像，系硕果仅存的两尊南朝刘宋金铜造像。韩谦造像风格上雷同于十六国至北魏前期的犍陀罗式作品，但发髻与面形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南朝影响，在当时应该属于复古主义的造像，即按照时代更早的佛教艺术品仿制的古式造像。近期有学者指出韩谦造像可能系山东地区清末民初的仿制品，但此说有值得商榷之处。毋庸置疑的是，在存世具有南朝纪年铭文的金铜佛像中，韩谦造像是其中艺术成就力拔头筹的最高杰作。

　　东京永青文库藏大理石雕跏趺坐佛造像(重要文化财)

　　此像曾著录于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权威喜龙仁教授编撰的《五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一书。出自唐代西京名刹青龙寺(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曾在此寺就学于惠果大师)的本尊跏趺坐佛造像，允称唐代长安大理石造像流派的扛鼎之作，被指定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

　　佛像顶结缓丘状螺髻，面相饱满，体格健实，颈部饰有蚕节纹，袈裟质感佳绝，衣褶的处理有如行云流水，兼顾了写实性与装饰性的双重需要。坐佛左手抚膝，结施无畏印的右手已残，敷裹于袈裟之下的双足轮廓清晰毕现。模拟怒放莲花的仰莲大圆座，堪与敦煌莫高窟第328窟西壁主尊的莲座相媲美，造像背面台座处可见浮雕有精美花纹的错置仰莲莲瓣，尖端起翘的仰莲莲瓣间饰有莲蕊，所惜台座的下半部已毁。20世纪初叶所摄的历史照片中尚可见到联体凸球状束腰，现在此像的木制台座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相关的长安派石雕作品，应与原物较为接近。

　　文化厅藏唐代石雕立姿十一面观音菩萨造像龛(重要文化财)

　　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53件(组)中国雕刻以唐代作品为最多，总计36件(组)，这其中有21件(组)出自陕西西安宝庆寺的石雕造像龛，占唐代重要文化财雕刻总量的近60％。这组曾被梁思成先生称誉为“初唐中国雕刻代表作品”的石雕造像，所蕴涵含的高超艺术魅力与深厚历史价值，无疑是其在日本备受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年镶嵌于宝庆寺塔壁面的这组浮雕造像龛，原嵌于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所建西京光宅寺七宝舍利楼阁之上。光宅寺为仪凤二年(677年)笃信佛法的唐高宗因光宅坊葡萄园内出土合利万枚而敕建，系西京名刹。明代将光宅废寺内七宝台壁面镶嵌的三十余面高浮雕造像龛移入城南的宝庆寺(一名花塔寺)供养。清雍正元年(1723年)修缮宝庆寺之际，又将部分浮雕造像龛嵌入砖塔壁面保存，存世共计32面，故称为宝庆寺造像龛。宝庆寺造像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日本的早崎氏所发现后，十余年间渐次流散异邦，现国内仅存艺术水准略为逊色的6面浮雕，而日、美两国则珍藏有25面光宅寺唐代造像。日本国内原为细川家、原家这两大世家旧藏的21面浮雕，全部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海外所藏“宝庆寺造像”中，除17面一铺三尊坐佛造像外，其余8面为单尊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龛，属于唐密造像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分藏于日本文化厅、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根津美术馆、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处，其中以日本文化厅所藏此面像龛保存最为完好，其品相在光宅寺造像中堪称一流。唐代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高峰期，高宗武后执政的时代又恰为唐代佛教的黄金时期，长安、洛阳两京更是集中了大批技艺绝伦的画工塑匠，故以佛教起家的武后所敕造的七宝台佛雕像龛非同小可，其艺术魅力的高妙似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了。

　　出自: 《文物天地 》 200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