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永卫

　　摘要：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不能截然分开。汉朝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最初是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公元120年的"海西幻人"经过掸国来华，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史以来的最早接触。汉代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有两个黄金时代，分别是西汉前期和东汉时期。相比之下，《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后期"黄门译使"出使"黄支"的举动，在中外交往史上并未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

　　近年来，关于西南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对两汉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对外交往，颇为关注。在笔者看来，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不能截然分开。汉朝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最初是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公元120年的"海西幻人"经过掸国来华，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史以来的最早接触。汉代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有两个黄金时代，分别是西汉前期和东汉时期。相比之下，《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后期"黄门译使"出使"黄支"的举动，在中外交往史上并未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

　　一

　　汉代的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划分为13个部，每部设刺史一人，行使监察职能，岭南和西南地区分别属于交趾刺史部和益州刺史部。有学者在比较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时，曾经总结出巴蜀与岭南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如下三个相同点：其一，地理环境特殊，有崇山峻岭与中原地区隔绝，交通十分困难；其二，偏僻落后，属于边远蛮荒之地，开发较晚；其三，少数民族众多。 这也是交趾和益州关系密切的重要原因。交趾、益州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虽然不便，但交、益二地之间的联系却是非常密切的。西江的上游南盘江和北盘江都发源于云南，珠江水系将云贵两广地区联系起来。两地之间的商人往来，民族迁徙都十分频繁。

　　交趾与益州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物产的相似性。交州和益州都属于亚热带地区，两地的物产有许多一致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地都是金、银等贵金属，以及犀、象、犀角、象牙等珍稀动物和奢侈品的重要产地。而这些贵金属、珍稀动物和奢侈品，在两汉时期的对外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汉代人的心目中，交、益二州都是出产珍宝异物的地方。"交广而外，益州亦为异物所自来。" 吕思勉先生早就指出了这一现象。

　　第二，对外交往的重要性。交益二州与中南半岛比邻，与东南亚、南亚和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交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三国志》卷30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

　　这段史料表明，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大秦与中国南方交、益二州的交往路线就已经为当时的史家所认识。交、益两地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与印度、罗马帝国发生联系，在两汉时期中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大秦通往中国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中南半岛西海岸登陆，穿过半岛上的"外夷"地区，到达交趾刺史部所辖地区；一条是沿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溯流而上到达永昌郡和益州郡，即今天的云南境内。

　　缅甸道、南海道、交趾陆道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不能截然分开。孤立地研究南海道或缅甸道，把中国南方地区对外关系的有机整体，人为地割裂为"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是不恰当的，是不能把握汉代对外交往历史规律的。

　　二

　　巴蜀商人集团充当了西汉前期西南地区和岭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主力和先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共记载了西汉初期的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而最先提到的就是蜀地的2位--蜀卓氏和程郑。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不仅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西汉前期，蜀商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与西南夷和南越国的走私活动，主要是蜀商所为。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成为蜀商非法贸易的乐土。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消灭南越国，不久又平定了西南夷，岭南和西南地区彻底纳入汉朝版图。"巴蜀殷富"的基础坍塌了，蜀商的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程（郑）、卓（王孙）既衰"，辉煌不再。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随着巴蜀商人身影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皇家的使者。西汉后期，隶属于黄门的"汉使"在南方地区对外交往中一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书·地理志》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都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藕，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谴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记载是我国与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的最早记录，也是西汉时期我国海外交往的唯一一条正史材料。这些"汉使"，从北部湾沿岸出海，千里迢迢，到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用丝绸和黄金换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他们战胜海盗和风浪，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为西汉皇室带回了许多奢侈品之外，还导致"黄支国"的使者"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甚至说服黄支王于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谴使献生犀牛。" 班固在《西都赋》中曾写到："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 "黄支之犀"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此成就，"汉使"功不可没。但总体而言，与西汉前期活跃的蜀商和东汉时期的胡商和胡僧相比，《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后期"黄门译使"出使"黄支"的举动，在中外交往史上并未产生重要影响。

　　三

　　到了东汉，从南方入境的外国使者和商人人数日渐增多，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商人打着朝贡的旗号来华贸易。紧接着，佛教徒也接踵而至。使者、商人、佛教徒成为东汉中外交往的主体。古代外国人来中国朝贡者，其本身往往就是商人。而佛教在印度最初就受到商人的支持，佛教与商人早就结下因缘，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 益州刺史部的永昌郡和交趾刺史部的交趾郡成为胡商和佛教徒云集的地方。

　　公元69年哀牢的归附，并纳入汉朝版图，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可限量。从汉武帝开始，经过近200年的努力，汉朝官方终于打通了滇缅印的通道。正如戈岱司（George Coedes）和藤泽义美指出，印度文化是以和平渐进方式渗透到云南地区的，汉代的哀牢已经相当开化，确实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永昌郡，古哀牢国……孝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抑狼谴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传说汉明帝时，天竺传布佛法的摩滕、法兰二人，就是沿伊洛瓦底江上溯经永昌而达中国的。 《高僧传》中所载的摄摩滕和竺法兰二人，均属中天竺人，中天竺地区正是小乘佛教和秣菟罗艺术的中心， 他们二人很可能属于小乘佛教，从永昌道来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一般认为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是伪造的。 但滇缅印道的正式开通，恰恰正是明帝时期（58-75年），这一事实，许多人似乎未曾注意。研究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历史，滇缅印道不可忽视。

