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中的西方佛教学者

　　邮票中的西方佛教学者

　　目前虽然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古代遗迹表明佛教早在公元前就曾在欧洲弘扬。但近代，佛教的再被认识,却是在殖民主义者对东方领土的侵略和资源的无情掠夺后,妄想进一步从思想上统治和奴役当地人民,而被动的接触并研究当地几乎全民信仰的佛教，以便更好地贬低并最终消灭当地人民的精神之柱——佛教。但大大出人意外的是：越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越是表明，佛教这一释迦牟尼佛于公元前六世纪创立的圣教远非耶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等）所能逾越的。于是欧美有识之士被博大而精深的佛教所折服，纷纷著书立说，直接或间接的宣扬佛法。其中著名人士有：

　　奥尔科特 Olcott

　　奥尔科特（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1832~1907），美国人。首位正式转向佛教信仰的欧美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陆军上校。他和俄籍妻子波拉瓦斯基（H.P.Blavatsky）两人原是研究哲学的，早对东方宗教产生浓郁的兴趣，而且特别同情斯里兰卡的佛教。１８８０年决心至斯国研究佛教，帮助佛教徒宣扬佛法。当他们两人抵达斯国南部的加耳（Galle）往时，发现斯国佛教不被重视，人民竟因羞耻而不敢表示自己是佛教徒。于是毅然从当地一位僧人受了三皈五戒，成为无比位虔诚的佛教居士。

　　斯里兰卡佛教的衰微，使奥尔科特觉得很惊讶。为了振兴佛教与基督教相抗衡，急需要一个佛教机构，１８８０年他在科伦坡成立“佛教灵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宗旨是发扬世界人类各宗教和平友好，及保卫宗教不压迫。学会先后开办很多学校，让佛教徒子弟就读，教英文和僧伽罗语。如现在著名的阿难陀学院（Ananda College）、法王学院（Dharmaraja College）、摩哂陀学院（Mahinda College）等，都是那时创立的。他还吸引了很多西方学者至斯国，发展斯里兰卡国家教育和佛教教育。

　　奥尔科特上校见斯国人多数是佛教徒，但佛教重要节日及佛日得不到休假，对佛教徒非常不合理。他以个人名义直接向英国外交部殖民地大臣交涉，结果斯国英殖民地总督同意，公布佛教卫塞节（佛诞节）为全国公休假日。

　　奥尔科特这样的做法，引起基督教牧师们十分不满，甚至政府一引起公务员也不赞成。他们呈报上级，要求政府禁止奥尔高特在任何地方发表演讲。但因为斯国人多数是佛教徒，禁止不了，反而斯国佛教徒更加拥护奥尔科特上校。

　　奥尔科特对佛教的工作，是真诚而诚心的。他筹募发扬佛教的基金，印刷僧伽罗语《Ｓarasavisan-derasa》及英文《佛教徒》（The Buddhist）杂志。１８８５年购地建立学会大厦，开始设计佛教五色教旗。同年又设立“星期日学校”，到次年即发展改为普通学校，教授英文。这就是现在科伦坡著名的“阿难陀学院”。上校所建立的学校，都向政府教育部登记，取得合法权利，虽也遭受很多阻碍，但都能获得成功。

　　奥尔科特一生所著30多种论著，著名的有《佛教问答》、《佛陀的传略和遗训》、《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等。为了在印度本土复兴佛教，1886年又在印度的阿德亚尔市（Adyar），办起了“阿德亚尔达图书馆”，里面除了存放他本人所著及大量巴利文佛教书籍外，还有来自中、日、泰等国家的佛教经典著作，这对印度近代佛教复兴和发展都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李斯·戴卫斯 Rhys Davids

　　李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s Rhys Davids 1843～1922)。英国人，生于科尔切斯特，1866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担任英国殖民主义政府官员时，开始从事巴利文和佛教的研究，校勘和翻译巴利语佛典。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巴利文佛教典籍的校订、翻译和刊行工作，1882年设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1883年任伦敦大学巴利语教授，1904～1915年任曼彻斯特大学比较宗教学教授。1908年在伦敦创立佛教协会，出任会长，刊行与翻译巴利语三藏。其著作和翻译很多。著有《佛教》、《佛教起源的故事》、《关于弥蓝陀王的问题》、《印度佛教》、《早期佛教》、《巴利语佛经》等。其夫人卡洛琳奥古斯泰戴维斯也是著名的佛学家，曾任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高级讲师，长期与丈夫合作，从事巴利文佛典的校勘和翻译工作。著有《佛教》（后改名为《佛教的诞生和传播》）、《早期佛教徒的行赞》、《佛教心理学》、《佛教大纲和历史概要》、《什么是佛教原初福音》等。而巴利圣典协会，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并促使以巴利语资料为主的佛教研究风靡当代。尔后虽因其他文献资料的渐受重视，及两次世界大战等因素而逐渐衰微，但巴利语资料所具的价值依然不变。而且，由于其中未刊行的宝贵资料与必须再作校订的典籍仍然甚多，故在国际学者的协力下，研究风气一直方兴未艾，不断蓬勃发展。此外，巴利语典籍在语言学方面也是了解中期印度语的珍贵资料。

　　盖格 Wilhelm Geiger

　　盖格（Wilhelm Geiger 1856～1943），德国语言学者、巴利语专家。1925-1930年间将巴利文《相应部》经、藏全部翻译成德文，并著有《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获得了世界佛教学者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为南传佛教在欧美社会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马克斯 缪斯 Max Mueller

　　马克斯·缪斯，F.（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宗教学家，尤擅佛学。早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巴黎大学随东方学家布尔诺夫研究梵文和佛学。1847年去英国定居，任牛津大学教授，专门从事印度宗教和哲学等研究工作，校勘、翻译和出版佛典。他对印度宗教、神话、哲学、语言等都有比较广博和深湛的研究，是19世纪兴起的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主要著译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古代梵文文学史》、《梵文文法入津》、《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还主编《东方圣典》51卷（1875年以后）。在南条文雄和竺原研寿等协助下校勘、翻译和出版了佛教文献《阿弥陀经》（梵文1881，英译1894）、《无量寿经》（梵文1883，英译1894）、《金刚般若经》（梵文1881，英译1894）、《般若心经》（梵文1884，英译1894）、《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884）、《法集经》（1884）等。日本的梵文学家和佛学家南条文雄、南楠顺次郎都出其门下。

　　索玛 Csoma

　　索玛一名乔玛(Korosi Csoma Sandor,英文为Alexander Csoma Korosi,1784—1842)，匈牙利人。1815年到德国格廷根大学留学,研习英、法、希腊和阿拉伯等13种古代和现代语言。1819年,为寻找匈牙利族祖先马札尔人的起源问题,只身前往亚洲探险。1823—1831年三次到西藏拉达克地区的桑喀,住在当地的藏传佛寺内，向藏族喇嘛学习语言文法,阅读文献，钻研佛学。1834年出版的《藏英字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为国际藏学之开端,由此向世界系统介绍了藏族语言、藏传佛教和文化。其学术领域甚广,著作内容涉及藏族文化的许多领域,包括辞典编纂、古籍目录、地理、藏传佛教的各派概说、藏医文献、文物等,使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到《西藏王统记》、《青史》、《萨迦格言》、《医方四续》等典籍的名称。可谓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后又连续发表了向国外读者介绍藏文佛典《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论文，使国外藏传佛教的研究至今掀起过三次高潮。为纪念其对藏学的贡献,匈牙利于七十年代成立国际性学术组织乔玛学会(The Korusi Csoma Society)。

　　斯坦因 Stein

　　斯坦因(Stein,Marc Aurel,1862—1943) 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生于匈牙利。就读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1883年获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印欧语言学和宗教史教授R·V.罗斯(1821—1895)。1884—1886年在伦敦牛津和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后,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其间在匈牙利参加义务军训一年,掌握地形测量和制图技术。受英属印度政府委托,四次赴中亚探险(1900—1901,1906—1908,1913—1916,1930)。主要目的调查在军事上极有价值的葱岭克什米尔地方,勘测由印度通向中亚的道路。对各地水文、生物、矿产等亦作了周密的考察。从中亚各地区及我国新疆、甘肃和宁夏各地劫走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莫高窟经洞中一万余卷古文书和数百幅绢画、新疆各遗址出土的古代壁画、泥塑、木雕和古文书等。共有著述四十余种,其中不少为巨著,论证了古代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两卷本《古和阗》(AncientKhotan,1907)系据第一次探险成果撰成,是研究中亚史,尤其是中亚美术史的重要资料。该书重点记述和阗地区古代雕塑、建筑、钱币、文书简牍等,并附※沙畹、※弗兰克(A·H·Francke)、※卜士礼、※托马斯等对汉、藏、希伯来、波斯文等文书的考释。两卷本《契丹沙漠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1912)、《西域》(Serindia,一译塞林迪亚,1921)、《千佛洞》(TheThousand Buddhas,1921)等均为第二次探险之纪实,是中亚美术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的重要资料。四卷本《亚洲腹地》(Inner Asia,1928)和《西域考古记》(On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1932),同样是第二次探险之报告。所刊载的资料至今仍是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甚至是唯一的资料。由于斯坦因所著的这些文章，大多具有：资料性强，可利用率高；地理学和历史考古学相结合；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信息量大；集众家之所长、采集体之智慧。故能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一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同时他本人也成为近现代史上重走玄奘之路的唯一成功人士。

　　虽然这些成就都是在破坏及掠夺而取得的。但他同以后的为破坏而破坏的无知野蛮行径（如塔利班炸毁巴米安大佛）又有所不同。毕竟通过他或他们所掠文物的展示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深入，在东西方学术界都引起巨大的轰动，反过来又推动中国的有识之士投身到对佛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最终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如敦煌学的产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然也为佛法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