　　通过这条道先后3次谴使来华朝贡的掸国很值得注意：

　　（1）（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谴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

　　（2）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谴使遗阕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

　　（3）永建六年（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掸国谴使贡献。

　　关于第2次，最值得重视。这是有史以来正史所记载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交往。它比166年大秦使者来华早了46年。《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关于"大秦幻人"的记载，主要来源于鱼豢的《魏略》。鱼豢是三国魏国人，曾任魏郎中，《魏略》38卷，记事至魏明帝（227-239年）时期，其书较范晔（398-445年）的《后汉书》早200年。《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国……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而上引《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的掸国使者第2次来朝所献的"大秦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中的"千"字，据孙机先生考证应是"十"之误。 甚是。"大秦幻人"在当时的东西方都是非常著名的。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曾经发现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就有"跳七丸"的图案。 难怪"大秦幻人"一在中国出现，就引起了安帝的高度重视，让他们在次年的元会上表演。

　　汉晋时期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多以其族名或国名为姓。马雍先生曾言："大凡以'支'为姓者皆指后来从贵霜王国迁来的月支侨民，这种以国为姓（如安息人姓安、康居人姓康）的风气也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正是由于当时中亚人大批来华才产生了这一姓氏华化的现象。" 到了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外国来华侨民的增多，这种以国为姓的现象更加普遍。

　　据郑德坤先生考证，《史记》、《汉书》中的"月氏"是宋代以后的写法，宋以前的古书中是写为"月氐"的。他引证朱存的《说文假借义证》曰："月氏正在西，自是氐羌之一种，'氏'当作'氐'，故《后汉书·窦融传》注'小月氐，西胡国名也。'"从而认为"月氏"当作"月氐"，"月氐为氐羌之一种，以族名为国名乃史上之常例。""氐"与"支"是通的，所以可以假借，而"氏"字乃习惯上的伪字。 西北、西南地区的氐、羌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个民族。 而贵霜王朝的建立者与西迁的月氏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月氏人充当了贵霜王朝与汉朝交往的桥梁和媒介。2世纪中叶，贵霜王迦腻色伽一世时期， 贵霜帝国的国力达到鼎盛，他的钱币甚至在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和孟加拉国境内都有出土。 他大力宣扬佛教，推动了不少沙门来到中国传教，同时，长期贸易也使得许多商人逐渐在中国定居。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于中国境内，成为一股移民的热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路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

　　汉灵帝末年至吴黄武五年（226年），士燮任交趾太守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这里所谓的"胡人"自然不是交趾的土著居民，而是中亚或波斯人。三国时代的高僧康僧会的父亲就是这一时期经海路来到交趾的胡商。《高僧传·康僧会传》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居系中亚粟特的古称，可见粟特商人在汉末已活跃在交趾地区了。自三国以来，在中国南海地区所见的东伊兰人，主要有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的粟特人，粟特人在三国时期已活跃于交趾一带的海路商业中，粟特人汉时居康居，作为商业民族已移住于波斯-印度-交趾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康僧会作为粟特僧侣在三国吴国孙权治下推行佛法，且其时康僧会此一粟特人被有司称为"胡人"。康僧会的事迹反映出，三国孙权时，粟特商人的后裔已活跃于华南。 交趾胡人的"焚香"活动与佛教活动有关。当时的交趾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冯承钧先生所言："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

　　四

　　一世纪初罗马商人已来到了印度，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经由红海的海路相当活跃。由于中间势力阻隔了罗马帝国与印度的陆上往来，罗马钱币极少出现在印度北部和西方往来的要道上，而几乎全部出现在南部海路的贸易点上。 20世纪前70年，印度及巴基斯坦全境发现68枚罗马金币，其中57枚在印度南部发现，金币大多数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留斯（Tiberius，14-37年）时代的。 大秦商人大举涌入印度之时，正是哀牢归附，东汉正式打通滇缅印道路之际。大秦与汉朝的最早的直接交往是以掸国为桥梁，以"海西幻人"为媒介，而"海西幻人"最早是从滇缅印道经永昌来华的。这一切并非偶然。

　　继永昌道之后，绕过马来半岛的南海道也开通了。《后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和帝时，数谴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东汉后期，印度与汉朝的交通主要以南方海路为主。汉末三国时期的交趾成为东西海上交通的门户，成为罗马与东方贸易的终点， 从这里有东京湾海道或取广西陆道，与中国内地交通。 166年的大秦王安敦的使者就是在交趾登陆的。 在他之后，黄武五年（226年），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交趾经商，交趾太守吴邈派人送他到建业会见了孙权。 从此，南海道的地位愈来愈显得重要了。

　　英国学者赫德逊曾指出，罗马在马来亚以远的海岸上商业的先驱者是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他先前曾乘孟加拉湾的季风在公海上试航。约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稍前，他旅行到卡提加拉港（Cttigara，或许即河内），并接触到萨拜（Zabae，显然是在西贡附近），写过一部旅行记，并被推罗的马利努斯和托勒密采用在他们的地理学中。这些作家对环绕马来半岛的水道的记载混淆不清，暗示着那位亚历山大并未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而是陆行越过个罗（Kra）土腰，在半岛的另一边乘当地的船只去卡提加拉作探索性访问。

　　总之，公元120年的"海西幻人"来华，是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有史以所记载来的最早交往，而交往的路线是以掸国（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通过马来亚水道及马六甲海峡的东西方交往的时间要比较晚。

　　五

　　汉帝国的盛世雄风，远播域外。汉朝人对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甚至连唐朝人也未能超越。 张骞的"凿空"之行、甘英的西行壮举，他们的足迹距离西方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真正最早的东西方直接接触，却注定由西方人来完成。

　　汉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有学者指出："梯加特对公元前58年至公元后107年间欧洲战争作了大量的分析比较之后指出：在欧洲发生的40次较大的战争，有27次与中国西域地区的政局有关。这说明从中国到罗马之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从宏观上看，这种'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现象，恰恰是古代中国社会在开放中对欧洲社会发生影响的具体表现。" 有学者认为"欧亚大陆东方的汉代中国和地中海周边的罗马帝国，像是天上的牛郎和织女星，为天河所隔，虽能偶一相会，大部分时间却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说它是"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也好，"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也罢，史书所记载的汉代以前中国与西方仅有的2次直接接触，即公元120年的"海西幻人"来华，以及公元166年大秦使者朝贡，却分别是经南方的缅甸道和南海道来华的， 而不是经北方的西域道来华；是西方人主动所为，而不是中国人主动所为。这一事实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其原因发人深省。"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 罗马帝国是一个海洋帝国，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这与汉帝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张骞西行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甘英的出使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中国人视"海"如"晦"，对大海有一种神秘感，中国人的海洋观是农业民族的海洋观，而非西方商业民族的海洋观，黄门译使出海是为了"求宝"， 而不是为了寻找商机。译使远渡南海，依靠的是"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而非本国或汉人的商船，这一细节，也很值得玩味。

　　两汉时期，南海贸易的重要性，对汉帝国而言，和对东南亚地区而言，是很不对称的。换句话说，南海贸易对东南亚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如王赓武先生所言："对暹罗湾和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地区和民族来说，印度洋的长途海上贸易越来越显得重要，而当时这种贸易对中国人来说，确实仍然无足轻重。" 南海贸易对东南亚地区是如此重要，从而使得"东南亚最发达的生产和贸易区却位于被中国称作'扶南'的临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半岛东侧，而不在克拉地峡的印度洋一侧。"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南海贸易对岭南地区的重要性，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汉帝国正是通过岭南地区而被纳入当时的"世界体系"。 "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交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作世界体系。" 东汉以后的岭南地区在这个"网络"或"体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对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邱布召遗址，进行了发掘，经碳十四测定，最早年代为公元一世纪。布召遗址所出土的陶瓶的形制可以见到古罗马尖底双耳瓶的影子，还有一块带轮压纹饰的陶碗碎片，与东印度出土的罗马风格轮压纹陶器甚为相似；一些陶罐上的方格或菱格印纹陶隐约透着东汉纹饰风格。 茶邱遗址距离东汉日南郡的南部边境只有数十公里。印度化色彩浓厚的占族文化，在起源阶段，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以岭南和西南地区为中介才得以实现的。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殷墟青铜器所采用的矿料来自云南，殷墟中出土的一些龟甲是从东南亚地区流传来的，四川广汉的商代牙璋和越南北部同时期的牙璋十分相似，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由殷墟到西南一至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条畅通的道路。 殷代龟甲上黏附有棉布，武夷山船棺葬亦出有棉布，饶宗颐先生据此认为"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 印度东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曾经是"印度-罗马的'贸易大站'，但是它的东方视野比西方视野要远得多"。 佛教最早由海路传入中国的观点，近年来再次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 佛教沿滇缅印道的传播路线，更是倍受注目。任继愈先生认为："四川的佛教……更大的可能性是通过云南输入的。"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在南方出土的大量佛教遗物从时代上表明，佛像在中国的最早兴起，并不在西北丝路，从风格上看，也不属犍陀罗系统，而是属于中印度的秣菟罗系统，其传入的路线是由印度经云南传入四川，再由西向东扩展到长江流域，从而构成所谓的由南方传入的"佛教南传系统"。

　　两汉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时期。以交趾和益州这两个刺史部为桥梁，以缅甸道、南海道、交趾陆道为主要途径的汉代对外交往，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汉，活跃的蜀商，通过缅甸道，与印度发生了贸易往来；无名的汉使，远渡南海，到达黄支。到东汉，胡商、胡僧先后来到中国，进而导致了南方诸道的繁荣。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佛教，其传播的途径，也与南方诸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岭南和西南地区是香料、犀、象、金、银的重要产地。香料、象、金与佛教关系密切，也与中国与印度、罗马之间的贸易有关。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